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杀手俱乐部》这本书是一个悖论。
它始于对文字的厌倦：书与人开始对立，词语与生命互相敌视，书架与空虚逐渐媾和，一个写作者因为自己凌虐字母、鞭笞词语、杀死构思而忏悔。
作家，本质上是专业的驯词人。如果那些排成行列走来的词语是活物的话，他们肯定会畏惧与憎恨钢笔尖，就像被训练的动物畏惧与憎恨被人高高扬起的鞭子。
书架上、头脑里，文字都已过剩，这种现状一定要打破。你必须在别人的构思里清理出一小块地方，才能容纳自己的构思：每个人都有权利构思——专业的，业余的，都行。
他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一些隐去名姓，甚至从代号中脱掉有意义音节的构思者（书中没有明说，但应该都是些前作者）每周一次，聚集于此，但他们并不彼此倾诉，也不心理互助，而是残忍地交换各自的“遗腹子”——那些在他们有生之年应该永远保持胚芽状态的构思，但他们却把它们强行催生出来，仿佛是他们自己的幽灵回到生前来完成遗愿。
这就是“字母杀手俱乐部”的缘起，也是它最终必然毁灭的根由。
构思者沉默的时候，应当觉得充实；一旦开口，必将感到空虚；用文字将它记录，则堕入悖论。为了消解，或者至少是延迟这一悖论，《字母杀手俱乐部》的叙事者“我”，被设计为一个莫明的被卷入者，一个消极的参与者，一个缺乏写作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本来没有能力对文字“施暴”的人，一个文学世界的纯粹旁观者。
我知道一个完美的人选。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主题都告诉他，丝毫不用担心。他碰都不会碰……因为他笨手笨脚，是费希特所谓的纯粹的读者：是纯粹构思的最佳拍档。
然而，貌似无辜的“我”最终也向词语挥起了鞭子。在俱乐部的一位成员拉尔（Rar）形而上地自杀后，记录者的使命突然降临到“我”身上。
词语突然从全部五张嘴里涌出，在钢笔尖的缝里推搡，又饥渴，又不耐烦，它们狂吞墨水，让我晕头转向，从这一行到下一行。黑色书架的空无突然振作起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记下奔涌的形象。
然而，倘若我们相信这个叙事者，那就得承认，他的鞭子所挥向的，并非哀嚎的词语——动物，而是激越的词语——陀螺，甚至是呼啸的词语——旋涡。不是他驯化了词语，而是词语俘虏了他，鞭打着他，凌虐着他，耗尽了他，并且，对他始乱终弃。
我的习作生涯——开始得如此出乎意料——将会初生即死。永远不要再生。作为一个作者，我非常笨拙，真的——我并不擅长把弄词语；是它们在把弄我，把我征用为一件复仇的武器。既然它们的意志已经达成，我也就会被抛弃。
那么，“字母杀手俱乐部”失败了么？
是的。
失败了。
词语是恶毒的、顽强的——想要杀死它们的人，会被它们更早杀死。
从一开始，“字母杀手俱乐部”所陷入的悖论就注定了它终将自我拆解、自我毁灭。它用不可能的努力，逼近词与物断裂的深渊，却最终被词语反噬。
然而，别忘了，《字母杀手俱乐部》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部小说。小说有无视悖论的特权，小说有高于悖论的特权，小说有融于悖论的特权，小说甚至可以有悖论本身的特权。《字母杀手俱乐部》把成功建立在自身的失败上，成就了一部前渺古人后罕来者的、奇特的、诡异的、反身的形而上小说。
读者啊，请原谅我越出译者的本分，对《字母杀手俱乐部》的成功与失败横加指点。因为，词语那抽打“我”的鞭子也抽打了我——作为一个译者，同时也是写作者的我。因为，同科尔扎诺夫斯基一样，我们都是被词语所困的人。
1887年，西吉茨蒙德·多米尼科维奇·科尔扎诺夫斯基（Sigizmund Dominikovich Krzhizhanovsky）出生于乌克兰基辅附近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波兰裔家庭。他曾就读于基辅大学，学习法律和古典语言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活跃于莫斯科的文化圈，动荡不宁地从事多种职业（编辑、翻译、舞台编剧、莫斯科室内剧场表演工作室的讲师、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校勘、广播电台的助理研究员等）。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写下大量剧作，有关于莎士比亚和戏剧哲学的随笔，还有上百篇实验性的散文作品，体量不一，从中短篇小说到只有一段的微型小品都有。
据说他的手稿有3000多页，但都以私人阅读的方式在文化圈中流传，在1950年他去世前几乎没有出版过一本书。他自嘲“因不为人知而小有名气”。1976年，作家兼学者瓦季姆·佩雷尔穆特（Vadim Perelmuter）重新发现了他。1989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的一部小说得以出版，随后是五卷本文集的问世。这位被忽视、被遗忘的作者一鸣惊人，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作家之一。
科尔扎诺夫斯基的作品受果戈里、切斯特顿、威尔斯、爱伦·坡、霍夫曼等作家的影响。虽然他绝无可能看到博尔赫斯的作品，但却与之有不少相似之处。他和博尔赫斯一样，慑服于词语的力量，乐于通过小说处理观念，对人类心智的运作充满兴趣，以文学的手段对世界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加以探索。
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背景往往是抽象的空间，充满形而上的虚构，模糊词与物、观念与尘世的界限，但又不乏魔幻、幽默与讽刺。《字母杀手俱乐部》是他最具野心的作品，写于1925年至1927年间。他曾经将其片段给朋友与同行朗读，但在寻求出版时被拒。大约因为这部作品的气质与当时苏联文坛的大气候格格不入——高尔基曾经看过他的几篇小说，称其对工人阶级毫无价值，更适合19世纪晚期，而不是当代苏联。
《字母杀手俱乐部》分为七章，第一章为楔子。“我”访问著名作家泽斯（Zez），意外得知其已散尽藏书，摒弃写作。泽斯的讲述中包含科尔扎诺夫斯基的诸多自传性细节（如卖书换取路费赶回基辅参加母亲葬礼），但这一角色更应被视为一种观念的化身。泽斯将“我”引入一个隐秘的小型俱乐部，俱乐部每周六聚会，成员遵循摒弃文字的规则，自称构思者，彼此之间甚至不称呼名字，只使用代号，而代号是极度简单的无意义音节。
第二章到第六章，每一章均描写了俱乐部的一次聚会，由一个成员讲述自己的构思，其他的成员或辩论，或驳诘，或哂笑，或步步紧逼，或旁逸斜出。章节主题跳跃性极大：第一次聚会的构思是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的同人剧作，其中的一个角色吉尔登斯吞被讲述者“一折两段”，变为两个角色，随后进入角色之国。那是一个非存在的空间，现实剧场中历代演员对剧中人物的每一种扮演都会在其中投下对应物，而角色就要在这个国度里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一剧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皮兰德娄的《寻找剧作家的六个角色》，但抽象性更强。第一个构思随着聚会结束被生生中断。
第二次聚会的构思者讲述了中世纪法国南部乡村的愚人庆典，一个女人被命运控制的贞洁与淫荡，一个吟游神父的荣辱与生死，一个音乐家对古乐谱的追寻与发现，每个故事都在关键时刻中止。不论是这一章，还是整本小说的拼贴手法，都让人不禁想到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
第三次聚会的构思最长，也最完整，是一个典型的威尔斯式反乌托邦小说，其叙述风格也让人联想到弗里茨·朗导演的著名电影《大都会》（这部电影1926年在德国上映，不知科尔扎诺夫斯基是否看过或听说过）。科学家发现弧菌属噬菌体可用于解除人脑与身体的联系，这一发现首先被用于精神病患者，随后被少数统治者广泛利用，制造出大量身体不接受大脑命令而被中央控制器发射的以太风操控的形同僵尸的人。这个故事同大多反乌托邦小说一样，在恐怖与绝望中收场，比《大都会》更残酷、更冷峻。
第四次聚会讲述了中世纪背景下三个浪游者（他们也用颠倒回环的无意义的音节作为名字）的荒诞之旅，其叙述节奏和母题都遵循欧洲民间故事的规则，但更加荒腔走板、唐突无稽。
第五次聚会讲到一个古罗马的死者，由于种种原因，他被困于冥河之前，处于不生不死的境地。其核心意象“死者口中的欧布”似乎对作家自身的处境有所隐喻。
第六次聚会没能实现。因为故事已经来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俱乐部的一位重要成员突然自杀，俱乐部暂时关闭，而“我”一方面对俱乐部充满厌恨，另一方面又受到隐秘的吸引。死亡的冲击令“我”突然开始记录，写下这荒诞的一切。整部作品至此戛然而止。
科尔扎诺夫斯基写作时始终在探索词语、观念的边界，往往把读者带往存在断裂的深渊边缘。而他的命运终局，几乎是他作品的现实投影。
在多次寻求出版均未获成功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科尔扎诺夫斯基事业跌入低谷。二战中，德军入侵苏联逼近莫斯科时，他拒绝疏散。同其他一些被边缘化的作家类似，战争期间他的文学活动居然获得了较大的认可。例如，他的歌剧剧本《苏沃罗夫》在1943年上演，成为鼓舞战时士气的节目。但随之而来的是二战后苏联文化界的全面压抑。他的作品没能出版，剧本也无法上演。事实上，他逐渐停止了原创性的写作，并从文学团体中退出。根据他的妻子安娜·布夫什克（Anna Bovshek）的说法，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过气的演员、失败者，羞于自己的角色，但同时还没有停止相信自己这些无用的作品，以及自身的创造力”。
1949年的一天，妻子安娜发现丈夫坐在扶手椅中看报纸，突然露出茫然的表情，面色苍白而恐惧，喃喃自语：“我看不明白……我什么都看不懂了……一只黑色渡鸦，黑色渡鸦……”一场中风袭击了他大脑左半球掌管视知觉的某些区域，剥夺了他辨认字母的能力。
安娜把丈夫送往医院。“他还能写字，”后来她记录道，“但无法读出自己写的东西，总而言之，他完全无法阅读了。”把他翻译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作校样放到面前，他却认不出那打印出来的文字是一种语言。
医生得知他是一位作家，询问他：“你爱普希金吗？”
他结结巴巴：“我……我……普希金。”然后他无助地落泪，像个孩子一样哭泣。
失去语言能力，这是作家最可怕的命运。生命的最后阶段，作为作家的科尔扎诺夫斯基变成了非存在。
是的，这些墨迹犹湿的纸张教给我许多：词语是恶毒的、顽强的——想要杀死它们的人，会被它们更早杀死。
是的，这就是全部，我的笔墨已经见底。我又没词儿了——永远。这四个夜晚的狂喜已经从我身上取走了一切：我被挖空了。但我还是写下了少数几个瞬间——只因短暂，才得留存——它们摆脱了我的轨道，走出了我的“我”！
在此——我要归还词语；全部归还，除了那一个：生活。
这是《字母杀手俱乐部》的结尾，包括这整本小说，都是一个可怕的谶语，一个绝望的隐喻。
“词语是恶毒的、顽强的”，作家科尔扎诺夫斯基也许并没有真正想过要杀死它们，但却被它们提前杀死。在那失语中，作家科尔扎诺夫斯基“归还了全部词语”，他是否给自己留下了“那一个”（生活）？我们不得而知。那必定是来自爱伦·坡的黑色渡鸦，犹如冥神，牵引着作家科尔扎诺夫斯基走出了角色的国度、词语的国度、存在的国度。
---方军
---201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