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祝中国人民坚持站立了五十周年，我们学校要演节目。
上音乐课，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音乐老师要选大合唱的人。
于是班上开始风言风语，有些人开始吊嗓子，有些人开始连打带踢地给他们伴奏。
可是等老师真的来挑人，他们又鼠目寸光地站在墙角，站了一排，低着头，背着手，表情悲壮，没有一个敢嬉皮笑脸，像在集中营里等待枪毙的犹太人。老师拿了个指挥棒对着他们指指点点，指不定先结果谁。最后除了一个笑嘻嘻不够严肃的男生外，其他痛不欲生的男生都被选中了。
当然选女生时，我也被选中了，这也没啥光荣的，女生只有三个没被选上：一个是喊不出声的，一个是将要留级的，一个是满嘴胡子的。
排练也不知是怎么过去的。只知道我站在最后一排，平时老师不在就只对口型，老师来了就提着嗓子叫几声，晚上回家要赶作业。
好激动。正式演出开始了，我们没有相同的演出服，就穿着学校的游泳衣，桃红色的，外加一寸长的裙子。不幸中的万幸是，那游泳衣不是三点式。
我们是第一个节目，所以有很多家长来帮着拿衣服，我们没有家长跟的，老师就跟赶鸭子一样把我们赶上了台。我皮笑肉不笑地站在最后一排，无一差错地对着口型，不过也被第一排那些“宠儿”渲染到了喜悦的心情。
最后一个动作是，我们把藏在背后的花举过头顶，抖抖抖，抖抖抖，一时间花如雨下，不少女同学可惜地望着脚下辛苦从花瓶里拿来的假花，但台下的嘘声使她们想起了自己的任务，于是又重新恢复了“甜美”的笑容。
终于，我下台了，去观众席找我的位置，我如同打了胜仗的将军，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不停地用“美妙”的嗓音到处问：
“我坐在哪里我坐在哪里我坐在哪里？”
第二个节目是老师们跳的《春天的故事》。我不禁有些担忧：老师们换衣服来得及吗？果不其然，隐隐约约看到老师是提着一只鞋上台的。真是应了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别看她们气势宏大，浩浩荡荡，里面可是老的少的全上。
看了老师第一眼，我就生气。她们穿着白裙子，一人头上绑了个椰子树，这么好的打扮咋不给我们呢？她们的粉和胭脂也抹得特别多，使得脸和脖子颜色差距好多，好象脑袋是别人接上去的，可怕！再看看学生，整个一个“小米加步枪”，抹多少胭脂还得限量，苦啊！
老师跳舞，脖子就是僵硬，但还是不知好歹地往前冲，也不知道咋编得出这动作。活象一群大白鹅。可不难看出春天来了她们很兴奋，忽然，出了差错，一位老师的裙子太长了，钩在脚底下。老师生气，连蹦带跳地抱起脚来，单脚跳跳跳。这可是开场以来第一个高难度动作呀。裙子下来了，老师又开始伸胳膊伸腿，我们以为风波过去了，谁知裙子还没被解放。她只好又单脚跳到一个角落，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脱掉鞋子，把裙子弄下来，速度之慢，无人能比。
她没注意到她的战友正在对她挤眉弄眼，原来到了最后一个动作，那位老师又是第一排的，差她就造不成型了，于是她边跑边穿鞋到达了目的地，红幕落了下来。
我们不敢笑，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手举起来，准备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即使天塌下来，规矩依然照旧。那位老师下台来了，一遍又一遍地近似废话地解释自己的失误。她的脸更红了，红光撒了一地。
后面的节目平淡无奇，不是大红袄，就是红兜兜。摸爬滚打，乱蹦乱跳。
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音乐剧。剧情是说小海燕是地主的“工人”，后来红军来了，把小海燕救了。
小海燕令人失望，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不是哭就是昏倒，要不就是瞪眼睛，眼睛就没闲过。每当这时候，就有个扮成婆娘的插着腰，替她指桑骂槐。
地主这帮子人就要多费点唾沫星子说说了。海燕是一副凶脸孔，婆娘也没有好声气，只有地主上场了，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地主胖胖的，让人联想到猪肉包子，看上去倒不像个坏人。他的那个狗腿子，嘴巴的左上角被点了个大大的“美人痣”，看上去可是坏到姥姥家了。
其中一个被称为学校“黑社会”的“老四”，所以说老师在选坏蛋上，内行！
“地主”很惨，他耀武扬威了一分钟，就被红色娘子军绑起来，跪在地上。
狗腿子露脸了一分钟就不见影了，可能被枪毙了—不过也不一定，他可能当红军去了，因为我看见红色娘子军的头头嘴巴上的那颗痣没洗干净，他一出来，小海燕一下就扑到他怀里去了。我们观众就有人捂眼睛，有人嚼舌头。
最惨的还是后面演波浪的。整个节目就跪在地上，地主来了，就一上一下地挥表示抗议；红军来了，就一左一右地挥表示高兴。人家小海燕都被解放了，她们还跪在地上无边无际地挥舞着双臂。给人感觉就是一群跪着的胳膊。
也不能多看了，下个节目是我拉小提琴，我想，可别让我跪在地上拉小提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