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姐姐那样温柔的人，为什么竟是这样一副死相？我实在不明白。
黄昏时分，她不省人事，上半身后仰，紧握拳头的手激烈地颤抖。震颤一止，她的头就落在枕头的左侧。这时候，一条白蛔虫从她半张的嘴里慢悠悠地爬了出来。
这条蛔虫意外的白。此后，这种古怪的白色不时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逢这种时候，我一定联想起白袜子来。
家里人将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姐姐的棺木里，我说：
“妈妈，布袜子呢？把布袜子也放进去吧。”
“对，对。这孩子的脚很干净，所以我把布袜子给忘了。”
“是二十一厘米半的呀。别拿错妈妈的或我的啊。”我提醒似的说。
我提出布袜子，固然是因为姐姐的脚小巧玲珑，而且很美。同时还有一段关于布袜子的往事。
这是我十二岁那年十二月的事。附近的市镇曾举办过一次宣传“勇”牌布袜子的电影大会。镇巡回演奏乐队竖起红色的长条旗，也巡回到我们村子里来了。乐队散发的传单中夹有入场券，我们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尾随乐队捡传单。其实入场券就是贴在布袜子上的商标。那时候，除了庙会和盂兰盆节以外，村里人几乎没有机会看电影，所以布袜子走俏极了。
我还捡了一些画有侠客模样的广告传单，傍晚早早地到了镇上戏院去排队，生怕看不成电影。
“什么呀，那不是广告传单吗？”在戏院门口，我挨了人家的耻笑。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进屋，就伫立在井边上，满肚子的委屈。这时，姐姐拎着水桶走出来，她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问了声“怎么啦”。我立即用手捂住了脸。姐姐放下水桶，去把钱取来了。
“快去吧！”
走到路口拐角处，我回过头来，只见姐姐仍然站在那里目送着我。我一溜烟似的跑了，镇上布袜子店的人问道：
“你要几厘米的？”
我答不上话来。
“喏，把你穿着的脱下来看看。”
布袜子的扣别子写着二十一点五厘米。
回到家里，我把买来的布袜子交给了姐姐。姐姐也是穿二十一点五厘米的。
此后过了两年，我们举家移居朝鲜，住在京城。上女校三年级的时候，由于我同三桥先生的关系过于亲密，挨了家里人的批评，禁止我去拜访先生。先生感冒，久病不愈，连期末考试也没有进行。
圣诞节前，我打算选购一件礼物送给先生，于是和母亲到了镇上，买了一顶鲜艳的缎子礼帽。帽子的丝带上插着配有深绿色叶子的红果。我还买了银纸包装的巧克力。
我们走进市镇大街的一家书店里，遇见了姐姐。我把大礼帽的包交给了她，说：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送给三桥先生的礼物。”
“等一等，唯独这件事可不能干啊！”姐姐责备似的压低嗓门说，“你不是挨学校批评了吗？”
我的幸福感顿时消失了。这时，我开始感到姐姐和我都判若两人了。
就这样，圣诞节也过去了，红色大礼帽依然放在我的书桌上。可是岁末的三十日晚上，那顶红色大礼帽消失了。我觉得仿佛连幸福的影子也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连问也不敢问姐姐一句。
翌日除夕之夜，姐姐邀我外出散步，她说：
“我已将那些巧克力供奉在三桥先生的灵前了。它就好像是在白花丛中的红宝珠，美极了。我拜托人家将它放在棺木里。”
我不知道三桥先生与世长辞了。我把红色大礼帽放在书桌上以后，没有走出过这间屋子。先生之死，家里人是有意隐瞒着我的。
我两次将东西放进棺木里，就是这顶红色大礼帽和白色布袜子。据说，三桥先生在简易公寓里，躺在薄薄的棉被上，喉咙呼噜噜地响，眼珠子几乎蹦出来，是痛死的。
尚活着的我在寻思：究竟这红色的大礼帽和白色的布袜子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