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我身上多余的东西，显然就是感受性。我欠缺的东西，似乎应该说是肉体的存在感。因为我觉得我早就轻蔑冰冷的理智。我从不希望要一种只承认拥有一个像雕像般的、无可置疑的肉体性存在感的理智。为了得到这种理智必须埋头在洞穴般的书斋或研究室里，这个我是办不到的。我无论如何也需要太阳的介入。
至于感受性呢，在这次旅行中，我必须穿鞋般地穿着它，消磨它，使用它，把它使用光。我要尽可能地滥用它，使它再也不能去折磨它的主人。
恰巧在我的旅程中，预定要去南美、意大利和希腊等阳光充裕的诸多国家。
过了北美，在波多黎各歇了一宿，我已经嗅到了被太阳晒焦了似的诸国的气味。在巴西停留了一个月，赶上是狂欢节，我陶醉在热带的阳光中，我看见在强烈阳光的青空下一排排的椰子树街，就感到仿佛回到了期待已久的故乡。
写了这些情景，活像罗曼蒂克之旅。其实是连续出洋相，连续出现了红毛毯[1940年左右东京的恐怖都市传说。裹着红毛毯的怪人拐骗小孩的传说。]的滑稽的不知所措的事。尤其是在巴黎，街上用美元购物受人诓骗，小偷用变戏法的技术把我身上所有的钱全部偷光。我几乎身无分文地度过一个月的时光。也有意外的幕间剧。这期间我最担心的，是能不能够去希腊。
办完了被盗支票再交付手续之后，我向阴暗的巴黎告别，终于奔赴晚春的希腊。
我在所向往的希腊，终日是一种陶醉的心情。古代希腊没有什么“精神”之类，只有肉体和理性的均衡。“精神”正是基督教的可恶的发明。这是我的思考。当然这种均衡即将被打破，但在可能不会破的紧张中存在美。人的傲慢的意志总是遭到惩罚的希腊的悲剧，可能就是对这种均衡的教训。希腊的城邦，就是原封不动的一种宗教国家。不过诸神总是不断地提防着人的均衡遭破坏，因此信仰在那里并不像基督教那样的“人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只在此岸。
虽然这种想法未必就是古代希腊思想的正确的解释，不过，当时我所看到的希腊正是这样子的。我所需要的希腊就是这样子的。
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古典主义倾向的归结。也就是说，这是创作美的作品同自己变成美的东西的同一伦理基准的发现。我感到古代希腊人似乎掌握了这把钥匙。此后看来，近代罗曼蒂克以后的艺术同艺术家的乖离的身影，以及艺术家孤独的姿态，是很久以后的末流事件了。
我如此兴奋地继续写的，是回国后写的《潮骚》。《潮骚》的通俗的成功和通俗的被接受，是我进行冷水浴的结果，也是其后希腊热逐渐凉下来的契机。不过，这是后话了。
但是，至少是希腊治好了我的自我嫌恶和孤独，唤醒了尼采流的“对健康的意志”。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一个不会动不动就会受伤的人了。我带着一颗开朗的心回到了日本。
——如上所述，当时的出国旅行是罕见的，文人出国回来写“礼物小说”已成为风习，可是我决心不写这种东西，于是拒绝大部分的约稿。费了数月的心理准备，写出了《仲夏之死》这种纯粹在日本发生的故事。
一边写作一边完全结束自己一个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下一个时期又在开始。回国后写的《禁色》第二部与第一部截然不同。我的工作渐渐变得缓慢了。随着缓慢的进度，我感到自己仿佛也在不断地成熟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