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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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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就要开始上课了。星期六下午五点钟左右,庄园的一个女人走进学校的庭院;我正在那儿锯过冬的柴禾。她来向我宣布萨勃劳尼埃生了一个女孩子。生产很不顺利,晚上九点钟得去找普雷弗朗吉的接生婆。到了午夜,人们又重新套马车去请维埃尔宗的医生。他动了产钳,小女孩头部受了伤,叫得厉害,不过她似乎顺利地活下来了。伊沃娜·德加莱现在十分虚弱,她受了很多苦,但极其勇敢地挺了过来。

我撂下活计,跑去穿上另外一件短外衣。总而言之我对这些消息是挺高兴的,就跟着这个妇女一起到萨勃劳尼埃。我小心翼翼,唯恐两个受伤的人有一个睡着了,登上通向二层的木楼梯。在那儿,德加莱先生脸色疲惫但十分欣慰,让我走进房间,房间里边人们临时放置了一只摇篮,边上支了帐帘。

我从来没有进过当天生了婴孩的房间。这桩事使我感到奇怪、神秘和美好!下午天气真好—标准的夏日傍晚—德加莱先生胆子很大,打开了朝向庭院的窗子。他依着靠近我的大窗的窗台,精疲力尽,但十分欣慰地跟我讲昨天夜里的经过。我听着他说话,隐约感到现在有个陌生人和我们一起待在房间里了……

帐帘下边,一个小小的刺耳而又持久的叫声响了起来……于是,德加莱先生轻声地跟我讲:

“是头上的伤口使她哭叫。”

他机械地—人们感觉得到他从早晨到现在一直那么干,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开始摇着小小的帐帘包。

“她已经笑了,”他说,“她会捏人手指了。您难道没有瞧见?”

他打开帐帘,我看见一张发红的虚胖的小脸,小头颅长长的,被产钳弄得畸形了。

“这没有关系,”德加莱先生说,“医生说过自己会好的……您把手指伸给她,她会捏紧的。”

我蓦地发现一个好像我所不了解的世界,一种我以前不知道的奇怪的快乐感油然而生。

德加莱先生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妇女的房门,她没有睡觉。

“您可以进来。”她说。

她躺着,面部发烧,棕色的头发散在周围。她微笑着向我伸过手来,神情很是疲乏。我祝贺她小女孩生得不错。她用有点沙哑的嗓门,带着她不常有的难听劲—像是刚从战场回来的人的腔调:

“是啊!可人家给我把她搞坏了。”她微笑着说。

为了不累着她,我不久就离开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下午,我急急忙忙,几乎是愉快地出发到萨勃劳尼埃去。那儿门上用别针钉着一块牌子,使我已经开始的动作停了下来:

“请勿按门铃!”

我猜不透究竟为了什么原因,就使劲地打门,只听到里面放轻了的脚步应声赶来,一个我不相识的人—他是维埃尔宗的医生—给我开门。

“发生什么事啦?”我急切地问。

“嘘!嘘!”他面有愠色,极轻地回答,“昨天夜里小女孩差一点死去,母亲的情况很糟。”

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办才好,踮着脚尖跟他上二楼。睡在摇篮里的小女孩像是个死婴,脸色极为虚弱、苍白。医生在想法救她。至于母亲,他什么也不说……他把我当作这个家庭唯一的朋友,给我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可能是肺充血、栓塞症。他吞吞吐吐,没有把握……德加莱先生走了进来,两天来他衰老得不成样子,惊慌失措,浑身发抖。

他把我带到房间里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他轻声地跟我说:

“不能使她受惊;医生嘱咐要告诉她会好起来的。”

伊沃娜·德加莱躺着,脑袋像前一天一样后仰着,所有的血全都涌向脸部。面颊和额头都呈暗红色,两眼不时地翻白,像个要断气的人。她带着无法言喻的勇气和柔情在和死亡搏斗。

她不能讲话,但把烧得滚烫的手伸给我,充满了友情,我几乎要放声痛哭。

“您瞧,”德加莱先生提高嗓门,带着一种令人难受的、像是发了疯的诙谐语调说,“您瞧,尽管她病了,脸色还不太坏!”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把垂死之人烫得吓人的手捏在自己的手里……

她想硬支撑着跟我讲几句话,问我一些事;她把眼睛转向我,接着又转向窗户,仿佛招呼我到外面去寻找某个人……这时她突然病情发作,喘不过气来;她那美丽的蓝眼睛—刚才还在悲哀地叫我—翻白了;她的面颊和额头变黑了,她慢慢地挣扎着,试图控制她的害怕和绝望,直至临终。人们—医生和护士—赶忙奔上去,带着一袋氧气、毛巾和药瓶;而老头儿趴在她身上喊叫—用他粗哑颤抖的声调喊叫,仿佛她已经远离他而去了:

“别怕呀,伊沃娜。没什么事呀!你用不着怕呀!”

然后危险过去了。她能稍微喘几口气,但她还是一半窒息着,眼球翻白,脑袋后仰,继续挣扎,但已经不能—哪怕是一会儿—从她已经陷入的深渊里挣扎出来,看我一眼,和我说说话。

……既然我待在那儿没什么用处,我决定还是走了。当然我可以再多待一会儿,现在一想到这里感到深深的内疚。为什么?我当时还抱希望,以为不会那么快的。

到了房屋背后的杉树林边,我一想起年轻妇女眼睛转向窗户,就像哨兵和人犯追捕者那样仔细地审视树林的深处:从前奥古斯丁就是从那里来的,上年冬天他也是从那儿走的。可是,现在一切都纹丝不动。没有一个可疑的影子,没有一枝树枝在摇晃。但是时间长了,我听到从普雷弗朗吉道路的方向传来细细的钟声;不久后,小路的拐弯处出现了一个孩子戴着一顶红色的教士帽,穿着一身学生装,后面跟了一个神甫……我赶紧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动身走了。

第二天是开学日。七点钟已有两三个孩子在院子里了。我犹豫了好久要不要下楼去露面。等到我转动了因关了两个月而发霉的教室门钥匙时,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看见学生中最大的孩子离开正在风雨操场玩耍的人群走近我。他跟我说:“萨勃劳尼埃年轻的太太昨天入夜时死了。”

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一片混沌,各种各样的滋味汇集在这个痛苦之中。我现在似乎感到我再也没有勇气教书了。光是穿过学校光秃秃的院子,就使我觉得像断了膝盖,寸步难移。一切是痛苦的、艰难的,因为她已经死了。世界是空的,假期已完结。乘着马车长途跋涉的生活,完了!奇怪的节日活动,完了!……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痛苦状况!

我跟孩子们说今天上午不上课了。他们三五成群,纷纷离去,走遍农村,把这个消息带给另外的孩子。至于我,我拿起黑帽子和一件绣边的短大衣,愁眉苦脸地向萨勃劳尼埃进发……

我抵达了我们三年之前还到处寻觅的那幢房屋前面,伊沃娜·德加莱—奥古斯丁·莫纳的妻子—昨天晚上就在这里死去。不熟悉的人可能会把它当作教堂,因为从昨天以来这块荒芜的地方是那么的安静。

以上就是开学第一天晴朗的早晨,透过树枝洒下来的秋天的险恶的太阳光给我们所准备下的礼物。叫我怎么和心中这可怕的不平,这股涌上眼眶、令人窒息的泪水做斗争呢!我们重新找到了美丽的姑娘,我们获得了她。她成了我挚友的妻子,我也怀着一种从不明言的深厚而神秘的友谊热爱着她。我像个小孩子,瞧着她都感到高兴。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娶另一个姑娘,但我一定会把这桩重大的秘密的消息首先告诉她……

靠近门铃的门角上,昨天的牌子依然挂着。人们已经把棺材运来,放在下边的前厅里。二层的房间里,婴儿的奶妈来接待我,跟我讲临终的情景,并轻轻地半开房门……她就在里边:再也不发高烧,再也不做挣扎,脸颊不再泛红,不再期待……只有一片沉寂,只有一张发硬的、失去知觉的、惨白的面庞,边上围着棉絮,僵死的额头露出浓密的硬发。

德加莱先生蹲在角落里,背冲着我们,光穿袜子没穿鞋。他一股劲儿地在一只从柜子里边抽出来的、零乱的抽屉里翻腾,不时从里面捡出一张他女儿的、已经变黄的旧照片,陪随着一阵像笑一样的痛哭声,双肩抽搐不已。

葬礼定在中午举行。医生害怕栓塞症之后,尸体会很快腐烂,所以在头部周围放了许多浸透苯酚的棉花,全身周围也是如此。

衣服换好了—人们给她穿上了她最漂亮的深蓝丝绒、上面点缀小银星的连衫裙,不过漂亮肥大的袖子已经过时,还得把它们弄皱放平。当要把棺材抬上来时,人们发现走廊太窄了,转不过弯来,所以只得用绳子从窗户外面把棺材吊上来,过一会儿再用同样的方法放下去……德加莱先生一直俯身在陈货旧物之上寻找什么东西,这时突然怒不可遏地插了进来。

“宁可……”他的声音被眼泪和怒气所打断,唏嘘着说,“宁可我自己用手抱着她下楼也不能干这种不像话的事……”

他真的会那么干的,顾不上自己会在半道上昏倒,和她一起跌倒下去!

于是我走向前去。只有一个办法,我采用了:在医生和一个妇女的帮助下,我把一只胳膊塞在死者的背下,另一只胳膊塞在她的腿下,把她抱起来贴在我的胸前。她坐在我的左臂上,双肩靠在我的右臂上,头仰倒在我下巴颏的下面,身体压在我的心上,重得要命。我慢慢地往下走,一级一级地步下陡直的楼梯;这时下面人把一切准备就绪。

我很快累断了双臂。胸前这么重的分量,每走一级气喘得更急。我拼命地抓住又僵又重的身体,脑袋抵在我抱着的人的头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的棕发被我吸进嘴里—是死人的头发,它们发出一股泥土味。这股泥土味和死人味,这股压在胸口的分量,对我来说是那场大奇遇和您—伊沃娜·德加莱,长期被寻找、深深被眷恋的年轻姑娘—所给我留下来的全部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