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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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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家,其决定因素不外乎两种:一是高产高质量;二是产量不高但富有创新精神。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爱略特属于后一类作家。她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是三部中篇组成的《教会生活场景》和七部长篇:《亚丹·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1862—1863)、《费立克斯·霍尔特》(1866)、《米德尔马契》(1871—1872)和《丹尼尔·德龙达》(1874—1876)。与其同时代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相比,爱略特的作品远算不上高产,但她凭借她的创新精神,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乔治·爱略特原名玛丽安·伊万斯,一八一九年出生在英格兰沃里克郡的一座庄园上,她的父亲是这座庄园的管家。爱略特少年时就读于附近两所女子寄宿学校,很快掌握了法语和意大利语,信奉福音教,热衷于慈善事业,读了大量宗教和文学作品,而且对天文、地质、数学以及昆虫各类科学,都非常感兴趣,是方圆一带有名的才女。一八三六年母亲去世后,她辍学为父亲管家。四十年代初,她随父亲迁居考文垂市,开始熟悉城市生活。在这里,她结识了查尔斯·勃雷、查尔斯·韩奈尔等激进派青年,对议会改革、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天主教赦令等重大社会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基督教起源的调查》(查尔斯·韩奈尔著)一书转变了她的宗教信仰。她先后翻译发表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文》,在当时英国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五十年代初,三十五岁的爱略特只身闯进伦敦,成为著名杂志《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和编辑。这时,她与当时的著名评论家亨利·路易斯认识并逐渐产生深厚友谊,不久又与这位有妇之夫的大学者一起出走,组成新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为上流社会所不容,因而经常旅居欧洲大陆,结交了许多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名流、学者和艺术家,大大开拓了爱略特的视野。

爱略特的七部长篇小说是在一八五九至一八七六年间创作的。评论家一般把它们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作品主要描写英国十九世纪的乡村生活,着重描写普通人心灵中的丰富内涵和高尚情操,风格如荷兰现实主义绘画,平凡而恬静。后期作品均涉及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事件,内容丰富,颇具力度和深度。在表现手法上,前期作品着重人物形象刻画,后期作品注重人物心理分析。《米德尔马契》一书无论是人物形象描写还是人物心理分析,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米德尔马契》一书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的灾难性婚姻与理想的破灭,其二是青年医生利德盖特可悲的婚姻与事业的失败。作者运用对比、对称、平行和重复等手法,把这两条主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众多人物写了进去,成功地表现了“社会挫败人”这样一个幻灭主题。

社会世俗扼杀人类抱负这点,在青年医生利德盖特这个人物身上写得最为成功。利德盖特是个孤儿,虽说论出身还有些地位,可他本人学医从医,是一名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他对出身看得很轻,埋头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但他不幸与米德尔马契市市长的女儿罗莎蒙德结了婚,从此陷入家庭囹圄。罗莎蒙德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却只有一颗浮名浮利培育出来的世俗之心。她的世俗要求和花销像钳子一样死死夹住了利德盖特,使其债台高筑。利德盖特的医学研究虽然阻力重重,但在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的资助下,还能进行下去。不料他的资助人早年私吞他人财产的丑闻被揭露,他的医学研究因此中断,不了了之。在债务和舆论的压力下,利德盖特为了负起家庭责任,只得迁居伦敦,为富贵人看富贵病,不到五十岁就抑郁地死去了。他是被侵蚀灵魂的世俗烦恼折磨死的,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这是那种“由于付不起肉铺的账和不得不在小处节省而酿成的悲剧”。

作为男子,利德盖特的事业虽然最终失败,却也还切实而热烈地追求过。而作为女子,多萝西娅的理想要空泛因而浪漫得多。在她所处的社会里,女子从事社会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多萝西娅为了改革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她的庄园里实行种种尝试,却处处受挫。她的理想虽然比别的女子高尚,却仍得像一般女人一样,寄希望于缔结一桩好的婚姻。她终于碰上了老得可以当其父的卡苏朋教区长,认为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愿以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帮助卡苏朋完成他的宏伟著作。然而,又老又丑又自私、不过“一只空心大葫芦”的卡苏朋,只需要一个盲目的崇拜者。他夸夸其谈的那部“传世之作”,他一生写不出来也不准备写出来;他只要求他高谈阔论时身边有一名洗耳恭听的听众,而不是什么助手。因此,婚后多萝西娅越是急于要求帮他写书,他越是感到为难。他们夫妇因此日益疏远,互存戒心。后来,卡苏朋的远房侄子向多萝西娅揭穿了卡苏朋写书的实质,多萝西娅受到了很大震动。卡苏朋发现多萝西娅看透了自己,自尊心受到刺激,加之担心他死后多萝西娅改嫁他的侄子,便在遗嘱中对多萝西娅提出了苛刻要求,临死还让多萝西娅成为他妒忌心的牺牲品。无怪乎多萝西娅后来谈及人生信仰时感叹道:“向往伟大的目标,企图达到它,可是仍以失败告终,这是最大的不幸。” [1]

除了多萝西娅与利德盖特,《米德尔马契》深化“社会挫败人”的幻灭主题时所描写的人物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和老守财奴费瑟斯通。布尔斯特罗德早年私吞了别人的遗产,迁居米德尔马契后娶了市长的妹妹,靠开银行发迹,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私吞别人遗产的丑闻突然被揭露,一夜之间成为众人唾弃的人物。费瑟斯通却是想利用财产做钓饵,控制别人,捉弄别人,可他突然中风,来不及立下一份如愿的遗嘱就死了。总之,在《米德尔马契》所表现的世界中,越是想在社会上显显身手的人,结局越可悲。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又主张人应该在有限的范围里认识自己的义务,使生活具有新的意义。利德盖特、多萝西娅、布尔斯特罗德夫妇、高思一家等,这些人物一方面在做些愚蠢可笑的事,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无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中尽责任尽义务,推动着社会不停地运转。这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有关人生的哲理,让读者认识到人类的希望所在。从这点看,爱略特的幻灭主题并非彻底的悲观主义。

在爱略特的早期创作中,客观描写是主要手法,主观的心理分析仅仅是在尝试。随着爱略特写作风格逐渐形成,心理描写渐渐占了主导地位。《米德尔马契》一书出版后,爱略特的心理分析手法引起评论界重视。随着后人对爱略特的深入研究,她的心理分析手法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有的评论家,如巴巴拉·斯摩里,为爱略特撰写专著,认为爱略特是现代小说的先驱之一。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许多现代著名作家,如英国的劳伦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美国的亨利·詹姆斯,法国的普鲁斯特,都承认受过爱略特的影响,从她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乔治·爱略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起伏很大。她在世时蜚声文坛,但去世后不久,由于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时兴,她的作品和声誉一落千丈,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冷遇。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她的声誉虽有不小幅度的回升,但赞扬的基调还是很有保留的。直到四十年代后期,当时的权威评论家里维斯在《审辨》杂志上发表了评价爱略特的文章,指出她的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式的思想深度。此后,英美文学界对爱略特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多方位、多层次、多命题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几乎每年都有发表和出版。

苏福忠

二○○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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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七二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