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
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
——苏轼《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这是苏轼悼念亡友文长老的一首七律。永乐在今浙江嘉兴，文长老是嘉兴本觉寺的住持，也是苏轼的蜀中老乡，两人交情甚笃。苏轼本是儒者，“奋厉有当世志”，但他与释道两界关系颇为密切，有很多僧人和道士朋友。
七律并非苏轼最擅长的体裁，他更擅长的是古风，尤其是七古。详细论之，苏轼的文章比他的诗好，而他的诗又比词好。今日通行的文学史盛称苏轼的词，似乎认为苏词要好于苏诗，这着实是不懂中国文学的表述。
苏词的名气的确比苏诗大，但这是在大众范围内而言。论对创作者的影响力，苏诗比苏词深远得多。苏诗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时间的纵向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晚清民国，都有许多人学苏诗；二是表现在受苏诗影响的，大多是有深厚学养的巨公，例如晚清同光派的领袖人物郑孝胥，其诗作就有苏诗的影子。
不过，比起苏诗和苏词，苏子的文章更加出色。《前赤壁赋》《潮州韩文公庙碑》《留侯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些名篇，已是有口皆碑，他本人也真正做到了“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潮州韩文公庙碑》）。大抵苏轼本人性格开旷，其所长在娓娓道来，文章尤其是古文这一载体，能令苏子这一性情有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地。所以苏子的文章，即使是寻常题材，也写得俊逸不凡。而苏子的一些诗，读来往往像一篇文章。这个现象，对于如此一位天才来说，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这首七律，并不怎么为今人熟知，因为许多有名的宋诗选本，如陈衍的《宋诗精华录》，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都没有将它选入。许多人知道苏子七律中的“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熟谙“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或将“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倒背如流，却很少人提起“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这也有力说明了，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最广为人知的。
本诗首联“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说的是文长老一生一死的变迁。“云归”是“驾鹤西去”的含蓄表达。首联直书其事，两句之间已给人一种沧桑变换的起落跌宕感，可谓出手不凡。颔联“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是将上一联的意思阐述深化，使之更加细致。苏轼第一次拜访文长老，长老已经是老态尽现；第二次拜访，已经是卧病不得相见；到了第三次登门的时候，长老已经圆寂。“一弹指顷去来今”，时间的变化，真有如长了魔翼一般，弹指之间，就已经人事暗换。这里面的感慨，相信即便没有经过类似事情的人，也能体会得到。
值得一说的是，“三过”“弹指”等词汇，在苏轼的作品中并非“孤本”，且看他凭吊恩师欧阳修的《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首词里的“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意思其实和“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几无异致。因此这里的“三过”，也可以是概说，未可坐实是“三次造访”。大抵一个得意的词或句子，被作者用顺手了，就会不经意地多次出现，钱锺书在《宋诗选注》里就披露了苏诗里有很多面相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相似的“李鬼”。不过，这也是许多诗家的通病，非苏轼一人独有，例如唐代写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许浑，也是一个不惮于重复自己的诗人。
平心而论，对于成名诗家来说，这种重复自己的现象，并不会妨碍他们的成就。试问哪一本诗集会毫无瑕疵？俗人是“一俊遮百丑”，何况他们是“百俊遮一丑”？讨论一位诗家，不应总把目光放在他的瑕疵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苏轼在政治上不得意，这对于自小就有济世之心的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况且他历经世事，已经见惯了人的生死、事物的存亡，对于文长老的遽然离世，实在是无泪可洒，但是乡井之情怎么也忘不了。
这里所寄托的，不仅是他和文长老的同乡情谊，也有苏轼对于故乡蜀地的深沉感情。依据格律，对句的“忘”字在这里用作平声，读wáng，不能读成去声。“尚有心”三字，为下面的典故埋下伏笔。
尾联“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暗用了一个典故，据唐人袁郊《甘泽谣》载，僧人圆观与书生李源友善，曾与李源相约在自己卒后十二年于杭州天竺寺相见。十二年后，李源如约来到寺前，遇到了一个牧童，疑是圆观的再世之身，见李源来，牧童口中作歌：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苏轼曾根据《甘泽谣》而写成《僧圆泽传》，但把“圆观”写成了“圆泽”。在这个故事里，牧童见到李源，赞赏李源的守信，复劝说李源没有必要伤感，人各有命，不必执着前缘，两人也没有再行细谈，就此离开，各自天涯。
这个典故用得很巧妙，李源和圆泽两人的身份分别是书生和僧人，对应的就是苏轼和文长老的身份，这就很切实了。今天很多人写诗作文，喜欢用典故以显示才学。但是典故是不能乱用的，要切合所叙述的内容才算得体，否则就成了堆砌——用典本来是希望能够为诗文增色，但堆砌就反而成了诗文的赘肉。
“得体”二字，非常重要，它考验的是作者的学养，这是基本功。得体的作品，表明作者的功底扎实，进而才能论思想。比如当代有些人热衷于写赋，铺张华丽，全文却不见一个押韵的地方，这暴露的是作者不明白“赋”这个体裁的基本要求：押韵。如此“赋”文，纵使写得如何洋洋洒洒，也是没有地基的大厦，是不足取的。
细看苏轼的《过永乐文长老已卒》，不只是典故的运用，还有词汇的遣使，都是非常得体的，如“鹤瘦”“云归”“弹指”“去来今”，都是佛家的词汇，匹配文长老的僧人身份。而在写法上，第一句“初惊鹤瘦不可识”，格律是“平平仄仄仄仄仄”，第五、六字处应该用平声，但用了仄声，这是七律所允许的拗句。而“三过门间老病死”（第五字应平而仄），“欲向钱塘访圆泽”（第五、六字平仄互换，属变格），也是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拗句。本诗一拗再拗，极尽变格之能事，使全诗有种一以贯之的突破常格之思想。这也是一种“得体”。
传统学问有其门槛，不容许人率意而为。然而这些门槛并不会扼杀创造力，只要你稍经训练，就能掌握其中的规矩。迈过门槛之后，将有一片广阔的草原供你驰骋。譬如在诗这个文学体裁里，七律的要求是最严格的，但其中的规矩并未成为枷锁，譬如晚清诗家的一大成就即为七律，水平不让唐宋名家。
这首《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被清人赵克宜赞为“意沉着而语流美”，是“七律佳境”。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此诗语言畅美，但内意沉着，确是七律精品，而为此诗带来分量的，则是里面的“沉着”之意。苏轼是一位有深忧的士人，或许是因为遭际蹭蹬的缘故，苏诗往往着意于表现出一种洒脱的意态，人们至今仍然乐道他的旷达。然而在苏轼的诗集中，还有像《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这般沉着的作品，它们更值得寓目，因为那是苏子生命最深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