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王朝的阳光不断地向东照射，一直照到沙皇俄国与奥匈帝国的边境地区。在皇帝的荣光照耀下特罗塔家族被晋封为贵族，获得了显赫的地位。
隆恩浩荡，弗兰茨·约瑟夫获得的赏赐和馈赠源远绵长。要是他的宠儿干蠢事，皇上的臣仆便会一起出面制止，让傻小子变得聪明和理智。
卡尔·约瑟夫是新晋封为贵族的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的唯一后代。如果把他调到索尔费里诺英雄—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孙子、一个宪兵队长的儿子—的家乡—斯洛文尼亚的斯波尔耶村—附近驻地去服役，是根本不合适的。现在这位英雄的后代乐意从优越的骑兵团调到普通的步兵部队，这说明他仍然忠于祖父的遗志。当年祖父在为皇帝救驾时，就是步兵部队的一个普通少尉。但卡尔·约瑟夫—贵族头衔的唯一继承者—申请调到祖父的家乡附近的步兵营去服役的想法既幼稚又愚蠢，皇朝帝国国防部拒绝了他的申请。
地方官—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和国防部的想法完全相同。他勉强同意儿子调到步兵部队，但丝毫不赞同他调到斯洛文尼亚的想法。地方官本人从没有想过要去看看父亲的家乡。他是一个奥地利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奴仆和官员，维也纳的皇家宫殿才是他的家乡。他有一个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宫殿能延伸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希望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成为哈布斯堡的忠实奴仆。他是一位地方行政长官，在他所管辖的区域他是皇帝陛下的全权代表。他佩戴金领章，头戴大顶帽，腰挂佩剑。他从没想过要去斯洛文尼亚富饶的土地上干像犁田这样的农活。在给儿子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命运使我们这个边区的农民家庭成了奥地利人。我们要永远地做奥地利人。”
这样一来，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斯波尔耶男爵要去帝国南疆的路被堵死了。他只剩下两个选择：到帝国内地去或到帝国的东部边界地区去。他选择了驻扎在离俄罗斯只有几英里a的狙击营。奥努弗里耶的家乡布尔德拉斯基村就在那附近。那地方和那些乌克兰农民，和他们吹奏的那些悲恸感伤的口琴曲以及他们歌唱的那些萦绕于心的歌曲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斯洛文尼亚的北方姐妹。
特罗塔少尉连续坐了十七个小时的火车，到了第十八个小时，才抵达了奥地利帝国最东边的火车站。他下了车，勤务兵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狙击营的营房就在小城中心，奥努弗里耶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才跟在少尉身后跨进了营房。
此时，帝国的腹地已是春意盎然，而这里则是一派早春的景象。灿烂的金雀花开满了小山丘，紫罗兰在潮湿的树林里争奇斗艳，青蛙在广袤的沼泽地里呱呱欢叫，鹳群在低矮的茅草农舍上空盘旋，寻觅着往昔的窝巢，那是它们夏日的栖息地。
位于帝国东北部的这块奥地利与俄罗斯的交界地是最奇特的地区之一。卡尔·约瑟夫新调入的这个狙击营驻扎在一个拥有一万居民的小城。小城有一个大的圆形广场，有两条大路在广场中央相交，一条由东向西，另一条从北往南；一条从火车站直达公墓，另一条从宫殿遗址通向蒸汽磨坊。全城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其余的人则在从事一种特殊的买卖。
我们称它为“一种特殊的买卖”，是因为无论是交易的货物还是交易的方式，都与我们这个文明世界关于“买卖”的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个地方的商人做买卖不仅靠运气和天意，也靠商业眼光和头脑。每个商人随时准备购进命运提供的货物；如果上帝没赐给他任何货物，那他也要发明一种货物。事实上，这些商人的生计是一个谜。他们没有商店，没有招牌，没有货款，但他们的商业天赋极高。他们的生活简朴而清苦。他们不停地奔波，常年外出，能说会道，大脑精明，如果能够认知世界，他们定能征服世界。但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因为他们远离世界，处在东西方之间，夹在黑夜与白昼之间，他们本身就是生于黑夜而行于白昼的精灵。
我们能说他们是生活在“夹缝”中吗？故乡的大自然并没有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大自然为边疆人民提供了辽阔无边的地平线，又赐给他们绿色的森林和蓝色的丘壑，仿佛一个高贵的圆圈把他们环抱其中。穿行于昏暗的冷杉林时，他们甚至会感激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为妻子儿女弄到面包时，他们会感激上帝的恩赐。不过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他们就要走遍冷杉林，为城里的买主采购木材。此外，他们也向边塞村庄的农妇兜售珊瑚装饰品，连生活在边界那边的俄国农妇也买他们的东西。他们的买卖涉及羽绒被、马鬃、烟草、银杖、珠宝首饰、中国茶叶、南方的水果、马和牛、家禽和鸡蛋、鱼和蔬菜、苎麻和羊毛、奶酪和黄油、森林和土地、意大利的大理石、用于制作发套的中国人的头发、中国的蚕桑和丝绸、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布匹、布鲁塞尔的别针和莫斯科的雨鞋、维也纳的亚麻布和波西米亚的铅，等等。
这个世界物资丰美，无论贵贱，这儿的商人对其了如指掌。只要是买卖，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都干。合法的买卖他们干得顺顺当当、漂漂亮亮、红红火火，非法的买卖他们干得机灵狡猾、诡计多端、胆大妄为。有些人甚至还干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贩卖活生生的人。他们把俄国军队的逃兵贩卖到美国，把年轻的村姑贩卖到巴西和阿根廷。他们有远洋轮代理处和外国妓院中介机构。即使是这样，他们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怜，他们对优渥而阔绰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概念和感知。他们的精明可以找到金钱，他们的双手可以从碎石里掘出金子，像人们从石头里凿出火花一样，但是他们却并不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情。
这个地区的人们一辈子也走不出这块沼泽地，因为整个土地的表面都布满了大量的沼泽，大路两边尽是青蛙、发热病菌和危险的草丛。这种沼泽地对于毫无戒备或不熟悉地形的行路人来说简直是把他们引向死亡的最甜蜜的诱惑。许多人的生命连同他们绝望的呼叫声永远地消失在这可怕的沼泽地里。然而，所有土生土长的人都熟悉沼泽的陷阱，自然也掌握了对付这种陷阱的独特办法。春夏之际，沼泽地里传来青蛙不眠不休的叫声，云雀也在高空中永不停歇地欢唱，这是沼泽与天空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对话。
我们这里讲到的商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也许是大自然的奇妙，也许是可萨b这个传奇部落的某种神秘法则，造就了犹太人红色的头发、红色的胡须和红色的汗毛。他们的头上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红色的丛林，他们灵巧的手臂上立着一根根小尖矛似的又红又硬的汗毛，耳朵里也长着浅红色的浓密而柔软的细毛，就好像是他们脑袋迸发出来的烈火冒起的红烟。
外乡人一旦来到这个地方，就会一步步地走向毁灭。谁也无法战胜沼泽地，谁也无法挺过去。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高层已经准备大动干戈。边界上的人首先嗅到了战争的火药味。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而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能见到末日的先兆。他们甚至能从战备活动中捞到好处。有些人以做间谍和反间谍为生，他们从奥地利警察当局领取奥地利古尔盾，从俄国警察当局得到俄国卢布。在这个遍地沼泽、极目荒凉的边陲之地常常会有军官陷入绝望，毁于赌博、负债或落入坏人之手。许多意志薄弱的年轻军官，纷纷将他们冰冷的躯体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永久沉睡在这个边境小城的公墓里。
正如帝国其他地方的驻军一样，这里的士兵也要进行操练。狙击营每天返回营房时，衣服上溅满了粪便，长筒靴上沾满了褐色的污泥。楚克劳尔少校骑马走在最前面。特罗塔少尉带领着第一连第二排，步调一致地踏着嘹亮而悠长的号音行进，不像过去重骑兵部队听命于高傲响亮的军号。
卡尔·约瑟夫是步行，他自欺欺人地认为步行更舒服。狙击兵走在他的周围，带钉的长筒靴踩在满是棱角的碎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春天，按照军事当局的要求，每个星期都要在沼泽地的路面上铺上大量的碎石，所有的石块、数百万的石块都被那些永远填不饱的大路路基给吞没了。新的、趾高气扬的、银灰色的、闪闪发光的污泥从地下深处冒出，吞食石块。灰浆拍打在士兵们污迹斑斑的长筒皮靴上，发出噼啪的响声。
营房就在小城公园的后面，营房左首是地方法院，右首是高中的一栋教学大楼，对面是地方行政公署。摇摇欲坠的营房围墙后面有两座教堂，一座罗马教堂和一座希腊教堂。这个城市太小了，二十分钟就能走遍全城，那些重要的建筑物互相毗邻，拥挤不堪。傍晚出来散步的人就像监狱里的囚犯绕着公园打转转。步行到火车站大概要半个多小时。
狙击营的军官食堂设在一所民房的两个小房内，大部分军官在车站饭店用餐，卡尔·约瑟夫也不例外。有时仅仅为了去看车站，他也乐意去把污泥踩得噼啪响。这是帝国最偏远的一个火车站。尽管如此，这个车站也有锃亮的双轨铁道延伸到帝国腹地；也有响亮、明快的信号，这些信号回响着来自故乡温情的呼唤；有一台摩尔斯电报机嘀嘀嗒嗒地响个不停，不辞辛劳地传出远方世界优美动听而又模糊不清的声音，如同一台勤勉的旧缝纫机不辞辛劳地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车站也有一位管理员，他负责摇铃，叮当的铃声不时提醒人们：发车啦，发车啦，上车！他每天在正午时分为一趟要开往西部的列车摇一次铃，它驶向克拉科夫、波胡明和维也纳。多么可爱的列车啊！它正好停在军官们用膳的头等餐厅的窗前，足足停一顿饭的时间。咖啡端上来时，火车头才鸣响汽笛，灰蒙蒙的蒸汽直往窗户扑来，待到它在窗玻璃上凝聚成水珠而向下流淌的时候，列车已经开走了。军官们喝完咖啡，踩着银灰色的泥浆，无精打采地漫步返回营房。就连在帝国做巡回视察的将军们都极力回避这个驻军地。他们不来，也就没人来了。
狙击营的大部分军官并不住在营房，而是长期租住在小城唯一的一家旅馆里。来自纽伦堡、布拉格和扎特茨的那些有钱的商人每年只到这里来下榻两次。在做成了那些肮脏龌龊的地下生意之后，他们便叫人来演奏音乐，或者去设在该旅馆的自家咖啡馆玩牌。
站在布洛德尼茨旅馆的三楼，卡尔·约瑟夫能俯瞰整个小城。地方法院三角形屋顶，地方行政公署的白色小钟楼，军营上空飘扬的黑黄条纹旗帜，希腊教堂的双十字架，市政会议厅上空的风信子，以及一座座小平房深灰色的木瓦屋顶，所有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布洛德尼茨旅馆是小城最高的建筑物。它和教堂、市政会议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都是这个小城的标志。这里的小街小巷都没有名字，房屋都没有门牌号码。如果有人要问路或者打听什么人，那么只能打听到一个大概的信息，如某人住在教堂后面，某人住在市监狱对面，某人住在地方法院的右首。住在这里的人们常常会产生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自己住在一个小村庄。
小城居民生活在低矮的平房里，住在暗灰色的瓦屋顶下，住在四方玻璃窗和木门后面，他们的秘密就通过缝隙和椽子渗漏出来，传入肮脏的小街小巷，也传入与世隔绝的营房大院。某某女人瞒着丈夫偷汉子；某某父亲把女儿卖给俄国船长；某某在这里卖臭鸡蛋，某某在那里走私；某某曾蹲过监狱，某某则成功逃狱；某某借钱给军官；某某的邻居索取了他三分之一的盈利。
狙击营的军官大多是德意志血统的平民出身，在这里服役多年，慢慢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渐渐地融入了这个小城。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故乡习俗以及德意志母语。困在这无边无际的荒凉沼泽地周围，他们只得沉溺于赌博和酗酒。酒就是当地酿制、出售的、名叫“180度”的烈性酒。军校的生活和传统的操练把他们造就成了愚昧平庸之徒。走出营房，他们又陷入了这块腐朽之地，似乎还能嗅到敌方沙皇帝国粗重的呼吸。
这里离俄国边界领土不到九英里。俄国边防部队的军官们常常越境过来，身披土黄色和浅灰色军大衣，宽肩上戴着银色或金色的大肩章，无论晴天还是雨天，脚上总是穿着闪闪发亮的羊皮长筒靴。两国的边防驻军甚至还保持着友好交往。奥匈帝国的边防军官有时会坐着带篷的辎重车c越境去观看哥萨克骑兵表演骑术，喝俄国烧酒。在俄国边防驻军那边，烧酒桶放在木板人行道两旁，由士兵持枪看守，枪上插着长长的三棱刺刀。入夜，哥萨克士兵用长筒皮靴踢酒桶，轰隆隆的响声越过崎岖不平的街道，传到俄国军官俱乐部。咕噜咕噜的声音从木桶里传出，附近的居民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桶里装的是什么酒。沙皇军官以俄国式的热情好客招待奥地利军官。那时，没有一个俄罗斯沙皇军官，也没有一个奥地利皇家军官会预料到，死神已经用它那无形的枯手，在他们的高脚玻璃酒杯上画了十字图形。
在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的边境森林间有一块辽阔的平原，哥萨克的骑兵排好队形，骑着家乡的骏马风驰电掣般飞奔而来。系着小彩旗的长矛挥过高高的皮毛帽，长长的木头柄闪电般在空中飞舞。马蹄飞也似的踩在柔软的弹簧似的沼泽地上，几乎毫无声息。除了轻轻的叹息以外，潮湿的土地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深绿色的小草也难逃被马蹄蹂躏的命运，纷纷屈服。哥萨克人仿佛是在羽毛上飞腾。当他们踏上满是黄色沙土的乡村大道时，就会扬起一阵阵明亮的金色小颗粒状的尘埃，这些尘埃在阳光下闪烁，飞向四面八方，最后又纷纷扬扬地坠落下来，犹如千万朵小小的云彩。
应邀前来的客人坐在粗木搭成的看台上。骑兵们动作迅捷，一闪而过。哥萨克人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在马鞍上用坚硬的牙齿叼起地上的红手帕或蓝手帕。他们将身子一直倾斜到马肚子底下，两条绑着锃亮的长筒皮靴的腿紧紧夹住马身的两侧。另一些骑手把长矛抛向空中，让它尽情地旋转一阵子，然后又敏捷地把它抓回高高举起的手中，那动作就像猎人抓回他们的猎鹰似的。还有一些骑手弯着身子，上半身平平地贴在马背上，将嘴亲热地靠在马嘴旁，纵身一跳，从小小的铁环中跳过去，那铁环大概只够箍住一个小木桶。骏马伸直四肢，鬃毛根根直立如羽翼，马尾巴翘立如舵，消瘦的脑袋就像一只疾驶着的又细又长的船头。还有一些骑手要跳过一排排横卧在地上的二十只啤酒桶。那些马一跑到这里，先长鸣一声，然后起跳。骑手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奔过来，一开始只看到一个小灰点，而后便以飞快的速度扩大成一条线，一个人影，一个骑手，最后仿佛变成了一只由人和马融合成的巨大的神鸟。如果成功地跳过去了，它们就站停在离啤酒桶一百步远的地方，恰似一座立式雕像，一座原生态的纪念碑。还有一些骑手，他们一边箭似的向前飞奔，一边朝飞行着的目标射击—这些骑手们本身看上去像枪弹—他们举着白色大圆盘飞似的冲在前面，在前面的是他们射击的靶子。射手们一边奔驰，一边射击，百发百中。偶尔有骑手从马鞍上滚下来，紧随他身后的伙伴就从他身上呼的一声跃过去，没有一只马蹄碰到他的身子。还有一些骑手，他们骑在一匹马上，让另一匹马和自己并排奔跑，在飞奔的过程中，敏捷地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上，而后再跳回到原来骑行的马匹上，突然又倒在同行的马背上，最后两只手分别撑在两匹马的鞍上，两条腿在两匹马的身子之间悠闲地晃动。突然间，在指定地点停下来，同时稳住两匹马。它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两匹用铜浇铸的马。
哥萨克人这种骑术表演盛会在这块奥俄边境土地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这里还驻扎着一个龙骑兵团。本地一位最富有的波兰地主科伊尼基伯爵在狙击营的军官、龙骑兵团的军官和俄国边防军的军官之间牵线搭桥，使他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沃伊切赫·科伊尼基伯爵是莱多休夫斯基家和波多基家的亲戚，斯滕伯格家的表亲，图恩斯家的朋友。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年过四十，但不显年纪。他是预备役骑兵上尉，单身男子，生活放荡不羁，却又多愁善感，喜爱骑马，嗜酒，好广交朋友，既轻率又庄重。冬天，他常常待在大城市，去里维埃拉d的赌场消磨时光；待到铁路路基的斜坡上开满了灿烂的金雀花时，他就像候鸟似的返回故乡。伴随他一起回来的是上流社会的脂粉味和惊艳猎奇的故事。他是这样一种人，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有的只是同伴、同志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熟人。他的一双眼睛明亮狡黠，略为外凸，圆圆的秃头光亮光亮的，小胡子呈金黄色，肩膀很窄，两条腿特别长。科伊尼基以这副模样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这些人有偶然相识的，也有专门结交的。
他有两座房子，轮流住。它们被当地老百姓冠名为“旧堡”和“新堡”。前者实际上是一所大的、破烂不堪的狩猎房，出于某种无法言明的缘故，伯爵不想对它进行维修；后者则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别墅，二楼经常住着一些奇怪的人，有时甚至还住着一些可怕的外乡人。据说他们都是伯爵的“穷亲戚”。伯爵也偶尔翻一翻家谱，仔细地研究一番，但仍然很难找出他们是哪一辈上的亲戚。事实上，这并不妨碍他们以科伊尼基的亲戚身份来“新堡”消夏。久而久之，竟也成了一种习惯。客人们在这里吃得饱饱的，养得壮壮的，有时还会添上几件新衣服。只要在夜里听到第一群鸟飞过的声音，收获玉米的季节一过去，他们就返回不知名的地方，可能是返回他们的家乡。主人既不留意他们何时来到这里、待多久，也不知道他们何时离开这里，他只是叫那个犹太人出身的农庄管理员检查一下来人的家庭关系，安排他们的生活，约定他们在冬季来临之前离开。这栋别墅有两个门进出，伯爵本人和非家庭成员的客人都从前大门进出，家庭成员的客人则必须绕个大弯子，走过果园，从果园院墙中的一个小门出入。非请自来者可以随意走哪个门。
科伊尼基伯爵每周一和周四在家里举行两次“小型晚宴”，每个月举行一次所谓的“大宴会”。举办“小型晚宴”时只点亮六个房间的灯，是专为留宿的客人安排的；举办“大宴会”时，十二个房间灯火通明。“小型宴会”上仆人们身穿深黄色的制服，但不戴手套；“大型宴会”上他们则都要戴上白手套，穿有黑丝绒领和银纽扣的灰色外套。大家先喝的是苦艾酒和西班牙葡萄酒，然后过渡到法国的勃艮第红葡萄酒和波尔多红葡萄酒，接着就上香槟，再接着是法国的上等白兰地。最后，也是为了对家乡表示应有的尊敬，享用当地产的酒——“180度”。
在这里，特别保守的龙骑兵团的军官以及狙击营的大多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科伊尼基伯爵结下了感人至深的友谊。
夏日的晨光透过宽大的拱形窗户照射进“新堡”，此起彼伏的鼾声从仍在酣睡的步兵军官和骑兵军官中传来。凌晨五点左右，一伙怏怏不乐的勤务兵急急忙忙地赶来“新堡”唤醒他们的主人，六点钟就要出操了。
酒后仍然清醒的宴会主人早已去了他的狩猎房。在那里摆弄着那些神秘的小玻璃管、小灯和各种实验器具。当地传出一个谣言，说这位伯爵想炼金。他貌似是在进行愚蠢的炼金术实验。虽然炼不出金子，但他精于在转盘赌博中赢得金子。有时候他也故意露一手，让别人以为他从哪位神秘的高人那儿偷来了什么“妙招”。
他已当了多年的帝国议会的议员。金钱、暴力和背后袭击等手段是他在每届选举中获胜的法宝。他是政府的宠儿。他藐视他所属的那个议会团队。他在议会会议上不曾发过言，也不曾插过话。科伊尼基藐视皇权、胆大妄为，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尖酸刻薄：皇帝是个没有思想的糟老头，政府是个傻瓜集团，议员全都是毫无主见、无端亢奋的白痴，政府官员古板僵化、怯懦慵懒，德意志血统的奥地利人尽是些醉醺醺的华尔兹舞者和流行歌手，匈牙利人已经发臭，捷克人天生就是擦皮鞋的命，小俄罗斯人装聋作哑，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把他们叫作“克罗沃特人”和“斯拉文”人e—就会做毛刷、炒栗子，波兰人—他自己也是波兰人—是阿谀奉承者、理发师和时装摄影师。每当他从维也纳或其他他经常出没的上流社会归来，他总要发表演说，调子极为灰暗。他常常这样说：
“这个帝国注定要灭亡。一旦皇帝闭上了眼睛，我们就会立即分崩离析。巴尔干半岛比我们更强大。所有的民族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肮脏的小国家，就连犹太人也会在巴勒斯坦拥出一个国王来。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的汗水早已发臭，环城大道上的情形让人无法忍受；工人们举起红旗参加罢工游行；维也纳市长是个虔诚的管理者；牧师们跟着人民走，在教堂里用捷克语布道；皇家剧院上演不成体统的犹太剧；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匈牙利厕所建筑商成为男爵。我告诉你们，诸位，如果现在不下手，那我们就要完蛋。等着瞧吧！”
伯爵的听众不以为然，哈哈大笑一阵后，又干上一杯。人们偶尔会开开枪，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那是为了保住科伊尼基伯爵在议会中的席位，这表明世界会在枪声中继续前行，它是不会那么容易灭亡的。皇帝还活着，他去世之后还有皇帝继承人嘛。军队还在进行操练，各种肤色的军人都在操练。各民族的人也热爱这个王朝，他们穿着各式的民族服装向它顶礼膜拜。科伊尼基真会开玩笑。
不过，特罗塔少尉比他的伙伴们更为敏感，也比他们更加悲哀。他已经两次遇见死神，他的耳边萦回着死神扑打着黑色翅膀时发出的簌簌声响。少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科伊尼基伯爵黑暗预言的强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