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II 书信 屋大维·奥古斯都致大马士革的尼古拉乌斯（公元14年）

八月九日

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我要向你致以热情的问候，也要感谢你最近寄来那些我喜爱的椰枣，你这么好，一送就送了多年。这枣子成了最重要的巴勒斯坦舶来品之一，我用你的名字来称呼它，罗马和意大利各省已经无人不晓。我叫它尼古拉枣，买得起的人就将名字沿用了下来。你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你甚多的著作，倒是因为一个温情的代称，希望这一点令你莞尔。想来你我都到了明白自己的生命终于沦为琐碎的年纪，可以从中体会某种反讽的愉快了。

我从我的游艇上给你写信，许多年前，我们时常坐着它悠闲地漂流在我们的西海岸之外星罗棋布的小岛之间。我坐在我们常坐的位置——甲板中前部擎起华盖的平台——位置高，海洋不舍昼夜的缓慢运动便可一览无遗。我们是今早从奥斯提亚扬帆出航的，当时天未拂晓，吹着不合时令的寒风；现在我们正向南漂流，朝坎帕尼亚海岸而去。我决意让此行节奏徐缓。我们会借助风的推驶前进；倘若天风不作美，我们就会在浮力巨大的海洋上漂浮，等待顺风的到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卡普里。数月前，我在那里的一个希腊邻人邀请我做主宾出席一年一度的海岛少年的体育竞赛；我以事务繁忙为由推辞。但是不久之前，另一桩任务让我有了南行的必要，于是我索性给了自己这个轻松享受的假期。

上周我妻子带着她始终不褪去的拘礼的态度来访，请求我陪她和她儿子一同前往贝内文托——提比略要用到他新的权威在那边办点事。李维娅向我解释了我本已知道的——民众不相信我喜欢这个养子，我展示的任何感情或关怀都会有利于提比略将来顺利地接掌皇权。

这件事李维娅谈来没有那么露骨；她性格刚强，却一向有外交家的手腕。她就像我应付了大半生的那些亚洲使节一般，希望不挑明就让我知道，我已经来日无多，必须预做准备，让世界能够承受我撒手人寰时一定会出现的混乱。

当然，李维娅在此事上就像她多数时候一样，看法合情合理。我年已七十六，本不曾盼望要活这么长，这种对人生的腻烦固然无益于延年。我的牙齿几乎落尽；一只手偶尔会发作哆嗦的毛病，每次都让我惊讶；四肢发软，毕竟是上了年纪了。有时候我行走着，会异样地感到脚下大地好像在移动，仿佛我踏住的石头或砖块或泥地，会忽然抽离，使我坠向人在时间用尽后要去的不管什么地方。

因此我允诺了她的请求，条件是我的陪同是礼仪性的。我建议既然海行会让提比略身体不适，他与他母亲不如行陆路去贝内文托，我则乘船前往；如果他们之中任何一位希望放出丈夫或养父与自己一路同行的消息，我不会提出反驳。这是个令人满意的安排，而且我觉得这样掩人耳目，相比公之于众更加皆大欢喜。

是的，我妻子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我大概比世间多数丈夫都要幸运。她年轻的时候容貌甚佳，年长以后也端庄如昔。我们只有结婚最初那几年相爱，但始终和气相待；我觉得我们最终变成了像朋友一般。我们懂得彼此。我知道在她共和派的内心深处，她向来感到她是屈尊下嫁的，她出让了一个崇高古老的头衔，换来集于一人的强权，此人由于出身不高，本来不配拥有那样的权威。我认为她如此是为了她的长子提比略着想，她对提比略向来有难以解释的钟爱，对其前程也怀着至为不懈的野心。是这份野心造成了我们最初的疏远，这疏离愈来愈深，以至于我们这辈子有个时期，我跟妻子只谈那些我悉心做了笔记的话题，免得让我们额外背上误会的负担，无论是真实抑或想象中的误会。

然而长远看来，尽管那份野心造成了我和李维娅相处的种种困难，它到底有益于我的权威，有益于罗马。李维娅的智力令她始终知道，她儿子能否继承大统，取决于我能否保持无可争议的权力：假如没有先皇遗命留给他一个稳定的帝国，他必败无疑。如果李维娅能够平静地拟想我的死亡，我敢说，她对她自己的死也会做同样的一番拟想；她真正关心的是秩序，我们两人只不过是成全秩序的工具。

因此，出于我同样关心的秩序的考虑，并作为这趟旅行的预先安排，三天前我在维斯塔贞女神殿存放了四份文件，规定在我驾崩时启封，将内容在元老院宣读出来。

第一份文件是我的遗嘱，其中将三分之二的私人地产和财富赠与提比略。尽管提比略用不上它，这遗赠却是必要之举，可保障继位的顺利。余下部分——除了为公民以及一些亲戚朋友写下的次要条款之外——归李维娅所有，而她的利益尚包括被过继到尤利乌斯家族，并继承我的头衔。尤利乌斯家的名字不会令她满意，但那些头衔会的；因为她明白她儿子会由于她拥有的头衔而地位加固，如此一来，实现她的野心便会轻易得多。

第二份文件是我葬礼的程序。执行此事的人无疑会超过我的指示办理，而即便是我的指示也够铺张庸俗的；但这种奢华会让民众满意，因此就有必要。我能安慰自己的是，这最后一次的炫耀我不必出席了。

第三份文件是帝国情况的陈述——现役军人的数目、国库里现有（或说应当有）的金钱数额、政府对行省长官和无公职公民的财政义务、在财政或其他方面负有责任的行政官员的名字——这些事宜都必须公之于众，以保障秩序并防范腐败。陈述有一份附录，它是我给继任者的一些相当强硬的建议。我劝诫，不要太任意或太广泛地放开成为罗马公民的资格，以免损伤帝国的中心；我建议，高级行政官员均应当由政府雇用，付以固定薪酬，以减小滥权与腐败的诱惑；最后我命令，不要在任何情势下拓展帝国的疆域，军队仅可用于防卫既有的边界，尤其是防御日耳曼蛮族，他们对无聊的进犯似乎孜孜不倦。我不怀疑长远而言这些建议会遭受忽视，但数年内当不至于，这是我至少能给国家留下的可怜的遗产。

最后，我将一份陈述交给神殿里那些尊贵的女子保管，它交代了我对罗马及其帝国做过的事情和事务，同时指令，这份陈述要刻写在铜表上。在那座我敕令安放本人骨灰的铺张夸饰的陵墓外边，矗立着几乎同样夸饰的廊柱，这些铜表便会贴放在这些廊柱上。

现在我面前就有一份这文件的抄本，我不时浏览，好像它是别人写的。因为我记载的一些事件已经过于久远，撰述之际，我偶尔不得不参考各家著作。人老迈到必须倚仗他人著作来探究自己生平的地步，这也是非同寻常的。

我查阅的书籍里，有你初来罗马时写下的我的《生平》，也有我们的朋友李维所著的《建城以来史》当中讲述我早年活动的部分，以及我自己的《自传札记》——如此多年后，读来也像是出自他人之手。

如果你原谅我的冒昧，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我想说所有这些著作，如今在我看来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是谎话。相信你不会在字面上较真，当成这是对你本人作品的评论；你想必懂我的意思。它们全都没有不实之词，弄错的地方也寥寥无几，但它们是谎话。近年你在遥远宁静的大马士革研究与思考，不知是否也领悟到这一点。

因为如今在我看来，我读到这些书，写出我的词句，我读的写的仿佛是一个挂名是我，却很难让我了解的人。哪怕现在的我再费力气，也难以看见他了；当我瞥见他一眼，他就像在雾中一样消隐，躲开了我最锐利的审视。我思量，倘若他见了我，会认出自己变成的样子么？所有人都会变成自己的滑稽肖像，他认得出这幅画像么？我不信他认得。

无论如何，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撰就这四份文件并且存之于维斯塔贞女神殿，可能是我必须做的最后一项官方举动了。此时此刻，我其实已经放弃了我的权力与我的世界，向着南边的卡普里漂流，并向着我许多朋友已经先我而至的那个地方更缓慢地漂流过去。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无牵无挂的假期，不会感到尚有事情未办。在至少几天的时间里，不会有传信人赶来报与我知道一场新的危机，或一个新的阴谋；不会有元老极力纠缠，要我支持一部图谋私利的愚蠢法律；不会有讼师在我面前，为了都一样腐败的主顾的案子而求情。我无拘无束，只消顾及这封我在写的书信、轻松托举着我们这条脆弱小船的大海，和意大利的蓝天。

因为我差不多是独自旅行。船上只有几个划桨手，我早已吩咐，除非突然刮起风暴，否则他们不用就位干活；几个仆人在船尾消闲，发出懒散的笑声；我新雇的年轻医者、雅典人菲利普斯在靠近船头的地方，始终关切地察看着我。

我的医者都没有我活得长久；知道自己活不过菲利普斯，我多少觉得安慰。而且我信任这小伙子。他知道的似乎很少；行医的年头不长，还没学会那种一边哄骗病人，一边中饱私囊的厚颜虚伪。他不给我的老年病提供解药，也不让我经受那些许多人乐于花钱买的皮肉之苦。我感到他有点紧张，毕竟他未能免俗，也将面前这个人肃然看作世界之主；但是他不谄媚，而且关心的是我的舒服，不像别人会自以为是地替我操心所谓的健康。

我乏了，亲爱的尼古拉乌斯。年纪的缘故。我的左眼已经几乎没有视力，但如果我合上它，便能看见东边意大利海岸我心爱的柔和轮廓；隔着那么远，我也能分辨某些屋舍的形状，甚至能望见人在陆上移动。闲暇的时光，我会遐想这些淳朴之民过着的神秘莫测的人生。一切生命大概都是神秘莫测的，包括我的生命。

菲利普斯坐立不安，正在警觉地看着我。显然，他认为我在工作而非娱乐，希望我停下来。我会拦住不让他张罗服侍，停顿一会儿，做出休息的样子。

这便是我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在信中向你提起的那篇自述的开头，它叙说了我对罗马做过的事情和事务。有一个钟点，我卧在躺椅上假装打盹，好让菲利普斯少费点儿心，其间我再次想起这份自述，想起撰写时的情势。它将被铭刻在铜表上，贴放铜表的廊柱位于我陵墓的入口。廊柱有足够的地方承载六个这样的铜表，每个铜表可排列五十行，每行六十字。因此，我的自传必须限制在一万八千字的篇幅之内。

我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写自己，这些条件也许看似武断，在我看来却全然恰当；因为，正如我的自述得去适应这样一种公共的必要性，我这一生也如此。正如我一生的行动那样，这些词句掩盖的真相至少不少于它们所揭示的分量；真相将会潜藏在铭文底下的什么地方，在铭文环绕的致密石头里。这也同样恰当；因为，我在隐秘中度过了大半的人生。透露心迹于我从来不是上策。

少年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认识，就不会有勇气去养成隐忍的习惯。也许是血肉之躯的某种本能预防了这样的认识，才让男孩可以变成男人，用一生来看见自己生存的荒诞。

十八岁那年春天我在阿波罗尼亚学习，接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死讯，那时我自然是无知的……我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忠诚常常被人称道；可是，尼古拉乌斯，我向你发誓，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爱过这个人。他遇刺前一年，我跟随他在西班牙作战；他是我舅公，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至为显赫；他的信赖让我深受荣耀；我也知道他打算收养我，立我为继承人。

尽管时隔近六十年，我还记得我在操练的野地上接到我舅公尤利乌斯死讯的那天下午。当时梅赛纳斯、阿格里帕，还有萨尔维迭努斯都在。我母亲的一个仆人将信件交到我手里，记得看了信，我就像受痛一样叫喊了出来。

但是起初那个瞬间，尼古拉乌斯，我并无感情；那痛苦的叫喊像是从另一个喉咙发出的。然后我全身发冷，离开了朋友们的身边，避免让他们看见我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感情。当我在野地上独自走着，努力唤起心中痛失亲人的恰当感情时，我忽然精神大振，好比一个骑手感到他身下的马匹紧张跳跃，自知能够驾驭这头生气勃勃而精力过剩的、要试探主人的可怜兽类。回到朋友们那里，我知道自己变了，与从前已经判若两人；我知道我的命运，但不能向他们说起。然而他们却是我的朋友。

虽然我当时大概不能讲清，但我知道我的命运不外是：改变世界。尤利乌斯·恺撒登上权力之巅的那个世界，其腐败超乎你的理解。不出六个家族统治着它；罗马统治的城镇、地区、行省无不贿赂成风，各人中饱私囊；借着共和国的名义与传统的伪装，在权力、财富与名望之路上前进的习以为常的手段，是谋杀、内战与无情镇压。任何人只要资金充足，都可以组建军队，并借此扩充财富、增大权势、提高名望。因此罗马人相杀不已，视权威如无物，不过是武器与财势的较量。普通公民在这种派系之争中苦苦挣扎，其无助情状，恰似落入猎户陷阱的野兔。

别会错了意，在我青年时代（乃至今天），文辞里对普通人的感伤蔚然成风，我一向不买这种滥情的账。人类群体令我觉得粗野、无知而浇薄，不管这些性情是掩蔽在元老的白底紫边托加袍底下，还是农人的粗布短衣底下。然而在最软弱无力的人身上，在他们形单影只、现出本色的时刻，我却发现过难得一见的品质，犹如黄金矿脉从剥落的岩石中显露；最粗鄙的人也会偶现温柔与悲悯，最虚荣的人也有一转瞬的朴素与优雅。我记得在墨西拿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我勒令这个失去头衔的老男人，公开请求宽宥他的罪行，饶恕他的性命；他在曾经由他统领的军队面前这样做了之后，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不带羞耻或后悔或恐惧，反而微微一笑，然后离开了我，直着腰杆大步走向他的寂寥残生。在亚克兴角，我记得马克·安东尼站在他的船头，望着克莉奥帕特拉带领她的舰队退走，撇下他面对必然的战败，那一刻他知道她从未爱他；然而他脸上却有一种近乎妇人的神情，是旷达的温柔与原谅。我还记得西塞罗，最后他知道自己愚蠢的阴谋已经失败，而且我秘密地告知他有性命危险的时候，他面露微笑，仿佛我们之间没有争斗，然后说：“你不要发愁。我是个老人了。不管我犯过什么错，我爱过国家。”后来我听说，他带着同样的风度引颈就戮。

因此，我决意改变世界，并不是怀有轻松的理想，以为正义在手，舍我其谁，这种心态必然会招致失败；我决意改变世界，也不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与权力；我一向觉得超出个人安适的财富是最乏味的资产，超出实用的权力则是最可鄙的。近六十年前的那天下午，在阿波罗尼亚，是命运抓住了我，而我选择不躲开它的怀抱。

但是，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东西令我明白，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他首先得改变自己。如果他要服从命运，他就必须在内心找到或开创一块坚硬而秘密的地方，这里无论对他自己、对别人，甚至对命运要他重塑的世界都漠不关心——重塑的依据并不是他的个人愿望，而是他在重塑过程中将会发现的一种本质。

然而他们却是我的朋友，恰恰就在我的心将他们舍弃那一刻，他们对于我是最亲爱的。人是多么自相矛盾的动物，自己拒绝或抛弃的偏偏至为珍惜！选择以战争为职业的士兵，打仗的时候渴望和平，太平无事的时候又渴望短兵交接与混乱的喋血战场；奴隶希望摆脱他未曾选择的奴役，凭借勤奋而赎买了自由，却依附了一个比旧主人更冷酷苛刻的主顾；抛弃情妇的爱人，在他终生不泯的幻梦中想象着她的完美。

这种自相矛盾我自己也不能豁免。青年时代，我大概会说我的孤单与隐秘是不由自主的。那样说是错的。像多数人一样，我选择了我当时的生活；我选择画地为牢，做着我半成形的、独踞高处的命运之梦，从此断念于那种平凡到不被谈及、因此鲜受珍重的人类友谊。

关于行为的后果，人不欺骗自己；人自欺之处在于以为他能背着这些后果轻松活下去。我知道决定封闭我内心的后果，但是我无法预见这是多么沉重的损失。因为我对友情的需要变得巨大，以至于我拒绝了友情。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梅赛纳斯、阿格里帕、萨尔维迭努斯——永远不能完全明白那种需要。

不知未来的年轻人，将生活视同于史诗中的历险，一次奥德修斯之旅，穿过陌生的汪洋与无名的岛屿，其间他将会试炼并证明自己的力量，从而发现自己有不死之身。中年人活过了自己一度梦想的未来，将生活视为一场悲剧；因为他懂得了无论自己力量多大，也敌不过偶然的势力与他名之为众神的自然规律，也懂得了自己终有一死。然而晚年的人，如果恰如其分地扮演着他得到的角色，一定会将生活视为喜剧。因为他的各种胜利与失败汇合了起来，一边不比另一边更成为自豪或羞耻的理由；而他既不是战胜了势力的英雄，也不是被势力摧毁的主人公。像任何一副总在演戏的贫乏可怜的皮囊，他领会到自己演过的角色太多，以至于不再有本人可言。

这些角色我今生都演过；现在，到了我演最后一个角色的时候，如果我自信已经逃脱了构成我一生轮廓的那出蹩脚喜剧的话，这也许只是最后的幻象，是剧终前作为压轴的反讽机关。

青年时代，我演过学者的角色——意思是，一个审视他没有知识的事物的人。我与柏拉图及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一起，漂越过灵魂据说在它寻找新的肉身之际漫游其中的迷雾；有个时期，我深信人与兽譬如兄弟，不肯食肉，对我的马匹有了一种我不曾梦想的亲缘之感。与此同时，我又毫无困难地同样全然接受了巴门尼德与芝诺的相反学说，安心自在于一个绝对实在而没有运动的世界，一切意义都限于此世，因此它可被无限地操纵，至少对沉思的头脑是如此。

当我周围接踵而来的事件改变了情势，我戴上军人的面具演出指派的角色，也没有觉得不宜。在遍布世界的海域与陆地，我进行过内外战争……我两次举行小凯旋式，三次大凯旋式，二十一次被敬称为胜利大元帅。 然而，如他人暗示那般（也许我还不值得这样委婉），我是个漠不关心的军人。我名下有过的任何胜利，都得归功于用兵比我擅长的人——先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后来是他所发明的战术的继承者。在我军旅生涯早年传开的诽谤和谣言与事实相反：我不比别人更胆怯，也不乏忍耐征战之苦的意志力。我相信我当时对自身存亡比现在更近乎漠不关心，而对于战争严酷的忍耐，给了我一种此前此后我在别处都找不到的奇特的快乐。但我向来觉得战争一事不管多么必要，总有一种怪异的幼稚。

据说古昔的时候，我们祖先给众神献上的牺牲不是兽类，而是人祭；今天我们骄傲地相信这样的做法早已销声匿迹，只记载于不确定的神话传说中。我们摇着头，诧叹那个时代相距开明而人道的罗马精神如此之遥（话是这么说），对于给我们文明打下基础的野蛮，我们啧啧称奇。我也不能免俗：古时奴隶或农人在祭刀下受苦，成了某位狂野之神的牺牲，对此我也感到某种辽远而抽象的悲悯；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观感有点蠢。

因为有时在我的睡梦中，成千上万不再行走大地的身体会在我面前巡游而过，较之于以死亡取悦古昔神祇的那些牺牲，这些人也同样无辜；当时，在梦境的暗昧或明晰中，我感到自己就是那祭司，从我们种族的黑暗往昔出现，以宣叙领起落刀的仪轨。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已经变成了文明的种族，怀着虔诚的惊恐谈起昔时一个谷物之神为了他暗昧的功用，索要一具人的肉体。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乃至我们的时代中，众多罗马人侍奉的那个神，不也跟古时那个同样黑暗恐怖？即便为了摧毁他，我做了他的祭司；即便为了削弱他的势力，我对他无所不从。然而我并没有摧毁他，也没有削弱他的势力。他在人类心中躁动地睡着，等待自己醒来或被唤醒。一边是向一种未命名的恐惧祭献一条无辜生命的野蛮，一边是向一种我们命名过的恐惧祭献成千生命的文明，两者之间鲜有我可以选择的余地。

然而我早早判定，人敬奉那些源自幽暗本能的神祇于秩序有害。因此我鼓励元老院宣布尤利乌斯·恺撒的神格，并在罗马建起一座祀奉他的神殿，让黎民百姓可以感受他精神的临在。我确信在我死后，元老院参照前例，也将会宣布我的神格。如你所知，意大利的许多城镇和省份已经将我看作神，尽管我始终不允许这种崇拜在罗马实行。它是愚昧可笑的，但无疑有其必要。无论如何，我一生要扮的所有角色中，有死之神这个角色令我最不舒坦。我是人，和多数人一样愚蠢荏弱；如果我比同类有优势，那优势就在于我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因而知道他们的弱点，也从来不以为我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比别人更多的力量与明智。这种知，是我权力的源泉之一。

下午了，太阳开始慢慢向西边沉落。大海笼罩在平静中，我头上高挂的紫色帆松弛着，对着苍淡的天空；我们的船在波面上轻轻摇摆，但是没有任何可察觉的前移。闲散了一整天的划桨手们从无聊中打醒精神，望着我，期待我会结束他们的轻松，催促他们干活，打破让我们停滞不前的平静。我不要这样。过半个钟点，或一两个钟点，会有一阵风起来的；那时我们会前往海岸，找到安全的港口落锚。此刻我乐意漂流在大海要带我去的地方。

年老的各种诅咒之中，我日益加重的失眠是最麻烦的。如你所知，我一向容易犯无法入睡的毛病；但在壮年，我能将夜间不歇的心智派上用途，每到仿佛举世皆睡，独我有暇观察它休息的时候，时光对于我几乎是享受。白天，许多人会依据他们对世界的视野——换言之，依据他们对自己的视野——向我出谋献策，远离那种催促，我有了沉思与静默的自由；我最重要的政策，不少是我凌晨时分清醒地躺在床上决定的。但近年我经历的这种失眠又不一样。从前的情形是心智太专注于自己的运作，因而戒慎于会夺去其自我意识的睡眠；如今这种失眠则不然，它是等待，是悠长的一刹那，其间灵魂在准备进入一种心智或身体都从未知晓的安息。

今夜我还没睡着过。近日落时，我们在离岸一百码左右的小海湾停泊，它庇护着一个无名村落的寥寥可数的渔舟，村子的草舍都盖在一座小山的坡地上，离海边也许有半里路。暮色越来越深，我望着昏暗中微微发亮的各处灯火，一直望到逐个熄去。现在，世界又一次入眠了；船队里很多人趁夜纳凉，睡到甲板上；菲利普斯在船舱中，在他以为我在内休息的房间隔壁。小波浪轻柔而隐匿地拍打着船身，夜风对我们卷起的船帆细语，我桌上的油灯明暗不定，因此，我要不时花费眼力才能看见我这些写给你的语句。

在这长夜里，我想到这封信没有达到它的原定目的。动笔给你写信时，我起先不过想要感谢你送来的尼古拉枣，要重提我对你的友情，也许由此能给我们的晚年带来一点相互的安慰。但是那些友善礼貌的音问，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别的一样东西。它成了另一趟旅程，令我始料不及。我去卡普里是为了度假；但以我这时看来，在今夜的沉寂里，在星辰组成的神秘图形下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只手画出一个个奇特的字母，经过另一个神秘的过程，你将会读懂它们——以我看来我去的是另一个地方，如同我去过的任何地方一样神秘。明天我再继续写。也许我们能发现我旅程的去处。

八月十日

昨日我们从奥斯提亚启航时，水上有潮湿的寒气，我颇不智地待在甲板上，希望能望见意大利海岸在薄雾中消隐，并动笔给你写这封信——原先信中只打算为了尼古拉枣表示我的谢意，也告诉你虽然我们暌隔已久，我的情谊始终不渝。然而到如今你一定明白，这封信已经扯远了；不知我接下来还会发现有什么要说，只求老朋友担待听完。无论如何，那寒气使我受了风寒，发起烧来；我又身体欠安了。我没有告诉菲利普斯这个新起的微恙，反而要他对我的健康放心；因为我似乎非写完这封信不可，不愿意菲利普斯的操心将我打断。

对我的健康问题，我一直没有旁人那样关心。我自幼体弱，各种病症层出不穷，由此致富的医者有多少，我宁可不知道。我怀疑他们的财富属于无功受禄，但我也不吝惜我给的赏赐就是了。我的身体频频将我推到死亡的边缘，以至于在我年届三十五岁第六次任执政官时，元老院下令，执政官和圣职祭司应四年一度为我的健康立下誓言并奉献牺牲。为践行这些誓言应举办赛会，让民众不忘祈祷，并应鼓励所有公民，或单独或全城集体，在各所神殿为我的健康而不断献牲。这当然愚昧可笑，但是它对我健康的用处，至少不亚于我的医者们施于我的各种药方和治疗，同时也会令民众感到自己与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个封闭我灵魂的墓室，一生之中六次将我推至凡人终会陷入的永恒黑暗的边缘，却六次都退了回来，仿佛有一种它无法凌驾的命运要求它这样。我比朋友们都长寿得多，然而却是在他们身上，我比较完全地生活过。所有人都死了，我那些早年的朋友。尤利乌斯·恺撒卒年五十八，比我现在年轻将近二十岁；我一向相信他的死不只是由于刺杀者的匕首，也同样由于表现为疏忽大意的厌倦。萨尔维迭努斯·鲁弗斯卒年二十三，他自认背叛了我们的友情，宁死不愿蒙羞，于是自尽。可怜的萨尔维迭努斯。我早年的朋友中间，他最像我。不知他是否明白我才是背叛者，他只是受了我的污染，做了无辜的牺牲品。维吉尔卒年五十一，我在他床边送终；当时他神志不清，自叹壮志未酬，要我答应销毁他写罗马基业的伟大诗篇。还有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卒年五十，一生从未染病，猝死于才华横溢之时，我赶不及与他告别。又过了几年——我记忆中的年岁错杂融合，如同大鼓与鲁特琴与喇叭交鸣，合成一个声音——梅赛纳斯与贺拉斯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除了你，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他们是我最后的老朋友。

如今随着我自己的生命点滴流失，我看出他们的人生具有我一生所没有的某种匀称。我的朋友们死于才华横溢之时，事业已有成就，但依然有再度建树的憧憬；他们也没有不幸地发觉生命是枉费的。现在我看出，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是枉费的。亚历山大就幸运在英年早逝，否则他会领悟到征服世界是一件渺小的事，统治世界更是不值一提。

如你所知，无论景仰我还是诋毁我的人，都喜欢将我比作这个雄心勃勃的马其顿青年；今天的罗马帝国确实由最初是亚历山大征服的许多土地构成，我确实像他一样青年当国，我也确实在最初是他以铁蹄兼并的许多土地上旅行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期望过征服世界；说我是辖治者，还不如说是受辖治那么真切。

我纳入我们帝国的那些土地，是为了保障边陲的安全才纳入的；倘若没有这些新的疆土，意大利也能平安无事的话，我会乐意保持我们古时的疆域四至。现实是，我消耗在异邦的人生时光比自己乐意的要更长久。我的足迹遍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出海口到西班牙最偏远的海岸，从日耳曼蛮族活动的潘诺尼亚的寒冷荒野到阿非利加的炎热沙漠。然而更多时候我出行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作为使者去跟统治者和谈，他们可能不像是一国之主，更像是部落酋长，往往拉丁语、希腊语都不会说。我的舅公尤利乌斯·恺撒能从这样的远行中汲取重振精神的活力，我则感到远邦并非吾土，总想念意大利的乡间，连罗马都怀恋。

但是我渐渐对这些我不得不相与交涉的奇怪种族有了尊重，甚至有了一些感情，他们跟罗马人迥然不同。那北方部落的族人，半裸的身体包裹在他亲手杀死的动物的皮毛里，隔着营火的烟呆呆看着我，多少也像那在别墅招待我的阿非利加黑汉子，他的住宅之豪华会让不少罗马府第都黯然失色；那戴头巾的波斯酋长，蓄着精心卷曲的胡子，穿着怪异的裤子，斗篷刺绣着金线银线，眼睛机警如蛇，多少也像那狂野的努米底亚酋长，手持长矛与大象皮的盾牌站在我面前，一张豹子皮松松包着他乌檀木色的身体。偶尔，我将权力交给了这样的人；我让他们在本土做国王，给他们以罗马的保护。我甚至赐给他们罗马人的身份，以便罗马的名号给他们王国的稳定带来裨益。他们是蛮夷，我不能信任他们；然而更多时候，我发现他们值得敬重之处不少于令我厌恶之处。而且了解他们使我更加懂得了本国的人——他们在我看来常与异国他乡的种族一样奇怪。

罗马的纨绔子弟讲究香水与发式，穿着违禁的丝绸托加袍，在悉心照料的私家花园款步行走——这副派头下面仍是一个推犁前行的粗鲁庄稼人，劳作的尘土蒙在脸上，如蒙油膏；最豪华的罗马宅第的大理石墙面，内藏着一座稻草盖顶的农人屋舍；依照庄重的仪式宰杀白色小母牛的祭司身上，有那操劳的父亲的影子，他给全家挣来餐桌的肉食与冬季的御寒衣物。

有个时期，我必须巩固人民的爱戴与感激之情，养成了举办角斗士竞赛的习惯。当时大部分竞技者都是犯人，以参赛来抵偿他们本该受到处死或驱逐的罪行。我让他们自决，要么选择竞技场，要么选择罪行的法律后果，并进一步规定斗败者可以求饶，竞技三年仍存活的人，不论原犯何罪皆可获释。其罪当诛或是发配矿山的犯人选择竞技场并不让我意外；永远让我意外的是，被判逐出罗马的犯人竟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竞技场，而不是去相对安全的异邦谋求活路。我从来不享受这些竞赛，但是我逼着自己出席，让民众觉得我与众同乐；这种杀戮带给他们的快乐也使我叹为观止。他们观看一个命运不济的人丧生，就仿佛借此吸收了某种奇特的生命养分。不止一次，我因为让某个勇敢搏斗的可怜家伙捡回一命，不得不安抚群氓的欲望；我也察见过欲望未实现的郁郁脸色，千人犹如一面。曾几何时，我终止了让一方竞技者毙命的比赛，代之以意大利人与蛮人相斗的拳击；但是群氓不满意，而企图收买人心者则大肆制造血腥放纵的奇观，令我只好放弃替代，再次对国人的欲望顺水推舟，以便操纵他们。

我见过从竞技场回到住处的角斗士，满身汗水灰尘和血污，因为某件小事而像妇人一般哭泣——自己豢养的猎鹰死了；接到情人恶语相向的来信；丢了一件心爱的斗篷。我也见过站席上最体面的女主人，为了让某个倒霉的斗士流血而把脸都喊歪了，随后回到自己安静的家，却柔情脉脉、温和备至地照顾孩子，关心仆人。

因此，如果说最见过世面的罗马人身上流着农人祖先的村夫血液，他身上也流着最野性难驯的北方蛮族的血，两者都虚掩在他修建的墙面之内，他筑墙与其说是为了令他人不识真容，不如说是令自己认不出自己。

我们向南慢慢漂去之际，我发现没有赶路之忧的船队用不着我吩咐，本能地让船一直与陆地遥遥相望，尽管风向已变，我们要花费功夫纠正航向来贴近蜿蜒的海岸线。意大利人内心深处对大海有一种不喜爱，它如此强烈，有些人认为是近乎不正常的。它不只是恐惧，也不只是农人的天性——一心耕地，避开陌生事物。你的友人斯特拉波追寻奇异，忘乎所以地漂泊于未知汪洋的殷切之情，会让一般罗马人迷惑不解，唯有战争这样不得已的情势才会让他们冒险远航。然而在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经营下，罗马有了世界上历来最强大的海军，几次击败敌人而挽救国家的战役也都是海战。无论如何，不喜爱依然如故。它是意大利人性格的一部分。

诗人们对这种不喜爱是晓得的。你知道贺拉斯写给载着他的友人维吉尔去雅典那条船的小诗吗？他在传说的基础上发挥文思：众神以深不可测的海洋分隔诸土，让土地上的民族各各不同，人却不问天高地厚，将一叶扁舟抛入这种不应触碰的浩瀚元素里浮沉。至于维吉尔自己，他那篇关于罗马基业的大诗每次谈及大海，无不是最不祥的口吻：埃俄路斯将他的风雷发到大渊上，波浪高高翻腾，遮暗了群星，打断了木板，众人茫茫无所见。即使今天，过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次，我一想到诗中的舵手帕利努鲁斯还是会泪上眼眶，他被睡神欺骗而落入汪洋溺死，埃涅阿斯为他扼腕，想到他过分相信海与天的平静，终被赤条条冲到异乡的岸边。

如今看来，梅赛纳斯替我办过的许多事情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件：让我认识了那些跟他结下友谊的诗人。他们占据我今生认识的最出众的人物之列；若说罗马人胆大放肆，常常蔑视诗人，那是一种掩藏着恐惧的轻蔑，而这恐惧和他对大海的感情亦差可比拟。数年前诗人奥维德牵涉一桩危及国家安定的阴谋，我下狠心将他放逐出罗马；鉴于他在阴谋中起的作用可定为文辞轻薄、有害社会，算不上有恶毒的政治意图，我从轻发落；我很快会撤销放逐，准许他从寒冷的北方返回气候较温和怡人的罗马。但哪怕是在流放地，在那个靠近多瑙河河口的半蛮荒小城托米斯，他仍旧写诗不辍。我们偶尔会通信，关系足称友好；尽管他想念罗马的逸乐，他对自己的境况并不绝望。不过在我认识的几位诗人里，奥维德是唯一一个我不能完全信任的。但我还是喜欢他，至今如此。

我信任诗人是因为我无法给予他们想要的。皇帝可以送给一个平民令最有奢华品味的人都难以消受的财富；他可以留下遗命，托付以极少有人敢反对的权力；他可以对一个释奴大加荣耀，令执政官都得敬他几分。我曾经邀请贺拉斯做我的私人书记官，这职位会将他变成罗马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而且，哪怕他只是节制地受贿，他也会变成最富有的人之一。可惜他答复说遗憾之至，碍于体弱，他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俩都知道这职务不过有些典礼应酬，毫无繁重的工作，况且他的身体好得很。我无从恼火；他有一个梅赛纳斯给他的小庄园、几个仆人、他那些葡萄树，也有足够的进账去买一种舶来的美酒。

我猜想，我敬佩诗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最自由，也因而最有情的人，我对他们感到亲近，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给自己的任务，与我多年前给自己的任务有几分近似。

诗人沉思着混沌的经验、迷离的偶然，和无法参透的可能性领域——那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如此切身地生活其中，以至于极少有人费心审视的世界。沉思结出果实，让诗人发现——或发明——某个和谐与秩序的小原理，它是从遮蔽它的紊乱中抽绎出来的；这样的发现经过诗歌律法的调理，最终成了诗。统帅让军队操练精密的阵法，论细致，却也比不过诗人依照格律严整的必要来部署他的词语；执政官用一个集团制衡另一个集团来达到他的目的，论精明，却也比不过诗人用一行与另一行的映衬来揭示他所见的真实；皇帝费尽心机组织他统治的世界，将各各不同的地区合为一个整体，却也比不过诗人将他诗中的细节逐一呈现，让另一个世界在人的心灵宇宙运转，它也许比我们栖居的变动世界还要真实。

我先前说过，我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也许我应当说世界是我的诗，我承担任务将它的零件组合成一个整体，将这个集团归置于那个集团之下，用与其相称的各种美感将它装饰起来。但如果我塑造的是一首诗，那么它是一首很快会过时的诗。维吉尔在弥留之际认真地恳求我毁掉他那部诗篇；他说它没有完成，也并不尽美。他自认壮志未酬，就像一个将军看见自己有个军团被摧毁，却不知道另外两个军团已经胜利一样；然而他关于罗马基业的诗篇无疑会比罗马本身生命更长，绝对会比我归于一统的可怜之物生命更长。我没有毁掉那部诗；我不觉得维吉尔以为我会照办。时间会毁掉罗马。

我的热度没有减退。一个钟点以前，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的发作，左边胁下剧痛，后来身上麻麻的。我发现自己向来有点虚弱的左脚，现在几乎不能移动了。它还能支撑我的体重，但只能曳行，很不济事；我拿铁笔戳它，疼感只若有若无。

我尚未将病况告诉菲利普斯；他没有什么纾解的法子，我也宁愿不逼迫他徒劳地操心并因此蒙羞，这身体正在溃败，他能施用的一切于我早已药石无灵。经过这么多年，我不能恼恨身体不争气了；虽然它虚弱，对我一直是服务周到的；我来守候它的消亡也许是相宜的，就像守候一个将死的老朋友一样，尽管灵魂会飘向不朽的存在，我想到，凡人的灵魂生时不能与做了它宾客的动物分离。如今我能够——几个月以来都能够——将我自己大致超脱出容纳我的身体，观察这一副我的外表。这种能力也不是前所未有，只不过如今它于我更加自然了。

就这样，我超脱于溃败的身体，几乎忘了它常驻的疼痛，在深不可测的大海里漂向南边的卡普里。高悬的太阳下波光粼粼，我们的船头剖开海面，白浪嘶嘶地扩散，随波荡漾开去。我要停笔了，这也许能让我恢复一点元气。今晚我们在普泰奥利停泊。明天我们将会在卡普里上岸，我将在那里践行我的可能是最后的一件公共事务。

我们到了港口。中午甫过，雾气还没有模糊海行人眼中的岸边陆地。我继续坐在桌前，写信消闲。始终从船头他的位置上守望我的菲利普斯，想必看出了端倪，疑心我的健康已经急转直下。一种疑虑的神情出现在他五官细腻的年轻面孔上，他犹如女子般笔直精巧的眉毛下的淡褐色眼睛时不时向我一瞥。我不知还能对他掩盖多久自己的病况。

我们落锚的地方是普泰奥利往北一些一个小海湾；再往北是那不勒斯，多年前，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在那里修筑了一条堤道，连接起大海与卢克林湖，以便罗马舰队安全操练，既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亦不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海盗舰队滋扰。曾几何时，多至二百艘战舰在那内陆港口练兵，战斗力由此转强，其后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拯救了罗马。然而承平日久，淤泥任由堆积，阻塞了这个练兵场所的入口；据我所知它现在改成了牡蛎养殖场，给罗马富人增添生活享受。我从我们泊船处看不见这港口——看不见也好。

最近这些年我想到，人的适当境况——意思是他们在这种境况下最为可敬——或许并不是我倾力给罗马带来的繁荣、和平与和谐。执掌大权初年，我发现国人甚有可敬之处：他们在匮乏中从不抱怨，有时几乎是快乐的；他们在战争中对同伴的生死超乎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在乱世中保持毅然，忠诚于罗马的权威，无论他们认为谁代表那个权威。我们已经在罗马的和平下生活了四十余年。罗马人不再与罗马人相杀，蛮族不再通行无阻地践踏意大利的土壤，士兵不再被强征入伍。我们在罗马的繁荣下生活。住在罗马的人，不管地位多么卑微，都能领到每日的口粮；行省的国民不再任凭饥馑或天灾摆布，在紧急关头必有赈济；任何国民不论出身，都能凭着勤勉与时运致富。我们也在罗马的和谐下生活。我规范了罗马的法庭，以便每个出庭面对法官的人都有信心获得至少是一点的公正；我将帝国的各种法律编成法典，所以即使行省有滥权贪污之风，当地人也能有所保障；我将尤利乌斯·恺撒去世前颁布的叛国惩处法付于实施，防止野心膨胀让国家陷入危难。

然而现在罗马人的脸上有一种神色，使我担忧是不祥之兆。他们不甘心安分守己，极力想要回到差点令国家倾覆的糜烂昔日。我让人民免于暴政与权势与家族的压迫，让他们自由陈词免于惩罚之忧，尽管如此，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一起授予我独裁官之位，第一次时我人在东方，刚在亚克兴击败马克·安东尼，其后是在马尔库斯·马尔凯鲁斯与卢基乌斯·阿伦提乌斯任执政官时，我刚用自己的财力将意大利解救出粮荒。两次我均未接受， 虽然招来了人民的不满。而那些元老的儿子，他们，本来应当服务群众，哪怕只是争取自己的荣誉也好，如今却叫嚷着要上竞技场拼命，与普通角斗士对阵，以为那是危险的运动。罗马之勇就这样沦落在俗尘里。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港口如今为罗马的骄奢之人供应牡蛎，正直的罗马士兵的遗体做了肥料，滋养他们修剪整齐的常青灌木与柏树的茂盛园林，阵亡者的寡妇的眼泪汇入他们的人造溪，在意大利阳光中欣欣流淌。野蛮人在北方等待。

野蛮人在等待。五年前，日耳曼边陲莱茵河上段区域出了一场灾难，罗马尚未从中复原；它也许是罗马命运的预兆。

从黑海北部海滨至日耳曼洋的南岸，从默西亚至比利时，一千多里的地带没有天然屏障可将日耳曼各部落拒于意大利的门庭之外。他们无法被打败，他们也无法被劝服而罢手于抢掠和谋杀。我的舅公未能做到，我掌权这些年也没有做到。因此必须巩固边防，立即保护起罗马的北方行省，最终也就是对罗马本身施以保护。这条防线最棘手的部分在于莱茵河以下的西北地区，因为它保护的是特别富庶肥沃的土地。于是，从总共二十五个军团凡十五万士兵之中，我将五个由最有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军团派往那蕞尔之地。他们的统领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他曾经是胜任的阿非利加资深执政官与叙利亚总督。

我对那场灾难大概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我禁不住劝说，将日耳曼帅印交给了瓦卢斯。他是我妻子的远房亲戚，从前也替提比略做过些事。那是我人生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而对一个我不知底细的人授以那样的大权，也是我记忆中绝无仅有的。

瓦卢斯到了那北方行省简陋原始的边疆上，仍然想象自己可以生活在叙利亚般的豪华舒适里；他对军中士卒依旧不闻不问，却开始信赖那些精于逢迎的日耳曼外省人，让他们张罗出一种与他在叙利亚习惯的声色享受差可比拟的生活。这些奴才里最主要的一个是切鲁西人阿米尼乌斯，他曾服役于罗马军队，受赏获得公民权。阿米尼乌斯虽是蛮族出身，却能说流利拉丁语，他博取了瓦卢斯的信任，企图进一步实现他本人对分散的日耳曼各族的权力野心；当他摸清瓦卢斯的轻信与虚荣，便给他虚假的情报，说远处两支部落考契人与布鲁克特里人起兵叛变，正向南方横扫而来，危及行省边界的安全。狂傲鲁莽的瓦卢斯罔顾他人劝告，抽调夏季扎营于威悉河畔的三个军团，朝北边进军。阿米尼乌斯早有精心的策划；正当瓦卢斯带领军团穿越森林与沼泽向莱姆戈行来，按照阿米尼乌斯的预告而准备就绪的蛮夷部落冲向了疲惫的军团。突然袭击令我军措手不及，无法维持有序的抵抗，密林与雨水与沼地也使他们晕头转向，终于全军覆没。三日之内，一万五千名士兵被杀或被俘；有的俘虏遭蛮人活埋，有的被钉上刑架，还有的被蛮族祭司奉献给北方诸神，随即被斩首，首级搁在圣林的树上。仅有不足一百名士兵从袭击中逃脱，他们报告了灾难的经过。瓦卢斯或是被杀，或是自裁而亡，说法不一。无论如何，有个名唤马若波杜乌斯的部落酋长将他的首级交还到罗马给我，这是出于惶恐的虔敬抑或狂喜的讥讽，我不得而知。我将瓦卢斯可怜的遗骸体面地收葬，倒不尽是为了他的灵魂能够安息，更是为了那些由于他的权威而陷于灾难的士兵。野蛮人依然在北方等待。

在莱茵河获胜后，阿米尼乌斯没有乘势追击的聪明；在北方他已经势不可当——从莱茵河河口几乎到它跟易北河交汇处——却仅仅满足于抢劫四邻。次年，我让提比略统领日耳曼各军，因为当初是他说服我任命瓦卢斯的。他自知对灾难有责任，也清楚他的前途取决于能否平定日耳曼人，让战乱的北方诸省恢复秩序。他成功做到，大半是由于仰赖了久经行伍的百夫长与军团保民官的经验，而非自行谋划的缘故。因此现在，北方有了一种不安的和平，只是阿米尼乌斯未被收服，仍在他扰乱过的边界之外的某处荒野里。

辽远的东边，比印度更遥迢、罗马人未曾踏足的未知世界之中，据说有一片土地，那里接连无数个朝代的国王们修筑了一道坚壁长墙，在他们北方全境的边疆上延伸千百里，保护他们的王国不受其蛮族邻居的侵犯。也许这传说是某个冒险者的狂想；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片土地。无论如何，我承认，在我们那些既征服不了、又安抚不了的北方邻居令我头疼时，我想到过这样一个计划。但我知道它没有用处。时间的风雨终究会粉碎最结实的石头，至于人类心灵，任何筑起的墙都无法防范它自己的弱点。

因为造成一万五千罗马士兵被屠杀的，不是阿米尼乌斯的匪帮，而是瓦卢斯的弱点，同样也是这个骄奢的罗马人，从阴间招致了更多人成千地被屠杀。野蛮人在等待，而我们在温柔乡之中日益虚弱。

又到了夜里，是航行的第二夜，我也越来越清楚，它也许会变成我最后的一夜。相信我的头脑尚未和身体一样不中用，但我得承认，我还来不及留意黑暗的入侵它就漫了上来；我这才发现自己呆呆向西望着，一无所见。此时菲利普斯再也难抑焦灼，走到我面前，带着他那种略显粗暴的态度，让他自己的害羞与不自信暴露无遗。我准许他用手贴着我的额头，掂量发烧的程度，还回答了他几个问题——其实没说实话。但是当他试图坚持要我下到舱中房间歇息，避开夜凉的时候，我就扮起任性乖谬的老头子，假装发火。我中气十足，倒让菲利普斯相信了我没事，传人从舱中取来毛毯，我答应会裹在身上。菲利普斯决定待在甲板上，随时观察我的情况；但他迅速打起瞌睡，此时此刻，他蜷缩在光光的甲板上，头枕在交叠的臂弯里，睡梦中仍带着青年那种动人的信念与完整，确定他明早会醒来。

我现在看不见它了，但先前，黄昏的雾气还没从海上腾起笼罩住西边的天际，那时我觉得我能辨认出它的轮廓，大海环绕之中的一个暗点。我相信自己看见了潘达特里亚岛，我女儿被流放而受苦多年的地方。她已经不在潘达特里亚了。十年前，我判定情势已经可以让她安全回到意大利大陆上来；她如今住在卡拉布里亚的村庄雷吉奥，靴形意大利的足尖上。已经有不止十五年，我没有见过她，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也不许别人当着我谈起她还活着。那对于我太过痛苦。但是那沉默只坐实了又一个将我困囿于自己一生的角色。

大约三十年前我颁布了一套经元老院通过的婚姻法律，在我的敌人们看来，我最终作茧自缚般用上了它，他们感到快心的原因不难明白；就连我的朋友们也感到必须对我抱怨这些法律。贺拉斯有一次对我说，法律没有力量管束人类心灵之中私密的激情，而唯有不去支配人类心灵的人，譬如诗人或哲学家，可能劝服人心去追求德行。也许在此事上我的敌人与朋友都是对的；那些法律并没有使大家践行美德，而我从贵族集团中的古板守旧阶层赢得喝彩所换来的政治优势，也转瞬即逝。

我不至于糊涂到以为自己关于婚姻与通奸的法律会被遵守；我就没有遵守，我的朋友们亦然。维吉尔呼唤缪斯襄助他写《埃涅阿斯纪》，并不是实实在在地相信自己所呼唤的女神；那是他学到的一种开启诗篇的方式，一种宣告意图的方式。所以我颁行的那些法律，意图并不是要人遵守它，而是要人仿效它；我相信德行不可能没有德行的观念便产生，而有效的德行观念，必然要先存在于法典之中。

我当然错了；世界不是诗篇；这法律没有实现其既定的意图。然而最终它对于我是有用的，不过我未曾预见是那样的效用；我立法以来始终没有追悔。因为是这法律救了我女儿的性命。

当人年龄愈长，世界对于他愈发变得不相干以后，他会愈来愈多地思索那些驱动他穿过时间的力量。对这个向自己的宿命挣扎而去的可怜生物，众神无疑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对他言说的方式如此拐弯抹角，最终他必须自己决断他们预示的含义。我履行祭司职务时，验看过上百只兽类的肝肠，并在占卜师的辅助下发现或发明了在我看来切合我意图的各种朕兆；我得出结论，如果确实有神明，他们也无关紧要。倘若说我鼓励了民众信奉古老的罗马神祇，我这么做是出自必要，并非怀有教义的信念，果真觉得众神各自司掌归于他们的那些势力……也许你究竟是对的，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也许只有一个神。但如果确是如此，你的命名错了。他的名字叫偶然，他的祭司是人，那祭司唯一的牺牲最终必定是自己，他可怜而分裂的自己。

诗人明察诸事，比多数人更其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表达这种知识的方式在某些人看来是琐碎的。从前我同意过你的看法，他们过多谈论爱，对一件至多不过是愉快消遣的东西估价过高；但我不再确定那同意是明智的了。我又恨又爱，卡图卢斯这样谈起克洛狄娅·普尔喀，她的家族使罗马满城风雨，在她死后还长久祸及我们的时代。那是不够的；但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会让我们开始发现那个对世界所给的从不完全满意或不满的自我？

请你原谅，尼古拉乌斯；我知道你不会同意，你也无法讲出你的不同意；但我近年有时觉得，也许可以围绕爱的观念构建一个神学体系甚或宗教，如果这观念能拓展到比通常的想法宽广，而且是从特定的途径去接近的话。现在我没有能力这样做了，不过，这股神秘之力以其众多式样在我身上存在多年，我始终在审视它。也许我们给予这股力的名字不恰当；但若是这样，我们给予所有较为简单的神祇的名字，说出的和不说出的，也都同样不恰当。

我逐渐相信，每个人一生中迟早会有个时刻令他知道——无论他还懂别的什么，无论他能否说清自己所知——那件恐怖的事实：他是孤单的、分离的，他除了是他可怜的自我，就不能是别的什么了。现在我看看我细瘦的小腿、手上枯槁的皮肤、布满老人斑的松弛肌肉；我很难相信，这身体曾经借着另一个身体来出离自己，另一个身体也借着它如此。有人向这瞬间的快乐献上他们全部的生命，当身体出现必然的衰退时，就变得怨怼而空虚。他们怨怼而空虚，因为他们只认识那快乐，却不认识那快乐的意味。因为与我们可能以为的相反，情欲之爱是全部种类之中最不自私的一种；它追求与他者合一，从而逃离自我。这种爱当然会最早消亡，随着承载它的身体衰退而衰退；无疑由于这原因，许多人觉得它是各种爱之中最卑下的一种。但是恰恰因为它会消亡，我们也知道它会消亡，它才更其珍贵；而且我们一旦认识了它，我们就不再无可回归地受困并放逐于自我之内了。

但是单有它不够。我爱过许多男人，但从不像我爱女人那样；男人对少年的爱是罗马的一种风俗，你不无惊奇地观察过它，我相信你也不无反感，而我对这种行为的宽容使你困惑，更困惑你的也许是，尽管我宽容它，自己却没有参与其中。然而这种实际是友谊的爱，在我看来，最好是与肉体的快乐不相掺和；因为抚摸属于自己性别的身体即是抚摸自我，因此便不是自我的逃离，反而是囚禁于自我之中。因为人爱一个朋友时，并不变成他者；他还是他自己，沉思着一个他永远不会成为的人的秘密、那些他从未成为的自我的秘密。爱一个孩子也许是这秘密最纯粹的形式；因为那孩子里面有他难以想象的各种潜质，那个自我，最大程度地远离着观察者。我对养子们和孙辈的爱在熟悉我的人当中是一件笑谈，被看成是一个别方面理智的人的放纵、一个别方面负责任的父亲的感情用事。我并不这么看。

好些年前的一天早晨，我从圣道走向元老院议政厅，准备在那里演说，对我女儿定下终生放逐的罪名。路上我遇见了一个童年的相识，她叫希尔提娅，是我从前的奶妈的女儿。希尔提娅待我如同己出，十分爱护，因其忠诚的侍奉获得自由身。我五十年没有见过她，要不是她脱口说出一个我当年的小名，也不会认得她。我们谈起彼此童年的日子，一时间，我身上的成熟稳重都消失了；我在悲伤中差点对希尔提娅讲出我必须做的事。但是她说着她的孩子们、她的一生，还说起她回去过出生的地方，好让自己能带着往日青春的美好回忆终了此生，我看着她平静的脸色，我说不出来。为了罗马与我的权威，我要对亲生女儿定罪；我想到，假使希尔提娅有权力做这个抉择的话，罗马会倾覆，孩子会留下。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希尔提娅不会明白我的迫不得已，那会给她短短的余生带来烦恼。一时间，我又成了个孩子，在我感到深不可测的一种智慧面前哑口无言。

跟希尔提娅那次重逢以来，我想到，与他者的融合由于其感官快乐而迷醉我们，却有一种爱比它更加有力与持久，而较之于我们从中沉思他者之秘密并因此变成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也同样更加有力与持久；情妇会变老，或撇下我们而去；肉体会衰退；朋友会死；孩子会实现——因此叛离——我们最初从他们身上看见的潜质。这种爱，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你一生有很多时候沉浸其中，我们的诗人在它之中最为幸福；学者对他的文献、哲学家对他的观念、诗人对他的词语，都是这种爱。因此奥维德流落在北方的托米斯并不孤单，你选择在遥远的大马士革将余生投入著作，也同样不孤单。如此纯粹的爱不需要一个活着的对象；于是它被公认为形式最高级的爱，因为它的对象是接近绝对的。

然而从一些方面看来，它也许是形式最卑下的爱。因为如果我们剥去常常堆砌在这概念上的词藻，显露出的只是一种权力之爱。（原谅我吧，亲爱的尼古拉乌斯；让我们假装再一次进行着我们从前喜欢借以自娱的那种争辩。）哲学家对于其读者脱离形体的心智有这种权力，颂诗人对于其听众活生生的头脑与心脏有这种权力。如果被这种指定权力迷住的心智与精神昂扬奋起，那也是偶然的，并不属于这种爱的根本，甚至不属于它的目的。

我开始明白是这样一种爱多年以来驱策着我，虽然我一直出于必要掩盖事实，令我自己也像别人一样不知。四十年前，我三十六岁的时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我奉上奥古斯都的称号；二十五年后，我六十一岁的时候，也是我将女儿放逐出罗马的同一年，元老院和人民给了我祖国之父的称号。它相当简单贴切；我用一个女儿交换了另一个，收养的女儿对此予以承认。

西边，在黑暗中，有潘达特里亚岛的所在。尤利娅住过五年的小别墅如今无人栖居，依我的命令废置。风吹雨打之下，它正在被时间慢慢腐蚀；再过几年就会开始倾圮，时间会像消灭一切那样，将它消灭。我希望尤利娅原谅了我免她一死，就像我原谅了她想过要我死那样。

因为那些你肯定听说过的传闻是真的。我女儿参与了那场阴谋，目标是刺杀她丈夫，并谋杀我本人。于是我搬出那些尘封不用的婚姻法律对她处以终身流放，好让她不会由于她那希望用叛国罪审判她的丈夫提比略的秘密手段，而被处以死刑。

我经常思忖，不知我女儿是否认识到她自己有多么难辞其咎。我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尤利乌斯·安东尼的死讯令她迷乱而悲伤，她当时无法承认。我希望她永远无法承认，终此一生都相信自己是激情的牺牲品，因激情而沦落，不相信她参与了一场阴谋，这阴谋肯定会造成她父亲的死，也几乎肯定会毁掉罗马。第一件事我可能容许，第二件事我不能。

我对我女儿可能感到过的怨恨，我都抛开了，因为我逐渐明白了虽然那阴谋她有份，尤利娅身上有一个部分始终是小孩，爱着那个也许太宠惯她的父亲；必定有一个部分让她害怕地退缩，不做她感到自己最终被迫要做的；有一个部分让她在雷吉奥的孤寂中，依然记得她曾经所是的那个女儿。我逐渐明白了人可以盼着另一个人死，同时不觉稍减地爱着牺牲者。曾有一时我习惯将她喊作我的小罗马，这称呼受到很大的误解；其实，我是寄盼我的罗马会成全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潜质。最后，两者都背叛了我；但是我无法因此减少爱她们。

我们停泊处的南边有卢克林湖，从前为了让罗马舰队能保护民众，正直的意大利人疏浚了这湖，如今它向罗马富豪的餐桌供应牡蛎；尤利娅在荒芜的卡拉布里亚海岸的雷吉奥憔悴委顿；而提比略将会统治世界。

我活了太长时间。那些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来为罗马的生存而奋斗的人已经全都死了。马尔凯鲁斯，我最初将女儿许婚的人，死在十九岁；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死了；我的孙儿们，阿格里帕与尤利娅的儿子盖乌斯、卢基乌斯，死在为罗马服务之时；提比略的哥哥德鲁苏斯既比弟弟能干又较为平和，我将他抚为己出，他死于日耳曼。如今只有提比略还活着。

我毫不怀疑，我女儿落到如此命运，提比略比任何人更加负有责任。他不会犹豫让她涉入算计他和我的性命的阴谋，他也会乐于看见元老院通过对她的死刑判决，同时装出哀痛与懊悔的举止。我对提比略除了鄙视没有别的态度。他灵魂中央有一种怨毒，无人可知其深，他的为人有一种刻骨的、没有一定目标的残忍。无论如何他不是个弱者，也不是个蠢人；而残忍在皇帝身上是比软弱或愚蠢要轻微的缺点。因此我将罗马遗留给提比略的恻隐与时间的偶然。我别无选择。

八月十一日

夜里，我没有离开躺椅，注视着星辰在它们永恒的旅程中缓缓移过巨大的天穹。拂晓时分，几天里第一次，我睡着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我处在梦境的奇异状态，自知是梦，却感到其中有一种真实，嘲弄着清醒时的人生；我希望记住那另一个世界的轮廓，但我醒来以后，梦的记忆便在明亮的早晨消弭无踪了。

是船上人员的窸窸窣窣，还有一种遥远的歌声将我唤醒的；迷糊中，我一时想到荷马写得极美的众海妖塞壬，想象自己被绑在这条船的桅杆上，听见一种超乎想象的美妙呼唤，无力抵抗。但那不是塞壬；是一条从南边亚历山大港向我们徐徐航来的运粮船，埃及水手们身穿白袍，头戴花冠，立在甲板上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唱歌，一面靠近我们；早晨的轻风将熏香在烧的麝香味道向我们送来。

我们有点迷惑不解地注视他们靠近，直到那条令我们的船相形低矮的巨船来到近处，我们才看清那些人黝黑的笑脸，然后那船长起步上前，向我呼名致敬。

我有点艰难地（但我大概连菲利普斯都瞒过了）从躺椅上起来，走到甲板边缘，倚在阑干上对船长的问候回礼。看来，这条船在普泰奥利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港口卸了货，听说御驾去此不远；水手们希望在启程返回他们遥远的乡土埃及之前，向我致以问候与感谢。两船相距很近，我不必喊叫，也能清楚看见船长的深色脸。我问了他的名字；他叫坡忒利俄斯。水手们继续低沉地唱歌之际，坡忒利俄斯对我说道：

“您给了我们航行诸海的自由，因此给了罗马以埃及丰赡的物产；您清除了海上的匪盗，他们的行径，曾经令那种自由只是空谈。因此埃及的罗马人得以繁盛，可以放心地返回乡土，知道唯有风浪的变故能危及他们的安全。为了所有这些，我们向您致敬，祈求众神让您的晚年享有幸运。”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坡忒利俄斯对我讲的是一种生硬的、却也还过得去的拉丁语；我想到倘若在三十年前，他讲的会是埃及人的通俗希腊语，那么我就要摸不着头脑了。我答复了船长的感谢，对水手们说了几句话，又指示菲利普斯去张罗，让船上人人都得到一些金币。然后我回到躺椅上，从那里注视着巨大的货船徐徐离开我们，向南驶去，在风中张着满帆，水手们又挥手又欢笑，为自己平安的归航而高兴。

现在我们也同样向南航行，我们不那么笨重的船在波浪上跳舞。阳光逮着小浪尖儿上的晶莹白沫，波浪轻轻拍打我们的船身又对它私语，蓝绿色的深海几乎好像在游戏；我现在可以说服自己了：我的一生到底有某种匀称、某种意义；对这个我现在可以无憾离开的世界，我一生带来的恩惠大于伤害。

罗马的秩序如今在世界各地盛行。也许日耳曼野蛮人在北方等待，帕提亚人在东方，其他人在我们尚未知晓的边疆之外；假如罗马不沦陷于他们，它终究会沦陷于谁也逃脱不过的野蛮人——时间。但是现在，若干年之内，罗马的秩序会盛行。它盛行于每个重要的意大利城镇、每个殖民地、每个行省——从莱茵河与多瑙河到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从西班牙与高卢的大西洋海岸到阿拉伯沙漠，到黑海。在世界各地我都开设了学校，让拉丁语和罗马制度为人所知，也保障了那些学校的兴旺；罗马的法律调和了外省风俗的无序残忍，正如外省风俗也对罗马的法律有所修订；世界敬畏地仰视着我前来之时用塌陷的泥土堆起、如今用大理石建成的罗马。

我先前那些绝望之词，现在看来与我的成就并不相埒。罗马不是永恒的，这无妨。罗马将会沦陷，这无妨。野蛮人会来征服，这无妨。曾经有过罗马的一瞬，它将来不会完全死灭；野蛮人将会变成他征服的罗马；那语言将会驯服他粗野的土话；他毁掉的景象将会在他血里流淌。盐海不舍昼夜载着我这孤舟浮沉，在和它一样不知止息的时间里，那代价是无有的，小于无有。

我们靠近卡普里岛了。它在晨曦中珠宝似的闪光，像湛蓝大海中升起了一颗深色翡翠。风歇了，我们仿佛在空气中飘游，接近那个让我度过许多愉快时光的闲静之地。岛上的居民——他们都是我的邻人朋友——已开始纷纷聚集在港口上；他们挥着手，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在呼唤。欢欣地，他们欢欣地向我呼唤。很快我就要起身回答他们了。

那个梦，尼古拉乌斯；我想起了我昨夜的梦。我梦见我又去了佩鲁西亚，那是卢基乌斯·安东尼反叛罗马政府期间。我们整个冬季封锁着那城镇，希望迫使卢基乌斯投降，避免罗马人的流血。我们的士卒因为长时间等待而厌倦沮丧，有哗变之虞。为了鼓舞军心，我下令在城墙外面建一座祭坛，向朱庇特献上牺牲。梦是这样的：

一头从未套轭犁田的白牛，被助祭的众人牵到祭坛前；它双角镀了金，头上挂着月桂叶编的环。绳索很松，牛自愿上前，仰着头。（即将被祭献的牺牲顺从地（“自愿”）被领到祭坛前属于吉兆。）它眼睛是蓝色的，似乎看着我，好像这只兽认识谁会是它的行刑者。助祭人在它头上敲碎了盐饼；它没有动；助祭人尝了酒，然后将祭酒倒在它的双角之间。那头牛仍然没有动。助祭人说：“该动手了？”

我举起斧头；那双蓝眼睛对着我，目光没有游移。我落了刀，说道：“完成了。”牛抖动着，慢慢跪了下来；它的头仍然仰着，眼睛对着我。助祭人拔出匕首，切开喉咙，用高脚杯接血。就连血在流的时候那双蓝眼睛也似乎凝视着我，直到最后呆滞无光，身体向一旁倒下。

那是五十多年前了，当时我二十三岁。我会在那么久以后梦见此事，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