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拉·尼尔·赫斯顿出生于1891年，在美国第一个黑人小城伊顿维尔度过了童年。她的父亲是小城的市长，曾做过小学教师的母亲总是鼓励孩子们“跳向太阳”——要有远大志向。伊顿维尔没有一个白人，因此赫斯顿的童年是在没有种族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是母亲在1904年去世后，赫斯顿的童年就结束了，赫斯顿无忧无虑的生活也随之结束。她离开了伊顿维尔，寄宿于各家亲戚之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从“伊顿维尔的佐拉”变成了“一个黑人小姑娘”，开始意识到了种族区别和种族歧视的存在。她靠给别人做家务活挣钱，后来给一个流动剧团的女演员做贴身女仆，1917年在巴尔的摩离开剧团，重新读书。1918年至1924年赫斯顿就读于霍华德大学文学系。这期间她结识了许多黑人作家，受到鼓励，开始进行创作。1925年赫斯顿来到了20年代黑人文学的中心、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纽约。她的作品开始在《机遇》等杂志上出现，她本人也成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926年秋，赫斯顿进入伯纳德大学学习人类学，是当时惟一的黑人学生。她仍旧从事创作，但也希望做一个社会学家。她的论文受到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伯阿兹教授的赏识，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赫斯顿得到了一笔研究金，加上其他资助，她得以回到南方从事黑人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收集整理工作，于1935年出版了《骡与人》。这是第一部由美国黑人收集整理出版的美国黑人民间故事集。1937年，当赫斯顿在加勒比地区进行人种史研究时，写出了她最著名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
《他们眼望上苍》出版后三年，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轰动美国文坛。《土生子》表现了种族歧视与经济压迫在底层黑人身上造成的心灵扭曲，赖特把主人公痛苦无望的内心世界展露在读者面前，清楚地表明他的言行、态度、价值观和命运都由他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所决定，社会对他的歧视造成了他的恐惧和仇恨，使他以个人暴力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仇恨。一时间，《土生子》式的抗议文学成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在赖特看来，《他们眼望上苍》“没有主题，没有启示性，没有思想”，赫斯顿则认为《土生子》中的黑人使读者感到他们的生活中只有压迫，是受压迫下形成的畸形儿，是美国社会的“问题”。由于赫斯顿了解独立存在的、伊顿维尔式的黑人生活，了解她父亲那样有独立人格、决定自己命运的黑人；由于她从内心深信黑人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和语言的美，她作品中的黑人迥然不同于赖特的土生子，他们不仇视自己的黑皮肤，是和世界一切人种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正常人。赫斯顿相信黑人的生活同样是充实的，因此她在作品中反映了黑人的爱情、忠诚、欢乐、幽默、对生活的肯定态度，也反映了生活中必然会存在的不幸和悲剧。但是，在赖特作品风靡的年代，赫斯顿的作品被认为缺乏种族抗议和种族斗争的观点，受到冷落，直到女权运动高涨的70年代，她的作品才从尘封中脱出，受到应有的重视。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说赫斯顿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有勇气、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感的作家，所写的每一行里都有诗”，并说，“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本书(《他们眼望上苍》)更为重要的书了”。当她终于找到了赫斯顿湮没在荒草中没有墓碑的坟墓时，她为自己这位文学之母立了一块墓碑，碑上刻的是：“南方的天才”。美国黑人文学著名评论家芭芭拉·克里斯琴高度评价《他们眼望上苍》，指出“(它)是60和70年代黑人文学的先行者”。《诺顿美国黑人文选》将这部作品列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研究赫斯顿的专著和文章有近一百五十种，其中只有四种是1970年以前出版的，这充分反映了她的作品在70年代以来受重视的程度。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已成为美国大学中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是研究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必读书。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在今天回过头重新审视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时，比较容易摆脱当时偏狭的文学题材与审美观念的束缚。特别是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黑人女作家致力探寻的黑人女性完整的生命价值问题，早在赫斯顿的作品里就有了相当强烈的表现。
赫斯顿共写了四部小说、两本黑人民间故事集、一部自传以及一些短篇故事。《他们眼望上苍》是黑人文学中第一部充分展示黑人女子内心中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黑人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创造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小说描写了反抗传统习俗的束缚、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珍妮的一生。她向往幸福的爱情，但外祖母为了使她能够过有保障的生活，强迫十六岁的珍妮嫁给了一个有六十英亩田产的中年黑人洛根。洛根对妻子的要求是和他一起耕作，并在他需要时满足他的性要求。珍妮过着没有爱情的死水般的生活。黑人小伙子乔·斯塔克斯吹着口哨从大路上走来。他口袋里装着干活存下的三百元钱，要到佛罗里达一个建设中的黑人小城去开创新的生活。他爱上了珍妮，要带她同去。珍妮在乔勾画的新生活的图景中看到了实现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的梦想的可能，于是随着他离洛根而去。乔很快发迹，成了这个小城的市长和首富。有钱有势后的乔开始要求珍妮俯首听命于他，言谈衣着必须符合市长太太的身份，并限制她和一般黑人的交往。作为洛根的妻子，珍妮是干活的牛马，作为乔的妻子，她是供乔玩赏的宠物。珍妮感到自己的生命被窒息了。她无法接受社会传统加在女性身上的桎梏，始终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乔死后，她结识了一个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既无钱又无地位的叫甜点心的黑人青年，于是毅然抛弃了市长遗孀的身份和漂亮的家宅，跟着甜点心到佛罗里达去做季节工，白天一起干活，晚上和其他黑人季节工一起尽情玩乐。她终于实现了从童年时代起就具有的、按自己渴望的方式生活的心愿，从一个被物质主义和男人支配下生活的女人发展成为自尊自立的新型女性。
珍妮和甜点心的关系中既没有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也没有对社会地位的渴望，他们享受的是共同劳动的乐趣和黑人季节工群体中丰富的黑人文化传统。作者以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珍妮和甜点心的这一段生活。在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后，一场暴风雨及洪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甜点心问珍妮：“假如你现在会死去，你不会因为我把你拽到这个地方来而生我的气吧？”珍妮的回答是：“如果你能看见黎明的曙光，那么黄昏时死去也就不在乎了。有这样多的人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曙光。我在黑暗中摸索，而上帝打开了一扇门。”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珍妮理想的最终实现，她的第三阶段的生活，是建立在一个极不现实的经济结构之上的。他们去做季节工人不是为了谋生，珍妮的财产使他们的劳作超越了谋生的需要，成了享受生活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的一个方面。小说前两部分都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这一部分却是发生在一个不现实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也许这正反映了赫斯顿的现实态度，表明她并不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男女之间能够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女子能够获得做人的完整权利。而珍妮与甜点心的幸福生活突然以悲剧结束，也颇耐人寻味。乐天而多情的甜点心在洪水中为救珍妮被疯狗咬伤，得了恐水病。甜点心病重后，医生叮嘱珍妮独睡，以免甜点心在神志不清时伤害珍妮。甜点心误以为珍妮厌烦了他，加以疾病的折磨，竟然向珍妮开枪，珍妮在惊恐中为自卫开枪命中了甜点心。甜点心在向珍妮开枪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为了使你幸福什么罪都受了，现在你这样对待我真让我伤心。”对比乔在一病不起后珍妮去看望他时所说的话，真是如出一辙：“我给了你一切，你却当众嘲笑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这两个在其他方面全然不同的男人，最终变得多么相似！女人的“幸福”是男人赐予的，因此他们期待女人的感激和顺从。赫斯顿通过揭示二者死前和珍妮的关系向读者表明，女人是无法通过丈夫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的。无论甜点心曾是一个多么理解珍妮的丈夫，只要他们仍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中，珍妮便不能通过婚姻使自我得到充分的发展。甜点心的死使她最终挣脱了传统加给妇女的以男性为主的生活轨迹。
小说是以珍妮自述的方式展开的，开始和结束都在珍妮家的后廊上。甜点心死后珍妮回到伊顿维尔家中，跟随着她的是指责和谎言。儿时的好友费奥比来看她，她就在后廊上对她讲述了自己一生追求实现生命意义的经历。在珍妮与费奥比的关系中，赫斯顿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间相互支持的群体的雏形。不少当代黑人女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种黑人妇女为了获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相互鼓励和支持的姐妹群体的力量有更多的描写，寄予了更大的希望。费奥比用自己的关切爱护使心力交瘁的珍妮得到了慰藉，而珍妮则以自己对男权社会反叛的经历唤醒了费奥比的自我价值感。在珍妮讲述结束后，费奥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光是听你说说我就长高了十英尺，珍妮，我不再对自己感到满足了，以后我要让山姆(费奥比的丈夫)去捕鱼时带上我。”
小说的结尾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作者的意愿。她希望女子都能像费奥比一样，从珍妮一生的奋斗与追求中看到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之重要，从而萌生出希望改变现状的要求。正是在表现女性对精神生活的独立追求上，《他们眼望上苍》开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先河，因此，说赫斯顿是当代黑人女性文学的先行者，她是受之无愧的。
赫斯顿小说的艺术特点之一是大量使用了美国黑人独特的民间口语表达方式和形象化的语言。爱丽丝·沃克在评论这部作品的语言特色时是这样说的：“她(赫斯顿)不遗余力地去捕捉乡间黑人语言表达之美。别的作家看到的只是黑人不能完美地掌握英语，而她看到的却是诗一般的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力图保留作品的这些特点。但是赫斯顿所使用的语言中具有的音韵节奏，由于两种语言的巨大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流失，留下的是无奈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