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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位任课老师都要把一本极厚的教科书在5个月内讲完，但这些内容最终落实到期末试卷上只不过是100分的试题，薄薄的几张卷子而已，所以我没有把一本书全部搞懂的必要，只需掌握试卷上100分中的60分即可，也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究竟何为精华呢，这个答案可以在往年的试卷中轻易找到。书中的重点内容对于每届学生来讲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突出这些重点内容，当然是在期末考试中予以考察，把重点内容转化成试题。老师除了对分房、凭职称等切身事件表现出态度积极外，在出考试题上采用的是拿来主义，也就是把往届试卷在今年再用一遍，只是把已知变成求解内容，把求解变成已知条件，或是改改数据而已，有时甚至连数也不改，干脆照搬原题。所以，我只要将往年的试题一一搞懂，便可顺利通过本次考试。
老师为了限制及格率（总要有一些学生不及格才合情合理），不会将往年的试卷作为复习资料发放给学生，但每次考试期间，总会有各科目的往年试卷在同学中间流传，颇令老师们头痛。他们之中一些不懒惰的人会把试题稍作改动，但大多数老师还是出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我之所以缓考理力和材力就是因为这两门课的老师出奇地勤快，我分析了以往三年的试卷，发现内容均不一样，这便是他们的勤快所致。
没有被我放弃的四门考试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计算机绘图和毛泽东思想概论。
高数是基础课，全校学生都要学习，所以考高数前我时刻与周舟呆在一起，遇到不懂的问题，总会有周舟给我讲解。如果周舟讲后我依然不明白，我就决定去教室外抽根烟，周舟会在这个时候拽住我的衣服死死不放，说：“你坐下，我再给你讲一遍。”我只好身不由己地坐下，直到周舟颇费口舌地将问题给我讲明白。问题搞懂后，我也就不再有抽烟的想法，这正是周舟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题的目的所在。
周舟在我面前总是很谦虚地表现出我们的学习水平并驾齐驱，其实则不然，如果以成绩将学生划分为好中差三等的话，那周舟毫无疑问地属于学习好的那类，而我会很有自知知明地走进差生行列，周舟之所以甘为底层，是出于体谅我的原因，她怕我心有成见。其实周舟大可不必这样去做，我不像有些男生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如女朋友而无地自容，尽管我不去上课，经常抄作业，学习成绩名落孙山，但我依然能够昂首挺胸地去女生楼找周舟并把她搂入怀中，我并不以学习成绩好为光荣，不好为可耻。学习成绩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它仅仅是一个与你被现行教育制度压迫、同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参数而已。
通过周舟煞费苦心的督促和微薄进取心的驱使下，我居然鬼使神差般地在三天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复习高数，并信心十足地走进考场，又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场，没有随近一半人成绩不及格的波逐流。
另外三门考试也被我的努力和考前在各方面做出的充分准备共同作用，一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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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过后，大家商量在宿舍内置办一台电脑，价钱平摊，每人一千块钱。
马杰始终对此事持热衷态度，他打着学习的旗号向他妈要了一千块钱，实则却是为了玩游戏、看VCD（多数是毛片儿）、上网泡姑娘。
经过无数次的讨价还价、软磨硬泡、摆事实讲道理后，我们最终以五千七百元的价格攒了一台配置在当时还算领导潮流的机器，剩下的三百块钱除雇佣一辆黑车将电脑拉到学校，又在一外地男子手中购得WIN98盗版盘一张外，我们还去搓了一顿。
尽管我们在吃得已至饱和、喝得已不清醒的情况下仍在不断地加菜、让服务员一瓶瓶地上啤酒，但还是剩下二十七块钱无论如何也花不出去。
张超凡建议用这些钱买软件盘，马杰说买游戏盘，赵迪说买两盆花净化空气，我和杨阳一致同意买CD，齐思新说去买毛片儿……各抒己见，不一而足。
我们当时居然谁也没有想到将这二十七块钱分了，每人四块五。
几天后，为了花掉这二十七块钱，我们又一同去吃羊肉串，吃得甚为尽兴。结帐时，我们给了老板二十七块钱，老板揪住我们死死不放，说：“差他妈远了！”我们只得又凑出两个二十七块钱，才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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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大家并没有因为放假而离开学校。
张超凡为了学习留在学校，当我问到他还有什么可学的时候，他说要学的东西简直太多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马杰没有回家是为了可以不分昼夜地守在电脑前玩游戏、看毛片儿，在家里他妈每天都要让他用电脑帮她算帐。赵迪留在学校是为了过小资生活，自己用电火锅煮面还涡鸡蛋，看得我一个劲儿地流口水，第二天我就去早市儿买了两斤鸡蛋，让赵迪下次煮面的时候捎带手给我涡两个。
宿舍用电有限制，每当赵迪煮面与马杰看毛片儿同步进行时，必会跳闸，导致电火锅和电脑同时停止了工作，其结果是赵迪皱着眉头吞下半生不熟的面条，马杰看到兴起时画面却突然变成黑屏。为此，他俩曾争执不休，经过多方调节，两人最终达成这样一项协议：马杰在每日早、中、晚的吃饭时间里停止使用电脑，以便保证赵迪能够用电火锅将面煮熟，但赵迪为此必须付出每次煮完面让马杰先吃一口的惨重代价。
齐思新留在学校一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与佟小娅厮混一起，佟小娅在学校报了一个英语口语班；二是因为我们的乐队成立了，齐思新作为鼓手加入乐队。据齐思新自己讲，他小学时曾在学校鼓号队敲过小军鼓，可算作有些基础，至少比我们强。
杨阳在乐队中担任主唱和贝司，我负责节奏吉他，钟风也放假了，作为主音吉他加入乐队，我们就这样一拍即合。
为了找到一个可供排练的场地，我们几经询问，四方打探，颇费周折，最终在一栋十八层高的商品楼里租得地下室一间，房租是250元，四个人均摊。我们本想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民房，但那些房主在得知房子将被我们用于乐队排练时，无不摇头摆手，连声说“NO!”（久居大学周边，耳闻目染，当然会说些英语），因为以前曾有学生乐队租过这里的民房排练，搞得四周鸡飞狗跳，老人又哭又叫，妇女月经不调，小孩大便干燥，所以房主们对我们表现出坚决不可以的态度。
我们又从一支本校乐队手中购得二手乐器，价格低廉又适宜我们使用。这支乐队曾经在学校里声名显赫，如今成员们已经毕业，即将各奔东西，走向各自的道路。他们的主唱接过我们买乐器的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趁现在能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于是我们四人每天凑在一起反复排练，查缺补漏，不断磨合。几周下来，颇见成效，周舟已经能够做到不堵耳朵走进我们的排练室了。
这期间，我完成了生命中的重要体验——我和周舟将爱情彻底进行到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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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周舟每天都要来排练室目睹乐队的成长，还可以帮我们收拾一下狼狈不堪的房间。我们的排练室脏乱差得惨不忍睹，墙角堆积着无数个烟头，电吉他与贝司的音频线混乱地交织在一起，食品袋、烟盒、打火机满目皆是，各种乐谱肆意出现在乱得不能再乱的房间的每个角落。周舟对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能否排练出好的音乐表示怀疑，所以每次排练后，周舟都要帮我们清理杂乱的房间。
有时候，周舟会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用纸堵住耳朵听我们演奏。周舟能够起到音乐监制的作用，每当我们演奏完一曲，大家便会将目光转向周舟，问她感觉如何。周舟在这个时候只说两个词，一个是“一般”，一个是“还行”。起初，我们并没有发觉这两个词语之间有何差别，但日久天长，我们从周舟的面部表情中发现了这两个词语间的微妙关系。每当周舟说“一般”的时候，都是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并伴以眉头微蹙；而周舟每次说“还行”的时候都是脱口而出，面带轻松的微笑，如果周舟的脚或身体在我们的某次演奏中随着节奏打拍子或晃动的话，那么她对这次演奏的评论一定是“还行”，也就是说，“还行”和“一般”在此处分别代表着“及格”和“不及格”。所以，每当周舟对我们上一次演奏的评价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会再重练一次，直至周舟说“还行”为止。
只是我们从始至终就没有听到过周舟说“不错”的时候。
一次，钟风带何乐来排练室玩，大家买了些食物和啤酒，边吃边唱歌，一直玩到很晚。喝酒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时间，直到啤酒被喝光，何乐才想起自己还要回学校睡觉，可早已过了末班车的时间。就在我们正不知所措的时候，钟风放下手中的吉他，走出屋子。
稍后，门开了，钟风吃力地抬着一张行军床进来，说：“我从物业那儿找了一张床，一天一块钱。”就这样，我们在原本拥挤的排练室里又摆下了一张床。
我们宿舍隔壁的一个同学因无法忍受学业压力，远走他乡，去了英国留学。他离开祖国的心情过于急迫，尚未搬走自己的行李，就乘着飞机消失了。钟风将此人的被褥搬到排练室，铺在行军床上，一屁股坐上去说：“真他妈舒服，今晚我和何乐就睡在这里了，你们都走吧！”
何乐的脸上浮起一片红晕。
第二天中午吃过饭，我们背着吉他来到排练室的时候，门还在里面紧锁着。我们手脚并用地敲门，钟风在里面喊道：“轻点儿，门都快踢坏了！”
“我们就是要把门踢开，看看你丫在里面干什么呢！”
片刻后，钟风打开门，我们蜂拥而入。被褥已收拾整齐摆放在床头，何乐披头散发不好意思地坐在床边，钟风坐下搂住她说：“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此后，钟风一有机会便带何乐来排演室玩，而且故意玩到很晚——过了末班车的时间。我们也会故意拖到很晚还不回宿舍睡觉，直到钟风面带不悦，何乐面露倦意的时候，我们才会嬉笑着离去。有时我们也会知趣地早早离开，并跟钟风道别：“早点儿休息吧，不耽误你们了。”
“滚蛋，别瞎说啊！”我们刚走出去，钟风便把门紧紧撞上，我们还听到何乐的声音：“把门插好了。”
钟风的行为深深地影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