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次，那场景，还有我们会议桌周围的那一副副面孔，我是不大可能忘记的。那是6月的一个明媚的下午，阳光照在助理厅长们才可以享用的奢侈品上；尽管开着窗户，但房间里还是烟雾缭绕。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让检察长很不高兴，因为他正准备出门去打高尔夫球。
但想推脱说没有预约，把人家拒之门外已经来不及了。杰夫这老东西不请自入，趾高气扬地进来了——用“趾高气扬”来形容很贴切。他身着一套招摇扎眼的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圆顶硬礼帽，上衣扣眼里还插了一朵花。他心情好得不得了，白胡子根根翘立，虽然尖声尖气的，但绝对自信。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曼纳林，温文尔雅，像个电影明星。杰弗里·韦德走过来，把桌子上的文件往一旁胡乱一推，接着就一屁股坐在了桌沿上。
“天气不错啊，对吧？”他亲切地说道，“也许你们还有人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杰夫·韦德。那个大名鼎鼎的杰夫·韦德。我想跟你们几位简单地聊几句。”
“你，真想聊几句？”厅长问，那口气啊，能有多酸就有多酸，“聊什么呢？”
对方乐呵呵地笑了，然后往衣领里缩了缩脖子，看了看桌子对面。
“你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控告曼纳林这小伙子了，是不是？”他问道。
“是又怎么样？”
那个枯槁的老恶魔正得意着呢。他把手伸进上衣胸前的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从那个钱包里，他拿出了一样我从没见过，也不相信会有的东西。那是一张面额五千英镑的钞票。他在桌子上将钞票摊开。
“放上一枚六便士的硬币。”他说。
“伟大——万能——的上帝啊，”检察长低声咕哝了一句，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你是想——”
“不，诸位，”曼纳林平静而客气地插嘴道，“不是想行贿，再说我未来的岳父大人也不会舍得下这么大的本。我敢说，用不了这么多钱，就可以买通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放上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吧。”
谁都没吭声，因为这件事的离谱程度已经让我们出离愤怒了。韦德这老东西从桌上探过身来，轻轻地敲了敲那张五千英镑的钞票。
“六便士的险都没人想冒？”他问道，“你们肯定不会都这么小气吧？我想拿这小小的一张纸来赌一枚六便士的硬币，赌你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控告曼纳林，而且就算你们想试一把，连大陪审团那一关你们都过不了。怎么样啊？”
“杰夫，”沉默了一会儿后，赫伯特爵士说道，“这也太过分了。在一定程度内，我会与你的立场一致，可这一次你简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这哪儿像你干过或能干的事啊！你给我出去，马上出去。”
“等一下，”厅长发话了，“你凭什么这么确定我们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呢？——喂，外面吵吵闹闹的，怎么回事？”
帕普金斯插嘴了，因为门外传来了好些嘈杂的声音。
“我想是和韦德先生一伙的什么人，长官，”他温文尔雅地告诉我们，“他们来的人相当多。”
“都是目击证人，”韦德冷冷地说道，“一共十三人。他们都可以证明6月14日，星期五晚上从9点一直到10点45分，曼纳林都跟我一起待在迪恩街上的希波餐馆（现在叫‘苏活沙图’）。其中有餐馆的两位老板，即沙图先生和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有四名侍应生、一名洗手间服务生和一名勤杂工；有当时在餐厅用餐、互不相干的四名目击者，最后——”
“那，”厅长不慌不忙地说道，“才十二人啊。”
“噢，还有第十三个人是做别的工作的，”老头子令人费解地咧嘴一笑，答道，“你们等着瞧吧，他们全都是循规蹈矩的英国臣民，能够得到英国陪审团的认可。有了这样的口供，我就是说鱼从来都不喝水，都没人敢提出质疑。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不在场证明。你们能推翻它吗？要不要试一试？证人全都在这儿，请啦，试试吧。你们若去法庭起诉，我在法官还在法官席上举棋不定时，就会采取行动，让你们的起诉被驳回。不过，你们休想走到起诉那一步，因为可以打个小赌，大陪审团不会受理的。所以我警告你们：最好现在就撒手作罢，否则你们自己都会惹上一身麻烦的。”
赫伯特爵士说道：“你这个浑蛋，原来你买下那家餐馆——”
“拿出真凭实据来呀，”老东西说道，还冲他咧嘴一笑，“这事你别瞎掺和，伯特。你帮了我不少忙，我不想恩将仇报，倒打你一耙。”
“我想，问问你买下那家餐馆时是不是还买了别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吧？”检察长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问问试试，”韦德探过身来，冲检察长摇了摇头，说道，“马上就有你见过的最精致的诽谤罪起诉状送到你手上。呵呵，不过，还轮不到你吧？这儿有个家伙我肯定是不会放过的。”他用手指了指我，“我想，这位警司先生，你叫啥来着，我会让你明白想威胁我，绝对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
“是吗？”我说，“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曼纳林先生有什么要说的吧。曼纳林先生，你敢说你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45分这段时间都待在那家餐馆吗？”
曼纳林点了点头，表情既毕恭毕敬，又扬扬自得。他愉快地笑了笑。
“我在。”
“可你跟卡拉瑟斯巡官说过，而且后来也跟我说过，你10点40分的时候去了摄政王公寓大楼啊？”
“您说什么？”曼纳林说，面色依然凝重，“我觉得您可能对我不大了解。当然，星期五晚上我面对卡拉瑟斯巡官的时候，请您谅解一下，因为过度紧张，我在那种场合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话。我不确定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而且巡官也无法证明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没有在任何证词上签字画押。事实上，我几乎可以肯定，我跟他说过的，就是星期一我跟您说过的话，也就是，虽然我星期五晚上的确去过摄政王公寓大楼，但我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您我是什么时候去的。我只说了我是从后门去的，然后就拒绝再开口告诉您更多信息了。怎么样，您能否认这一点吗？”
“不能，你跟我说的就是这些。”
他做了一个不起眼的手势以示宽宏大量。“不过，”这个得理不饶人的家伙这下子来劲儿了，说话跟打雷似的，“现在我打算告诉您星期五晚上的真实情况了，免得您又习惯性地犯下愚蠢的错误。我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什么都没说，是因为我不想让韦德先生难堪。
“事情是这样的。9点的时候，我碰巧遇见了和他的两个——呃——开馆子的朋友一道，从滑铁卢车站回来的韦德先生，并且接受了一起去吃饭的邀请。饭后，我们本来是准备按照之前的安排，接着去博物馆的；韦德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给伊林沃斯发了一封电报，让他10点半去博物馆跟我们见面。可遗憾的是，韦德先生跟沙图先生聊波斯的事，聊得太上瘾了，于是就决定——诸位，这事咱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就决定放伊林沃斯博士的鸽子。可是他不想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博士伤了感情。于是，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博物馆，见见可能在那儿候着的伊林沃斯博士，并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把这事给糊弄过去。我离开餐馆时，正好是10点45分。餐馆的其中一位老板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一般都把车停在蓓尔美尔街后面的小巷子里；当时他正要回家，于是就主动提出来把我捎过去。可是，途中我突然想起来出错了。我们最初的打算，你们也知道，是要在11点钟去博物馆举办聚会的。韦德先生是给伊林沃斯发了一封电报把时间改了——但他在早上告诉大家聚会取消后，忘了通知他们晚上还是要来聚会的，只是换了个时间。他们没接到电报，所以博物馆里就会没人。我进不去，此时肯定已在门阶上等着的伊林沃斯博士也进不去。不过，我记得霍姆斯先生住在蓓尔美尔街。于是我就叫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把车从后面的通道开到小巷子里去，这样既不影响他把车停在老地方，又可以方便我去找霍姆斯先生。下车后，我就穿过摄政王公寓大楼的后面，来到了后门（给某人下达了一些指示），见到了管理公寓的乔治·丹尼森先生……”
听到这里，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拍案而起。
“一派胡言！”他咆哮道，“杰夫，那栋公寓大楼和餐馆一样，也是你的！普鲁恩跟卡拉瑟斯说过——”
“拿出真凭实据来呀，”韦德冷冷地说道，“我再警告你一次，伯特：别瞎掺和。小伙子，接着说。”
曼纳林又摆出了一副温文尔雅的冷漠姿态。“好的，没问题。对了，丹尼森先生就是韦德先生提到过的第十三个证人，他让我进了大楼，并陪我从后门上楼，去了霍姆斯先生的公寓。不过，公寓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看到的那些迹象，使我相信大家肯定还是去了博物馆。这时应该已经是11点左右了。我就又下了楼，跟丹尼森先生打了声招呼，就步行赶往博物馆了。当时博物馆黑灯瞎火的，但我觉得其他人一定都在里面，于是就不停地按门铃。按着按着，就让一个警察给打断了。当时他误会了我的举动，我自然不能向他坦白韦德先生——对不起，长官——韦德先生怠慢贵客伊林沃斯博士一事，所以，我要为自己辩解一下。”
曼纳林又露出了微笑，但他的眉毛却皱到了一起，而且他看人时的客气眼神更像是在讥笑对方。
“我想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顺便问一下，你们要不要现在就把我拘留了？”
“我还是喜欢，”厅长好奇地看了看他，说道，“走一下正式手续。”
老头子探过身来，脸上写满了欣喜之情。
“你们打算抓人了？”他问道，“好啊！哎呀，诸位，有人要跟我赌一把吗？”
那空洞的咯咯笑声，又一次像脏水一样泼在了我们身上。而他也有这个资本，笑得起。
三周之后，大陪审团宣布不受理我们的起诉。
说到这里，菲尔，我的讲述也就基本上接近尾声了。现在你可以明白我一开始所作的声明了吧？尽管我们有些人也许认为，彭德雷尔利用米利亚姆·韦德喜欢及时行乐这一点占了她的便宜，就被谋杀了，这样的谴责和报应是过了头，但没有人会为他的冤死而痛苦得捶胸顿足或深深地诅咒凶手。可整个案子吧，就是一记冲着眼睛打来的直拳，无法回避啊。你明白我们的处境了吧？
我们拿曼纳林没辙，不能以谋杀罪审判他；也拿韦德没辙，不能以作伪证罪把他送上被告席。我们坚信，所谓曼纳林一直待在餐馆的那一整套说辞，从头到尾都是瞎编出来的鬼话。我们坚信这一点——而且我看到你点头了，说明你也是坚信这一点的。然而，我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一个证人的证词都没能推翻掉。（对了，杰夫指控我们使用了包括填料橡胶管在内的各种方法严刑逼供，这是无稽之谈，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很想用橡胶管的一次。）老东西带了一大群律师在身边，为自己把关补漏；他暗示记者，是我们心术不正，老想通过给别人定罪判刑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所以我们才自认为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我们能想到什么办法吗？让曼纳林逍遥法外了，但我们也不能回过头来，设法指控那个姑娘有罪啊，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事实。不管谁有罪，曼纳林都是整个案子的主谋。这个结局真是让我们狼狈不堪，没脸见人——而那个老东西对此却早就心里有数了。这个自吹自擂的大骗子，一辈子都没吃过亏，不费吹灰之力就猜出了我们的意图，害得我们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了。这事让他的老朋友，在场的赫伯特爵士，也大为不快。
我们之所以要用一整个晚上讲述这个案件，原因就在这里。这倒不是说我们很在意是否能将杀害彭德雷尔的凶手绳之以法，虽然说彭德雷尔起码也曾经是一个大活人。但是，那个老恶魔大言不惭地吹嘘，说他已经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了，而且他的这种大话正在带来麻烦。我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而且很可能扭转不了败局——交给你来定夺了。想必你和我们一样，相信曼纳林就是凶手且韦德犯了伪证罪吧。可是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将他逮捕归案呢？
三个多月过去了，总结起来，只有几点需要补充。我们严密监视了每个人的行踪，清楚后来发生了哪些事情。有件事说不定你会感兴趣。在大陪审团未能作出正确裁决，所有的喧嚣也都平息下来的一个月后，米利亚姆和曼纳林分手了：显然是双方同意后才分的。曼纳林已经去了中国，不过比以前更有钱了。通过私密的渠道，我们已经不露痕迹地打听到，在他离开之前，老东西把一张整整两万英镑的支票存入了他的账户。依你看，这说明了什么呢？
至于其他人嘛，情况都和原来差不多。我们摆平了赖利太太，但这等于帮了老东西的忙，并没让我们有多高兴。现在参观韦德博物馆的人比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人还要多；普鲁恩依然是夜间接待员，霍姆斯还是助理馆长。由于在审讯中情绪失控大发了一通脾气，巴克斯特只得从公使馆离了职；不过，他们这一小伙人似乎比原来走得还要近了。杰里、巴特勒，还有哈丽雅特·柯克顿，他们的样子跟我们最后一次见他们时没多大区别。伊林沃斯，对了，伊林沃斯还一度成了大英雄呢。
说到米利亚姆呢，我只能告诉诸位，我一个月前见过她，没想到她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社会排挤。事实上，她看上去好像比之前过得还要愉快一点。我是在一个酒吧——我曾在那里抓过一个犯伪造罪的家伙——见到她的，她穿着一套华丽的衣服，坐在一个高脚凳上，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漂亮。我旁敲侧击地问起了曼纳林，她说她有段时间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起身要走之前，我又对她说：
“私下里，坦率地跟我说说你对曼纳林的真实看法。”
她照了照吧台后面的镜子，露出了梦幻般的微笑。“我觉得，”她回答道，“可以用萧伯纳戏剧中某个角色的一句台词来形容：‘漂亮！精彩！绝伦！啊，多妙的一次金蝉脱壳啊！’对了，要是您见了那位英俊的年轻警官，请转告他：星期四晚上没问题。”
于是我们的故事，以卡拉瑟斯开场，也以卡拉瑟斯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