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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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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我有个厨师,名叫埃萨。他是个性格温和、非常理智的老头儿。有一天,我去内罗毕的麦金农杂货铺买茶叶和调料。一位女士走过来跟我说,她知道埃萨在为我做工。这是一位个子矮小、脸上棱角分明的女士。我说:“是啊。”“以前他是在我那儿做工的,”这位女士说,“现在我想让他回来。”我告诉她,很抱歉,她不能带走埃萨。“哦,我可不觉得这样,”她说,“我丈夫是政府官员。请您回家后告诉埃萨,我想让他回来,他不回来,我就把他送到军队的运输部队去。我也知道,除了埃萨,你家还有足够的仆人。”

回到家之后,我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埃萨。第二天晚上,我才想起来告诉他,我说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把那位女士的话转告给了他。让我吃惊的是,埃萨立刻就乱了手脚,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中。“我的天啊,姆萨布,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说,“那位女士说什么就会做什么的。今天晚上我就得离开了。”“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说,“他们不可能把你送到运输部队去。”“上帝救救我吧,怕是现在都晚了。”埃萨说。“但是埃萨,你走了,我上哪里去找厨师?”我问他。“啊,如果我被送到运输部队,或是直接死掉了,你也不会有厨师了呀。而且我确定,我这次是死定了。”

在那段日子里,人们非常害怕运输部队,所以我说什么,埃萨都不愿意听。他向我借了一盏防风灯,用一块布把他所有的财产包起来,然后就摸黑去了内罗毕。

从那天开始,他离开农场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去内罗毕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有一次是在去内罗毕的路上和他擦肩而过。他变得更老更瘦了,脸颊凹陷,头顶上的黑发变成了灰白。在内罗毕市里,他是不肯跟我说话的。但如果我们在平坦的路上相遇,我就会停车,他会把头顶上的鸡笼放到地上,安心地站着和我聊天。

虽然他和以前一样举止温和,但他还是变了,而且变得很难交流。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心早就跑到了很远的地方。命运折磨着他,他一直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不得不利用我想象不到的资源生活。这些生活经历磨练了他,让他的心思变得透明。和他谈话,就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好像已经通过修道士见习期,进了一家修道院。

他问我农场上的生活。土著仆人们总是觉得,一旦他离开,其他仆人们就会对他的白人主人极其凶恶。他问我:“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说,有人告诉我,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他就说:“你是知道的,如果再打上十年,我肯定会忘记怎么做你教我的那些菜了。”

这位瘦小的基库尤老人站在横贯非洲大平原的路上,脑子里居然有和布瑞拉特-萨伐仑一样的想法。这位美食家说过,如果法国大革命再持续五年,蔬菜炖鸡肉的烹调技术就会失传。

很明显,他刚刚表达的遗憾主要是为了我。为了结束他的这种“怜悯”,我转移话题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想了一分多钟,然后像从很远的地方把思绪拽回来似的说道:“姆萨布,你记得吗?你曾经说过,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太累了,它们每天都得套着牛轭拉车,不会像农场山上的牛一样有一天休息的时间。现在,我和那位女士一起生活,就很像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土著人本身其实对动物并不会抱有什么怜悯,所以在埃萨心里,我的那些关于牛的说法一定是很牵强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才会一直看着远处,眼神里充满了歉疚。况且这个话题又是他自己提到的,他心里估计会觉得莫名其妙。

战争期间我的大部分烦恼都来自信件。那时,不管是寄出去的还是收到的信,都会被内罗毕的一个矮个子瑞典审查员拆开。这个审查员整日昏昏欲睡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可疑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单调,所以他才对信件里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兴趣。他读着我的信,其实就像是读杂志上的连载故事一样。我常常在信里写一些威胁他的话,专门让他去读。我说,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些威胁付诸行动。战争结束之后,他或许是记起了我的这些威胁,又或许是他幡然醒悟了,后悔了,所以就派人跑过来,告诉我停战的消息。他派人过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他走了之后,我去树林里散步。周围一片静寂,一想到此时法国和佛兰德斯前线一片静寂,而且所有的枪支也安静下来,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正是因为这种静寂,欧洲和非洲才变得非常近,就好像从这片树林中的小道就能走到维米岭山脉似的。从树林里走回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是埃萨带着行李站在那儿。看到我,他立刻开口说道,他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一幅画,镶嵌在玻璃下面,还加了外框。画上是一棵树,笔画非常仔细,上百片叶子都被涂上了鲜亮的绿色,而且每片叶子上都用红色墨水写了一个很小的阿拉伯字母。我觉得这些字应该都出自《古兰经》,埃萨解释不清它们的意思。他一边不停地用袖子擦拭着玻璃,一边说这绝对是一份好礼物,是他在受折磨的这一年里,拜托一位内罗毕的伊斯兰老阿訇帮我做的。这位老人一定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把整棵树画下来。

之后,埃萨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