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日的日期一行的下面，罗贝塔·罗伯茨专栏的标题写着：
“凯撒，欢迎”
那个即将经由审判裁定生死的他，发现连命运也与他对抗。吉姆·海特的审理，3月15日起，将在美利坚合众国莱特镇法院，由法官莱桑德·纽博尔德坐庭……嘲弄的声音震耳欲聋，但头脑冷静一点的人似乎觉得，这位因谋害罗斯玛丽·海特及企图谋害诺拉而在此受审的这位年轻人，是准备作为给大众提供娱乐的受难者。
好像真是这样。打一开始就有阴冷的细微声音在耳语着。达金局长私下向死拚活追的新闻界表示，因为镇监狱和镇法院同在一栋大楼，所以，押犯人到受审的地点，不用经过莱特镇街道，他为此“大大松一口气”。因为现在镇民的脾气正坏，你很可以想象，他们对这个众所指称的犯人之痛恨，如何受到原本对莱特家族的强烈忠诚所刺激。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现在对待莱特一家人，和对待那个嫌疑犯同等恶劣。达金不得不指派两位警探护送莱特家人往返法院。尽管这样做了，小男孩们照样对他们扔石头以示嘲弄；他们的汽车轮胎被人神秘地砍破，车子被人潦草地用颜料涂写不堪入耳的脏话；仅仅一天之内，被搞得很紧张的邮差贝利便送来七封没有署名的恐吓信，约翰不发一言将它们移交到达金办公室。布雷迪巡警，亲自逮到老酒仙安德森在大白天里形迹可疑地站在莱特家门前的草地中央，对那座毫无反应的房子不很恰当地滔滔朗诵《凯撒大帝》名剧第三幕第一场里面马克·安东尼的演说辞。查尔斯·布雷迪急忙将安德森先生扭送到镇看守所。安德森一路直叫：“啊，饶恕我，你这一块淌血的土地，我竟对这些……啊！……凶手柔弱温和！”
荷米欧妮和约翰开始显出丧气的表情。在法庭中，一家人好像摆方阵般坐在一起，他们脸色或许苍白，但个个脖子僵直。其中只有荷米欧妮偶尔分明朝吉姆·海特那个方向微笑，然后转头吸吸鼻子，忽视挤得水泄不通的法庭，并甩甩头，仿佛在说：“是的，我们全都在这里了——你们这些可怜的、拉长脖子的看客。”
到处有人在窃窃私语说，卡特·布雷德福不适合担任这于案子的检察官。弗兰克·劳埃德在《莱特镇记事报》一篇尖刻的社论中就曾公然表示“不赞成”。没错，布雷德福和埃力·马丁法官不一样，当时那个要命的新年除夕派对，他是在诺拉和罗斯玛丽被毒害之后才到的，所以他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目击者。但劳埃德指出：“我们这位年轻多才、但有时感情丰富的检察官，素与莱特一家人友好——特别是得与他们家其中某人。而且，尽管我们了解这份友谊在犯罪当晚便告终止，我们仍对布雷德福先生能否不偏不倚地调查、起诉这案件而感到怀疑。所以这件事应该有个改变才行。”
在审理开庭之前针对这一点接受采访时，布雷德福厉声说：“这里不是芝加哥或纽约。我们这里是关系紧密的社区，每个人彼此认识。相信我在审理期间的表现，自然会回答《莱特镇记事报》的含沙射影的诽谤。吉姆·海特会由莱特镇纯粹根据证据而做出直率公正的起诉。各位，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莱桑德·纽博尔德法官是个中老年纪的光棍，全州既敬重他在法律界的表现，也敬重他在的鱼垂钓方面的成就。他人长得结实矮敦，骨骼突出，坐上法官席位，只有一圈黑发的头深陷在两肩中间，看上去好像是从胸膛上另外衍生的器官。他的声音枯燥粗率，从来不笑；每次坐庭时，总是习惯心不在焉地把玩他的小木糙，好像那是一根钓鱼竿。
纽博尔德法官没有半个朋友，不好与人交往，只献身给上帝、国家、法庭和鲟钓热季。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大为放心地说：“纽博尔德法官是审理这案件的最佳人选。”有人甚至认为，他实在太好了，但他们只是声音微弱的少数一些人。罗贝塔·罗伯茨给了这些嘀嘀咕咕的人一个外号：“吉姆·海特人”。
挑选陪审团花费了几天时间。这几天在法庭里，埃勒里一直盯着两个人：被告辩护律师埃力·马丁法官，以及检察官卡特·布雷德福。有件明显的事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个案件是年轻的勇气与老成的经验之间的战争。布雷德福仿佛一个铸造物，凝成一气全力以赴；他带有一种顽强的神态，以至于眼神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但又带着一些腼腆。埃勒里很早便看出来，他具备能力，而且他了解他的镇民；但他说话太沉静，声音有时会变形。
马丁法官超人一等。他没有对布雷德福这个后生摆出老前辈的样子——即使在细微处都没有犯这个错误，以免扭转镇民对这项起诉的看法；相反的，他非常尊重布雷德福的评论意见。有一回，在纽博尔德法官面前小声商议之后回到各自座位，埃勒里看见这个老人亲切地把手搭在卡特·布雷德福肩上，只一下子而已，那动作仿佛说：“你是个好孩子，我们喜欢彼此，我们都对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正义；我们势均力敌。情况实在很可悲，但不得不如此。”人们无疑欣赏此招，他们相当喜欢这样。赞同的细小声音耳语等，其中有一些可以让人听见：“老埃力·马丁真的辞去法官职位，来替海特辩护。无法避开！看样子他一定非常确信海特是无辜的……”有人回答说：“别开玩笑了，马丁法官是约翰最好的朋友，所以才……唔，我不知道……”整个事态，产生了一种庄严及关切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社会大众粗糙的情绪也只是随着喘息吸气，再慢慢吐气。
埃勒里·奎因先生是乐观的。等调查了十二位陪审先生之后，他更乐观了。马丁法官高明而又肯定地进行挑选，好像根本没有布雷德福这个人需要对付一样。根据埃勒里推断，那十二个人都是稳健可靠的本地男性，看来，除了一个可能的例外，没有人会响应偏私的上诉，那个例外是个不停流汗的胖男人；其余十一位，看样子似乎都是思虑极周全的男人，拥有平均以上的知识水平。一般人总是期待正派阶层的男人大概能理解一个人可能软弱，却未必会因而犯罪。
对一些研究者而言，检方与吉姆·海特对决的完整法庭记录——日复一日再复一日的问答、异议，和纽博尔德的精确判决，均收录在莱特镇的档案中。对这个案子而言，报纸的报道和法庭速记员的记录几乎同等完整而没有遗漏。不过，巨细无遗的记录，其缺点在于，见树不见林。所以，让我们站远一点，摇一摇树叶，以便使它们和大局形势相融，这样我们才便于看见大轮廓，而不是小纹理。
一开始对陪审团发言，卡特·布雷德福便说，陪审团必须始终谨记至关重要的一点：被告的姐姐罗斯玛丽·海特被毒杀，其死亡并非被告犯罪的真正目标。被告犯罪的真正目标是要谋害被告的年轻妻子——诺拉·莱特。这个目标差点就成功了，因为他妻子自从那个致命的除夕派对以来，因不幸遭砒霜所害而被迫卧床六周。
是的，州方坦承，吉姆·海特的这个案件是间接证据案件，但凭着间接证据而做谋杀的有罪判决，素来是惯例，而非例外。一项谋杀案唯一的直接证据可能是目击者的证词，因为目击者在犯罪当时目睹了该项谋杀。如果是枪杀案，就必须是真的看见嫌疑犯扣动扳机，也看见被害者因遭枪杀而倒地身亡，那个人才算是目击者。在毒杀案中，就必须是真的看见嫌疑犯把毒物放进被害者要吃的食物或饮料中，并看见嫌疑犯亲手将已经下毒的食物或饮料给予被害者，那个人才算是目击者。布雷德福继续说，显然，这种目击真实行为的“幸运的偶然”，一定少之又少，因为大家都了解，谋杀者会尽力避免在有人看见的情形下犯下谋杀罪行。因此，谋杀罪的起诉都是根据间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法律有许多条文承认这种证据，否则多数谋杀罪终将无法对谋杀犯给与应有的惩罚。
但陪审团不必困惑于对这一案件的疑虑中。因为间接证据非常清楚、非常有力、非常确定，所以陪审团一定能排除任何可能遭遇到的正常疑虑，而定吉姆·海特为有罪。
“检方将会证明，”布雷德福低沉坚定的声音说，“吉姆·海特在最后一次行动之前最少五周内，就计划谋害自己的妻子；经过一次比一次严重的连续下毒，被告企图使其妻子成为‘病人’，其实是假借疾病之名而加以最终的毒杀，置妻子于死地。由此来看，这是个狡猾的计划。检方将证明，”布雷德福继续说，“那些预备的毒害发生的日期，都恰好与吉姆·海特亲手编好的日程相吻合，检方也将证明，企图谋杀诺拉·海特，结果意外害死罗斯玛丽·海特的罪行，是发生在同一日程所设定的日期。
“检方将证明，那天晚上，是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独自一个人调制包含下毒鸡尾酒在内的很多杯鸡尾酒；检方将证明，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一个人拿出鸡尾酒给参加派对的宾客们分发；检方将证明，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一个人从托盘中将有毒的那杯鸡尾酒递给他妻子，甚至鼓励她喝下；检方将证明，她确实喝过那杯鸡尾酒，并因砒霜中毒而患重病。她后来之所以能免于一死，是因为刚喝了一点之后，罗斯玛丽·海特坚持要她把剩余的酒给自己喝……这个情况是吉姆·海特事先没有想到的。”
“检方将证明，”布雷德福沉静地继续说，“吉姆·海特迫切需要金钱，曾在酒醉情形下向妻子索取大笔金钱，但他妻子理智地拒绝了。检方将证明，吉姆·海特因赌博输掉大笔金钱；还将证明，他采行不法途径获取金钱；也将证明，诺拉·海特如果死亡，她继承的财产将合法地由被告——也就是她的丈夫暨合法继承人——获得。”
“检方已经排除正当的怀疑，”布雷德福做结论时，声音低得很难被人听清楚，“确信吉姆·海特计划杀人未遂，但在杀人未遂之余，却成功夺取了另一个无辜牺牲者的性命——检方要求吉姆·海特以自己的性命，偿还他夺取的、而且是如此亲近的性命。”
卡特·布雷德福在观众不由得发出的鼓掌声中坐下。那片掌声使得纽博尔德法官对观众发出头一次肃静警告——往后他还将发出无数次警告。
接着是一长串枯燥的作证，证明只有吉姆·海特有机会下毒；其中仅有的一个趣味点是埃力·马丁法官在盘问中提出的。从最开始，这位老律师的计划便是单独针对埃勒里，借着他向陪审团抛出怀疑、怀疑、怀疑。他的盘问不太激动，倒有冷静的幽默，以及理智的声音和暗示。他不顾盘问的规则，用尽各种可能去接近预定目标。埃勒里了解马丁法官除了这个办法，也无计可施。
“但你不能确定？”
“不——能。
“你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观察被告吗？”
“当然没有！”
“说不定被告把那个托盘放下了一会儿？”
“没有。”
“你肯定？”
卡特·布雷德福沉静地提出抗议：该问题证人已经回答。抗议获得认可。纽博尔德法官耐心地摇摇手。
“你看见被告调制鸡尾酒了吗？”
“没有。”
“你一直在起居室吗？”
“你知道的，我一直在起居室！”
说话的人是弗兰克·劳埃德，他很生气。马丁法官特别注意弗兰克·劳埃德。这位老绅士巧妙问出这位报纸发行人与莱特一家人的特殊关系——他和被告妻子的“特殊”关系。他曾经和她恋爱，女方没有接受他的追求而转向吉姆·海特时，他曾经很痛苦，并以身体暴力威胁吉姆·海特。抗议、抗议、抗议。但事实终究给问了出来，够向陪审团每位陪审员警醒，记住弗兰克·劳埃德和诺拉·莱特的全部故事——毕竟，莱特每个镇民都熟悉那个老故事，而且清楚每个细节！
因此，弗兰克·劳埃德成为检方一个可怜的目击者，但其中有个疑点，一个疑点：被抛弃而生报复心的“第三者”。谁知道呢？不无可能……
莱特家人被迫坐上证人席，为当晚的实际情况作证时，马丁法官的表现不掺杂个人感情——而且就那些“事实”抛出更多疑点。没有人真的见到吉姆·海特把砒霜放进鸡尾酒中。没有人能确定……任何事。
尽管有马丁法官狡猾的阻碍，这个公诉案仍继续进行。布雷德福证明了只有吉姆一个人调制鸡尾酒；吉姆是唯一一个能把下毒的鸡尾酒交给诺拉的人——他企图谋害的牺牲者，因为是他将鸡尾酒递给在场男女宾客的；而且诺拉不愿意喝时，是吉姆强迫她喝的。
接着是温特·沃斯作证。温特·沃斯是约翰父亲的律师，曾为他已故的父亲撰写遗嘱。温特·沃斯作证说，诺拉一结婚便可收到祖父十万美元的遗赠，那笔钱交付信托，寄存到她“寿终”为止。
五位笔迹专家作证——虽然遭到马丁法官最强有力的盘问，他们仍是一致同意，三封写好要寄给罗斯玛丽·海特的信，毫无疑问是被告的手迹——三封诅咒信的日期分别是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早早即宣布诺拉·海特“生病”的日子，而第三封信实际是宣布她的“死亡”。为那三封信，审判缓慢地拖了几天，法庭挂起大张图表，马丁法官尽管显然下过死记硬背的一番苦功，在法庭上努力与五位专家辩论笔迹分析的细微差别，但终是没能成功反驳。
接着是爱贝塔·玛娜卡。事实证明她是公众福利可靠的维护者。爱贝塔表现了不容置疑的口才，而且，经由她的作证才知道，她那一向好似无神的眼睛，竟比宇宙光还要锐利；她那看起来只不过是又大又红的耳朵，竟比光电管还要敏锐。卡特·布雷德福是通过爱贝塔来带出诺拉如何像第一封信所预言的，在感恩节当天生病；如何在圣诞节再度生一次更严重的“病”。爱贝塔对那几次生病做了临床上的详细说明。
马丁法官抓住机会：“爱贝塔，你说生病？诺拉小姐在感恩节和圣诞节生病；你认为那是什么病？”
“生病！就像她肚子里生病。”（众笑）
“爱贝塔，你会不会像那样在你——哦——肚子里生病？”
“当然有过！你、我、每个人都有过。”（纽博尔德法官敲槌以维护秩序）
“像诺拉小姐那样？”
“当然！”
“但你没有中过砒霜吧，你曾经有过吗，爱贝塔小姐？”
布雷德福站起来。马丁法官微笑就座，奎因先生注意到他额上有汗珠点点。
米洛·威洛比医生的作证有验尸官奇克·塞勒姆森和州化验师L．D．马吉尔（是个金发帅哥）佐证。他作证说，导致诺拉·海特生病和罗斯玛丽·海特死亡的，不外乎是亚砷酸。三氧化二砷或氧化亚砷，或者简单说就是“砒霜”——所有这些名字都指同一种致命物质。因此从那以后，检察官和被告律师都只用“砒霜”称呼该毒物。
马吉尔医生说，该物质“溶解液无色、无味、无臭，但毒性极高”。
问（由检察官布雷德福提出）：“马吉尔医生，它是粉末状的物质吧？”
答：“是的，先生。”
问：“它会在鸡尾酒中溶解，或是，它会因为这样吞服而失去它的效用吗？”
答：“三氧化二砷不太会在酒精里溶解，但因为鸡尾酒掺了大量水分，所以它会在里面溶解，因为它是溶于水的。但在酒精中它不会丧失毒性。”
问：“谢谢你，马吉尔先生。马丁法官，该你了。”
马丁放弃盘问。
布雷德福检察官传莱特镇上村药店老板迈伦·加柏克上证人席。加柏克患了感冒，鼻子红肿。他坐在证人椅中极不安稳，而且不停吸鼻涕。加柏克太太——一个苍白的爱尔兰女子——在观众席上焦灼地注视丈夫。照例发誓后，迈伦·加柏克作证说，1940年10月间——去年的十月——吉姆·海特曾到上村药店，要购买“一小罐快克”。
问：“加柏克先生，快克是什么东西？”
答：“那是一种消灭啮齿类动物和有害昆虫的制剂。”
问：“快克所含的致命成分是什么？”
答：“三氧化二砷。”（吸鼻涕。众笑。法槌）
加柏克涨红了脸，不悦地看看周围。
问：“是高度浓缩形的？”
答：“是的，先生。”
问：“你是不是曾卖给被告一罐这种有毒制剂？”
答：“是的，先生。出售商业用制剂不需要医生处方。”
问：“被告是不是曾再回去向你购买更多的快克？”
答：“是的，先生，大约两周之后。他说他忘了把那东西搁哪儿了，所以得再买罐新的。我就卖给他一罐新的。”
问：“被告是不是——我改变问题说法：第一次购买时，被告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又对他说了什么？”
答：“海特先生说，因为家中有老鼠，他想除掉它们。我说，这倒让人惊讶，因为我没听说过山丘区的房子有老鼠。他听了我的话，没有说什么。”
马丁法官进行盘问。
问：“加柏克先生，据你估计，去年十月间，你总共卖了多少罐快克？”
答：“这很难回答，因为卖了很多。这是我店里销售最好的老鼠除剂，而且下村一向老鼠成灾。”
问：“二十五罐？五十罐？”
答：“差不多是那个数。”
问：“这么看来，纯粹为了杀老鼠的话，顾客到药店购买这种毒剂一点也不算不寻常了？”
答：“是的，先生，一点也不算不寻常。”
问：“既然这样，为什么——事隔五个月，你还记得海特先生买了一些？”
答：“因为刚好印象深刻。也许是他很短时间里就买了两罐……而且他住在山丘区。”
问：“你确实记得是两罐，相隔两周？”
答：“是的，先生。如果我不确定就不会这样说了。”
问：“请不要表示意见，只回答问题就行。加柏克先生，你出售快克有没有做顾客购买记录？”
答：“法官，我不用做记录，出售快克是合法的——”
问：“加柏克先生，回答问题。对于你所说的吉姆·海特购买快克，你有没有做出售记录？”
答：“没有，先生，不过——”
问：“那么，我刚才已经听你说过，凭五个月前你所说的那两次记忆，被告曾向你购买快克？”
布雷德福检察官：“律师阁下，证人已做过宣誓，他不只一次回答被告律师的问题，而是回答数次。抗议。”
纽博尔德法官：“法官，我认为证人已经回答了问题。抗议成立。”
问：“盘问完毕，谢谢，加柏克先生。”
爱贝塔·玛娜卡再次被传上证人席。对布雷德福先生的问题，她作证说，她“在诺拉小姐的屋子里，从来没有见过老鼠”；她并作证说，她“也从来没见过老鼠药”。
盘问时，马丁法官问爱贝塔·玛娜卡，海特家地下室的工具箱是不是有个大捕鼠器。
答：“有吗？”
问：“这就是我要问你的，爱贝塔？”
答：“要这样说，我猜有吧。”
问：“爱贝塔，假如屋子里没有老鼠，你想海特家保留一个捕鼠器做什么？”
布雷德福检察官：“抗议。引导意见。”
纽博尔德法官：“抗议成立。律师，我必须要求你节制一下你的盘问——”
马丁法官（谦恭地）：“好的，阁下。”
发誓后，埃米琳·杜普雷作证说，她是一名戏剧和舞蹈教师，住在莱特镇山丘道468号，“刚好在海特家右边隔壁”。
证人表示，去年十一月、十二月间，她“碰巧听见诺拉和吉姆·海特经常吵架。吵架内容是关于海特先生的酗酒和要钱。十二月的时候，有一次吵得特别凶”，她听见诺拉拒绝再给丈夫“任何钱”。
杜普雷小姐有没有“碰巧听见”什么，显示被告需要那么多钱的原因？
答：“布雷德福先生，那就是让我吓一大跳的事情——”
问：“杜普雷小姐，法庭对你的情绪反应没有兴趣。请回答问题。”
答：“吉姆·海特承认他赌博输掉很多钱，他说那就是他来要那么多钱的原因。”
问：“有关被告赌博的事，海特先生或海特太太有没有提到什么人或什么地方？”
答：“吉姆·海特说他在寻乐园夜总会输掉很多钱——就是16号公路那个不干净的地方。”
马丁法官：“阁下，我提议注销这位证人的全部证词。我对这件案子中的公平条件交换没有异议——布雷德福先生，一直非常容忍我，而且这个案子无可否认是个困难的案子，间接证据这么模棱——”
布雷德福检察官：“我能否要求被告律师提出抗议时，限制他的评论之词，并不要试图借指出本案的特性而影响陪审团——”
纽博尔德法官：“被告律师，检察官说得没错。你对本证人的证词，到底抗议在哪里？”
马丁法官：“检方并没有试图确定证人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听到被告和妻子对话。这位证人当时无疑并不在场，甚至也不在同一间屋子，她到底是怎么”听见“的？她怎么能确定那两个人就是被告和他妻子？她看见他们了吗？她没有看见他们吗？我认为——”
杜普雷小姐：“但那都是我亲耳听见的！”
纽博尔德法官：“杜普雷小姐！——什么事，布雷德福先生？”
布雷德福检察官：“检方请杜普雷小姐上证人席，全是为了避免让被告妻子经历为过去那些争吵作证的痛苦——”
马丁法官：“这不是我的论点。”
纽博尔德法官：“不，不是。不过，被告律师，我建议你在盘问时再提出你的论点。抗议驳回。布雷德福先生，继续。”
布雷德福检察官继续进一步探问有关吉姆和诺拉争吵的相关证词。
盘问时，马丁法官把杜普雷小姐问到流下愤怒之泪——因为他巧妙引出她听隔壁人家交谈时的所在位置：关灯后贴近卧室窗口，偷听隔壁热烈的声音越过她家和海特家之间的车道；并且弄混了她曾经提到的日期和时间，以至于自己自相矛盾了好几次。观众看这一段倒是十分尽兴。
莱特镇广场，辛普森当铺的老板，J．P．辛普森宣誓后作证，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吉姆·海特在辛普森当铺典当了许多东西。
问：“辛普森先生，他拿去典当的是什么样的珠宝？”
答：“第一次是只男士金表——他当时直接从手腕上摘下来当。好货色、好价格——”
问：“就是这只手表吗？”
答：“是的，先生。我记得给了他一个好价钱——”
问：“列入证物中。”
书记员：“检方陈列证物第三十一件。”
问：“辛普森先生，你能读一读手表上的刻字吗？”
答：“什么？哦，‘送给吉姆——诺拉赠’”
问：“辛普森先生，被告还典当了别的什么东西？”
答：“黄金和白金戒指、浮雕宝石别针等等。都是上等货色，也都拿了好价钱。”
问：“辛普森先生，你认得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些东西吗？”
答：“认得，先生。都是他拿到我店里典当的物品，我全给了他好价钱——”
问：“现在不用管你当时给了他什么价钱。他拿去典当的最后几样东西全是女用珠宝，不是吗？”
答：“是。”
问：“读一读每一个刻字，大声一点。”
答：“让我戴上眼镜——‘N．W’‘N．W’‘N．W．H’‘N．W’”
诺拉的珠宝列入证物。
问：“辛普森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被告有没有去赎回在你店里典当的任何一项物品？”
答：“没有，先生。而且我一直都是给他好价钱。”
马丁法官放弃盘问。
莱特镇个人财务公司董事长唐纳德·麦肯齐，照例做了宣誓然后作证说，吉姆·海特于去年最后两个月在他们公司借了一大笔钱。
问：“他用什么抵押担保，麦肯齐先生？”
答：“没有抵押担保。”
问：“这在贵公司是不是不寻常，麦肯齐先生？借钱而没有抵押担保？”
答：“唔，个人财务公司的借款政策非常自由，但是，我们当然也会要求抵押担保，到底是做生意嘛，你了解。只是海特先生是莱特国家银行的副董事长，又是约翰·F·莱特的女婿，公司于是对他的借款按例外处理，只要求他签名就交付借款了。”
问：“被告至今已经对他的债务做了任何偿还吗？”
答：“唔，还没有。”
问：“麦肯齐先生，贵公司是否曾努力要收回已到期的分期还款？”
答：“唔，是的。那倒不是因为我们担心，而是——唔，那笔借款是五千美元，我们几次要求海特先生照约定分期偿还借款都没有结果，所以我们——我最后去银行见莱特先生，就是海特先生的岳父，向他解释情况。当时莱特先生说，他完全不知道他女婿借钱的事，不过，他一定会亲自处理的。所以我就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一直保密着。假如不是这次审讯，我还会继续保密的——”
马丁法官：“抗议。不合格、不切题——”
问：“麦肯齐先生，不管刚才那个问题。约翰·F·莱特有没有全数偿还贵公司的借款？”
答：“有的，先生，本金和利息都还清了。”
问：“今年一月一日以来，被告有没有再向贵公司借钱？”
答：“没有，先生。”
问：“今年一月一日以来，你有没有与被告谈过话？”
答：“有的。一月中旬，海特先生来公司找我，想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偿还借款——他说是因为投资失败的缘故，并要求宽限，但他一定会偿还借款的。我告诉他，他岳父已经替他还清了。”
问：“被告听了怎么说？”
答：“他什么也没说就走出我的办公室了。”
换马丁法官盘问。
问：“麦肯齐先生，一个像莱特镇国家银行这样的一个银行机构的副董事长，而且又是该银行董事长的女婿，竟向贵公司借钱，你当时没有很惊讶吗？”
答：“唔，我想我当时是很惊讶，只是，你知道，我推测那一定是什么机密的事——”
问：“在机密情况下，没有解释或抵押担保，只是一个签名，你还是如数照借五千美元出去？”
答：“唔，我知道假如有万一的事情发生，约翰会处理的——”
布雷德福检察官：“阁下——”
马丁法官：“我问完了，麦肯齐先生。”
不是所有不利于吉姆·海特的证据都集中出现在法庭上。其中一些出现在维克·卡拉地的夜总会；有的在霍利斯大饭店的理发厅；有的在厄珀姆街埃米尔·波芬伯格医生的牙科诊所里；有的在格斯·奥利森的公路路边旅馆，而其中至少有一个是一位纽约记者从爱喝酒的安德森那里套出来的——采访现场是在下村世界大战纪念碑的基座上，当时安德森先生刚好横躺在那里。
埃米琳·杜普雷是从黛丝·卢平那儿听到卢吉·马里诺的故事的。杜普雷小姐正在下大街黛丝工作的美容院烫发，而黛丝那时刚好和她丈夫乔——他是卢吉·马里诺理发厅的一名理发师——一同吃过午餐。乔告诉黛丝，然后黛丝告诉埃米琳·杜普雷，然后埃米琳·杜普雷告诉……
然后，全镇开始流传不同的故事，那些旧的回忆被翻出来，做成了显眼的污点。等各传闻拚凑在一起，莱特镇民便开始说，现在有好戏可瞧了：你认为弗兰克·劳埃德说卡特·布雷德福是莱特家的朋友，这话对吗？为什么他没有找卢吉和波芬伯格医生去作证？还有格斯·奥利森呢？还有其他人呢？为什么？这简直像白日光天一样，明显证明吉姆·海特想杀害诺拉！他曾经在镇上到处威胁要杀害她呀！
一天早上开庭前，达金局长走进理发厅，想快快地刮个睑，但被卢吉·马里诺逮住机会。乔·卢平在旁边一张椅子上，用他那对毛茸茸的耳朵听得一清二楚。
“我说达金局长！”卢吉异常兴奋地说，“我到处找你！因为我想起一件要紧的事！”
“什么事，卢吉？拜托你手下轻一点。”
“去年十一月某一天，吉姆·海特进理发厅来，要我替他剪个发。我当时对海特先生说：”海特先生，我心情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要被套牢了！‘海特先生回答说，那很好，幸运女孩是哪一位呀？我说：“是弗郎西斯卡·博蒂里亚诺，我在老家时就认识弗郎西斯卡了。她一直在圣路易工作，我写信向她求婚，她就快到莱特镇当马里诺太太了——我亲自掏腰包买了一张特快车票寄给她。你说这是不是了不起？’局长，你记得我结婚了吧……”
“当然，卢吉。嘿，轻一点！”
“你知道海特当时怎么说吗？他说：”卢吉，别娶穷人家的女孩！娶穷人家女孩一点油水也没有！‘你听见了吧？他是为诺拉·莱特的钱和地结婚的！你让布雷德福先生传我去法庭作证嘛，我会一五一十讲清楚的！“
达金局长笑笑。但莱特镇民可没有笑。对莱特镇民而言，卢吉的故事应该成为审理证据的一部分才合理，因为那可以表明，吉姆是为了诺拉·莱特的钱才和她结婚的。假如一个男人为女方的钱而结婚，他当然会把她毒死……那些家中不幸有个律师的莱特镇仕女们，则听到一些挖苦这种“不可接受的”证据的评论。
开庭前，波芬伯格医生倒是自动去找布雷德福检察官，说他愿意出庭作证。
“是这样的，卡特，去年十二月，海特因为智齿脓肿来找我治疗，我替他麻醉，麻醉生效之后，他一直说：”我要除掉她！我要除掉她！‘后来还说：“我需要钱。我要钱！’这如果不是证明他计划杀害他妻子，会是什么？”
“不行，”布雷德福无力地说，“那是无意识之下的呓语，不可接受为证据。你走吧，埃米尔，让我安静工作好吗？”
波芬伯格医生感觉愤愤难平。于是，他向愿意一听的病人——事实上就是全部病人——重复讲述这个故事。
格斯·奥利森的故事是通过无线电小组（一辆警车）的巡警克里斯·多夫曼，传到检察官耳中的。巡警克里斯·多夫曼“碰巧”到格斯·奥利森的店里喝杯“可乐”（他是这么说），格斯神态“非常兴奋”地告诉他，吉姆·海特有一回“酩酊大醉”时对他讲的话。接下去就换成克里斯·多夫曼非常兴奋了，因为数星期以来，他一直没法希望能在审讯中伸一脚作个证，以便在报纸上出个名。
“克里斯，海特到底说了什么？”布雷德福检察官问。
“唔，格斯说，吉姆·海特曾经两次开车到他店里，醉眼迷离地吵着要酒喝。格斯说他每次都让他失望，没给他。有一次他还得打电话给海特太太，请她来带她先生回家。结果他当场大吵大闹，弄到几乎不可收拾。不过，布雷德福先生，格斯记忆中的这些事情，我认为你应该在审讯中提出来的是，有个晚上，海特又是大醉在店里，他一直胡说八道，把他太太和他们的婚姻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竟然还说：”格斯，除了把她除掉以外，没别的办法。我得赶快除掉她，不然我只能改行去捡核桃了。她简直把我逼疯了。‘“
“在酒精影响下所说的话，”卡特抱怨，“是极其可疑的。你是希望我被不足为凭的错误所误，以至于案子败诉吗？回你的无线电警车去吧！”
安德森先生的故事，本身很简单。他神情庄严地告诉那位纽约记者：“先生，海特先生和我曾经好几次在一起喝酒干杯。你知道，我们像兄弟一样，我们如果在广场碰面都会互相拥抱。唔，我还记得‘黑色十二月’那个出事夜晚，我们两个人在‘我们这个狭窄的山洞’，蜷缩在一起‘畅谈到天明’呢！先生，这真是被人忽略的大师名作呀！”
“我们确实错过了，”记者说，“后来呢？”
“唔，先生，海特先生两臂环抱我，说：”安迪，我要把她杀了。看着吧！我要把她杀死！‘“
“哇。记者说完便离开，留下安德森先生再回到下村世界大战纪念碑的基座下睡回笼觉。
但这片美味的小点心，检察官也拒绝接受；莱特镇口耳相传说，这些故事有的是“假冒伪作”，但他们仍然一直传送、一直传送、一直传送。
各种谣言传到莱桑德·纽博尔德法官耳中。从那天起，每回审讯结束，他都严正地提醒陪审团，要求他们不和任何人讨论本案，即使是陪审员之间也不可以。
据揣测，提醒纽博尔德法官注意谣言的人，大概是埃·马丁法官。因为马丁法官开始面露忧虑之色——特别是早晨和妻子吃过早餐以后。克莱莉丝有她特别的一套办法，充当马丁的晴雨计，判读莱特镇的情绪变化。结果，一股怒气悄然爬进法庭，在这位老律师与卡特·布雷德福之间累积并穿梭往复；到后来，连记者们都互相碰碰手肘，交换了然于心的表情，说：“那个老人就要垮了。”
莱特国家银行的出纳组长托马斯·温希普作证说，吉姆·海特在银行工作时，总是习惯用红色细蜡笔写字。他出示的很多银行档案中，有吉姆用细红错笔签名的文件为证。
布雷德福展示的最后一项证物（他精明地挑选这个出示时间），是埃奇库姆的《毒物学》书，上面并有不证自明的细红蜡笔标识——标识出砒霜的部分。这项证物在陪审席间，一手传过一手。这时，马丁法官露出“自信”的表情；而被告席上坐在老律师一旁的吉姆·海特则脸色发白，而且有人看见他迅速地瞥瞥四周，好像在寻找逃路一般。但那一下子过去之后，他依然如故——沉默地瘫坐在椅子中，苍白的面孔四出几乎是厌倦的表情。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审理将结束时，布雷德福检察官表示，他“大概接近尾声”了，不过，等星期一法庭重新开庭时，他可能会更确定一点。他心想，星期一检方很可能可以拘捕嫌疑犯了。几位相关人士在法官席前做了冗长的交谈后，纽博尔德法官宣布休庭，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重新开庭。
囚犯再度被送回法院顶楼的囚室。法庭空了，莱特家人立刻回家，在星期一之前，他们除了振作诺拉的精神以外，没有事情可做……
诺拉躺在她那间华丽卧室的躺椅上，抓着落地印花棉布窗帘上的玫瑰玩。荷米欧妮反对让她出庭。流了两天眼泪之后，诺拉累得终止了抗争，只顾去抓窗帘上的玫瑰。
但是，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那天，发生另外一件事——罗贝塔·罗伯茨丢了差事。这位女记者在她的专栏中固执地维护吉姆·海特。她是记者群中唯一还没咒那个“上帝的沉默男子”——这是一名记者即兴送给他的封号——死罪的人。星期五，罗贝塔收到芝加哥鲍里斯·康内尔发来一封电报，通知她说，他“要取消她的专栏”。罗贝塔立刻拍电报给芝加哥一名律师，委托控告新闻报业集团。可是，星期六上午，报纸上没有专栏。
“你接下去要怎么办？”埃勒里·奎因问。
“继续留在莱特镇，我是一个让人头疼的、永不放弃的女人。我还可以在这里帮帮吉姆·海特。”
星期六整个早上，她在吉姆的牢房陪他，鼓励他开口、反击、维护自己。马丁法官也在场——气鼓鼓的，还有埃勒里。他们两人默默聆听罗贝塔苦口婆心力劝吉姆。但吉姆只是摇头，或者根本不做任何反应——那个弯折的身体已经死去四分之三，而且浸泡在他自制的奇异甲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