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但凡住在波士顿州街上或在州街附近办公的人们，对这个非同一般的、骨瘦如柴的身影都很熟悉，他们可以证实他可是一点儿都没变。他每天都会出现在那儿，这已经成了那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成不变的事情，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带有某种仪式的庄严形象。要是这一切有什么重大改变，那些已经熟悉了这个瘦骨嶙峋的、佝偻身影的人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每个工作日早上快九点时，他就会出现在这条街顶端的地铁站出口，茫然地停顿一下，在涌出地铁的人群中佝偻着身子打个转儿，然后站在那儿，瘦骨嶙峋的双手滑稽地攥在腰前，似乎怕自己散架似的，瘦削而表情灵活的脸上现出骇人的怪相。他做这些怪相时，那双敏锐的小眼睛半眯着，大嘴咧开古怪地笑着，柔韧的下嘴唇盖住上颚的几颗大马牙，撅着嘴，眼睛可怕地眯着，连续快速地动着，把下巴和面颊都扯歪了。在完成这些面部演变之后，他会飞速而茫然地向四周瞥上一眼，然后看也不看地就过马路。有时他会选择车辆停止时和其他行人们一起匆匆地过马路；有时他就直接冲进摩托车、卡车和货车堆里，从秩序混乱的车流之间扬长而过，根本无视四周刺耳的紧急刹车声、鸣号警告声和受惊的司机们气急败坏的咒骂声；还有些时候，他会站在水泄不通的车流中间绝望地大吼，搞得交通瘫痪，于是正在街角值勤的那个红脸的年轻爱尔兰警察不得不骂骂咧咧地来救他。
不过，巴斯科姆可是个命大的人，他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的确，有一次，他没留神，一辆亮闪闪的像甲壳虫一样的汽车横冲直撞，不管他命大不大，把他撞倒了，他也就是擦破了点皮；还有一次，一个没长眼睛的车轮压住了他柔软的鞋尖，他被卡在那儿像个囚犯动弹不得——不知道他命大，还因为他只是个普通人——不过他还是脱身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命大，是老天爷在眷顾他，就好像老天爷在眷顾孩子们和盲人、指引他们往前走一样。那个猴子嘴的警察刚开始时对他骂骂咧咧的，在经过生气、愤怒、狂怒、绝望、无可奈何之后，他现在竟然对这个迷途的羔羊产生了一种母爱般的感情，每天早晨都会留神着它的出现。有时他没看到这只羊，不过，一听到那熟悉的惊叫声，他就马上使劲地吹响哨子，冲进被堵住的车流中，在司机们的咆哮、咒骂声和刺耳的刹车声中把巴斯科姆拽出来，亲切地把他送到路边，有力的大手抓着老人的胳膊，摸摸他的关节，看看他的骨头，着急地揉揉他干瘦结实的身板儿，叫他“老兄”——虽然巴斯科姆足可以当他的爷爷了。“老兄，你没事儿吧？没伤着吧，老兄？你还行吧？”——巴斯科姆要是吓得厉害，就没法说话了，只是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沙哑着声音嚎叫着，“哎哟！哎哟！哎哟！哎哟！”
最后，即使他还没有冷静下来，口齿却清楚点了，他就会像牧师布道那样滔滔不绝地对机动车和司机们大加指控，嘶哑的声音高声喊叫起来，就像一个先知正在山上宣示什么似的。这声音有一种奇怪的特质，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听到之后永难忘记：这声音虽不大，但却透出怒号的意味，而且听起来很遥远。似乎巴斯科姆·霍克先生正站在高山上，冲着山下静静的河谷里的某个人在喊叫——这声音好像来自远方，但却清晰地传过来，还带着嘶哑、超凡的激情。它的确是神圣的声音，一个伟大的布道者的声音；人们会觉得这个声音应该出现在教堂，而且人们的确曾在那里听到过他的这种声音。因为巴斯科姆在其漫长、非凡的一生中，满怀信念地宣讲过各种教派的教义：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还有唯一神教。
事实上，巴斯科姆经常是刚刚侥幸从街头的灾难中逃生，就站在街角开始布道了，就像现在这样——刚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咒骂所有在场的司机，要是有人胆敢参与这番口水战——这事儿时有发生——一场好戏就会上演。“你咋回事儿？”一个司机凶巴巴地问，“看管你的人不知道你出来了吗？”
霍克先生便会慷慨激昂地予以反驳，他先是精挑细选地引用了《旧约》上更为激昂的先知们的几句话，预言这些车主们必会面临死亡、毁灭、下地狱的厄运，然后又机智地提到末日审判和清算、摩洛神的战车及启示录的野兽等。
“哦，天哪！”气急败坏的司机会这样说，“你没长眼睛吗？你以为你在哪儿？在奶牛场吗？你不认识路标吗？难道你没看见警察把手举起来了吗？难道你不知道警察的手势在说明何时‘停’何时‘走’吗？你有没有听说过交通规则？”
“交通规则！”巴斯科姆不屑地大叫，好像司机使用的这个词激起了他无限的轻蔑。此刻，他的声音透出一种准确细致的腔调，他每说一个字时都带着蔑视和说教的味道，再以刻板的鼻音结束，好像他是一个老学究或是一个讲究措词的主张语言纯净的人，要通过发音，一来证明大多数人所说的语言都是极其糟糕的，是被滥用的；二来证明每个字都有它本身准确的、微妙的、精细的意思，而他们——也只有他们——懂得这些东西。“交通规则！”他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他眯着眼，撅着嘴，盖住了他那几颗粗笨的大板牙，发出一阵不自然、轻蔑的笑声。“交通规则！”他说，“你这个可怜的……白痴！你这个没文化的……无赖！你敢跟我说话——跟我说话！”他突然又提高了他传教时的那种声音，拍着骨瘦如柴的胸脯，愤怒、威严地瞪着司机，好像一个伟大的先知在说话时被一个傲慢的家伙顶撞了似的——“你竟然跟我说交通规则，你看见交通规则时理解不理解还值得怀疑呢，”——他冷笑着——“连上学的娃娃都能看出来，就凭你的智商，你哪里懂得这个，还有，”——说到这儿，他又提高声音，吼叫着表示强调，并且伸起一根干瘦的大手指让对方注意——“你要是理解，那就解释解释。”
“是吗？”司机反唇相讥，“你很聪明，呃？啥都知道，嗯？你特聪明，是吧？”司机继续挖苦他，好像沉醉于他的挖苦而不能自拔似的。“我告诉你吧，你以为你特别聪明，是吧？得了吧，才不是呢。明白吗？就是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才出来找揍，找着让人往鼻子上捣，明白吗？知道你多聪明了吧？你要不是个老家伙，我会给你鼻子上来一下的。”他好像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很得意。
“哎——哟！哎——哟！哎——哟！”巴斯科姆忽然害怕地大叫起来。
“你要真懂那么多，真像你自以为的那么聪明，那你说说交通规则是什么？”
接下来，那个倒霉的司机准会傻眼了，当然有交通规则，因为巴斯科姆舅舅会一字不差地给他背一遍，然后高兴地舔着嘴，大讲特讲法律术语的各种技术性细节，每句话都用一丝不苟的、学究式的语调念出来。
“还有！”他举着那根干瘦的大指头喊叫着，“马萨诸塞州自1856年以来就颁布了一条成文的法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铁板钉钉地规定，任何人，不管是司机、主管、州长、指挥官、经理、代理人还是乘务员，只要是驾驶机动车辆，不管那车是两个轮子，还是四个、六个、八个或者多少个轮子，不管那车是属于公家的，还是私有的，不管是——”不等他说到这儿，那个司机要是脑瓜够使的话，早就逃之夭夭了。
但是，如果这天早上又是巴斯科姆舅舅的无数幸运日中的一个，如果他又横冲直撞地过马路，而且成功地从轰鸣的车辆中突围出来，他就会快步走在州街上，粗糙、干瘦的大手仍然叉在他的瘦腰上，仍然把他那张非同一般的脸扭成各种怪相，然后折进一个很大的、脏兮兮的、黑乎乎的石砌建筑物的入口。这就是那些散发着二十世纪初的气息的建筑中的一个，隶属于河对岸那个古老、富有的大型机构，该机构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
在这儿，巴斯科姆舅舅仍然把手叉在腰上，登上锯齿状的大理石台阶，冲进旋转的大门，走进宽敞的大理石走廊，里面弥漫着热腾腾、湿乎乎的气浪，还有湿胶鞋和套鞋的味儿、消毒剂的味儿，还有那些依然运行的、但已过时了的电梯的气味。这时会有一辆电梯突然冲下来，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吐出两三个人来，又吞进去十来个人。他也就这样一下子被送到七楼，然后走出电梯进到宽敞的、黑洞洞的走廊里，眯着眼，一脸怪相地左瞅瞅、右看看，好像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二十五年来他一贯如此——然后左拐，顺着走廊一直走，经过一间间亮着灯的办公室，里面发出打字机的咔嗒咔嗒声，纸张清脆的嚓嚓声，还有人们刚开始工作的各种声音。到了走廊尽头，巴斯科姆·霍克向右拐进另一个走廊，最后停在一扇门前，门上装着美国公司的办公室常见的那种磨砂玻璃，上面刻着 “约翰·T.布里尔房地产公司——房屋租售”。在这醒目的牌子下面印着一些小字：“巴斯科姆·霍克——法律代理人——办理不动产转让及所有权事宜。”
好了，在进入这间颇为有趣的办公室之前，我们先来更仔细、更具体地描述一下这个独特之人的样子。
这个在州街上或是其他地方出现的奇怪身影总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评论。要是站直身子，巴斯科姆·霍克能有六英尺三四英寸高，不过他走路总是弓着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腰就永远地弓着了：他身材高大，骨节突出，瘦骨嶙峋，青筋暴露，但却像山核桃一样结实。他就是那种似乎从不会疲倦，也不会变老、不会死的人：这种人就是到了七老八十，也不见精力衰退，就是死，也会死得很利索。他们不会缓慢地衰竭，因为没什么可衰可竭的：他们那木乃伊样的、满是筋肉的身躯就像花岗岩一样永不枯朽。
巴斯科姆·霍克瘦骨嶙峋的身上总是穿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衣服；衣服似乎也和他的身体一样经久耐用：衣服十分陈旧，但却永远穿不烂。从衣服的裁剪和式样来看，这个节俭的老头儿似乎选的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种一辈子都穿不破的布料。他的外衣本来是深暗的黑白相间色，现在接缝处和口袋边都变成了绿色；更滑稽的是，对于他这么个又瘦又高、骨架又大的人而言，这衣服也太小了，顶多是个夹克罢了，他的胳膊露出来一截子，像是两捆柴禾，高高隆起的瘦削肩膀像刀子似的戳在里面，把衣服顶起来。他的裤子也是又短又紧，是比上衣稍浅一些的灰色，是粗羊毛面料，上面的绒毛早就磨掉了；他脚蹬一双乡下人穿的粗革高帮鞋，鞋带是生牛皮的，头戴一顶滑稽、陈旧的黑色小毡帽，帽边也变成了绿色。现在你会明白那个警察为什么叫他“老兄”了：这个骨瘦如柴的大高个儿似乎硬被塞进这么个衣服里，就像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乡下小伙要穿着它去见他的心上人似的，结实的大手里还攥着一袋橡皮糖。他打了条又窄又小的领带，衬衣领子已经挺不起来了，不过很干净，从上面泛青的斑驳印迹能看出，巴斯科姆·霍克一定是自己洗衣服（这个推断千真万确，因为这老头儿不仅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还自己修鞋、缝补衣服）——无论寒暑，这就是他的行头，从没换过，只在冬天再套件蓝色的旧毛衣，扣子一直系到下巴上，下摆和袖口都磨破了，还比那件紧巴巴的小外套长出几英寸来。波士顿的冬天漫长、阴冷，非常难挨，可就是在最冷的日子里，也从没人见他穿过长大衣。
他的疯癫迹象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凭直觉就知道他并不穷，在州街见过他许多次的人们往往用胳膊互相碰碰说，“看到那个老家伙了吗？你一定以为他正等着从救世军领救济吧？哼，才不是呢。他有钱呢，兄弟。真的，他有的是钱。他把钱藏到谁也找不着的地方了。这家伙钱多得都放不下了！”
“真的吗？”另一位说，“像他那么个老头儿，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他又不能把钱带进棺材里去，是吧？”
“让你说对了，兄弟。”接下来的谈话就会变得很有哲理。
巴斯科姆·霍克意识到了自己的吝啬。虽然他有时候声称自己“不过是个穷人”，可他也明白，在生意伙伴的眼里，他的极度节俭可不是因为他穷。他们恶作剧似的嘲弄他：“走吧，霍克，咱们吃午饭去。你只要花上几块钱就可以在帕克饭店美美地吃上一顿。”要么就说：“嗨，霍克，我知道一个地方在处理冬天的大衣，我在那儿看到一件挺适合你的——你只要花六十美元就能买下来。”或者是：“牧师，你需要把衣服好好洗一下吗？我知道几个中国佬洗得不错。”
对这些话，巴斯科姆会用吝啬鬼常见的那种闪烁其词的方式，嗤之以鼻地说：“算了，老兄！我才不会去那些破烂饭店呢！你不知道你会吃到什么玩意的：要是你看到你吃的东西是从那些又脏又臭又恶心的厨房里做出来的，你肯定立马就没胃口了。”他的吝啬最后导致他对食物毫无热情：他说“年轻的时候”他“老在饭店里吃饭，把胃都弄坏了”。他会把这些地方说得脏得令人作呕，嗤之以鼻地笑着宣称：“我想，你或许会觉得被某个肮脏、污秽、恶臭的黑鬼用脏手摸过后，吃起来会更香吧。”（呸呸呸呸呸！）——说到这儿，他就做着鬼脸，轻蔑地用鼻子哼哼；要是说到“大餐”，他就更刻薄地痛斥一番，说那些东西“比有史以来所有的战争和所有的军队更加祸害人”。
年纪越大，他就越来越相信生食好，有利于健康。在家里，他给自己准备了一大堆让人感到反胃的切碎的胡萝卜、洋葱、萝卜，甚至生土豆，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东西，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对老婆说：“你要愿意，就去吃你的烤肉啦，牡蛎啦，还有火鸡吧，只要不怕把自己毒死，我才不会吃这些玩意儿的。不，哼！我绝对不会吃的！我可是很在意我的胃的！”不过，他这时用的代词“你”是泛指的，而不是特指的，因为要是哪位女士不吃那些“烤肉、牡蛎和火鸡”的话，那她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再或者，要是说到衣服，说到他那把干骨头怎么能受得了波士顿寒冷刺骨的冬天的话，他就会轻蔑地大叫：“大衣！我才不穿呢！全世界的那些破大衣白给我都不要呢！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能把细菌全都招来，还能让你得感冒和肺炎。我都三十年没穿大衣了，而这三十年来我也从没有得过一丝感冒——没有！就连感冒的样子都没有过！”——这是个不完全准确的断言，因为每个冬天，他至少都会很生气地抱怨两到三次，说再没有什么地方的气候比波士顿的更讨厌、更可恶、更加变化莫测了。
同样，说到洗衣服的话，他会轻蔑地宣布，他是不会把“他的衬衣和领子送去让哪个又老又脏的中国佬在上面吐痰或是怎么糟践的——绝不！”他会开心地狂笑，就好像他那想象力丰富的大脑里又闪现出什么新的令人痛恨的恶心玩意儿——“绝不！还要熨呢，然后你就会穿着老中国佬吐过口水的衣服到处走！”——（ 呸呸呸呸呸！）——说到这儿，他就又做着鬼脸，撅着他的橡皮嘴，嗤之以鼻地大笑，感到又得意又满足。
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在迈进办公室之前，他会紧攥着那双骨节粗大的手。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巴斯科姆·霍克一直是他那个神奇家族中有学问的人：他是个智力超强但情绪紊乱的人。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那古怪的着装、言谈、举止、走姿都成了他南方亲戚们的笑柄，但是他们的嘲笑还夹杂着自豪，因为他们认为他的人格魅力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家族是多么独特。“没错，他是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古怪。”他们会眉飞色舞地说。
由于南北战争，巴斯科姆的青少年时期在极度贫穷中荒废掉了：他在青少年时期像根须一样牢牢地依附在土地上，过着一种从事体力劳动、痛苦、俭朴、受罪的生活，那是一种从大地中拼命、不屈不挠、重构自我的生活，那种生活丰富并扭曲了他的人生。而且，从一开始，他的心中就燃烧着仇恨，他仇恨人类有失尊严的行为，他充满激情地宣扬人类的高尚与祥和。他比任何人都憎恨父亲的失职，也憎恨他使一个个子嗣降临到这个一贫如洗的世界。
“他们一个个不幸地来到这世上，”他后来说，声音激动地颤抖着，“我就会走进树林里，用脑袋撞击着大树，愤怒地咒骂上帝。真的，”他继续说，迅速撅起了长长的嘴唇，盖住了那几颗松动的门牙，十分夸张而迂腐地说，“我承认我骂了，可我并不羞愧。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太差了！”——他抬高了声音，像是在唱福音，“可以说——简直像动物一样。那么——哎——你有何感想？”——他说，在结束他福音般的诵叨后，他的神态和语气突然变了，变得有些诡秘。“唉，你知道吗，孩子，有一次，我不得不把我父亲叫到一边，告诉他我们的生活处境毫无体面可言。”——他听后，声音低得像在耳语，然后他用僵硬的大手指拍了拍我的膝盖，撅起嘴唇裹住了那几颗上牙，显出一副极度痛苦的表情。
贫困一直是他年轻时的情人，巴斯科姆·霍克不会忘记：贫穷一直在他心底燃烧着。他在一个偏远的学校接受了教育，尽己所能地阅读了所有能读到的书，然后在一个乡下学校教了两三年书。二十一岁时，他借了钱，乘火车去了波士顿，去哈佛大学求学。不知是因为他心中的那团火，还是他坚定的决心，他被录取了。大学期间，他当过接待员，干过家教，为别人熨过裤子，和其他两个贫穷不幸的人合住在一间屋子里，每周靠三块半钱生活，做饭，吃饭、睡觉、洗衣、学习都在一个地方。
七年后他完成了自己在大学神学院的教育，还精通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形而上学。
贫困、对学习的狂热、与他周围的环境的格格不入，这些都使他变成了一个憔悴的狂热者：三十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瘦弱的狂热分子，一个真正的疯北方佬，颧骨突起，阴沉饥渴的双眼，橡木色的头发又浓又密——六英尺三英寸的身材又瘦又长，特别滑稽，在嘲弄他的世人面前拼命、毫无顾忌地打着手势讲话。但是他的脑袋又瘦又小：他的模样颇似伟大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只在个别方面略显不同。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娶了一位家庭背景良好的南方姑娘：她来自田纳西州，父母双亡，七十年代来到了北方，和一个叔叔在普罗维登斯生活了好几年，这个叔叔是她多达七万五千美元财产的监护人，尽管她异想天开地把总数记成了二十万，她的叔叔却挥霍了一部分钱，还偷走了剩下的。因此，她嫁给巴斯科姆时并没有多少嫁妆，但是她长得漂亮，聪明伶俐，身材很好。巴斯科姆用手使劲地捶打着墙壁，直至手指鲜血淋漓，最后跪倒在上帝面前。
巴斯科姆遇到她时，她在波士顿学音乐：她的声音是深沉的女低音，唱歌的时候声音会发颤。她是个小个子女人，为人诚挚，细皮嫩肉，行动快捷，说话干脆利落，明显带着南方口音。她是那种敏锐严肃、十分贤淑的小女人，虽然不够幽默，但她很爱这个瘦弱的追求者。他们相识有两年了：二人会一起去听音乐会，听演讲，听布道；一起讨论音乐、诗歌、哲学和上帝，但是从来不讨论爱情。但是有一天晚上，巴斯科姆和她在位于亨廷顿街的公寓客厅里见面，由于要说的话很重要，他的声音颤抖着。他是这样说的：“路易斯小姐！”他小心翼翼、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自己的手说，“当一个男人具有成熟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后，他就必须考虑一件最为重大的事情了——嗯！这可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了。我说的这件事就是——婚姻。”他停顿了一下，这时候壁炉架上的时钟准时地敲响了，一匹马儿跑过街道，马蹄声十分响亮。路易斯则神情平静地坐着，显得端庄、高雅，但她觉得时钟敲打的是她自己的心房，它随时都会停止不动。
“对一个传授福音的使者来说，” 巴斯科姆继续说，“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决定，因为，对他来说——一旦做了这个决定，那将是不可改变的，他一定要始终不渝地遵守——哎！直到生命终结，入土为安，所以任何一个可能出错的决定，”他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都会引起极其可怕的后果。因此，” 巴斯科姆舅舅不紧不慢地说，“决定迈出这一步后，我完全意识到——你听着，完全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肃性。我审查过自己的灵魂，叩问自己的心灵；我登上高山，跨进沙漠，和我的主谈心，直到，”他提高声音，像个恶魔在吼叫，“再也没有一丝的疑惑，没有一丝的顾虑，没有一丝的怀疑！路易斯小姐，我已下定决心，让这个十分般配的年轻女士来做我的伴侣，我最渴望的知己，鼓励我前进的人，陪伴我度过余生，伴我度过人生中每一个烦恼和困难，和我一起分享上帝在他的高深莫测的旨意中所规定的一切，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悲伤或快乐——路易斯小姐，我已决定那位女士就是——你！——因此，我十分荣幸地请求，”他缓慢而充满深情地说，“你嫁给我吧。”
她爱他，曾期望过这一刻，曾经为这一切痛苦地祈祷过，而现在，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于是她猛地站了起来，高雅、端庄地说：“彭特兰先生，我很荣幸能得到你的尊重和感情，我答应你，我会尽快认真考虑这件事的。彭特兰先森（生），我完全明白你刚才所说的话是很严肃认真的。对我来说，我必须告诉你，彭特兰先森（生），要是我答应了你的求婚，要嫁过来时不会带任何财产，我本来有一些财产，但是已经让我的叔叔连哄带骗地夺去了——这是真的！就是我那个邪恶的监护人。所以，要是我嫁给你，我没有一分钱的嫁妆，我原本希望能给我丈夫一大笔钱。”
“噢，我亲爱的路易斯小姐！我亲爱的小姐！”巴斯科姆舅舅叫道，手在空中挥舞着做了个反对的手势。“不要认为——千万不要认为，我求你！对金钱的考虑会影响到我的决定。噢，丝毫不会的！”他喊道，“不，根本不会！”
“幸好，”路易斯继续说，“那个无赖没有完全花光我的遗产。还有一部分，还有很小的一部分。”
“我亲爱的姑娘！我亲爱的小姐！”巴斯科姆舅舅叫起来，“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留下了多少？”他追问。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
巴斯科姆很快就在中西部的一家教堂里谋到一份差使：薪水高，还有房子。但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从一个教堂换到另一个教堂，从这个宗派换到那个宗派——先去了布鲁克林，然后再回到中西部，接着去了南北达科他州、泽西城、马萨诸塞州西部，最后又回到了波士顿郊区的几个小镇。
巴斯科姆讲话的时候，你可以肯定上帝会听得到：他讲道很精彩，他憔悴的面容在讲坛上容光焕发，他的声音高亢而响亮，激动时会变得沙哑。他的祷告是在强烈地恳求上帝，他的热情如此疯狂，他的听众往往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这些祷告几乎像是亵渎神灵的言辞。然而，不幸的是，有时我舅舅疯狂的口才会让他自己也承受不了：他的声音总是富有激情，大有穿云裂石之势，他会猛地向前跌倒在讲坛上，用他细长的手指捂住脸，痛哭起来。
在中西部，在他去的第一座教堂，他的这种传教方式并不受欢迎——当然这种方式可能会成功，要是一个人哭得投入又快乐——在罪人忏悔的侧廊里——透着眼泪勇敢地微笑，那么这种方式可能会成功；但是，巴斯科姆在布道时会选一些不大合意的主题，如果他选取了“波提乏的妻子”“路得，玉米地的女孩”“巴比伦的婊子”“屋顶上的妇人”[1]之类的主题时，他往往会情绪失控，不能自已。
他的思维总是受到良心的左右——他先后信过圣公会、长老会、唯一神派，想在所有复杂的新教中找到一个他所认同的教义。他一直在寻找，后来却相继放弃了他的发现。在四十岁时，他把唯一神教中最自由的成分和不可知论的思想疯狂地输入到自己的布道中：他模仿卡莱尔[2]写散文，模仿马修·阿诺德[3]的风格来写诗，这些举动都流露出了他的新信仰。一天早上，他在讲道坛上读了一篇名为《不可知论》的诗歌之后，他与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间的关系就突然结束了。这首诗十分简洁，但缺乏韵律，每节诗都简单、悲伤地重复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
大概如此吧。
就这样，巴斯科姆·霍克快五十岁的时候就不在公共场合布道了。他要去哪里倒不是什么问题。他有着他们家族对财产所特有的强烈欲望。他成了一个“办理财产转让等事务的律师”，他对财产转让权益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甚多；但是他开始在波士顿郊区购买土地并修建了廉价的小房子，还亲自设计房屋来节省建筑费用，要是可能的话，他还亲自做一些打地基、安管道、刷房子之类的零活。
他认为任何东西的要价都过高——他特别厌恶给劳工支付工资，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会在家里大发雷霆，疯狂地跺着脚，大骂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瑞士人——或其他任何不幸在最近的账单中出现过的民族，骂他们都是臭名昭著的恶棍、肮脏奸诈的杀手，想伺机密谋抢空他的钱包。他连珠炮似的辱骂他们，沙哑高昂的声音变得又尖又高，直到全身无力，这时他会想起一个比他更强大，更能说会道的人——他那个可憎的合作伙伴，大块头的约翰·T.布里尔，然后他会把手伸向天空，呼唤着上帝和布里尔。
如同他那些对可怕的战争和饥饿有着清晰记忆的族人一样，他望穷而逃：他是那种希望能靠省吃俭用来避免受穷的人。
因此，他自己修鞋，穿着上了年头的衣服；他在他那沙石满地的花园里拼命地播种和收获着，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别人的蓄意勒索。
那些他修起来的小房子——不，那不是他修建的！——是他在经历了生孩子似的阵痛后养出来的房子，都是他亲手抚养长大的，然后在长期的协商后，才有利可图地把它们卖给那些小气的劳工和商人：爱尔兰人、犹太人、黑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每次买卖结束或者收到这些人的现付后，巴斯科姆舅舅在回家的路上都会欣喜若狂，强行向路人大声说着犹太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瑞士人或希腊人的美德。
“世上最好的人！这毫无疑问！”——这最后一句是他每次收到付款或说服对方时最喜欢说的话。
因为他们如果付了钱，他就会喜爱他们。通常每逢礼拜日他们就会在冰天雪地里，穿过大街上那些黑乎乎、灰溜溜的房屋，来到他居住的沉闷的郊区给他交钱。因此，他们——十几个不同种族、皮肤黝黑的孩子——到来了，来到了这块凄凉的荒地，穿着结实、得体的黑色衣服，那种穷人穿着去清债或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们走在贫瘠的大地上，荒芜干枯的土地脏兮兮的，满是垃圾和废物，他们神情迟钝地从一个砖场木板围栏下面穿过，嘎吱嘎吱地、执拗地沿着小巷布满车辙印的脏冰，从灰色的木房子前走过，这些房子空荡荡的，具有一种荒凉且说不出的丑陋，似乎在诉说着一种厌倦、贫瘠、沉闷和恐惧。在这种荒凉之中，这些感受如此强烈，人类痛苦、愤怒的灵魂似乎在这种感受中患病、麻木、窒息，但却无法清晰地说出内心炽热的诅咒。
他们最终会停在我舅舅的小房子前——那种街头的小房子之一，建造在荒凉、平坦的郊区。他还冠冕堂皇地以自己的名字为之命名——彭特兰山庄——而那个荒凉的“山庄”中最高的地方只是半英里外一处微微隆起、不易被人觉察的小山包。他沿街修建的那些歪歪扭扭但却结实、坚固的小房子，就像田鼠在满是石子的土地上挖洞取暖一样，在北方广袤、苍凉的天空下，被雾蒙蒙的阳光包围，在冬日斜阳泛红的光芒中，在野蛮、无情的严寒中，它们顽强、固执地蜷缩、拥挤在一起。然后他们紧握着那油乎乎的、小小的几卷钱，进去给我舅舅付钱，他们似乎知道，在这严酷的天空下，所有的收获都必须从石块丛生的大地上痛苦而费力地获得。他会从某个地窖般幽深的地方出来见他们，嘴里骂骂咧咧地抱怨着，砰地摔上门。他向他们走去，大声地向他们问好，边走边扣上那件磨破、掉了色的毛衣领扣，弯腰驼背，神色阴沉，两只紧握的手搭在腰间。然后他们会僵硬、笨拙地站在那里等着他，不停地用手摆弄着帽子，而他却斜眯着眼睛，表情怪异，撅着嘴，然后费力、潦草地给他们写好收据——他们借此从债务和痛苦中稍稍舒缓一些，向着财产自由艰难地迈近了一步。
最后，当他把他们的钱装进口袋，完成交易后，他并不会让他们立刻离去，他会热切地大叫着邀他们多待一会儿，他会给他们一些长长的、像是杂草做成的雪茄，而他们则会不舒服地坐下来，像是被困住的牛一样，坐在椅子边上，沉默、害羞地盯着他，而他会大声地问一些问题，做出一些评论，满腔热情地称赞他们。
“哎呀，我亲爱的先生！”他会对麦克罗普洛斯，一个希腊人大吼着说。
“你们有辉煌的过去，还有任何一个民族都引以为荣的历史！”
“是啊，是啊！”麦克罗普洛斯使劲点着头说，“伟大的历史！”
“希腊岛，希腊岛，” 我舅舅大吼着说，“是萨福[4]深爱并赞美过的地方——”（哼哼哼哼哼！）
“是啊，是啊！”麦克罗普洛斯又说，温厚地点着头，但是他眉头上的皱纹足有他的手指那么宽，然后，他神情困惑地说，“没错！你说得对！”
“哎呀，我亲爱的先生！”巴斯科姆舅舅叫道，“我这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到这些神圣的地方去，站在雅典的卫城上看日出，去找寻希腊的荣耀，去看看那些神圣古文明的废墟！”
麦克罗普洛斯那黝黑泛黄的面容开始发红，他出于爱国而变得愤怒起来。他的神情开始变得严肃而充满活力，立刻激动、自信地说：
“不，不，不！不是废墟！你想到哪去了，呃！雅典是个美丽的城市！那儿有一百万人呢！”他费力地挤出了这句话，然后用他毛茸茸的大手，不大确信地做了个杯形的手势：“你知道吗？很大！噢，表（漂）亮！”他又机灵地补充了一句，面带着笑容。“一切都很好！你们这儿有的我们那儿都有，都很好。你知道吗？”他费力地想使对方相信他的话。“一切都好！一点也不古老！不，不，不！”他愤愤不平地抬高了声音。“很新，和这里一样。表（漂）亮！你可以找到物美价廉的东西——任何东西！地方很大，新房子，小型升降送货机，电梯——觉得怎么样！——噢，表（漂）亮！”他认真地说，“你觉得花费高吗，嗯？一个月才十五美元！真的，真的！”他一本正经地点了点黝黑的脑袋说，“我不会骗你的！”
“世上最好的人！”我的舅舅巴斯科姆心服口服、满意地大叫道，“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他会陪着他的客人走到门口，然后在萧瑟、骇人的天气里大声地同他们道别。
与此同时，我的舅妈路易斯正在厨房里收拾锅碗瓢盆，她虽然听不清他们具体的谈话内容，只能听见巴斯科姆舅舅口音浓重、十分独特的声音，但是她仍然不时地抽着鼻子大笑着，嘴里还哎哟哎哟地轻声叫着；她不时停下来，仿佛在倾听他们的谈话，然后一面洗锅一面摇着头，再次爆发出咯咯的笑声。当然，由于她和他一起度过了四十五年，在此期间她潜移默化、完全彻底地变疯了，再也不知道、也不在乎她所听到的那些话是他刚刚说的还是很久以前说过的话的回音。
然后，她又会停下手中的活倾听着，仰起欢快的小脸，脸上露出一种狂热的专注。这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又咕哝着走进屋里，思索着自己人生的秘密计划。这时候，他与她似乎相隔遥远，相互隔绝，仿佛他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星球，尽管他们同住在一间小屋里。
巴斯科姆和路易斯结合后受到天罚生了四个孩子，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轻易地获得足够的食物、温暖、衣物、住所，以及自由之后，他们全都离开了父亲，有的结了婚，有的被谋杀了，有的做了苦役。然而，他们的生活虽然都不平常，但在这儿却不值一提，因为他早就把他们忘了，他们和他的生活已经没了什么关系：他有权忘记，他属于一块更古老、更孤寂的土地。
简单说来，这就是目前正站在这个满是灰尘的办公室门前的老人的经历。他从荒野中来，来自尘封的过去，来自失落的美国。神秘的往事和瞬间从他身旁掠过，黑暗时期的神奇光芒照耀在他身上。
和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一样，他曾是个流浪者，是这片不朽大地上的一个流放者。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没有家。车轮把他载到哪儿那儿就是他的家。
巴斯科姆·霍克走进的这个事务所共有两个房间，一间在前，一间在后，呈L形，位于该楼的拐弯处，所以向外看出去，就可以看见大楼突出来两翼，看见每一层里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做口授记录，咔嗒咔嗒地打字，颇有权威地走来走去，接听电话，或者双手托着后脑勺，把脚安稳地搭在附近结实的物体上，神情温和、梦游似的凝视着天花板，他们会极其频繁地做出这个动作。透过前面那间屋子宽大、经常脏兮兮的玻璃窗，可以看见法纳尔会堂[5]，还有宏伟、喧闹的市场。
从这个角落看见和感受到的场景是丰富多彩的，但是，这两间肮脏的办公室和全国各地那些成千上万、不讨人喜欢的办公室一样，正如旅行指南中所讲，这些光线暗淡的办公室只提供“少量供游客使用的物件”：几把椅子，两张伤痕累累的拉盖书桌，一张打字员专用桌，一个破破烂烂的保险箱，上面搁着一沓快被翻破的账簿，一套绿色的文件柜，还有一个油乎乎的绿色大水桶，里面时常装着半桶铁锈色的液体，从来没有人喝；还有两个痰盂，之所以放在那里，是因为布里尔是一个爱随地吐痰的男人——除了标识牌之外，这些物件上面都贴了几张房屋的照片，下面还写着它们的价格——多尔切斯特，八间房，6500元；梅尔罗斯，五间房带车库，4500元；等等——这就是办公室里的摆设，而第二间屋子除了物件的摆放位置不同之外，其余都跟第一间一模一样。
要进巴斯科姆·霍克自己的“办公室”——就是那间被巴斯科姆·霍克称之为“斗室”的小隔间——老头儿得穿过里面的房间，打开另一端的隔门。隔门很薄，是漆面木头和釉面玻璃做的。这就是他的办公室，是从大一些的房间里分隔出来的狭小空间，里面只勉强容得下一个脏兮兮的大玻璃窗户，一张又破又旧的写字台和一把转椅，一个破得不成样子的小保险柜，上面放着一堆堆泛黄的报纸，还有一个装了玻璃门的小书架，里面有两层隔板，上面放了些旧书。看看这些书，你会发现四五本破破烂烂的法律方面的书，厚重的牛皮封面，散发着一股霉味——一本是合同方面的，一本是房地产方面的，一本是关于名称方面的——一套马修·阿诺德的诗集，共两本，翻得破破烂烂的，书页都卷起来了；一本同样破旧的《衣裳哲学》[6]；一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散文集；一本希腊文的《伊利亚特》，空白处有泛黄的小字注解；一本几年前的《世界年鉴》；还有一本很旧的《圣经》，用了很久了，还有巴斯科姆非常吃力地、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小字注解。
有时候，要是老头儿迟到一会儿，他会发现同事们比他来得早。打字员缪里尔·布里尔小姐是约翰·T.布里尔先生的大女儿，她的两条粗腿交叉着坐在打字员的椅子上，俯下身子去解她冬天穿的长筒套鞋的金属搭扣。其实，在有些季节里布里尔小姐也是不穿套鞋的，只不过我们的记忆总会鲜明、强烈地和人们的某些姿势联系起来，这些姿势会不可思议地成为他们的特征。因此，凡是在这个时间里常来这些办公室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记得布里尔小姐解套鞋的情景。这可能是因为有些人总是属于某些季节的，而这个姑娘是属于冬季的——她不属于暴风雪或者怒号的狂风，也不属于翻卷、舞动的白雪，而是属于灰暗、阴郁、肃杀的严冬：无休无止阴郁、单调的日子。她没有什么生气勃勃的色彩，她的身体笨重、肥胖，一张线条粗重的脸苍白而呆滞，她的脸不是自上而下越来越窄，而是越来越宽：上面较小，下面又粗又笨。就连说话，她说出的每个字也好像是由机器自动选择的，事后你能记起的也只是那种了无生气的呆滞。有人进门时她总会说：“……你好啊！……你变得好怪呀！……你好久没来了，是不是？……我前几天还想着你有多久没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们都给忘了呢……嗨，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明白了，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嘛……我吗？……噢，还行……总是很忙吧？我就知道！我还行……你找谁啊？爸爸？他在里边……好啊，行！进去吧。”
这就是布里尔小姐，此刻她正弯下腰解开鞋子的搭扣，而塞缪尔·弗里德曼先生往往也会在跟前轻快地搓着他那双干瘦的小手，或用一只手掌搓着他另一只手的手背，来加速血液循环。他是个瘦小的年轻人，一个孱弱、苍白、有着一张精明的黄鼠狼脸的犹太人：他每天也会沿着大街行走或者成为在地铁蜂拥的人群中毫不起眼的一个——你可能想不起他们，也记不清他们的外貌特征，可他们充满了这个世界，他们构成了生活。无论是财富方面，还是肤色和气质方面，弗里德曼先生都无法和他同族的犹太人相比；在无休无止、灰暗的日子里，阴郁的天气似乎浸入了他的灵魂，也浸入了其他人种的灵魂里——爱尔兰人、早期的新英格兰人，还有犹太人——它给他们赋予了单调、刻板、精明、吝啬和乖戾的基调。弗里德曼先生也穿着套鞋，他的衣着整洁，一丝不苟，有点破旧，还磨得发光，他在搓着他那又小又干的手说话时，你可以闻到一股潮气融化的气味和热橡胶的气味。他说：“天哪！我很不喜欢早上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啊！我起床时说，‘天哪！’我老婆说，‘咋啦？’我说，‘天哪！你出来一会儿，就知道咋啦。’‘冷吗？’她说。‘冷吗？！那还用说？！’我说。天哪！那霜下得可真厚啊！沥青路面上的水也结冰了。她居然还问我冷不冷！‘当然冷了！’我说。‘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我说。噢，我真舍不得我的床啊！天哪！我一直在想今天将要在布伦特会面的那个家伙，越想就越讨厌他！我想我还没出门，双脚肯定就冻成两个冰疙瘩了！‘天哪！但愿那辆破公共车还能走。’我说。‘要是还得把那些破冰给弄化，’我说，‘我就不去了。’天哪！嗯，一点没错，我从未遇到过麻烦，就好像那破车能不能走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在他自言自语之际，布里尔小姐会竖起耳朵，不时地用简单的感叹词表示同意：“呃！”这是她常发出的声音，和“是的”意思差不多，可听起来比“是的”更加不置可否。这似乎是对说话者表示同意，让他知道她在倾听，并能理解他，可这既没有给听者传递任何意见，也不表示真的赞同。
现在出场的应该是这个办公室的第三名成员了，他是个名叫斯坦利·P.沃德的绅士。斯坦利·P.沃德先生是个整洁的人，中等个头，五十岁上下，他体型较胖，皮肤粉嫩，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肚子微微突起，紧紧地裹在洗刷干净、熨烫平整、合身的衣服里。他的穿着比较讲究，显然，他暗自感到很满意。他把自己打扮得整洁、漂亮；他走路较快，步子不大，肚子溜圆，走起路来很像一只腆着胸脯的鸽子。他通常都很安静，但精神很好，他的嘴角总是挂着微笑——这是一种相当精明、开心的神情。他的那种笑使有些人微微感到不安：那笑里面带着一丝刻意的做作，好像他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他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似的。事实上，他似乎已经发现了某种重大的、隐秘的力量，某种高深的知识和智慧，这种东西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好像只有他才是“选民”，其他人都不可能是。你要是对斯坦利·沃德先生有这种印象，那就对了，因为他是个基督教科学派信徒，是那座教堂的一个顶梁柱——那可是个大教堂——亨廷顿大街的母教堂，因为每个礼拜日，你都会在教堂巨大的穹顶下看见沃德先生，他穿着时髦的条纹裤子，橡胶底的鞋子和前襟收短的礼服，温文尔雅，一言不发，熟练地把信徒们引领到座位上去。
这就是约翰·T.布里尔房地产公司的第一事务所的全体员工。要是巴斯科姆·霍克来晚了，要是这三个人都已经到了，要是巴斯科姆·霍克先生的任何财产都没被哪个居心叵测的流氓给骗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种流氓的，要是他的生命安全没有受到哪个开快车的疯子的威胁，要是该死的新英格兰的天气不是很糟糕，要是，简而言之，要是巴斯科姆·霍克的情绪很不错的话，他一进来就会立即用他那大声、急促、遥远和极其单调的声音嚷嚷：“嗨，嗨，嗨！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说完，他就闭上眼睛，做出可怕的怪相，柔韧的嘴唇压在他的大板牙上，从鼻腔里发出一阵笑声，好像被一句风趣的话给逗乐了。听到这些，那几个人就会彼此瞥上一眼，心照不宣而又略带轻蔑地点点头，使个眼色，那种扬扬自得、滑稽的表情是社会中那些“正常”人给某个行为古怪之人打招呼时常有的。塞缪尔·弗里德曼先生会说：“你怎么了，老伙计？你看起来挺开心的嘛。肯定有人给你注射兴奋剂了吧？”
话音未落，一个嘶哑、有力的声音就会故意用非常亲昵、粗俗的口吻从里间办公室的深处吼起来：“没有，我会告诉你咋回事儿的。”这时，公司的头儿约翰·T.布里尔先生高大的身影就会把门口堵得一片阴暗。“你们不知道牧师出什么事了吗？他不就是整天跟着那个寡妇到处转悠嘛。”说到这儿，他就会发出含混的暗笑声，似乎是他那些下流言语的序曲，嘴角还流露出一丝不正经的微笑：“就是那个寡妇。她让他——”
说完这些幽默的妙语之后，布里尔先生又大又红的嗓门里发出一连串窃笑声，然后会高声、含混不清地大笑起来。他的嗓子里似乎充塞了痰液，呼噜呼噜直响，那些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的人们常会如此。弗里德曼先生会冷淡地笑几声（“嘿，嘿，嘿，嘿，嘿！”），斯坦利·沃德先生的笑声更加热情，更加得意。布里尔小姐就像一个端庄的年轻姑娘，只羞怯、克制地窃笑着。至于巴斯科姆·霍克，要是他的心情不错的话，也可能会哼着鼻子笑起来，干瘦的腰板笑得直不起来，两只大手攥在一起，一只瘦脚使劲地在地板上跺几下；他甚至还会兴奋地四处乱踢，一面大笑一面跺脚，还用两根骨节粗大的指头僵硬地戳着布里尔小姐，似乎不想让她错过品味这个玩笑的妙处和意味似的。
不过，巴斯科姆·霍克是个非常复杂、情绪无常的人。要是布里尔先生的玩笑正赶上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拉着脸，皱着眉，一副很厌烦的样子，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表示反感，脑袋快速地左右摇晃着。要么他就上升到道德高度斥责一番，先是低沉、庄重地开始，以显示他所说的话的严肃性：“你所说的那位女士，”他会这样开始，“那位非常迷人、非常有教养的女士，她的名声，老兄，”——说到这儿，他会提高声音，挥舞着骨节粗大的食指——“老兄，你下流地中伤了她，玷污了她的名声——”
“不，我没有，牧师，我只是想美化它啊。”布里尔先生说，开始大笑起来，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先生，你淫秽的语言暗暗地中伤了她，玷污了她的名声，”巴斯科姆不依不饶地说，“——先生，你很清楚，那位女士和我仅仅是通过专业职权认识的！”他喊叫着，再次挥舞着那根大指头。
“哦，见鬼，牧师，”布里尔先生一脸无辜地说，“我从来都不知道她是专业的，我还以为她是业余的。”
说完这总结性的一句话，布里尔先生会笑得整个办公室发颤，弗里德曼先生会无力地捧着肚子，弯下腰，笑得说不出话来，沃德先生会盯着窗外，迸发出一阵短促的大笑，间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好像他严肃的天性不赞同这种玩笑似的，布里尔小姐会暗笑着转向她的打字机，说：“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太粗俗了！”
有时候，这种不正经的言辞会使巴斯科姆备感震惊，这种玩笑会触及他复杂的灵魂。于是他会走开，向着空寂处倾诉，扭动着他那张结实、多变的面孔，露出极其厌恶、反感的生动表情，这种表情在别的脸上看不到；他不停嘟哝的时候，身体因强烈的厌恶而哆嗦着：“啊，可恶！啊，可恶！啊，可恶！可恶！可恶！”——说每一个字，他都会轻轻地来回摇着头。
不过也有时候，巴斯科姆舅舅不仅完全接受布里尔这种极其粗俗、极其下流的亵渎之词，而且还会做出愉快的回应，他会骂骂咧咧、诡秘、狡猾、窃笑着予以反驳，一面说一面笑嘻嘻地斜眼瞅着他的听众们，他们的反应还会进一步刺激他，就像一个叛教的牧师，因第一次的堕落和放纵而欣喜若狂。
对于这间办公室的其他人——也就是说，对于弗里德曼、沃德和速记员缪里尔——这个老头简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起初，当他们发现他奇特的言论和服装、怪异的行为举止、极端且反复无常的性格时，有时候会觉得吃惊，有时会觉得滑稽可笑，而现在他们也都习以为常了。不管他做什么，或是说什么，他们已经不再感到吃惊，而且也没有任何感觉了，根本不觉得好奇。他们已经把他当作灰蒙蒙的生活日程中的一部分了。他们往往会习惯性地、神气十足地逗弄他——“逗一逗那个老孩子。”他们如是说道——然后会扬扬得意、自命不凡地挤眉弄眼，无伤大雅地合谋取笑他。他们的玩笑中包含了一些粗俗、不正经的内容，因为巴斯科姆比他们任何一位都要文雅得多。
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就算注意到了，他往往也毫不在意。他和大多数古怪之人一样，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自己是所有事件和各种感受的中心角色。他和他那些不同凡响的家人一样，一辈子都背负着“命中注定”的感受——他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以天意为轴心运转的，简而言之，时间可能会脱离轴心，而他却不会。只有死神才能撼摇他强大的自负，只有当他发现这些人在一个和他背道而驰的世界里前进，他们的行动干扰或动摇了他对宇宙的逻辑概念时，他偶尔才会大发雷霆，咒骂世道，对司机、行人或劳工大肆谩骂。
奇怪的是，在办公室所有的人里，最了解他、最尊重他的人倒是约翰·T.布里尔。布里尔先生是个崇尚自然欲望和激情的人：亵渎的言辞从他的嘴里一泻而出，就像密西西比河一样，源源不断，汹涌澎湃。他就像一条鲸鱼游进了青蛙栖居的池塘，难受得诅咒个不停——他会诅咒一切，诅咒任何人，不管是随意的还是无意的。不过，在说到巴斯科姆时，他的诅咒并不针对个人，而且微微地透出一丝敬重。
因此，他会这样对巴斯科姆舅舅说：“妈的，霍克，你有没有给梅登的那个事情想出个名称？那家伙天天打电话问。”
“哪个家伙？”巴斯科姆一本正经地问，“坎布里奇的那个吗？”
“不是，”布里尔先生说，“不是他，是另一个王八蛋，多切斯特的那个。要是给他妈的那个家伙想不出个名称，我该怎么给他说呢？”
这虽然是一些粗俗、具有象征性的对话，但是言语背后常常透出一丝冷静的善意——在“他妈的”和“你妈的”之间可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而对他的其他同事们，布里尔先生既不会心存善意，也不会如此和蔼文雅。
布里尔是个大块头的人：他六英尺二三英寸高，体重将近三百磅。他头顶全秃了，露出粉红色的头皮，亮亮地发着光；红润的满月般的大脸上吊着个笨重下垂的双下巴，看着就像个大鸡蛋。他厚重、从容、洪亮的声音里时常透出一种欢欣、强烈的猥亵意味：这是他的生活结构中最明显的部分，是他所独有的、自然的表达方式。当然，这不能怪他。他的形容词比较有限，经常重复——不过，荷马不也是这样嘛。他和荷马一样，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去替换他所使用过的、且自我感觉极好的词汇。
他是个好色却单纯的人。和其他那些人相比，他就像巴斯科姆一样，似乎属于这个世界上某个更早、更富有、更伟大的年代，这也许就是他俩比办公室里其他人更能相互理解、关系更为亲密的原因吧。其他几位——弗里德曼、布里尔的女儿缪里尔和沃德——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部分，都是街头那些喧闹、拥挤、毫无生机、无尽人潮中的一分子。可布里尔和巴斯科姆却是千里挑一，甚至百万里挑一的人物：要是有人在人海中见过他们，他准会目送他们离去；要是有人和他们交谈过，他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在现代生活中，你很难看到像布里尔这样能如此完全、充分、明确表达自己的人——完完全全，毫无疑虑和困惑。诚然，他的生活就是通过这三种形式表达的——亵渎的言辞，扯着嗓子、爽朗的大笑，以及夸大的言辞，这是一种容易引起争论的评论，往往是对他其他言论的总结和概括。
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听到这些异常下流的辞藻都会开怀大笑，但有时候巴斯科姆舅舅会觉得这有些太过分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么马上离开办公室，要么愤怒地踢打他那似乎积了二十年灰尘的小柜子，然后使劲地摔上门，把薄薄的隔板震得咔嗒直响，然后撅着嘴站着，用惊人的速度扭动着脸，轻轻地来回晃动着他那瘦削的脑袋，最后极其讨厌、极其反感地低声说：“哦，恶俗！恶俗！恶俗！每个姿势都太恶俗了！每个动作都太恶俗了！这暴露出他是个粗人，是个俗人！想象一下，”——说到这儿，他那愤怒的、憎恶的声音变得更低了——“想象一下，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体面的人，能这样公然放屁吗？——而且还当着自己女儿的面。哦，恶俗！恶俗！恶俗！恶俗！”
就在巴斯科姆·霍克舅舅站在那里沮丧、厌恶地摇晃着脑袋时，他们会在寂静中突然听到布里尔绝妙的声音，这是他对整个世界做出的中肯回应——还有他那嘶哑、号叫般的笑声。之后，要是巴斯科姆不得不和他商量生意上的事情时，他就会突然拉开门，走进布里尔的办公室，紧攥的拳头叉在腰间，仍然一脸厌恶地说：“嗯，老兄……要是你早上的活都干完了的话，”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变成了怨恨的咆哮，“我们就开始处理今天生意方面的事吧。”
“哎呀，牧师！”布里尔爆笑着，“更好的你还没有听到呢！”
然后他那嘶哑、号叫般的笑声会再次响起，他硕大的身躯猛然朝后一倒，一屁股坐在他那吱吱嘎嘎的转椅上，震得窗户都咔嗒作响。
显然，他喜欢逗弄我舅舅，并且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比方说，要是有人给巴斯科姆让了一支烟，布里尔就佯装吃惊地叫起来：“喂，牧师啊，你不会抽的，是吧？”
“怎么了？干吗不抽，”巴斯科姆反唇相讥，“不然人家给我干吗，是不是？”
“当然是啊，”布里尔说，“你知道香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不是吗？我还以为某个脏兮兮的西班牙人抓过它之后，你就不会再碰它了——是的！还往上面吐痰呢，因为他们老那么干！”
“啊！”我舅舅轻蔑地吼叫起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上等烟草更干净了！那可是世界上最好、最健康的植物！毫无疑问！”
“哦？”布里尔说，“我可是学了点东西。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牧师。你给我教了些值得知道的事情：免费的就是干净的；要是得付钱，它就臭不可闻了！”他又认真思考了片刻，然后他的大嗓子里又开始咕噜咕噜地响起来：“老天！”他总结道，“不仅是烟草，其他的也一样。都他妈的一个样！”
有天早上，我舅舅预言式地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突然对我说：“大卫，我的好孩子，今天和我一起吃午饭去。就这么定了！”这可真令人吃惊，因为我每次来他的办公室，他从未请我吃过饭，虽然我已经到他家里吃过好几次饭了。“是的，先生！”巴斯科姆满意、高兴地说，“我都仔细想过了。这栋楼的地下室就有一家很不错的饭馆——当然比较小，不过很干净，很有档次！这是一个爱尔兰的绅士开的，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世上最好的人：毫无疑问！”
这可是个令人吃惊的重大事件；我知道他是很少光顾饭店的。巴斯科姆舅舅做出这个决定后，就立即走到外面的办公室，得意扬扬地讨论并宣布他的决定。
“是的，先生！”他反刍似的咂着嘴，与其说是在告诉其他人，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说。“我们像往常一样进去坐下，然后我就一本正经地向服务生说明——”说到这儿，他又美滋滋地咂了咂嘴，惹得小伙子口水立马就流出来了，他觉得有点饿，馋虫也开始噬咬他的胃了——“我会说：‘这是我外甥，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学生！’”——说到这儿，巴斯科姆又美滋滋地咂了咂嘴——“‘是的，先生！’（我就这样说！）——‘你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毫不吝惜，毫不拖延，毫无差错，要尽力而为，’”——他在空中挥舞着骨节粗大的食指喊叫着——“至于我嘛，”他突然宣布道，“我啥也不要。上帝啊，不要！”他轻蔑地大笑起来。“我才不碰他们的东西呢。给钱我也不碰：要是碰了，我会一个月睡不着觉的。不过你，我的孩子！”他突然对我大声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啥都行，啥都行，啥都行！”他伸出他的长胳膊，做了个包揽一切的姿势；然后他闭上眼，用脚跺着地板，鼻孔里发出一阵笑声。
布里尔先生大张着嘴听着这一切，那张下巴松垂的脸显出吃惊的样子。这时，他吃力地说：“他吃啥都行，是吗？你打算带他去哪儿吃呢？”
“哎呀？老兄！”巴斯科姆生气地说，“我不是早就说了嘛——我们要去这幢楼的地下室里那个虽然不太大但却特别好的饭馆。”
“哦，牧师，”布里尔用调侃的口吻说，“你要带你外甥去那儿吗？我还以为你要去吃饭呢。”
“我想，”巴斯科姆刻薄、讽刺地说，“去那里就是为了吃饭。我想人们去那里可不是为了刮脸吧。”
“嗯，”布里尔说，“你要是去了那里，还真的会被刮脸的，这是真的。你不仅会被刮脸，而且还会被活活地刮了皮，但你却吃不到什么东西。”他身子向后一仰，大笑起来。
“别理他！”巴斯科姆极其厌恶地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他那下流、粗俗的脑袋瓜儿什么都想取笑，就连最神圣的事情也不放过。我向你保证，我的孩子，那个地方绝对一流：——你想想，”这时，他冲布里尔和所有人生气地吼叫道，“你想想，要是那个地方不好，我是绝对不会考虑带他去的！你觉得我会带我自己的外甥，我姐姐的儿子，去一个我并不十分认可的地方吗？这怎么可能呢！”他吼叫着，“这怎么可能呢！”
然后他们就走了，布里尔先生在年轻人后面嘶哑地大喊着，发出道别的邀请。“别担心，孩子！你要是吃到有蟑螂的炖肉，你就回来，我带你和我一起出去吃！”
虽然布里尔乐于以这种方式戏弄、取笑我舅舅，但是，在心底里，他却怀有十分谦卑深厚的感情，真正地尊重和敬佩他：他敬佩巴斯科姆舅舅的才能，他暗自深深地佩服这个曾在许多教堂讲过道的牧师。
此外，这些尊重和敬畏都源自我舅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常常迫不及待地向来客炫耀吹嘘我舅舅的学问，这种炫耀是那种骄傲且非常感人的、带有父性的炫耀：仿佛我舅舅是他的儿子，仿佛他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把他的才能展示给全世界。事实上，这正是他想要做的。让我舅舅烦恼的是，布里尔会不断地对初次来办公室的陌生人说起他的博学，还不断地促使我舅舅展示他的才华，说：“一些豪言壮语，牧师。”即使我舅舅为此觉得不屑、生气，轻蔑于他，只要我舅舅能用几个“豪言壮语”来表示这些情绪，他也会十分满意。因此，有一天，他一个三十五年没见的孩提时的朋友，一个从新罕布什尔州来的家伙和他重续旧情时，他描述了我舅舅的成就，还严肃果断地说：“哎呀，吉姆，真是该死！就连大学教授也得花半天时间来弄明白这位牧师在说什么！普通人是无法理解他的！确确实实，真的！”吉姆看起来有点不信，他庄严地发誓，“这个牧师知道的词语，常人都没听过。他知道的词语在词典里找都找不见。真的，先生！也没人用过——从来都没有！”他得意扬扬地说。
“哎，我亲爱的先生！”我舅舅用恼怒、轻蔑的语调说，“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你说的这样的人只能是怪物，是对自然法则的强烈扭曲！一个人竟然聪明得没人能听懂了！——真是太有文化了，没法跟他的伙伴们交流！——太博学了，只能过着不会说人话的、语无伦次的野兽或野人的生活！”说到这儿，巴斯科姆舅舅斜眯着紧闭双眼，从鼻孔里发出阵阵冷笑。“哼！哼！哼！哼！哼！——你这个超——级——大傻瓜！”他冷笑着说，“我早知道你无知得没个边——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无知到——无知到愚钝的地步了！——不对，简直是超越了愚钝！”他吼叫着。
“你听到了吧！”布里尔欢欣鼓舞地对他的访客说，“我怎么跟你说的？听到那个词了吧，吉姆，‘愚钝’，哦，妈的，只有牧师知道那词啥意思——你在字典里也找不到这个词！”
“字典里都找不到！”我舅舅大叫，“万能的上帝啊，请您从上天降临，赐给这头蠢驴一条会说话的舌头吧，就像您曾经在巴兰[7]的时代所做的那样！”
还有一次，布里尔正坐在桌边和一个客户亲密、谨慎、机密地寒暄着，这标志着他的一宗房地产生意圆满成功了。这一次的准买主是个意大利人：布里尔弯着他那硕大、笨重的身躯在向他游说，而他则尴尬、紧张地坐在布里尔桌边的椅子上。意大利人小心、阴沉、轻蔑的声音不时地打断布里尔沉闷、劝诱的嗡嗡声。意大利人僵直地坐着，他粗壮、笨拙的身体罩在一件上等黑呢衣服里，那双厚实、多毛、指甲秃秃的大手紧张地扣在双膝上，双眉紧锁，黑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疑惑。最后，他紧张地变换了一下姿势，迟疑地在两腿间搓着手，讨好又不信任地笑着问：“你们要价多少，呃？”
“我们要多少？”布里尔粗俗地重复说，喉咙里又开始咕噜起来。“那么，你有多少？……你知道，你有的我们都要！问题不是我们要多少，是你有多少！”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爆笑起来。“天哪，牧师，”巴斯科姆舅舅进来时他大声叫道，“你说对不对？问题不是我们要多少，是你有多少！哎呀！我们应该把这个当成我们的左右铭[8]。我有个好主意，把这话印在我们的信纸抬头上。你觉得怎么样，牧师？”
“嗯？”巴斯科姆舅舅心不在焉地应和着，打算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
“我说我们应该把这话当成我们的左右铭。”
“我们的什么？”巴斯科姆舅舅不屑地停了片刻说，好像他没听懂似的。
“我们的左右铭。”布里尔说。
“不是我们的左右铭，”巴斯科姆嘲笑说，“那词不叫左右铭，”他讥讽地说，“有点教养的人都不说左右铭。左右铭是错的！”最后他吼叫着：“只有无——知——的人才说左右铭。不是！”最后，他总结性地叫道：“那词不是那么念的！绝——绝——对——对不是那么念的！”
“好吧，那么，牧师，”布里尔顺从地说，“你是博士。那词是什么？”
“那词是座右铭，”巴斯科姆大叫，“当然！就连傻瓜都知道！”
“可是，见鬼，”布里尔先生抗议说，好像受到了伤害。“我就是那么说的啊，不是吗？”
“不——是！”巴斯科姆轻蔑地嚷嚷，“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是左右铭。那词不是左右铭。那词是座右铭：箴——言！是座右铭，不是左右铭。”他恶狠狠地总结说。
“那怎么写？”布里尔说。
“是座右铭，”巴斯科姆大叫，“它从来都是这么写的！它永远都会是这么写的！过去这样，现在这样，以后都会是这样：阿——门！”他嘶哑地大喊，就像传教一样。然后，他闭上眼，脚跺着地板，鼻孔里发出一阵笑声，对自己的才智很是得意。
“嗯，不管怎样，”布里尔说，“不管你怎么拼，问题不是我们要多少，而是你有多少！我们就觉得是这样！”
其实，布里尔就是这样认为的，毫无遮掩，毫无伪饰，毫无托词。他想要一切，而且，想竭尽所能地多要。这种贪婪，这种兽性的、不加掩饰的贪得无厌不但没有使人们对他防备有加，反而把人们吸引到了他跟前，更让人觉得他诚实，由此对他和他的生意有了坚定的信心。这也许是因为此人从不弄虚作假的缘故：他公然嬉笑怒骂地向世人说出他的企图——审视、评判之后，世人便带着和这个意大利人一样的信念离开——人们都觉得布里尔是“一个好人！”就连我那个经常对他这个同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舅舅，也对他怀有一丝奇怪的敬重，一种尖酸而深厚的好感：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就会回想起布里尔说过的话，他坚毅、线条流畅的脸上又会现出那种熟悉的怪相，他会禁不住怪异地大笑起来，虽然拼命克制，但还是忍俊不禁地笑得嘴巴、鼻子直哼哼，露出那几颗大板牙来。“哼！哼！哼！哼！哼！……当然！”他盯着骨节粗大的指尖，沉思地攥起手，鼻子呼哧呼哧地说——“当然，他只是个可怜、无知的家伙！我觉得——不，没错，我的确认为布里尔这辈子连半年学都没上过！——真的！”我舅舅巴斯科姆会突然停下来，咧着嘴，带着他那一贯的怪笑猛地转过身，锐利的眼睛热切地盯着我：他的视线突然从他自己那神秘的世界中转移出来，从承载他的思绪和情感、远离现实的世界中转移了出来，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极不寻常，令人惶恐。他的眼睛是灰色的，敏锐而苍老，一只眼睑下垂得很厉害，虽然没有影响他的视线，但却使他的表情时常显得十分阴险。“——真的！”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变成了不紧不慢、倾诉般的低语，“（哼！哼！哼！哼！哼！）真的——这个人真——他告诉我的——哦，真恶俗！真恶俗！真恶俗！我的孩子！”我舅舅低语着，闭着眼睛，在狂喜中哆嗦着，仿佛想起了什么极其下流、难以启齿的事情。“你能想象，你能想到这种情况吗，哪怕他有一点儿，有一丝丝的体面和教养！是的，一点没错！”他坚定地说，“我想，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他从一开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低贱、卑微的可怜虫！……这根本算不上他的耻辱！”巴斯科姆舅舅赶忙说道，他仿佛突然想起自己的话里可能带上了势利的痕迹。“哦，绝不，绝不，绝不！”他大声说，长长的胳膊向上挥舞着，好像要把空中的缕缕烟雾一扫而光。“我国的一些杰出人士——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出自于这样的环境。确定无疑！确定无疑！毫无疑问！真的！”——说到这儿，他转过身突然看着我，眼睑下垂的眼睛看起来很阴险。“林肯是贵族吗？他的父母有钱吗？他出身名门吗？我们这个州的前任州长，现在的美国副总统，也不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的！才不是呢！”舅舅大声地说，“他来自节俭、朴素的佛蒙特州牧场，他的本色一点都没变，至今他仍是老样子——最俭朴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毫无疑问！”
他又严肃地沉思起来，眼睛失神地盯着骨节粗大的指尖，像往常一样，我又注意到他沉思时那个庄严的脑袋——那个额头高高、瘦削、孤独的脑袋，这个脑袋不仅在思想上，甚至在外形轮廓上，都和爱默生的脑袋惊人地相似，透出一种深刻、孤独的热情——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么伟大的脑袋，这个脑袋清晰地书写着人类孤独的历史，人的尊严、伟大和绝望。
这时，他又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又瘦又大的指关节沉思着，我又注意到，正如我常常会注意到他在沉思时大脑里的那种尊严——一个自以为文化修养很高、贫瘠且孤独的灵魂，一个在思想和肢体上都会表现出来的灵魂。在其深奥孤独的灵魂里，有着和爱默生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种时候，我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灵魂，明显地载着人类孤独、庄严、伟大和绝望的历史。
“是的，先生！”巴斯科姆马上又说，“当然，他是个粗俗的家伙，他有时候说的话真是，哦，恶俗！恶俗！恶俗！”我舅舅嚷嚷着，闭上眼睛大笑，“哦，恶俗，太恶俗了！……不过（哼！哼！哼！）你时常不由自主地因他而发笑，因为他太……哦，我能告诉你的，我的孩子！……哦，恶俗！恶俗！”他往下摇着脑袋嚷嚷着。“太粗俗了！……太恶俗了！”他低声地、有点狂喜地说道。
这种恶毒的言语，我知道，是他极为珍视的，至少在一次重要的场合调用过，并且因其未能帮助他而感到遗憾。那次巴斯科姆舅舅高举着双手，深情地忏悔自己的无能：“噢，要是布里尔在这儿该多好！——要是我能有他的口才那该多好！——那他就可以用他那恶毒的言语来助我一臂之力了！”
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我舅舅带他的妻子去佛罗里达过冬，他在那儿租了一间小屋。他选的那个地方虽小但却很温馨，离一座大城市只有几英里远，不在海边，而是在内陆几英里处。好处之一是那里有一条小河，或者说是半岛的一个小水湾，但也会有潮水的涨落。这个温馨的地方很小，只能负担得起一个小教堂和一位牧师，这位牧师也是当地人。那年冬天，此人生病了：他不能去教堂布道了，于是他的那一小帮子追随者就四处寻找可能代替他的人，他们获悉巴斯科姆舅舅以前曾当过牧师。于是，他们就来找他，问他能否去任职。
“哦，上帝，不！”巴斯科姆大声地嘲弄道，“天哪，不行！我做梦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我是一个彻底的不可知论者，都二十年了。”
那群人茫然地看着他。“嗨，”带头的一位教区居民说，他是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长得很瘦，“我们大多数人都信长老会教，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我们相聚在这里，都崇拜上帝，我们需要一位牧师，不管他来自哪个教派。只要能说到做到，”他说，“我想我们最终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哎呀，我敬爱的先生！”我舅舅轻声冷笑道，“你要是觉得不可知论者和信长老会教的人没什么差别的话，你真应该马上去找一位医生，看一下你的脑子是不是正常。不行！”他有气无力地叫道，“我不能赞成我不知道的信仰！我没有信仰就不能去装腔作势！我不能鼓吹自己并不信仰的教义！先生，你真是为难我呀！”
这时，人群开始慌张地躁动起来，他们不安地抱怨着，打算离开了。突然巴斯科姆舅舅听见有人小声吐出了“无神论者”这几个字。
“不——是！”他大叫着，那双下垂的眼睛开始闪烁着好斗的火花。“不是！绝对不是！你这样说只能说明你的无知。它们是不一样的！它们绝对是不一样的！无神论者不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也不是无神论者！唉呀！”他大声说，“你要是还有一点点头脑，你就会从两个词的发音看出，它们是不一样的。无神论者是不相信上帝的人！——这个词包含了希腊语的前缀‘无’ 字——意思是没有，而‘神’ 指的是上帝：因此，无神论者指的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听着，”他高兴地舔着嘴唇，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不可知论者。发音一样吗？不一样！意思一样吗？绝对不一样！写法一样吗？完全不一样！这个词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知道这个词的来历吗？当然是从希腊文来的——傻瓜都知道！哪几个字？是否定词‘不’加上‘可知’——意思是知道。那么不可知论者是什么意思？”他环视了一下那些缄默的人，问道。“哎呀！”他不耐烦地说，因为没有人回答，“就连小学生都知道！就是无法确知上帝存在的人！一个无法确知上帝存在的人！而不是一个否定上帝存在的人！噢，绝对不是！” ——他不耐烦地举起大手——“无神论者是一个否定的人！而不可知论者只是一个无法确知上帝存在的人！”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有人嘀咕着，“对我来说它们听起来都像是不敬神灵的异教词！”
“没什么不同！”巴斯科姆怒吼道，“我敬爱的先生，在你说出让你子孙后代蒙羞的话语之前，你最好闭上嘴巴！……它们是不一样的，如同夜不同于昼，白不同于黑，如同轻蔑无礼或愤世嫉俗者有别于冷静、自我克制的哲学家一样！哎呀！”他威严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伟人都是不可知论者。真的，先生！那些伟大的人！…… 伟大的马修·阿诺德就是位不可知论者！”他大声说，“那听起来也没什么不同？绝对不同！”
他停了一下，由于他那帮听众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用手指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摸索着。
“我这儿有一首诗，”他把诗掏了出来，说，“是我自己写的。”这时他谦虚地咳嗽了一声，“虽然我得承认，这首诗多多少少受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伟人——马修·阿诺德的影响，我可以骄傲地称他为我的大师。我相信，它可以更好地诠释出我的立场。”他举起食指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接着就开始读了起来。
“这首诗的题目，”巴斯科姆舅舅说，“叫‘我的信仰’。”
沉默了片刻后，他开始了：
天的那边有没有一方净土
我们可以找到永恒的日月，
死后的重生，战后的和平？
有没有？我不清楚。
我们能不能在那儿找到幸福的生活，
此处无法享受的快乐，
一切都充满爱，没有了争斗？
或许：大概如此吧。
巴斯科姆舅舅不紧不慢、吐字清晰地读了十七节后，他把纸片对折起来，轻蔑地看了看周围的人：“我想，”他说，“我已经把我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现在，你们该知道什么是不可知论者了吧。”
他们确实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明确，他们无言以对：他们震惊地转身离开了。然而，人们中有一位上帝之女，她是不肯轻易屈服的人，她那双笑吟吟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温柔的杀伤力，她可以用规劝来说服他，但是别人使用更加粗暴的手段却无法做到。这位女士是个寡妇，是一位来自南方的中年妇女：她成熟而富有魅力，声音温柔且充满爱意，具有一种柔和、甜美的味道。这位女士很少拒绝过牧师，而且也很少有牧师拒绝过她。就在人群往外移动之际，这位女士也开始向前移动了：她老练地晃动着臀部走到了巴斯科姆舅舅跟前，他正得意扬扬地站在退去的人群中，突然发现了一张温柔、热切的面孔。
“噢，霍克先生！”她甜甜地低声说，声音里透出一种发自肺腑的喜悦之情（因此，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霍克先生！）“我只知道您肯定是位了不起的牧师！我一看您的长相就知道您是一位好——人！”——她又甜甜地咕哝着，欢快地从腹腔吐出一口气。
“哦，夫人！哦！——”巴斯科姆舅舅困惑地说，但是把她的丰姿尽收在他那双锐利、挑剔的眼里。
“听您一席话，我真是激动兴奋死了，霍克先生，”那个寡妇说，“我一直坐在那里，一直坐在那里，沉醉于其中，被您智慧的光芒包围着，霍克先生！当您朗读那首美妙的诗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多美妙的诗啊，此君好像注定是为上帝服务的，要知道此君是上帝的仆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哦，夫人！”巴斯科姆大叫道，他那张瘦削的脸因愉快而变得通红。“嗨，夫人！真诚地告诉您，像您这样一位夫人……拥有真正的智慧……竟对我有如此的评价！我非常感激……深感荣幸。但是，夫人——”
“噢，霍克先生！”寡妇呻吟似的说，“我真的喜欢听您说话！我真的喜欢您说话的样子！您也听过有太多人讲的都是拙劣、一无是处的废话——满是语法错误的语句和俚语，我根本不知所云。我不清楚人们来此的目的——真的很荣幸——真的，先生！真是一件幸事——能听到您这样善于表达自己的人讲话。我一看见您，就对自己说：‘我就知道那个男人会说话！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寡妇一边大声说，一边用力地摇着头。“这个人，我说，”寡妇接着说，“这个人，他可以和我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真的，先生！任何事！——从您一开口说话我就是这样说的！”
“哦，夫人，夫人！”巴斯科姆热情地叫道，十分庄严地鞠了一躬。“谢谢您，我万分衷心地感谢您！”
“噢，先生！只需看看他的脑袋——（我对自己说）——我就能从中得到乐趣。”
“看我的什么？”巴斯科姆大声说，仿佛遭到电击一样跳了起来。
“看您的脑袋。” 寡妇回答道。
“哦！”巴斯科姆大声说，“看我的脑袋！我的脑袋！”——他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噢，是的，霍克先生！”寡妇接着说，“我的确认为您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从您开始读那首诗起，我就说，‘只有具有他那样头脑的人才能写出那样的诗来。噢，感谢上帝！’（我对自己说）他利用自己的聪明头脑为上帝效劳！”
“哦，夫人！”巴斯科姆再次大叫着说，“您给了我莫大的荣幸！我真是感激不尽！但是恐怕我得承认，”他有点费力地说，“您或许并不完全理解——您不是很清楚——或许，我没有说清楚，那首诗的意思——噢！都是我的错，我知道！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但也许我并没有完全清晰地表达出它的含义来！”
“不，您说清楚了！”寡妇说道，“对我来说，那首诗的每个字都清晰明了！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那时候我经常那样认为的，但是我以前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来。我从未曾遇见过某个人，可以和他谈谈这一切。现在，（我对自己说）这个神奇的人来了，他把我所想的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噢！（我对自己说）我要是能坐在他跟前，整天听他说话，要是我能坐着沉醉于他的声音中，要是我能听他说话——那我就别无所求了！”
“哦，夫人！”巴斯科姆大叫道，他真的被深深感动了。“请您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事了！真的，的确！请您相信我真的很高兴！噢，从未有过！从未有过！”他大声说。“像今天这样遇到您真是太难得了——噢，太难得了！——遇到您这样聪慧过人的女士！真是太难得了！我们一定还要谈一谈！”他说。
“噢，一定，一定要谈一谈！”
“嗯——哼！”寡妇甜美地哼了一声。
巴斯科姆狡猾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想看看路易斯舅妈是不是在周围或者有没有偷听。“或许，”他咂了一下嘴巴说，“或许我们可以见面，一起安静地散步。再也没有比大自然的宁静更有助于人思考的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哼！”寡妇说。
“明天。”巴斯科姆小声说。
“嗯——哼。”寡妇本能地低声应道。
这样，巴斯科姆舅舅和这个寡妇开始了一系列的散步，散步期间他可以自由地阐述观点，而她也发现自己完全赞同他的观点，都是她天性中和谐的适应能力使然。路易斯舅妈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他们出双入对地离开，她那双明亮恼火的眼睛窥视着他们，抽着鼻子气愤地大笑起来，嘴里还自言自语着，如同往常一样小声抱怨着：“这个老笨蛋！……这个可怜的小气鬼！…… 穷得给老婆买不起一件衣服……竟然在她们身上花钱！…… 骨子里就是那样的……骨子里！”她嘶哑地低声说，“他们疯了……疯了！他们一家子都是好色之徒，所有的人都一样！”
一天晚上，巴斯科姆和寡妇散步回来，在夕阳中他们发现离城还有一英里多远。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他们的小路蜿蜒穿过松木丛和矮小的棕榈树林直到水湾边。潮水退去，海水躺在一个满是泥浆的浅泥潭里，几只鸟怪异地嘎嘎叫着飞过那片孤独的水面，一股死贝壳和海水浮渣的气味——一港口的海水散发出的那种强烈、神奇、欢腾的气息。空气无比甜美，天空晴朗无比，阳光十分柔和，此刻的太阳就像一只巨大的橙色圆球，也不刺眼，也不炎热，孤独、凄凉地低垂在西面的地平线上。寡妇和巴斯科姆停了片刻，看着这幅美景，她扬扬得意地说：“喂，您知道肯定有人造就了这一切。您知道这不可能是自发形成的。当您看到这样完美的日落，您会明白，除了上帝之外，没人能造就它的。嗯，您是知道这一点的，霍克先生！”
“关于这种美的问题，”我舅舅一板一眼地说，“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日落一点都不美，他认为，日落仿佛是天空得了天花！”说完巴斯科姆闭上了眼睛，抽着鼻子大笑起来。
“噢，霍克先生！”寡妇责备地说，“我知道您并不那样认为。一个像您这样有头脑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那种观点的！”
“噢！”巴斯科姆大叫道，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绝不会！绝不会！”他使劲地跺了一下脚，盲目、怪异地狂笑起来。
他们沉默了一阵：巴斯科姆舅舅内心感到特别欢喜，充满了活力。他看了看浅滩，看了看落日，看了看寡妇，然后正欲说话之时，一股莫名的兴奋使他不能自抑。
“我们能不能——”他最后问，但是这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怪念头，他突然停住了话头，歪着脸，欣喜若狂地跺着脚，抽着鼻子说—— “我们能不能去感受一下涉水的滋味？”他故意用撩人的鼻音说出最后一个词。
“噢，霍克先生！”寡妇甜美地惊呼起来。
“涉水？为什么呀？”
“去……捉牡蛎！”巴斯科姆舅舅温柔撩人地说。
“去……捉牡蛎！”寡妇叫道，“但我不知道这儿还有牡蛎！”
巴斯科姆听了这句话，沉思了片刻，他越想越觉得好笑。他咂了一下嘴，闭上眼睛，开始抽着鼻子大笑。“噢，是的！”他大声说，“噢，真的有！这儿一直有……牡蛎！这儿有很多很多的……牡蛎！”
就这样，寡妇并没有推托，只是机警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以防有人在松林丛和棕榈树后偷看，她坐在我舅舅身旁，脱掉了鞋袜。然后，他们就手拉手，穿过浅水湾，水尚未没及他们的膝盖，寡妇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连声惊呼着，巴斯科姆舅舅则大胆一些，信心十足地向她保证：“我亲爱的姑娘！”他说，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你没有任何危险！哦，一点儿危险都没有！”他大声说，“你会像在你妈妈怀里那样安全的。真的！你可以放一百个宽心！这是毫无疑问的！”
寡妇托起裙子，在她白皙的大腿中间打了个褶结，而巴斯科姆舅舅挽起裤腿，露出青筋凸起、瘦骨嶙峋的小腿来，慢慢地在浅水中蹚着。最后，快到小河中央时，他们靠近了一小块结实的沙地，他们站在那儿看了一会落日，然后沿着沙地慢慢走着，完全沉浸在遐思中，思索着即将到来的暮色和孤独，思索着他们自己，所以二人都没有注意到涌来的涨水。
然而，潮水真的涌上来了。潮水——平静、急速、不知不觉地逼近了水湾的边缘，涌上来，退下去，涌上来，退下去，每涌上来一次总会超过上一次的高度，直至巴斯科姆突然感到脚趾里有水的冲击。他低头一看，发现他们脚下的那块突出来的沙地已经看不见了。他大叫着，先是想告诉她，然后想求救。他大叫着，但是没有人来。他抓住了体态丰满的寡妇，竟然不可思议地抱起了她，摇摇晃晃地在水里挪动着。刚走第一步时，水没到了他的膝盖，第二步就已经淹到了他的大腿，接着，他大喊起来，把怀里的人扔了下去。她尖叫着，一个旋涡打来，她被卷了进去，水没到了她的腰部。她抓住他，紧紧地抱着他，尖叫着。突然巴斯科姆开始诅咒了，他握着拳头，朝着夜晚清冷、寂静的天空挥了一拳，大骂着他并不信奉的神灵，接着，他一不小心跌入水中，水淹到了他的下巴，他大喊着，说要收回他的不敬之词，乞求上天救他。他们两个都不会游泳，或许两个人并没太大的危险，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吓坏了，等他们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们的耳朵里都进了水。最后，他们终于又步履蹒跚走到了干地上，寡妇已经筋疲力尽了。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气喘吁吁地躺在那里，身体一半浸在水里，一半露在外面，像是备受打击的芙丽妮[9]。而巴斯科姆则四肢颤抖地站在那里，下巴不停在打颤，他的长胳膊，骨瘦如柴的双手，下垂的肩膀，纤细的双腿，身体弯曲着，水不停地滴下来——他一言不发，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害怕得直发抖，水不停地从他身上滴落下来。满身湿透的寡妇终于回过神来了，她嘶哑地呻吟着：“噢，霍——克——先——生！噢，霍——克——先——生！过来扶我一下，霍——克——先——生！”
就在这时，巴斯科姆舅舅的脸惊恐地抽搐了一下，他张大嘴巴想说话，但却没说出来，他朝天举起两个颤抖的拳头，但是仍没说出话来。他试着诅咒，但是说不出话来。最后，在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之后，他才开了口。他似乎太虚弱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他缓慢、深情地乞求上天：“噢，要是布里尔在这儿该多好！那他就可以用他那恶毒的言语来助我一臂之力了！”
巴斯科姆舅舅和那位寡妇之间的浪漫史就到此为止了。
我二十岁那年，第一次到新英格兰，那年的冬天似乎非常漫长。在人潮中，我感到孤独、失落，在充满生机的大街上，我似乎只是一粒被遗弃的尘埃。那一年，我经常去看我的舅舅。
有时候，我会看到舅舅待在那间布满灰尘的小隔间里，趴在一堆各式各样的法律文书上，嘴巴抿得紧紧的，用那只瘦削僵硬、勤劳的手费力而又认真地在空白处填写着什么。我进去时，他总是连头也不抬，只是平静地说：“你好，我的孩子，坐下吧！我马上就写完了。”有好一阵子，只有外边布里尔低沉的声音、舅舅的钢笔写字的沙沙声会打破这沉寂，还有响彻在城市上空巨大而低沉的时间之声，它在高空压住了城市所有的嘈杂声，然而听起来似乎遥远、沉重、永恒，——不管谁活着，也不管谁死了，那声音都一成不变地持续着。
我又一次看见舅舅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前方，两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握成拱形，瘦削坚毅的面容显得专注而沉静。这时候，他似乎逃离了生活中卑微的琐事和耻辱——没有了荒诞不经的言行，没有了令人鄙视的吝啬，没有了锱铢必较的恼怒，也没有什么能使他面容、精神扭曲，也没有什么会打断他的沉思。这时候，他的脸上就满是沉静，满是思索。有时候，他一连几分钟一言不发，他的思想似乎沉浸于时间的边缘，远离了尘嚣。
有一天，我去看他，发现他又这样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放下来，悠然沉静地坐着，身子并没有转向我。最后他说：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10]
这是春天刚刚来临的一天。那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晚，带着北方特有的神奇，突如其来。似乎是在一夜间突然迸发而出的，空气中满是诗情与歌声。
我的饥渴感开始膨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身陷浮士德式的网中——什么食物都喂不饱，什么喝的都难以抑制我的焦渴。我像个贪得无厌的动物，疯狂地徜徉在街头，想从路边的鹅卵石上获得怜悯，从无数风景和擦身而过的面庞上找到慰藉，找到智慧，要么就徘徊在一排排书架前，为那么多没见过、尚不知道的事物而痛苦不已，那些已读的、见识过的东西使我头晕目眩、精疲力竭、绝望至极。我想知道一切，拥有一切，成为一切——想使这浩瀚的、人潮涌动的世界中的所有谜团都像我手中的一枚金币那样清晰可辨，实实在在。
春天蓦地来了，我立刻感到欢欣鼓舞，信心百倍。透过舅舅脏兮兮的窗户，法纳尔会堂依稀可见，能听到里面的集市熙熙攘攘的声音。热闹非凡的嘈杂声穿越欢腾的大地传到我的耳际，在我胸中充盈着形形色色、骄傲的、有力量的、神秘的气息，这一切带着信心，带着魔力，预示着一切困惑都将烟消云散——我渴望征服的世界，我想要喊出的话语，以及吞噬我的饥渴感，来了又去了。下面的市场人潮涌动，活力无限，气象万千，像是巨大成就的鲜活明证。我觉得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这个地方更具有新英格兰那富有激情、不可思议的特征了：新英格兰粗糙、布满石子的土地，寂寥、凄婉的美，岩石遍布、荒凉的海岸和不计其数的渔场，白茫茫、阴冷刺骨的严冬，如宝石般璀璨的点点繁星，黑色的枞树，还有那一座座温暖的白色小房子，看见它们就会不由得想起堆满物品的储藏室，挂着的熏肉，烈性苹果酒，味美的烤肉，还有爱人那白晳、温暖、丰腴的肉体。
白天，人们身上穿的条纹棉布衣服窸窣作响，人们相遇时一本正经地对视一下；而到了晚上，繁星点点，低矮的屋檐下，丝绸般光滑的大腿在铺着羽毛褥垫的床上翻动，白晳、小巧而又神秘的女人时而轻咬，时而狂乱地紧紧拥抱——那些时常隐匿的心事、抑制的激情、冰冷的炽热。之后，难耐的漫漫严冬终于过去，春天来了，就像现在这样，就像一声充满感情的呼号，就像划过窗前的细雨，就像竖琴曼妙、急促的音符——春天来了，令人欣喜。一夜之间，鸟儿振翅，花儿怒放，河水波涛翻腾，百花姹紫嫣红。春天，这突如其来、触手可及、令人欢喜的春天。
而在巴斯科姆舅舅摆放着办公桌的这个八十码见方的灰蒙蒙的小房子里，可以清晰地表明这种直觉，一点没错。显然，这些神神秘秘的人不只是以鳕鱼和烤豆为食——他们也吃肉，大块吃肉。在市场区，每天都有大货车的司机，站在和他们的下巴一样高的肉堆里。男孩子们在人行道上拖着成筐的生肉，红脸的屠夫们戴着屠夫们经常戴的草帽，围裙上溅满了血，在下面的街道上挥刀砍剁着一堆堆腰肉、后腿肉和肋骨肉，在满地锯末的冷库里，一排排冷冻的牛肉挂得整整齐齐。
在中心市场周围，破旧的建筑物一直延伸到港口，船只的气味清晰可辨。这是一片人工填埋形成的地方；以前，船只在满是鹅卵石的地方下锚，仓库也很破旧——黑乎乎的天空中弥漫着七十年代的那种发霉、潮湿、污浊的气息，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作品所展示的那样，这里散发着旧账簿和账房的气味，还有腰缠万贯的傲慢商人和维多利亚马车柔和的辘辘声。
白天，这一带嘈杂地乱成一片。车身很长的卡车，毛色斑驳的劲马，骂骂咧咧的司机，待装、待运或已经卸下来的货物，送货、订货的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气息。
不过，要是经过白天的喧嚣，晚上来到这儿，要是在这新格兰特有的倏忽而至的春天之夜来到这儿，要是像过去那些孤独的青年那样来到这儿——像某个来自广袤的美国内地的青年，或者来自南方或卡托巴山区恋家的青年，就会强烈地感受到青春特有的那种痛苦的欢喜之情，这是一种令人自豪、孤寂、欢腾的喜悦之情，这是一个让人欣喜若狂、无形、难以捉摸的时刻——那种庄严、辉煌的时刻一去不复返了，而他在所有的期望和百万个直觉中，希望用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装点这一时刻。他想用一个漂亮情妇的大腿、乳房和腹部使这一时刻变得有血有肉，他想出人头地，获得辉煌的成就，想把美酒中的这份喜悦元素提取出来，想永远畅饮这份欢乐。但是，在这一切的中心，是对消亡的痛苦感知——每个时刻的消亡，白昼的消亡，另一个特别春天的消亡。
或许真正使新英格兰美妙神奇的正是那些日子里的这种欢欣感，这种挥之不去、神奇的充实感，这种感觉时刻盘旋在那些日子的空气里。也许答案很简单：也许只是这个步履轻柔、突然到来的春天太过于美妙，带着易逝的喜悦乍然拂过，像精灵般让人半信半疑，带着某种令人迷惑、精灵般、梦境般、模糊的声音，在严酷、冰冷的寒冬过后，在美丽和凄凉之后，在寒霜和冰雪袭过鲜活的肉体之后，显得异常美妙；而肉体对这种侵袭的抵抗，就像抵抗一个野兽般敌人的残酷袭击，所以，这些人尖酸刻薄的言辞、僵硬的动作、畏缩而狐疑的神情、紧抿的嘴唇、通红的鼻尖和搜寻式的眼神都是那些为了保护自己、与大自然和整个世界做艰苦抗争的人们所真正具有的。
不管怎么说，那天行将结束之际来到这儿时，这个小伙子感到的不是结束、疲倦和一无所获，他感到一种不断加强的喜悦，一丝隐隐的满足感。空气中弥漫着市场的奇妙气味和海水的气息。当他走在仓库和商店波纹状的锡制遮雨篷下，踏过光秃秃、铺了鹅卵石的人行道时，上百种肥沃泥土的浓郁气息扑鼻而来：有薄板条木箱浓烈、刺鼻的味儿，有橘子、柠檬和柚子发出的令人想家的酸味儿，有烂白菜、烂橘子的腐臭味儿；有鸡肉热乎乎、石灰般的冲鼻味儿，冷冻鳕鱼和牡蛎的味儿；此外，还有菜园子那清新、湿润的味儿——有生菜、白菜和新土豆的味儿，它们娇嫩的外皮上还沾着芬芳的泥土，装了箱的芹菜也发出宜人的清香；还有香瓜——熟透了的金黄色香瓜摆放在芳香的干草上——还有各种热带水果的混合味儿，有香蕉、菠萝和鳄梨。
春天柔和、微妙的空气使所有这些气味具有了一种新鲜、宜人的活力；它使人行道上的柏油渗漏出来；使古老仓库里凝聚了八十年的各种香味缓慢而淡淡地飘散了出来：包装箱发出的轻微松香味，半个世纪累积下来的黏稠物厚厚地粘在老仓库的壁板上，其中有麻绳、柏油、松节油和纤维的气味，有浓糖蜜、人参、刺鼻的藤条、树根和旧麻袋的气味；有新磨的棕色咖啡发出清新、浓郁、扑鼻、令人愉快的气味；还有燕麦、成包的干草和麦麸的气味，有箱装的鸡蛋、奶酪和黄油的气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肉类的气味——冻牛肉、诱人的大肉和小牛肉，还有脑子、肝和肾的气味，腰肉、肚子和肘子的气味；有生肉和熟肉的气味，因为在那幢脏兮兮大楼的楼上，在其中一间屋子里，屠夫、面包店老板、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们紧挨着彼此，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最好、最鲜嫩的牛排，冒着热气的面包和带皮烤的硕大马铃薯。
而且，人们也总能嗅到海水的气息。在那些又脏又暗、烙上岁月与金钱印记的街区，建筑物一直延伸至码头，因此人们总能感觉到海水的脉搏，而这里本身就是人工填充而成的一块地方。时而会有一辆卡车在阒无人迹的石子路上轰隆隆地开过去，一条街道沿着港口伸展开去，一家家又脏又暗的小服装店、饭馆，一辆辆大马力货车，车厢门敞开着，里面空空的。温热、陈旧的车板散发出的阵阵气味，车轮和车轴的气味，全都扩散至很远的地方。
最后，水边有一座座巨大的码头和仓库，一日的忙碌之后，这里看上去平静且充满了活力。它们矗立在那里，显得巨大而丑陋，但又因其中的各种劳作和忙碌而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美感；它们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并不因周围的忙碌而更富生机，巨大的砖墙像悬崖一样高耸着，里面交错着轨道，巨大的火车可以进出其间；现在，一天终于结束了，它们像一个个困乏却生机勃勃的动物，不停地喘息着。某个人的脚步声会在幽深的地方发出遥远而孤寂的回声，同时传来卡车远去的咔嗒声和工人说“晚安”的声音，接下来便是强大、神奇的寂静。
然后，要说的是大海——当海水碰触到海港的土地时，它显得美丽而神秘，海浪与波涛中携带着大地特有芳香的海水，摇晃、拍打着覆盖了钢筋混凝土的港口；海水里，海藻拧成了一股股长长的带状物；海水中传来桅杆和带壳动物腐烂后的那种泥灰气味。海面上有一艘艘大船——其中有货船，有打渔的纵帆船，有驶往纽约的干净、洁白的夜航船。现在，这些船都沉静而雄姿勃勃地停泊在那里；还能看到一串串明亮的灯光，里面有微微泛光的铜管乐器，有豪华的船上酒吧——是漆黑水面上欢乐与奢华的象征，是爱的象征，也是漆黑的波浪上起伏船只的象征——视野所及的这一切，精灵般的五月融汇的各种气味，都给这位年轻人带来了难忘的记忆和许多难以言说的印象。他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是在他的希望与信念中，只有荣耀、爱情、权力、财富、逃离、运动，以及清晨大地的崭新景象和物质上的真正满足。
当然，这一切都可以在新英格兰找到，但恐怕只有一个孤独的外来者才能够尽情发现这种潜藏的快乐——尤其是这个来自南方的男孩，因为只有这个南方人用他那颗心才可以真正意识到北方的神秘之处：这种神秘存在于他的梦中，存在于他那童年的预感中，这种神秘就像忧郁的海伦一样，不管他如何设法掩饰这一点，他始终相信它的存在，并经常回想起来。当然，对于那个此刻坐在州街不起眼的办公室里满脸青筋的、吝啬的老人——巴斯科姆·霍克而言，虽然他现在远离所有这些辉煌，但他和这个小伙子一样能感受到这种东西，尽管这个初来乍到的人第一次见到他时可能会说：“瞧，这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东部人形象！”他年轻时曾过着孤独、悲惨的生活，然后从老卡托巴州来到这里，他曾见识过、感受过这些东西，虽然他经常抨击这里的人、抨击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但是新英格兰就是他跑来真正生活的地方，也是让他最能感受到温情的地方。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又问，这次他带着那种学究式、卖弄的强调语气，预示着他夸夸其谈的反常举动又要发作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又强调地重复了一遍。他用的词是顾念，顾念，顾念！——他说这个词的时候，像是锯条发出的那种哀号一样。“顾——念！（哼哼哼哼哼！）”
他那副冷静沉思的面容再一次露出痛苦、扭曲的怪样，发出不合时宜、毫无缘由的大笑。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用粗糙的大手托着脸沉思着；深思熟虑后他才口若悬河地说话了。他的头脑极富逻辑与理性：讲话精当、判断准确。每当他的脸上露出古怪而孤寂的表情时，他生活中所有的疯狂都会被遗忘，与金钱和自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他不紧不慢地说，“《旧约》和《新约》里写得最好的书卷是按照以往佳作的模式来排名的，但是佳作的数量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少得多。有一些片段——不！是有些篇章！”——他的声音上扬，发出奇怪沙哑的吼声——“简直都是最臭的垃圾。”
然后，他停了一下，用一种冷漠的声音——一种冷漠且充满激情的声音，继续说起来。在吟诗的时候这种声音常常令人兴奋不已——他接着说：“我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是开始和结束，[11]——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谱写出的最成功的乐章，是一个人的豪言壮语，上帝为其揭开了天堂和地狱神秘面纱，是最伟大的诗句，我亲爱的孩子，是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诗篇。”突然，巴斯科姆他那双枯瘦的双手捂在脸上，沙哑地哭了起来：“哦，上帝，上帝！——所有诗歌中最美妙、最有怜悯精神的！……请原谅我，”他沙哑地低声哭诉着，用磨破褪色的袖子擦了擦眼睛。“请原谅我……它使我想起了往事。”
尽管这一幕荒谬可笑，尽管这些话荒诞不经，但这也确实让人觉得可怕而反感。我那时候只有二十岁，听了这话我感到既吃惊又羞愧。然而，又过了一会儿，巴斯科姆舅舅完全轻松了，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似乎完全忘记了刚才那一幕。
过了片刻，他看也没看我，平静地说：“你最近有没有看见过我的……儿女们？”他的声音里明显地透着痛苦。
这个问题令我吃惊，因为他很少问起他们，大多数时间他似乎都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完全漠不关心。我告诉他，一个星期前我见过他的一个女儿。
“我的儿女——无耻可恨，无耻可恨，他们抛弃了我！”他痛苦不堪地说。接着好像漠不关心地、平静地陈述事实一样，他说：“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面。他们从不来我家，我也从不去他们家。我不在乎。不，唉，我不在乎。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噢，无所谓！根本就无所谓！”他打着手势说完这句话。过了一会，他又说：“我想，他们妈妈会去看他们……他们妈妈会去的，当然，他们要是邀请她的话。”——说到这儿，他的声音里明显透出痛苦和不屑，仿佛他妻子去看她自己的儿女是阴险狡诈的行径，她应该感到内疚一样。但是他的声音里也透出一种冷淡蔑视的口气——他说起他的妻子和儿女来就像他们和他是陌生人一样，仿佛他们的生活仅仅接触到了那个被隐藏世界的边缘——他在那个世界里生活、运动，他的灵魂与其命运紧密相关。
这是事实：和他所有的族人一样，他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了数十种生活，他断绝了同妻子、儿女的关系，他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漠不关心，他根本不需要他们。但是他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当中最小的刚过三十，最大的四十多岁，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忘记他，也不会原谅他。他活在他们痛苦记忆中，就像寻找压垮坚固大桥的灾难性缺陷一样，他们回忆着童年时代那些痛苦的日子，回忆着他们共同寄居在一起、遭受挫折和痛苦的日子，还有那些他们永远无法忘记、无法逃避、也无法否认的年月。他的身影留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没有再见过他，但他们却时常和他交流着，模仿他的言语，模仿他的手势和行为举止，油嘴滑舌地嘲弄着他，再次生活在他的生命里，暗中感到了昔日的恐惧和敬畏，因为他独自在人生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虽然有些反常、扭曲，但是并未偏离方向，他一直向前，看见了新的天地。对他们来说，那些年代有时候就像人生车轮上一粒痛苦的水滴，随着车轮的飞转，他们就变老了。
此刻，他说起他们时就仿佛看见了他们一样，他说：“他们都能照顾自己。每个人都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你说呢！”他突然停了下来，粗大的手指扣在我的膝盖上，眼睛里闪烁着询问、好斗的光芒。“有没有人协助你去死呢？有没有人和你一起进坟墓呢？你能为别人做任何事吗？不能！”他坚决地说，过了一会他又缓慢、慎重地说，“我难道不是在帮我自己吗？”
此刻，他盯着自己握成拱形的手，陷入了沉思中。突然，仿佛从大脑的深暗处采集到了一束光，过去生活中的一幕忽地闪现出来，他驴头不对马嘴地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入地的呢？”[12]
他默然沉思了片刻，然后又伤感地说：“我老了。我已经活得太久了。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有时候这一切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然后他的眼睛又转回到旷野，回到失去的土地上，回到被埋葬的人那里。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希望你礼拜日能来。哦，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你舅妈肯定想见你。是的，一点没错，我印象中她说过。要么，她可能想去看望她的哪个孩子。我不知道，对于她要干的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一点影子都不知道。”他嚷嚷着。“当然了，”他不耐烦、轻蔑地说，“我从来不知道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不知道，真的，我真的没法告诉你。我已经不再关注她说什么了——哦，一点儿都不关注了！”他的大手在空中挥舞着——“喂！”他生硬地使劲敲着小伙子的膝盖，他咧着嘴，眼睑下垂的那只眼睛透出一丝杀气——“喂！你能和他们哪个人连贯地谈话吗？他们有谁会做出理性、富有逻辑的回答呢？我亲爱的孩子！”他大声说，“你没法和他们交谈。我肯定地告诉你，你没法和他们交谈。你不如迎风打口哨，不如往尼罗河里吐痰，没准这对你更有好处。年轻时，人们会向他们袒露灵魂中的一切，会使自己积累的才华枯竭——他的智慧、他的学识、他的处世之道——想竭力使他们配得上和他交往——可是到了最后，他会发现什么呢？哼，”巴斯科姆舅舅怨恨地说，“他会发现和一个弱智者说话纯属浪费精力！”——他生气地哼哼着。然后皱起脸，模仿一种古怪、装腔作势的女人声音，鼻子里哀叫道，“哦，我觉得很不舒服！哦，天哪，就是现在！我突然又感到不舒服了！哦，你不——再——爱我了！哦，但愿我死掉算了！哦，我今天起不来了！我希望你能从镇——子上给我带点好东西来！哦，你要是爱我你就会给我买一顶新帽子的！哦，我没戴——的——了！”说到这儿，他的声音里又增加了几分怨恨的吼叫——“和其他女——人一起上街使我感到羞耻！”
然后，他若有所思地停顿片刻，突然转身敲了敲小伙子的膝盖：“研究人类的恰当途径——哼！”他的脸上再次露出他固有的那种恐怖怪相，然后狡诈地低声说——“诗人说过要研究——女人吗？我想问问你：他说过吗，嗯？根本没有！”巴斯科姆舅舅大声喊道。“应该是男人！男人！男人！不是别的，而是男人！”
他又沉默了。然后，他带着浓重的讽刺意味继续说：“你舅妈喜欢音乐。你可能已经发现你舅妈喜欢音乐——”
事实上，音乐是她生活的慰藉。她用她女儿给她的一个小小的留声机，不断地播放那些伟大作曲家的唱片，尤其是瓦格纳的，她迷失在音乐那迷人的森林之中，她的灵魂如醉如痴地徘徊于朦胧的音乐里，还有那些音乐穿过喇叭时发出的轻轻哀号。有时在星期天，她的女儿们会给她买来在交响乐大厅里观赏演奏的音乐会门票，她就会偶尔外出一次——那座灰色的大房子四周装饰着灰白色的希腊式石膏材料——她总会坐得高高的，就像一只麻雀，音乐就像具有催眠效果的蛇眼，把她给镇住了——随着乐曲的每个基调，她仔细聆听着每次都精妙地响起的悠扬笛声、长号和令人心醉神迷的小提琴——直到她孤寂、凄凉的生活与悠扬的乐声梦幻般地交织在一起，飘向遥远的高空。
“——你舅妈喜欢音乐，”巴斯科姆不紧不慢地说，“也许你以前以为——也许你觉得是她首先发现了它——也许你以为它是你舅妈自己的专利和发明——但是你错了！哦，是的！我的孩子！”他冷漠地吼道。
“你也许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你错了——哼！”他慢慢地转过身，大声问道，声音中带着一种恶意质询、讽刺的意味——“《第五交响曲》[13]是女人写的吗？你舅妈崇拜的那个理查德·瓦格纳，是个女人吗？”他吼叫着。“绝不是！她们的大作在哪儿呢——她们伟大的交响曲，她们伟大的画，她们的史诗？《纯粹理性批判》[14]难道是在女人的头脑中形成的吗？西斯廷教堂[15]天花板上的宏伟巨作难道是一个女天才创作出来的吗？——哼！你听过有哪个女人叫威廉·莎士比亚的吗？写《李尔王》的那个名字难道是个女人的名字吗？你知道哪个名叫约翰·弥尔顿的年轻女士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吗？熟悉那个歌德小姐，那个甜美的德国姑娘吗？他冷笑着。“也许你曾经从伏尔泰小姐或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小姐的作品中得到了一些启迪？哼！哼！哼！哼！哼！”
他停了停，直愣愣地透过双手盯着前方，然后又立马缓慢地、清晰地接着说：
“那女人把那颗树上的东西给了我，我的确吃了。啊！是的！喂，我的孩子，你看到了！喂，简而言之，你看到了她们最适合的工作。”他突然充满激情地看着我，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嘶哑的声音颤抖着。“诱惑者！偷来禁果的人！魔鬼的使者！这就是自古以来她们所干的事情——让大脑疯狂，使男人的灵魂从崇高转向堕落，转向诱惑，转向毁灭！她们爬动着，匍匐着，侵入男人心中和思想中孤独的地方，辗转逶迤地进入他最隐秘的生活中心，就像一条虫子，把一个健康的果子吞噬殆尽——伪装成蛇，伪装成狡猾的狐狸来干这一切——这个，我的孩子，就是她来到尘世的目的！——她们永远都不会变的！”然后，他把声音压成一种不祥的、预言似的低语，神神秘秘地说，“小心！小心！别被她们骗了！”
很快，他又恢复了他那种冷静、从容的声调和举止，然后，他像是在给一条狗扔一块骨头似的，语气勉强、毫不相干地说：“当然了，你舅妈是一个相当有头脑的女人——相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当然，她的头脑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我再没和她说过话，”他冷漠地说，“我不会听她说什么。我想她和我说过礼拜天让你来的事儿！不过我不知道。不，真的，我不知道她到底计划干什么。我有我自己的兴趣，大概她也有她的。当然，她有她的音乐……是的，一点没错，她一直和她的音乐为伴。”他冷漠而又轻蔑地说。然后，他的视线越过他的指尖，全然把她抛在了脑后。
不过，他曾经年轻过，也曾经体验过各种痛苦和疯狂。曾经有一度，他也尝尽了任何恋爱的人都体验过的那种折磨。我舅妈也对我说过很多他的事情，对这些，巴斯科姆也没有否认。在准备丰盛的饭菜时，她猛地向我俯过身来，眼睛里闪烁着疯狂而诚挚的光芒，她突然低声说出了这个不祥的警告：“当心点，戴夫！你和他们一样！别想得太多！别想得太多！你不能想得太多，”她嘶哑低声地说，那双狂热明亮的眼睛更热切地盯着我。“你和其他人一样——都是那家人的共有特点！”她喃喃地说着，声音嘶哑而凄凉。
“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巴斯科姆极其轻蔑地咆哮着说，“我们是苏格兰人！英国人！世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逃亡思想！逃亡思想！”她就像猴子争抢坚果时那样叽叽喳喳地叫道，“心不在焉——思想连五分钟都集中不了！现代的堕落分子！威德·诺尔道的书，戴夫，你会明白的！你会明白的！你们都是一类人，”她喃喃地说，“你们都是好色之徒——你们都是！”
“啊，”他又咆哮起来，“你说起话来就像个傻瓜！你的那点心思，我就知道，”他非常鄙夷地说，“小人的邪恶把戏。”
当然，他并不懂她的心思，他偶尔会阅读康德的著作，他对绝对存在、范畴、否定时刻以及概念的定义都有很深的认识，就像她对那些治疗恐惧症、综合征等病症的药物十分熟悉一样。
接着，她又向我俯过身来，好像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她低声说：“哦，是的！他现在对我冷漠极了——但是曾经，曾经，我告诉你！——他为我痴狂过！老傻瓜！”她突然心怀怨恨、莫名其妙地咯咯笑了起来。然后她又突然弯下腰来，像往常那样热切、低声地说：“是啊！他曾痴狂，痴狂，痴狂过！哦，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她喊道，“他一刻也离不开我！要是有别的男人看着我，他就会发疯！”
“是真的，我亲爱的！真的！”我舅舅说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气恼和否认，他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平静、和蔼地承认了往事。“哦，是的，”他又说，眼睛盯着他拱起的指尖，沉浸在往事之中，“这都是真的——她所说的每一个字——是真的，真的，我都忘了，可这都是真的。”然后他轻轻地摇着瘦削的脑袋，紧闭的眼睛转向下面，微闭的眼睛盯着下面，轻轻地吸了吸鼻子，冷漠而又不情愿地陷入了回忆。
她说，结婚后有一两年，他像个神经病似的，被可怕的猜忌折磨得要疯了。这猜忌像一片布满瘟疫的乌云潜入他的灵魂，使他喘不过气来；它像被毒质浸黑的舌头，侵入他的血液，沿着他的血管匍匐向前，让毒液侵入他的心，侵入他大脑中的沟沟壑壑，最后，他的大脑中布满仇恨，浸满毒药，受到毒害，变得疯狂，精神错乱。他原本瘦削的身子变得像骷髅一样骨瘦如柴。妒忌和恐惧像秃鹫一样吞噬着他的内脏，他所有的生命能量，他生活的力量和热情，都被这场恶毒的大火烧得精光，差点儿把他的健康、他的事业、他的理性全都毁掉，然后，它突然离去，就像它来时一样。他的生活又恢复到以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他对妻子越来越厌倦，想到她时，会神情冷淡，他把她遗忘了。
然而她，可怜的人儿，像只被困的兔子，面前是一只蜷伏的老虎，瞪着黄色的眼睛，催眠似的虎视眈眈。她不知道他是否会跳起来，伸出爪子袭击她，还是会冷漠地走开。她被他起初的热情和无法理喻的、疯狂的猜忌给弄懵了，她头晕目眩，无所适从。而后的那些年，她不知所措，充满怨恨，然后，她又被他随后突如其来的冷漠弄得更加痛苦——他对她非常冷漠，每次总是一连好几天似乎全然忘记了她的存在。他和她同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可他却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嘴里嘟嘟囔囔，骂骂咧咧，把炉门摔得砰砰直响，不管什么样的生食，他都胡乱地把它们剁个粉碎、和成一团吃掉。她和他说话时，他总是轻蔑而又不耐烦地回答：“你刚说——说什么！哦，你在说——什么啊？”——然后就走开了，神神秘秘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候，要是他成了世间阴谋的受害者——要是上帝抛弃了他，人们都耍弄他，欺骗他，他就在地板上打滚，用脚猛踢墙壁，冲着茫茫的天空号叫、诅咒。
往往在这时候，路易斯会一边在留声机上放着瓦格纳的曲子，一边把她的小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学会了投入、热情地自言自语，甚至和她的锅碗瓢盆像模像样地说话，因为她擦洗这些东西时，她会和它们说话。要是砸了哪一个，她就责备它，把它从地板上捡起来，拍打着它的底部说：“不行，别这样！真淘气，你这个坏东西，你！”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时，这些自言自语还时常会夹杂着阵阵笑声。她会俯身看着自己的锅子，轻声地笑着，笑得起劲时，她嘴里还会发出“哎哟”的尖叫声。然后她会遗憾地摇摇头走开，至于在笑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有天晚上，当巴斯科姆一面跺脚一面号叫着发布他的长篇檄文时，她打开了她的小留声机，打断了他。这是一张费城交响乐队灌制的唱片——《女武神的骑行》[16]。巴斯科姆先是被惊呆了，片刻之后，他愤怒地冲向那个可恶的机子：它竟然会放出如此美妙、有力的音乐来和他抗衡。然后巴斯科姆停住了，因为突然间，他注意到路易斯站在那机子旁，从鼻孔里发出阵阵笑声，还时不时狡黠地看着他，发出一阵高亢、具有穿透力的咯咯声。巴斯科姆还看到她手里拿着一把很大的切肉刀。他大叫一声，转身逃回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房门，既恐惧又苦恼地大喊：“哦，妈呀！妈呀！救救我！”
这一切让路易斯乐不可支。她一遍又一遍地放着这张唱片，鼻子里不停地发出笑声：“哎——哟——哟！”她一次次地笑弯了腰。
第二天早晨，巴斯科姆偷偷地去了他办公室后，路易斯看着镜中的她。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她说：“我想我是疯了。”
五十岁的她脸色苍白，明亮的眼睛突了出来，眼框发红。她头发花白——清秀的面容布满了细密的皱纹。所以她说：“我想我是疯了。”然后她开始研究心理学。
她读完了威廉·詹姆斯的所有作品，还有威廉·麦独孤[17]教授已出版的所有作品。她订了好几本杂志，自己还写了一本书。她称之为《心理分析诊疗室》，出版社拒绝出版。
“我的想法要比我所在的时代超前一百多年。”她对女儿说。
就这样，路易斯发现了理性的生活。她找到了一个治疗各种病痛的药方：她不久就相信她是世上少数几个心态极其平衡的人，当然，她认为巴斯科姆完全疯了。
但是有时候，即使现在，那种以往的不满和困惑又会重现——她就会痛苦、遗憾地想起她使他神魂颠倒的那些日子，甚至还想在痛苦、遗憾中产生的那种盲目、疯狂的嫉妒。
她所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结婚两年后，在她生第一个孩子之前，他就像一个被复仇女神们[18]缠住的人。他强烈的自负在他人生中第一次偏离了中心：他偏离了自我，开始对周围的人和事极其敏感起来。因为强烈的占有欲在他心中汹涌澎湃，因为他拥有的东西是世上最好的、最珍贵的，似乎全世界的人都突然联合起来对付他，想把它从他身边带走。那时路易斯既漂亮又迷人，不论她走到哪里，都有男人盯着看她，一旦让巴斯科姆看见，他简直气得发疯。
那时候，他刚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小镇的教堂里谋到了一份差使。有时候他在布道时，他要是看见她的脸在下面晃动，他就会脸色苍白；他会突然停下来，就像受了伤，傻傻地紧抓住讲桌边缘，身体前倾——他会调整自己，然后断断续续、神色漠然地讲道，但是他的灵魂却像一个备受折磨的动物不停地挪动着，他的五脏六腑都麻木了，感到恶心，他的心脏好像中毒不跳动了，千万种恐怖愚蠢的猜疑折磨着他。他的头脑中会产生各种离奇的可能和各种怪诞的猜忌，各种恶毒、虚构的情景纷纷涌上他的心头，然后在下一秒就会被他诠释为事实：他分不清什么是铁一般的事实，什么是他神志不清时的幻想——他一想到什么事，就会认为那是事实。
这种疯狂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自己疯了。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疯狂侵入他大脑，在他身体内慢慢爬行，就像一个人可能会看见毒素在他血液中流淌一样。这是他的大脑与之抗衡的疯狂，他的理性告诉他这是错误的，但是它却战胜了他。它使他神志不清，内心难受，使他整夜在街头骂骂咧咧，紧握的拳头叉在腰间，在街上来回徘徊，如果他在黑暗中听到有人大笑，或者听见有人说到“他”和“她”这两个字眼，他就确信他们在谈论他的妻子和他自己或者他的某个情敌，他就会转身咒骂说话者。他觉得所有的世人和小镇都在关注他和他妻子的生活：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毒的言语、邪恶的窃窃私语——有时候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设圈套、愚弄、欺骗和嘲笑他；他带着患病的心灵和苍白的微笑同该教区的居民打招呼，他探寻着他们的眼睛，他们的面孔，试图找出狡猾隐秘的幽默，邪恶、难解的欢欣，或者想找出一些证据，以证实他们知道了他内心的伤痛，可怕的耻辱，以及他污秽的秘密。
他觉得，这不是，这再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他感觉自己像婴儿一样赤身裸体，他觉得他悲伤的原因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都是清晰可见的，当他走在街上，有时候，他内心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想把自己的脸盖起来。耻辱从天而降向他袭来，他无法逃脱——他并非为自己的名声败坏而感到耻辱，而是怕被世人当成傻瓜和乌龟嘲笑而感到羞耻。
广袤、永恒的天空迸发出巨大的恐惧和残酷，不论他走到哪儿，它们都悬浮在他的上空，它们就像血迹一样，染黑了荒凉小镇上寒冷的灯光。对他来说，世上似乎再也没有喜悦和信任，死亡和疯狂的阴影似乎永远游走在他的大脑之中。他不再相信上帝，如今，他绝望地在人群中寻找信念，他梦想能找到某个世俗的父亲，梦想某个人能在力量、智慧上超过他，比他年长，他可以向其倾诉他内心深处的重负，从他那里汲取一些智慧，找到消除瘟疫的良方，那种瘟疫正在毁灭他。
但他从未找到这样一个人，在他心中，他知道这样的医生和忏悔者是不存在的。他陷入了困境，他不知道他内心的邪恶有多重，他担负着人类的孤独。他不能让自己的耻辱感加重，从而使他妻子蒙羞，在他脑子里，在他理智的核心有个监督者，在最黑暗、最邪恶的时候公正地做出评判，告诉他他疯了。
然后，这一切脱离了他。就在生活忍无可忍的时候，这一切脱离了他。它就像一团燃烧的汽油之火逐渐变弱、熄灭，怀着一丝成就感，在疲倦、冷漠中离开了他。他从伤心、迷惑不解的女人身旁离开，进入了他自己那孤高、神秘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生活，找到了新的位置，开始了新的计划，然后他就忘了她。
现在，我看着这位老人，我有一种和过去重逢的感觉。我感觉到，老人要是能说出来的话，这一切，我所知道的一切——活生生的过去，逝者的声音，埋在地下之人的痛苦、骄傲、疯狂和绝望，还有那些人的面孔——就会展现在我面前，像一颗价值连城的珠宝，像老人们赐予年轻人的遗产，就会成为一切生命活动的终结，成为一切生命活动的成就。我那极度的饥渴只是一种回忆。我想，要是我能说出来，我的饥渴就能得到满足。
在那一刻，我似乎看见了时间、黑暗时间的面孔，数以百万的门闩闪现在人的记忆中，逝去的美国人的面孔，他们生活中的数以百万的时刻，巴斯科姆在十来个圣坛上照亮了他们。巴斯科姆被爱和疯狂所折磨，漫步在这个国家的无数条街道上，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满是车辙的马路上，把两只骨骼粗大的手合拢在一起，在黑暗中嘟囔着，在广袤、严酷的苍穹下，一个瘦骨嶙峋的、扭曲的身影蹒跚地走在大地上。星光照在他的脸上，黑暗拂过他的脸：——他来自荒野，来自戴着圆顶呢帽的男人和穿着撑裙的女人，来自浓密、泛黄的记忆，来自时间、黑暗的时间——来自比撒克逊领主、所有的骑士、先锋部队和骏马嘶鸣的时代还要久远的时代。
这一切都消逝了吗？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老头儿说。
波士顿又呈现出凄惨的景象：树叶飘飞，云彩破碎。荒野中没有爱的哭号了吗？
“——很久以前了。我活了很长时间了。我经历了许多。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事儿。”我的舅舅声音嘶哑，疲倦而又冷漠地说。他的目光呆滞，眼神里毫无光泽。此刻的他显得疲惫而苍老。
突然间，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奇怪的、令人费解的画面，随后的那些年，这画面也经常出现在我眼前：一群老头儿老太太正围坐在桌边吃饭。这些人都很老了，比我舅舅都要老；这些老头儿老太太的脸看起来都很虚弱，就像是破旧的泛黄的瓷器。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性别，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都孱弱不堪。年轻时，他们相互都认识。男人们都酗酒、打架、嫖妓，都彼此憎恶，也都爱恋女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被年轻人能体验到的那种无奈、堕落的恐惧所吞噬。私下里，他们嘴巴扭曲，面如铁灰，内心痛苦不堪；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对另一个人的奸诈的仇恨——他们害怕他会成功，在他失败时，他们欢呼雀跃；听到、看到他受伤、受辱或被挫败，他们就喜不自禁。他们不敢坦承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害怕遭到同伴的嘲笑；彼此谈话时，他们谨言慎语，还互相诋毁。他们用谎言遮蔽激情和信仰，有意说些明知是谬误的话。然而夜晚走在漆黑的路上，他们会在呼号的风中像个傻瓜似的仰天长啸，把他们的快乐、喜悦和力量长吁而出。忧伤的夜空下，他们感受着白雪的气息，看着雪花来临，轻柔地撒在窗玻璃上；雪花沉静温柔地落下，使人们的脚步寂静无声，让他们心中暗自充盈着骄傲的喜悦，让迫近的预言拂过他们的肺腑。他们人人都暗自有着一千个希冀和梦想；人人都想得到财富、权力、声名和爱情；人人都视自己为杰出的天才；人人都惧怕并憎恶生意场上和情场上的对手——在一起时，他们用充满敌意的眼睛冷冷地瞪着对方，他们像公鸡一样高昂着鸡冠，他们充满妒意地看着他们的女人，他们透过肩胛骨感受着别人的注视和侧目，他们仇恨那些具有白皙的脖颈、多情的头发，因为征服了女人而神情孤傲的男人。
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痛苦过、奋斗过，现在，这一切都已消逝：他们温和而又虚弱无力地笑着，说话时底气不足，彼此对视时，他们的眼睛已了无希冀、敌意和激情。
至于那些老太太，她们坐在那儿，面容枯黄，臀部干瘦。她们已远离年轻时强烈的痛苦和喜悦——年轻时的狂乱、希望，年轻时的热血沸腾和痛苦不堪：除了对老龄和死亡，她们对一切都不再感到痛苦和恐惧。这个曾经是忠实的妻子，生了一堆娃娃；那个是个淫荡、肉感的不贞女人，是十来个男人的狂浪情妇；身边是她的那个被戴了顶绿帽子的丈夫，第一次发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床时，他叫喊得像个痛苦至极的动物，而那个男的就是被他捉住的奸夫；还有一个男人在得知妻子不忠时，心里升腾起一种堕落变态的快感；他为之亢奋，还极力催促她再找些新的情人，他苦苦哀求她侮辱他，他的痛苦让他满足——现在，他们都成了苍老干瘪的老人，都像是泛黄的瓷器。他们把平和、凹陷的脸转向彼此，没有仇恨和爱恋，也没有欲望和激情；他们淡淡地笑着，记忆中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他们再也不想超越对方或者争夺第一；他们不再疯狂、妒忌；不再仇恨对手；不再渴望出人头地；不再为工作烦扰，也不再耽于希望之中；他们不再转向暗处，在墙上把手关节打得鲜血淋漓；不再因羞愧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再因挫败和孤独而高声咒骂，也不再用痉挛的手撕扯着床单。这一切，他们都说不出来了吗？他们都忘了吗？
这些老头儿为什么说不出来了呢？他们曾经饱尝痛苦、死亡和疯狂，然而他们所有的语言变得迟钝、陈腐。他们曾蹒跚于荒野，踟蹰于蛮夷之地，见过人被杀后鲜血流入大地，没有任何声响；他们见过这一切，也流过鲜血。他们的激情、痛苦、骄傲和无数生命中鲜活的时刻都去了哪里？这一切都逝去了吗？他们都哑巴了吗？我发现，他们坐在一起时，彼此的目光狡猾而邪恶，好像他们的大脑中储藏着狡诈、歹毒的智慧，好像他们拥有医治我们所有忧伤和过错的良药，可他们通过邪恶、阴谋的眼神交流，决定不把这些药给我们。或者，他们只是在满足、疲惫、冷漠地大吃大嚼？他们拒绝说话，是否是因为他们说不出来，因为连他们的回忆也变得了无生气？
是的。话语在他们嗓中回响，可他们却哑然失语。对于他们，过去已然逝去：他们放在我们手中的只是一抔干巴巴的灰尘。
是干巴巴的骨头、残酷的尘土，是生活的荒原、沉默的废物，还是那贫瘠的土地？
在荒原中，没有嘴唇在颤动？在岩石尖锐的边缘，没有眼睛向着海水的方向，搜寻回家的男人？在河边，没有脉搏因爱或恨而狂跳？或者，深陷沙漠中的古老的轮子和锈木位于何处：一只马头旁边赫然是一个女人的头骨。没有爱了吗？
在一百万条街道上，没有孤寂的脚步声，没有心脏铿锵跳动，钢筋巨石之间，也没有呼号回荡，没有痛楚的大脑，陷于铁环之中，在迷宫般的峡谷中摸索而行？辽阔孤寂的大地上空无一物，只有无尽的生长、成熟和污染，森林和沙漠也都空寂一片，一百万条舌头发出刺耳的金属般的了无生气的聒噪，呼号着乞求面包，亦或是硕大的猫咆哮着乞求肉食和爱侣？此为一切，一切？诞生，两万个聒噪和咆哮的日子——没有爱，没有爱了吗？荒原中没有爱的呼号了吗？
不是的。爱人们躺在丁香花丛中；月桂树叶在林中颤动。
突然，我觉得如果我能把手放在舅舅身上，如果我能用手指握住舅舅干瘦的胳膊，我的力量和青春就会传入舅舅体内，我就可以重新点燃舅舅的记忆，使其像烈焰般燃烧起来，就可以让舅舅活跃上一小时，这一小时，那颗老迈的心脏可以像他的心脏一样充满欢腾、力量和欢乐；我可以让老头儿说话。
我想和他交谈，以人们从未有过的方式彼此交谈，我想说出人们从未说过的事情，想听到人们从未听过的事情。我想知道在那些贫穷、孤寂、绝望的残酷日子里，老头儿的青春岁月到底是什么样子。战争结束时，舅舅才十岁多，他看到男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风尘仆仆地回家，听到他们在房间里不经意的说话声；他呼吸到消逝的夏天的气息，看到阴云飘浮在荒原上的大片绿色中，看到枝头缠绕着最后一片孤独的叶子；他听到南方传来很久很久以前的绝望的、苦痛的声音，听到逝去的人们不经意的说话声和生活的街道上一百万个消逝的脚步声。他了解那些发黄的时代、黑沉沉的发黄的时代、逝去的虚伪的时代，听到过鹅卵石路上车轮和马蹄的轰鸣声，看见过殷红的鲜血——感受过残酷、饥饿和恐惧。
这一切的记忆都消逝了吗？
我碰了碰他——我把手放在舅舅肩上；老头儿一动不动。我沉浸在某个逝去的世界，沉浸在难以言表的、无声的过去，他说——“很久了。”
然后，我起身离开了他，出来走到街上。街上欢声笑语，人声鼎沸，美丽的姑娘媳妇们汇成一个由肚子、乳房和大腿构成的乐章，海洋、大地、骄傲、力量、熙熙攘攘的城市和所有的时间之声都交汇在一起，像一首歌、一个标记、一声呼号。我踌躇满志地大步走着，心怀疑虑，仿佛自己正踩着一条蛇：我汇入了大地，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我拥有了它；我将会永远被消耗、磨蚀，被注满、更新；我会感受不断交替进行的生活之潮和黑暗的湮灭；我会不知疲倦地被倾空，再被强烈的喜悦所填满。我有一条可以倾诉痛苦的舌头，有聊以充饥的食物，有一扇放逐的门，用暴饮暴食来填满难禁的欲望：欢喜雀跃的自信涌上心头，我相信自己能拥有一切，于是大喊道：“是的！它会属于我的！”
[1]这些故事均出自《圣经》。
[2]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文坛怪杰。
[3]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4]萨福（Sappho）：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希腊女诗人。
[5]法纳尔会堂：波士顿法纳尔厅市场中心的一座历史建筑，它与文后的市场共同组成了一个综合商业市场。
[6]《衣裳哲学》：19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代表作品之一。
[7]巴兰（Balaam）：《圣经》中提及的一个重要先知。
[8]应该是座右铭，下同。
[9]芙丽妮（Phryne）：古希腊有名的交际花，因美丽而风波不断。
[10]出自《圣经·旧约》诗篇第8章第4节。
[11]出自《圣经》启示录第1章第8节。
[12]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3章第21节。
[13]《第五交响曲》：即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创作的《C小调第五号交响曲》，是贝多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4]《纯粹理性批判》：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5]西斯廷教堂：即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于1481年完工，该教堂穹顶绘有精美的壁画。
[16]《女武神的骑行》：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
[17]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 1871－1938）：美国心理学家，策动心理学的创建人，社会心理学先驱。
[18]复仇女神：希腊神话中有阿勒克图（Alecto）、墨纪拉（Megaera）、底西福涅（Tisiphone）三位复仇女神，她们以清算罪恶为职责，被描绘成庄严、美丽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