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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重逢,严寒。明年,1929年,还会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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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恢复,这家伙又站在他曾经站过的地方,他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认识。现在,第一次沉重的捉弄落到他的头上。他卷入了一场犯罪,他不愿意,他反抗着,但他别无选择。

他用双手和双脚英勇地、拼死地反抗,可是无济于事,它主宰着他,他别无选择。

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阿辛格尔门前,蒸汽打桩机隆隆作响,干劲十足。它有一层楼那样高,若无其事地把钢轨打进地里。

寒风刺骨。二月。街上的行人穿着大衣。有毛皮的就穿毛皮的,没有毛皮的就不穿毛皮的。女人们的腿上是薄薄的长筒袜,她们肯定冻得发抖,但这样看上去才有风度。瞌睡虫们因为寒冷而缩作一团。等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便又会不亦乐乎地四处打探。这期间,他们痛饮双份的白酒,可这算什么酒啊,人家可不想像个酒鬼似的沉湎其中。

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那架蒸汽打桩机轰隆作响,干劲冲天。很多悠闲的行人驻足观看打桩机的工作。上面有个男人在不停地拉一根链子,上面紧接着冒出烟来,咣当一声,杆子顶端挨了一下。站在一旁的男人、女人,特别是年轻人全都乐了,这活儿干得真顺溜:咣当一声,杆子顶端挨了一下。然后,它小得如同一根食指尖,可它依然始终不停地挨上一下,于是乎,它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最后,它不见了,被人家干净利落地当肉给腌了,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去。木板覆盖了一切。先前站在蒂茨门前的、伸出一只手来的贝罗丽娜(1)曾是一座巨型的女人雕像,也被人挖走了。说不定人家会把她回炉熔化,用于制造奖章。

他们像蜂群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成百上千,手脚不分白天黑夜地忙活。

挂着拖车的黄色电车,一辆一辆地、轰隆隆地驶过亚历山大广场上的木板路面,跳车危险。火车站已经清除了一大片,通往科尼希大街的单行道经过维尔特海姆。要去东边的人,必须从后面绕过总局大楼,穿过克罗斯特尔大街。一辆辆火车隆隆作响地从火车站驶向雅诺维茨桥,火车头的上部喷出蒸气,它正好停在普莱拉腾(2)的头上,王宫啤酒厂,再过一个拐角就是大门。

越过路堤,他们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他们把城市铁路的全部房屋都豁出去了,他们哪来这么多钱,柏林城富得很,我们缴纳税金。

他们拆掉了带有马赛克招牌的罗厄泽尔和沃尔夫(3),而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它又重新站了起来,它还站到了对面火车站的门口。罗厄泽尔和沃尔夫,柏林-艾尔宾,一流的品质,一应俱全的口味,巴西,哈瓦那,墨西哥,贴心阿娇,莉莉普特,8号雪茄,每支二十五芬尼,冬季叙事遥曲,一包二十五支,二十芬尼,10号雪茄,散装,苏玛特拉外皮,这一价位的特别奉献,一百支一箱,十芬尼。我所向披靡,你所向披靡,他所向披靡,用箱子,五十支一箱,用纸盒,十支一盒,销往世界各地,波叶罗二十五芬尼,这则新闻让我们结识了众多的朋友,我所向披靡,你从一旁打将过去。

普莱拉腾门口有空地,那上面停着一辆辆满载香蕉的车子。给你们的孩子香蕉吃。香蕉是最干净的水果,因为香蕉皮阻挡了昆虫、肉虫和芽孢杆菌的侵袭。这些经过外皮入侵的昆虫、肉虫和杆菌被排除了。内阁大臣什策尔奴已经强调指出,甚至连婴幼儿也有的吃。我砸它个稀巴烂,你砸它个稀巴烂,他砸它个稀巴烂。

风在亚历山大一带一阵阵地刮起,蒂茨拐角处的穿堂风令人生厌。有风,它在楼房之间肆虐,蹿上地槽。人们很想躲进酒馆,可又有谁能办得到呢,它吹过你的裤兜,你会有所察觉的,有事情发生,不要犹豫不决,在这种天气里,人只有保持愉快才行。清早,工人们从莱尼肯多夫、新科隆、魏森湖乘船而来。无论寒冷与否,刮风与否,咖啡壶拿来,包好夹肉面包片,我们必须累死累活,那些寄生虫高高在上,睡在他们的羽绒被里吸干我们的血汗。

阿辛格尔拥有一家大型的咖啡馆和餐厅。谁要是还没有肚子,就可以让自己长出一个来,谁要是已经有了,就可以尽情地去撑圆它。天性不可违!谁要是以为,可以通过人工添加剂的办法,来改善用营养价值已丧失殆尽的白面制作的面包和糕点,那他就是在欺骗自己和消费者。自然有其自身的生存法则,每一次滥用都会遭到报复。当代所有的文明民族之所以几乎都在健康状况方面令人震惊和忧虑,其原因就在于食用破坏了营养价值的人工精制食品。不只这家商场,外面也有精制的香肠制品卖,肝肠和血肠价格低廉。

饶有风趣的“杂志”只要二十芬尼,而不是一个马克,《婚姻》十分有趣,也十分刺激,只要二十芬尼。小贩们口吐烟圈,头顶船形软帽,我所向披靡。

黄色的电车从东边,从魏森湖、利希滕贝格、弗里德里希斯海因、法兰克福大街,跑来,驶上广场,穿过兰茨贝格大街。65路从中央牲畜场开来,大环形魏丁广场,路易森广场,76路昆德凯勒途经胡贝尔图大街。在兰茨贝格大街街角,他们对弗里德里希·汉恩,从前的商厦,进行了清仓大甩卖,准备积蓄力量做龙头老大。这里是各路电车和19路公共汽车图尔姆大街的停车站。在从前的于尔根斯纸品店,他们已经把房子拆掉了,加筑了一道建筑围栏。那里有一个老头和一架医用磅秤坐在一起:控制您的体重,五芬尼。哦,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云集在亚历山大广场,你们享受这一时刻吧,你们通过磅秤旁的空隙去看看这个瓦砾的广场,以前,于尔根斯曾在这里兴旺发达,汉恩商场此时还伫立在这里,它被清仓、掏空、挖出内脏,还只剩下些个红色的破烂贴在橱窗上。一个垃圾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你是来自尘土,你应该重新归于尘土,我们曾经建造过一幢雄伟的大厦,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人了,既不进也不出了。罗马就是这样没落的,巴比伦,尼尼维,汉尼拔尔,恺撒,一切都没落了,哦,你们好好想想吧。对此,我首先要说的是,正如上个周日版刊登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人们目前又在重新发掘这些城市,其次,这些城市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人们现在又可以建造新的城市了。如果你的旧裤子腐了,破了,你可犯不着为它们难过伤心,你去买新的,世界就是这种活法。

警察对广场进行着强有力的统治。广场上站着好几个警察的样本。每一个样本都用行家的眼光扫射左右,把交通规则背得滚瓜烂熟。每一个都扎着皮绑腿,一根橡皮棍悬挂在他身体的右侧,双臂水平挥动,从西向东,于是南,北不能前行,于是东边涌向西边,西边涌向东边。随后,这个样本自动地作出转换:北边涌入南边,南边涌入北边。警察的腰身十分敏捷。随着他的猛地一动,约莫三十个行人越过广场走向科尼希大街,他们之中有一部分停在了安全岛上,有一部分则顺利地到达对过,继续漫步在木板路上。与此同时,也有数目完全相同的一批人向东边迈步启程,他们涌向对面而来的那一拨,他们也遭遇了完全相同的情况,但没人出事。这都是些男人、女人和儿童。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牵在女人的手里的。把他们全都一个一个地数落出来,描述他们的命运,是很困难的,但如果只选择其中的几个来写的话,或许还有一些成功的可能。寒风均匀地把剁碎了的干草抛洒到每个人的身上。东行者的脸和西、南,及北行者的脸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他们也在交换着他们的角色,而这些现在正在越过广场去往阿辛格尔的人,一个小时之后,你可以在那家空空如也的汉恩商场门口找到他们。同样,那些从布鲁隆大街过来、准备前往雅诺维茨大桥的人混合进来,加入到这些反向而行的行列之中。不错,很多人也在马路的一侧拐弯,从南向东,从南向西,从北向东。他们和坐在公共汽车、电车里的人们一样,步调一致。这些人全都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坐在里面,因而使得标在车厢外面的重量加重。至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活动,又有谁能够传递得出来,整一个鸿篇巨制。假使真有人这样去做了,那又会对谁有用呢?新书?连那些老的都不行了,二七年的图书销售额同二六年相比,已经下降了多少多少个百分点了。这些人被当作付过二十六芬尼的个人来看待,月票持有人和只缴十芬尼的学生除外,于是,他们带着自身一公担(4)到二公担不等的重量,穿着自己的衣裳,带着提包口袋,包裹,碗盆,帽子,全副假牙,疝带,乘车驶过亚历山大广场并保留着那些神秘的细长纸条,那上面都写着:12路西门大街DA,哥茨科夫斯基大街C,B,奥拉尼恩堡门C,C,科特布思门A,神秘的符号,谁能猜出它们的意思来,谁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来,谁能承认,我要对你说,有三句话内容很深,这些纸片已经在固定的位置上打了四个孔,纸条上所写的德语也同样被用来写下了《圣经》和资产阶级法律:适用于到达旅行地的最近路线,转乘有误,概不负责。他们阅读各种倾向的报纸,借助他们耳朵的迷宫来保持平衡,吸入氧气,打盹,身体疼痛,身体不疼痛,想,不想,幸福,不幸,既非幸福,也非不幸。

那架打桩机轰轰地向下,咔咔作响,我所向披靡,也不放过一根钢轨,嗡嗡的声音从总局大楼传来,越过广场,他们铆接,一架水泥机把它的货物掀翻在地。阿道夫·克劳恩先生,勤杂工,聚精会神地观看,车辆的翻倒强烈地吸引着他,你所向披靡,他所向披靡。他一直在紧张地窥视,满载着沙子的敞篷货车的一边向上升起,等升到那个高度时,扑通一声翻转过来。人可不愿意就这样被从床上掀下来,两腿朝上,头朝下,你躺在那里,有可能出事,但这些人总会排除这种险情。

弗兰茨·毕勃科普夫重又背上背包,卖起报纸。他换了一个住处。他离开罗森塔尔门,站在亚历山大广场边上。他完全恢复了昔日的强壮,1米80的块头,他的体重下降了,行动起来更轻松了。他的头上戴着用报纸叠成的帽子。

帝国大厦里的危机警报,人们谈论三月选举,也许是四月选举,路在何方,约瑟夫·维尔特(5)?德国中部的斗争在继续,应该组成一个仲裁人法庭,腾姆佩尔荷伦大街发生抢劫。他把自己的报摊摆在了地铁通向亚历山大大街的那个出口,对面就是乌法电影院,眼镜商弗洛姆又在这边开了一家新店。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向明茨大街望下去,他这是第一次站在拥挤的人流里思忖:这里离那两个犹太人大概有多远,他们住得一点也不远,那还是在我第一次倒霉的时候,我不如上他们那里去看上两眼,没准他们能买我一份《民族观察家》。干吗不,他们喜不喜欢它,我不管,只要他们买它就行。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咧嘴冷笑起来,那个拖着拖鞋的犹太老头子当时也太滑稽了。他四下环顾,十指僵硬,旁边站着一个发育畸形的矮个子,这人的鼻子完全是扁着长的,恐怕是被人打碎了。帝国大厦里的危机警报,赫伯尔大街17号的那幢楼房因为存在倒塌危险,住户已被迫搬离,渔轮上的谋杀,是反叛者还是疯子。

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和这个畸形人都往自己的手心里哈气。上午的生意萧条。一个上了年纪的干巴男人,看上去像根刮了胡子的细草,他来到弗兰茨身旁。他戴着一顶绿色的毡帽,他向弗兰茨打听报纸的情况。弗兰茨也问了问他。“同行,这老天爷是不是为你着想,谁知道啊。”“是的,我五十二岁了。”“可不是嘛,所以,五十岁开始来神了。我们当兵那会儿曾遇见过这么一个预备役的老上尉,当时他才四十岁,来自萨尔布吕肯,发售彩票的——这就是说,他说,没准他以前雪茄抽多了,他四十岁就开始来神了,是在骶骨部位。他的姿势因此变得十分僵硬。他走起路来像扫帚打滚。他总是让人给自己抹黄油。到了1917年,黄油再也弄不着了,就只好用食用椰子油,上好的植物油,就连这个也是哈喇了的,他于是让人开枪把自己给打死了。”

“有什么法子,工厂里也不要人了。去年,他们还给我做了手术,是在利希滕贝格,胡贝尔图医院。拿掉了一只睾丸,说是得了结核,我跟你说,我现在还疼着呢。”“唉,你可当心点,另外一只以后还会轮上的。最好坐着,最好做个马车夫。”德国中部的斗争继续进行,谈判没有结果,向承租人保护法求助,觉醒了,承租人,你正被剥夺着栖身之所。“是的,同行,你可以做报纸,可你必须能跑路,必须会叫唤,你的嗓子如何,红胸鸲,你会唱歌吗?这不,你瞧,这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关键,干我们这行必须能唱善跑。我们需要大嗓门。谁的声音最大,谁的生意就最好。我跟你说,这是个消过毒的社会。瞧瞧这个,这都要几个铜板?”“我要四个。”“不错。你要四个。这很重要。对你而言。不过,人家要是有急事,他就会在口袋里搜寻,找出一枚六芬尼来,然后又是一个马克或十个马克,问问我们的兄弟,他们都可以换钱。人家唯利是图,这都是些不折不扣的银行家,他们擅长换钱,从中抽取他们的佣金,而你还蒙在鼓里,手脚可麻利了。”

老头叹了口气。“唉,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摊上这劳什子。同行,如果你胆大的话,你就别跑单帮了,你给自己找两个小伙计,当然得付钱给他们,也许来个五五分成,但生意必须由你来统筹,这样你就省得跑腿和叫唤了。你得有关系,有个好场地。要是下雨,就会弄湿。逢上体育比赛、政府更迭什么的,生意是不会差的。他们说,艾伯特死的时候,他们的报纸被一抢而光。哎呀,别做出这样一副脸色好不好,天不会塌下来的。你瞧瞧对面那架打桩机,您想一想,如果它落到你的头上,你还犯得着想入非非吗?”向承租人保护法求助。这是对崔尔吉伯尔(6)的报应。我和这个出卖原则的政党分道扬镳。英国有关阿曼奴拉(7)的审查,对印度绝对保密。

对面,广播网的小楼旁——在另行通知之前,我们暂时免费为一节蓄电池充电——站着一位面色苍白的小姐,她的脸被帽子深深地盖住,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沉思。离她不远的那个两道杠司机心想:这女人在考虑自己搭不搭车,身上有没有足够的钱,要么就是在等人。不过,她只是稍微弯了弯她那裹在丝绒大衣里的身体,好像它脱臼了似的,接着,她又使自己重新活跃起来,她只是不大舒服,每次体内都会发生这样的疼痛。她正在准备她的教师考试,她今天打算呆在家里做热敷,不管怎么说,晚上做这个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