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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法拉变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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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农场上了,而且这个农场也不再属于我。买主允许我继续在房子里住着,想住多久都可以,从法律上算是租给我的,所以我要支付租金,租金是一天一先令。

我打算把所有的家具都卖掉,所以和法拉就有一堆事要做了。我们把屋子里能看到的所有瓷器和玻璃杯都摆在桌子上等着卖掉。桌子后来卖出去了,我们就把它们排成长队摆放在地板上。每过一小时,布谷鸟就会在它们上方的钟表里傲慢地唱歌,但它很快也被卖出去了,它飞走了。有一天,我把玻璃杯都卖了,但到了晚上又觉得它们很好,所以早上又开车去了内罗毕,请求那位买下它们的女士取消这笔交易。虽然没有地方放它们,但毕竟有很多朋友的手指和嘴唇都碰过它们,它们还为我带来了香醇的美酒,身上还回响着往昔的各种话语,所以心里总觉得舍不得它们。又况且,如果我愿意,打碎它们也很简单。

壁炉旁原本摆着一个老式的木质屏风,上面画着中国人、苏丹人、黑人,还有一头带着绳子的狗。每到晚上,炉火熊熊地燃烧着,屏风上的人就会走下来,为我给丹尼斯讲的故事做插画。在决定处理它时,我定定地看着它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叠了起来,装进了箱子里。屏风上的那些人终于可以好好歇一歇了。

为了纪念丈夫诺斯拉普·麦克米伦爵士,麦克米伦女士在内罗毕建造了一座麦克米伦纪念馆。纪念馆很宏伟,里面还有图书室和阅览室。她开车来到农场,和我聊起了往日的时光,显得很伤心。她最后把我从丹麦带过来的大部分家具都买走了,准备放在她的图书室里。我很开心,这些整日乐呵呵的、又聪明又热情的橱柜仍然能够在一起,能够坐在一个满是书本和学者的环境里。这感觉就像在革命时期,一小群女士找到了一所大学当庇护所一样。

我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放进了箱子里,平时就坐在上面,也会把它们直接当餐桌用。在殖民地,书本的作用与在欧洲的不完全相同。它们几乎掌控了你整个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会因为它们不同的内容,感激它们或憎恨它们,而这种感激或憎恨要比在文明社会中浓烈得多。

书中虚构的人物和马儿们一起,在农场上奔跑,在玉米田里散步。它们就像聪明的士兵一样,能够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营地。一天晚上,我读完了《克罗姆·耶娄》(Crome Yellow)这本书。第二天早上,当我骑着马走在自然保护区的一条山谷中时,一头小羚羊突然蹿了出来,它立刻就化身成了《克罗姆·耶娄》里的牧鹿,拉着赫尔客里士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十条或黑或浅黄褐色的哈巴狗向前跑。这本书是我在内罗毕的一家书店偶尔发现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作者。读完之后,我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中新发现了一块绿油油的小岛,心情非常好。在这片国土上,沃尔特·司各特塑造的所有人物好像就在英国一样,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见到;你也可能会碰到奥德修斯和他的大军,甚至还能见到拉辛笔下的许多人物,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彼得·施莱米尔穿着七里格靴,大步迈过非洲的高山;蜜蜂小丑阿格布就住在河畔的花园里。

其他的东西有的卖掉了,有的打包邮走了。在最后几个月里,房子慢慢地变回了它原本的样子,看起来像头盖骨一样高贵。里面凉爽宽敞,带着回音,房前草地上的草长得跟台阶一样高。最后,屋子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我倒觉得这种状态要比之前的更适合人居住。

我对法拉说:“我们真应该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法拉非常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因为所有索马里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禁欲主义者。在这段时间里,法拉一心一意地帮助我处理一切事物。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索马里人了,也越来越像我刚刚到非洲时,他被派去亚丁接我时的样子。他很担心我脚上的那双旧鞋子,还说会每天向真主安拉祈祷,保佑我能穿着这双鞋顺利抵达巴黎。

在这几个月里,法拉每天都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他有很多漂亮的衣服,比如有着金色刺绣的阿拉伯小马甲,是我送给他的;带有金色饰带的猩红色制服马甲,穿到身上让他看起来特别高雅,是伯克利送给他的;还有各种颜色的丝质头巾。平常他都把它们收到柜子里,只有在特殊场合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但现在,他也穿上了它们。不论是跟在我身后走在内罗毕的大街上,还是和我一起站在政府大楼脏兮兮的楼梯上或是律师的办公室里时,他都穿得像盛极一时时的所罗门王一样。一个索马里人能做到这样还真是不容易。

除了家具,我还要考虑我的马和狗。我一直想拿枪直接把它们打死,但很多朋友都给我写信,想要继续养它们。看到他们的来信之后,我骑着马和猎狗们一起出去时,就会感觉直接用枪打死对它们不公平,毕竟它们的体内还流淌着鲜活的生命。我花了很长时间决定这件事情,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在哪件事上如此摇摆过。最后,我终于决定把它们送给朋友了。

一天,我骑着最心爱的坐骑鲁热去内罗毕。我们走得很慢很慢,一路上我不停地前后张望,心里在想,鲁热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这是要去内罗毕,但到了之后,我却不让它回来了。我费了很大力气把它弄进了奈瓦沙火车的运马车厢里。站在车厢里,我最后一次抚摸它那如丝般润滑的口鼻,最后一次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鲁热,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们曾经一起穿过土著的香巴田和棚屋,去寻找通向小河的车道;你曾经在陡峭湿滑的下坡地上,像骡子一般敏捷地向下冲;在棕色的淙淙溪水中,你的头和我的头曾紧紧地靠在一起。现在,我愿你能身处白云朵朵的山谷,左有树干可以啃,右有康乃馨可以吃。

我还有两只猎鹿犬,一只叫大卫,一只叫戴娜,都是潘尼亚的孩子。我把它们送给了在吉尔吉尔附近开农场的一个朋友。它们在那儿可以尽情地享受追猎的乐趣。两只猎鹿犬强壮活泼,我们很顺利地把它们放到了朋友的车里。朋友开车离开时,它们的头挤得紧紧的,从车的一侧伸出来,舌头也伸在外面,喘着粗气,好像准备好了要去参加一次兴奋刺激的打猎活动。它们那敏锐的眼睛、灵活的四肢,以及怦怦跳动的心脏,就要离开这间房子和这片草原,去一个新的地方呼吸、嗅闻,去欢快地奔跑了。

农场上的工人们一个个地开始离开。没有了咖啡,没有了咖啡工厂,普兰·辛格失业了,他也不想继续在非洲工作,所以最后决定要回印度。

走出工作的地方,能操控金属矿产的普兰·辛格就变成了一个孩子。他一点儿都不觉得农场的末日要来了。虽然他很伤心,大把的眼泪流进了浓密的黑胡子,但他一直在努力尝试着想让我留在农场,还为我想了很多让农场继续运转的计划,这让我很担心他。那段日子里,他像往常一样,为农场的机器感到骄傲,整个人被钉在了蒸汽机和咖啡烘干机上,他那双温柔的黑色眼睛始终紧紧地黏着每一个螺钉。到了最后,他终于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已经是无法挽回了,于是就放弃了努力。他很伤心,人也变得有点消极。有时碰到我,他会告诉我他的旅行计划。离开农场的时候,他什么行李都没带,只带了一个小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工具和焊接设备,就好像他早已把自己的心和生命送到了大洋彼岸,现在要过去的,就只剩下他这副瘦小的、丝毫不会装腔作势的棕色躯体,以及一口焊接锅。

他离开前,我想送他一份礼物。我本来是希望他能从我现有的东西里挑一件的,当我告诉他这个想法后,他非常开心地说,他想要一枚戒指。但我根本没有戒指,也没有钱去买。当时,还有几个月我才会离开农场。有一次,丹尼斯来到农场和我一起吃饭,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丹尼斯曾经送给我一枚阿比西尼亚软黄金戒指,大小可以调整,因此也适合所有的手指。告诉他普兰·辛格的愿望后,丹尼斯就觉得我肯定是在打这枚戒指的主意,想把它送给普兰·辛格。他以前总是跟我抱怨说,不管他送给我什么,我扭头就把这些东西给了农场上的有色人。为了防止我把戒指送出去,他把戒指从我手上摘了下来,戴在自己手指上,说在普兰·辛格走之前不会还给我。但没过几天,他就去了蒙巴萨岛。最后,这枚戒指也就跟着他一起下葬了。

普兰·辛格离开之前,我变卖了农场上的家具,有了足够的钱去买他在内罗毕看中的那枚戒指。这枚戒指是纯金打造,沉甸甸的,镶嵌着一枚亮得像玻璃的红宝石。看到戒指之后,普兰·辛格激动得哭了。我想,这枚戒指应该帮助他渡过了与农场和机器的离别难关。因为在离开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天天都戴着它,而且只要走进我的房子,他就会抬起手,给我展示那枚戒指,脸上带着灿烂温柔的笑容。在内罗毕车站,我最后看到关于他的东西,就是这只细瘦的黑手,它曾经以极快的速度在熔炉上工作。列车车厢里炙热拥挤,他坐在工具箱上,把手伸出车厢朝我上下挥舞,和我告别,那颗红宝石像一颗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普兰·辛格终于回到了他位于旁遮普的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但家里人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会常常给他寄一些照片。他把这些照片都保存在工厂边上的波纹铁皮屋里,常常会满怀温柔和骄傲地拿给我看。他坐船还没到印度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他好几封信,而且每封信都是同样的开头:亲爱的夫人,再见。然后,他会继续往下写,告诉我一些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还有他旅途中的一些奇遇。

在丹尼斯去世后的一周,我在一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很诡异的事。

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思考这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想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感觉自己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脱离了人类生活的正常轨道,陷入了一种自己怎么也不应该有的混乱状态中。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我抬脚走路,脚下的地面好像就在下陷,星星也开始从空中坠落。我想到了一首关于世界毁灭的诗,里面就提到了星辰的坠落。还想到了一首关于小矮人们在山洞里叹息的诗,他们最后都死去了,而且是死于恐惧。我想,最后这几个月我所经历的不可能只是巧合,也不可能只是人们所说的坏运气,这其中一定有一个中心原则,如果我能把它找出来,我就得救了。如果我找对方向,事情的逻辑一定就会清晰起来。所以我认为我必须要起床去寻找某个迹象。

很多人觉得,“迹象”这个东西完全是胡扯。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它需要一种特殊的心态,而大多数人通常都不可能拥有这种心态。但凡有了,在寻找某个迹象的时候,就不可能找不到答案,这是大自然对于人的要求的自然回应。在这种心态下,一位天才的牌手随手从桌子上拿起十三张牌,就能凑成一手好牌,它们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其他人还没有叫牌[1]之前,他已经看到了一个“大满贯”正在盯着他的脸看。玩桥牌也有大满贯?当然有,但是只留给命中注定的那个牌手。

我走出房子去寻找这个迹象,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仆人们的棚屋区。他们刚刚把自己养的鸡放了出来,这些鸡在棚屋中间到处跑着。我站在地上,定定地看着它们。

法提玛的白色大公鸡昂首阔步地走到我前面,然后突然停下,头向一边歪了歪,又朝另外一边歪了歪,头上的鸡冠就立了起来。原来,在小路的另一侧,一条小小的灰色变色龙从草丛里爬了出来,像公鸡一样,正在做晨间侦查。公鸡径直走过去踩在了它身上,然后咯咯咯叫了几声,表达自己的满意。鸡是吃变色龙的。看到公鸡,变色龙整个就傻掉了。它非常害怕,但却很勇敢。只见它用爪子抓着地面,使劲地张大嘴巴,想要把敌人吓跑,然后突然朝公鸡吐了一下棍子一样的舌头。公鸡好像很吃惊,就站着不动了,过了一秒钟,它迅速果断地低头,嘴巴像锤子一样啄下去,变色龙的舌头被它啄了出来。

两只动物之间的交战只持续了十秒钟。我把公鸡赶走,然后拿起一块大石头,把变色龙砸死了,因为没有舌头,变色龙是活不下去的,它们要依靠舌头捕食虫子。

在如此微小的世界里,竟然会发生如此阴森可怕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很害怕,于是我转身离开,在房子边上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而且坐了很久。法拉把茶水端了出来放在桌子上,我不敢抬头,一直盯着脚下的石头,心里想着,这个世界真是太危险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慢慢地才意识到,很可能这一幕就是我所寻求的答案,而且是最为纯粹的精神层面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尊重,变得与普通人不一样,虽然方式有点怪异。我朝着某些力量大声呼喊,这些力量反而比我自己更加重视我的尊严,它们怎么可能给出其他答案呢?毕竟这段时间不应该是宠爱和溺爱我的时候,于是面对我的祈求,它们就选择了集体沉默。它们对着我大笑,笑声在山谷中回荡,通过喇叭、公鸡和变色龙传递给我。哈哈哈!

我很庆幸在这天早上及时拯救了变色龙,否则它很可能会缓慢地死去,那可真是一种痛苦。

就在这段时间,英格里德·林斯特龙从恩乔罗的农场下来,和我一起住了几天。当时,我还没有把所有的马匹卖掉。她完全是因为和我的友情才来的,因为她在农场太忙了,平时根本就无法抽身离开。为了偿还购买农场的债务,她的丈夫在坦噶尼喀的一家大型剑麻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来到农场的时候,他正在海拔两千英尺的公司里挥汗如雨,就好像他的妻子为了农场,把他像奴隶一样租了出去。所以,农场就只能靠她一个人经营了。她把农场的家禽养殖场和菜园扩大,买了很多猪,还养了一些小火鸡,忙得几乎很难脱身,离开几天都不行。但为了我,她把农场的一切都交给了凯莫萨打理,然后跑到了我这里,就好像是朋友的房子着火了,她要跑过来帮忙一样。这次她没有带凯莫萨来,对法拉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体内带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自然元素所特有的力量,英格里德打心底里能够理解,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让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农场,离开自己的农场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聊过去,不聊未来,也从来不提任何一个朋友或熟人,两颗心一起把那些灾难排斥在外。我们就是在农场上散散步,每当经过一个东西,就说出它们的名字。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说过去,好像是为了在精神上存下我所有的损失,又好像是她要为我向命运申诉,然后专门来收集材料来了。英格里德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虽然她很清楚这世上不会有这样的书,但她还是有这种想法,它是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谋生的一部分。

我们走在地势较低的牛棚边,坐在栅栏上,在牛们进棚的时候一头一头地数着。我一句话不说,指着这些牛给她看,意思是“这些公牛们”,她同样也是沉默着回应我:“是啊,这些公牛们。”然后把它们记在她的那本书里。我们又走到马厩里,给马儿们喂糖吃,它们吃完之后,我把自己黏兮兮的、沾满马儿唾液的手伸到英格里德面前,大声喊道:“这些马儿们啊。”英格里德艰难地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些马儿们啊。”然后就把它们也记了下来。在河边的花园里,她根本无法忍受我马上就要丢下这些从欧洲带来的植物这个事实,绞着双手看着这些薄荷、鼠尾草和薰衣草,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计划,好帮着我把它们带走。后来,她还向我提起过这些植物。

那天的整个下午,我们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我的牛群上,它们当时就在我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吃草。我把每头牛的年龄、性格和产奶量都告诉了她,听着这些数字,她叹气,她尖叫,就好像她身体受伤了一样。她一头一头详细地检查它们,不是想要买下它们,因为我已经把它们都送给了我的仆人,而是在计算我的损失。她把脸紧紧地贴在柔软的牛犊身上,这些小牛犊散发着香甜的气味。她很快地瞥了我一眼,眼神深邃,里面满是愤怒,她这是在谴责我抛弃了它们呢。当然,这不是她的本意,她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谴责我,只是她农场上的几头小牛犊曾经是她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的。

当一个男人走在他某个失去了亲友的朋友身边,脑子里一直在想“谢天谢地,幸亏死的那个人不是我”时,我相信他一定会感觉很内疚,会尝试在心里压制这种想法。但如果是一个女人和自己的同性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这个女人一定会向遭遇不幸的朋友表达自己的同情,而且心里也肯定在想:“谢天谢地,幸亏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但两个女人都不会因为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反而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亲密,就连寻常的客套话里,也会多一些个人的亲身体会。男人不太容易会嫉妒其他男人,也不会在打败其他男人后淡然处之。但在伴娘面前,新娘很自然就是赢家;来探望刚生完孩子的产妇的女人,也会嫉妒新生儿的母亲。但双方都不会因为这种关系而感到不适。失去孩子的母亲在把孩子的衣服展示给朋友看时,她也知道朋友此时心里一定在重复这句话,“谢天谢地,幸亏失去孩子的那个人不是我。”但双方都觉得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的,是很自然的。我和英格里德就是这种状态。我们一起走在农场上时,我很清楚她的心里正在想着自己的农场,正在庆幸自己是幸运的,能够继续拥有自己的农场,继续用尽全力经营它。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两人都没觉得什么不适。我们虽然穿着破旧的卡其布外套和裤子,但我们两个实际上是一对女神,一个穿着白衣服,一个穿着黑衣服,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非洲农夫生活中的魔仆。

几天之后,英格里德和我告别,坐着火车回到了恩乔罗。

我不再骑马出去。散步的时候,因为没了猎狗的陪伴,周围也变得一片寂静。但我的汽车还在,幸好它还在,因为这几个月里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非法棚户们以后的生活一直是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农场的买主要把所有的咖啡树砍掉,把这片土地划片出售,用作建筑用地,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这些人了。我们的出售交易刚刚达成,买主就限令这些土著人在半年后搬出农场。但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心里还很困惑,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这片土地是他们的,毕竟很多人就出生在这里,还有一部分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来到了这里。

他们知道,想要生活在这里,就必须每年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并因此会在每个月有三十先令的收入。他们的账目都保存在农场的办公室里。他们也知道,要向政府缴纳棚屋税,每间棚屋为十二先令。对于那些拥有两到三间棚屋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基库尤男人有多少个妻子,就会有多少间棚屋,因为他们必须为每一位妻子建造一间棚屋。时不时地,这些非法棚民会因为做错事情而被人威胁要赶他们走,他们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农场上的位置并不是那么稳固。他们讨厌所谓的棚屋税,当我为政府去征收这笔税时,他们会故意给我找很多麻烦,还会唠叨很多话让我听。但他们把这些事情都看成是生活中的普通变化,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希望,总是坚信他们会摆脱这些东西。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生活中会有一条适用于他们所有人的原则,会在特定的时候,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跳出来。因此,他们把农场新主人的决定看成了一个怪物,他们要勇敢地忽视它。

在某些方面,白人在土著人心里的位置,颇似上帝在白人心中的位置,当然在某些方面也并非如此。我曾经和一位印度木材商签订过一份合同,里面有这样的表述:上帝的作为[2]。我对这个表述不太熟悉,为我们起草合同的律师给我解释说:“不对,夫人,你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完全不可预见、不合常规、不合逻辑的东西,就是上帝的作为。”

最后,非法棚民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是必须要离开农场的。于是,我的房间里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被迫离开农场,完全是因为我要离开这里,是我的坏运气波及了他们。其实,在此之前,我们早就把这件事谈过了,所以他们并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他们应该去哪里。

我觉得不管以什么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根据这里的法律,土著人自己不能购买土地,我也不知道有哪块农场能大到足够容纳下农场上的所有非法棚民。我告诉他们,我已经问过政府这件事了,他们必须到基库尤保留区找地方居住。他们很严肃地问我,保留区内有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容纳他们所有的牲口?然后又问我,是不是确定能在那儿找到一大片土地,让农场的所有佃农仍然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想分开。

他们仍然要生活在一起的决心如此坚定,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在农场上,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对彼此都没有什么好评价。现在却一起来到我的屋子里,以卡塞古、卡尼纽和梅格为代表的家畜饲养者手拉手,神气活现地来了;地位低下、连头羊都没有的田地雇工沃沃尔和乔撒也来了。他们同仇敌忾,想要努力保持团结,就像要努力留住自己的牲畜一样。我觉得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一片可以生活的土地,而是一种存在感。

对于这些土著人而言,如果你夺走他们的土地,那你剥夺的就不仅仅是土地和故土,而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根和他们的身份。你夺走他们经常看到的东西,或者夺走了在未来要出现的东西,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挖走了他们的双眼。在这一点上,土著人要比身处文明世界的人感受更加强烈。再说,就连动物都会历尽千辛万苦,长距离跋涉,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找回自己失落的身份。

马赛人当年被迫从铁路以北的故乡迁移到如今的马赛保留区后,也把故土山峰、平原和河流的名字带了过来,并以它们为新家的山峰、平原和河流命名。来这儿旅行的人不会理解这一点。马赛人把割掉的根像药物一样随身携带着,在外流浪时,还会通过某种方法保留自己的过去。现在,他们因为一种自保的本能而互相依靠对方。如果要离开长期居住的土地,他们必须把周围认识的人一起带走,这样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如此以来,在迁移过去很多年后,他们还能谈起之前居住过的农场的地形和历史。某个人忘记了,其他人就会提醒他。在这件事上,他们其实是感觉到了一种群体灭绝的羞辱。

他们对我说:“姆萨布,为了我们,去找塞利卡利[3]吧。去请他们同意我们带上所有的牲口到新地方,而且要允许我们一起过去。”

从此,我漫长的朝圣之旅,或者说是乞讨之路,就开始了。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件事几乎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

在这些基库尤人的差遣下,我从内罗毕和基安布地区委员那儿,跑到了土著人事务部和土地局,最后又跑到总督约瑟夫·波恩爵士那儿去请求他。那时,这位总督刚刚从英国被派过来,所以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到了最后,我都忘记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了,整个人像是在大浪中浮浮沉沉。有时候,我会在内罗毕待一整天,或者一整天在农场和内罗毕之间奔波无数次。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我回到家里,周围总是会站着一些非法棚民,他们从来不来问我事情的进展,而是站在那儿看着我,用一种土著人的魔法、毅力和我交流。

政府官员们颇有耐心,而且也乐于帮助我。但这件事情的棘手之处并不是他们靠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在基库尤保留区,确实很难找到一片足够大的、无人占据的土地,来容纳我农场上所有的非法棚民和他们的牲畜。

大多数官员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很了解当地的土著居民,但他们也只是含糊地建议我说服这些基库尤人卖掉一些牲畜。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些土著不可能这么做,一旦他们把所有的牲畜都带到一片容纳不下他们的地方,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会给保留区的邻居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到时候还需要其他的地区委员专门解决这件事情。

我提到棚民们的第二条要求时,他们很明确地表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我立刻想到了“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之类的话。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常会想象人们在面对李尔王时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并依据这种想象来给人分类。在最开始时,李尔王确实对每个人的要求太多了,但他毕竟是个国王,你不能跟他去讲道理,同样地,你也不能与一个老资格的基库尤人讲道理。与这位老国王和他的女儿们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白人的,白人们只是接管了这个国家,他们的国家是基库尤的保护国。但我所考虑的是,就在不久前,在我们仍然有记忆的不久前,这个国家的土著人还毫无争议地拥有着这片土地。他们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人和白人的法律。虽然目前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安全感,但土地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固定的,不动的。贩卖奴隶的人贩子们把他们拉到市场贩卖,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被卖掉的土著人在东方流浪着做奴隶时,会时时刻刻想着回到这片高原,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着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老人,与同样拥有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大象非常相似。他们站在非洲大地上,一副庄严沉稳的模样,周围的世界在他们昏暗的脑海中慢慢地聚集、堆积。他们是大地的化身。对于周围发生的变化,他们会迷惑不解,或许还会问你他们在哪儿。此时,你一定会用肯特伯爵的话回答他们:“在您自己的国土上,陛下。”

到了最后,我觉得这一辈子可能就要在内罗毕和农场之间开车来回奔波,与政府官员不停纠缠了,却在突然间收到了通知,说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政府终于同意为我的非法棚民们拨出一片土地,就位于达戈雷蒂森林保护区内。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区,而且那儿也离我的农场不远。在农场消失之后,他们还能保留自己的样子和名字,作为一个群落生活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农场却陷入了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从这些基库尤人的脸上,你无法判断出他们是自始至终就对这件事的成功抱着信心,还是早就绝望了。但这件事刚刚确定后,他们就立刻跑到了我的家里,又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要求和请求,我全部拒绝了。他们持之以恒地围着我的家,用一种异常的眼光看着我。土著人对运气这件事抱着一种信念,他们觉得,某件事情成功之后,所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甚至还相信我会继续停留在农场上。

解决了非法棚民们的去留问题后,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满足,心也就慢慢平静下来。

过了两三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离开的时间到了。咖啡已经收割完毕;磨坊静静地在农场上矗立;房子空荡荡的;非法棚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土地;雨季结束了,长长的草铺满了整个平原,铺满了山间。

其实在最初,我就计划着要放弃所有琐碎的事情,好保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但到了最后,这个计划失败了。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到了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自己本人倒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命运抛弃。

那些天正好是满月。月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图案。我想,看着这间屋子的月亮或许正在好奇,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还要住多久。“啊,不对,”月亮却说,“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本来还想多住一些日子,好看着非法棚民们搬进新家。但丈量土地是需要时间的,他们搬过去的时间还确定不下来。

[1]桥牌术语。在桥牌游戏的发牌后和发牌前都要叫牌。目的是为了和同伴互通牌情,或干扰对方。

[2]字面意思是“上帝的作为”,翻译成中文时,一般引申为“不可抗力”。根据上下文,作者在这里指的是与上帝有关的字面含义。

[3]原文为斯瓦希里语,意思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