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见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四十多年后，邓小平依旧对那个时刻记忆犹新。
羊山集战斗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准备进行休整。
然而，战场形势突变。
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开始向鲁西南战场移动而来。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师进至定陶、曹县之间地区；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师及骑兵第一旅进至红船口和临濮地区；整编六十八师进至鄄城以南；整编五十八师进至巨野以南；整编第五师和整编八十四、八十五师已西渡运河。国民党军大兵力快速推进，于鲁西南的一角，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形成钳形攻击态势。
更严重的是黄河南岸老堤即将决口的传闻。连日的大雨使黄河水位猛涨，滦口附近的水位已经由平时的两米猛增到三十米以上，每秒流量已达到两千零三十四立方米。这一惊人的水情数据表明决口的传闻并不虚妄。如果国民党军要炸毁黄河大堤，那么，刘伯承和邓小平一方面要面临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合围，另一方面要面临黄河之水滔天而来，这对于聚集在狭窄地域里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来讲无疑是灭顶之灾。
所以，跃进大别山必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说：“中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
兵分三路跃进大别山的部署是：西路由杨勇的第一纵队组成，并指挥中原独立旅，沿曹县、宁陵、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河南南部；东路由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组成，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安徽西部；中路由中原局、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和王近山的第六纵队组成，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
刘伯承催促参谋人员迅速了解黄河水情，确切了解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西、平汉路郑州、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河流、交通和道路情况，并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刘伯承说：“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立即行动了！”
大雨还在下，刘伯承指挥部的院子里涨满了水。已经来不及与陈毅、粟裕详细沟通了，刘伯承只与他们通了一次电话：
“我们上马了。”
“牌怎么打法？”
“一张鹅牌。”
“鹅牌”，牌九中的一张牌，一边一点，一边三点。刘伯承的意思是：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出发。
为了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南下作战，毛泽东命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共五个纵队，暂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华东野战军的任务是：在刘邓大军跃进的反方向，坚持内线作战，以牵制国民党军。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次著名的军事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
为了保密，野战军各纵队都更换了代号，代号是以纵队参谋长的姓加上村庄地名组成的。野战军直属纵队参谋长是李达，纵队代号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纵队代号是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纵队代号是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纵队代号是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纵队代号是姚关屯。是夜，西路的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从马楼和孟庄之间约八公里的缝隙间，钻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线；东路的第三纵队避开独山集和羊山集之间的敌人，向南绕行，顺利穿越封锁线；中路部队在略有小战之后，也开始向陇海路急促接近。
蒋介石接到刘邓部大规模南移的情报后，立即命令各路部队迅速南追。但是，在徐州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判断却是：刘邓部要渡黄河北退。于是，命令各部队立即向北阻截。顾祝同的判断来自空军的情报：“黄河边有共军甚多，正纷纷北渡黄河。”——空军的情报无大失误，因为刘伯承特别命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边架设浮桥，佯作大规模渡河之势——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因此认为：“共军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如未能渡过，明日必在郓城一带发生战斗……”蒋介石和顾祝同一南一北的作战命令，让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不知所措。八日，当顾祝同终于明白刘邓部北渡黄河是虚晃一枪的时候，急令部队掉头南下追击。但是，此时蒋介石又判断刘邓部主力南下必是佯动，隐藏着“北渡黄河北窜”的目的，因此下令各部队再次掉头向北，赶在刘邓部之前达到黄河岸边。对此，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深为不满：“蒋介石这些处置，都是代替前方指挥。前方报了情况，他才决定处置；等到命令下达，情况又已变化。他毫无统帅的越前处置，徒追随情况下命令干涉琐事，除拘束指挥员外，绝不能适应战况……”
八月十二日，刘邓大军各路部队全部越过陇海铁路。中央军委特发来电报，电报中提到了共产党人十几年前的长征：
刘邓，并告陈粟：
有三点请你们斟酌：（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急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四）以上三点，如刘邓认为可行，则请告知陈（陈士榘）唐（唐亮）、叶（叶飞）陶（陶勇）一体遵行，使大家有精神准备，以利战胜蒋介石。
军委
未（未时）文
在陇海路以南休整两天之后，十六日十一时，刘邓大军开始向黄泛区前进。
此刻，蒋介石依旧认为“共军北渡黄河之公算最大”，而刘邓部越过陇海路不过是“北渡不成向南流窜”，下一步刘伯承的企图必是“越过平汉路西窜”。国民党军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称：“山东共军败北，已了如指掌。为策应山东而窜鲁西南之刘伯承残部又陷入泥潭，一部在黄河南岸成了死棋，一部在单县、曹县、虞台彷徨，一部抱头鼠窜误入睢杞包围圈，强大的国军已经完全控制鲁西南局面，最后决战即将展开，聚歼顽敌计日可待。”
造成蒋介石与顾祝同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知道共产党人往往不按常规出牌。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刘邓大军的十万人马会不要后方，孤军从黄河边直下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人还没有这个胆量与实力，况且这种类似自杀的举动也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
刘邓大军陷入了黄泛区散发着腐烂气息的泥沼中。
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为阻挡日军南下，在黄河郑州段的花园口掘开了大堤，人为地迫使黄河改道，由安徽北部注入淮河。黄河决堤，给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一千多万百姓带来空前的灾难，中国国土中部的辽阔平原变成一片汪洋——“洪水猛溢，尸浮四野，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蒋介石下令将黄河恢复故道，其真实意图是以黄河天险阻止共产党军队南北机动。结果，黄河大水一退，在豫东鹿邑至项城之间，出现了宽约四十里的沼泽地域，沼泽内，积水浅处没膝、深处齐腰，如逢雨季寸步难行。
夜晚，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大车一齐踏入泥浆，官兵们在齐膝深的泥沼中艰难地移动，炮兵、辎重和担架队很快陷入困境。平日，野炮都是由大车拉的，最重的榴弹炮得用十轮卡车拉，现在官兵们只能把那些炮卸下拆散，再用人力扛着或抬着通过泥沼，但仍有十分沉重的部分无法移动。马匹嘶鸣，挣扎着往下沉，眼看着就没了踪迹。大队人马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时，发现仅仅前进不足十公里。在薄明的天色下，逐渐清晰起来的大沼泽让官兵们心惊肉跳：一眼望去，茫茫一片，除了泡在泥水中的三四棵枯树或一两个房屋的屋顶外，四野荒凉，空气中弥漫着从污泥里冒出的腐腥味。
第六纵队排长刘占魁回忆说：
敌人的飞机飞过来了，几乎贴着水面飞，机枪子弹嗖嗖地射着，扔下的炸弹一掀就是几丈高的水柱，没有地方隐蔽的骡马、大车被轮番轰炸，趴在车下的许多战士，连同车辆和牲口一起被炸死了。炮兵连的一个战士腿被炸断了，抱着断腿在叫：“排长！排长！”我顾不得头上的敌机嗡嗡地叫，爬到他身边，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要给他包扎伤口，这个战士头一歪在我怀里牺牲了。
许多年后，刘伯承也回忆说：“有的地方，明明看着水已干涸，但一脚下去，却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使劲越大陷得越深，甚至拔不出来，马匹的驮鞍早就卸下了，各种炮也都尽可能地拆散，扛着涉渡。马匹吼叫着，越挣扎越下沉。炮车轮越旋转越往下钻。”
十八日夜，刘邓大军终于走出黄泛区，在河南东部渡过了南下途中的第一条大河——沙河。
此时，有关刘邓部动向的情报被不断地送到蒋介石面前，刘邓大军沿途所过之处的地主民团也不断地纷纷告急。最令蒋介石吃惊的是，一张地图被十万火急地送到南京，说是河南某县的官员在共军宿营的地方捡到的，而这竟然是一张湖北省地图！刘邓的部队已经渡过沙河，蒋介石从地图上顺着河南、湖北一路看过去，他终于醒悟到：刘邓部并非在向南逃窜，而是有目的地在向湖北的某个地方奔袭，而这个地方只能是大别山，因为那里是共产党武装的老巢。蒋介石立即部署各路部队火速赶往河南南部，以阻止刘邓大军渡过汝河。
汝河，“河床深陷，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是刘邓大军南下需要面对的第二条大河。
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顺利渡过了汝河。而由纵队副司令员韦杰率领的第六纵是最后一支渡河部队，其先头部队是十八旅。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跟随六纵抵达汝河北岸的黄刘营。十八旅旅长萧永银并不认为渡过汝河有什么难处。河不宽，水不急，对岸只有一些零星的枪声。萧永银命令五十二团立即渡河，上岸后抢占地势较高的大、小雷岗村，构筑掩体，以待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二十三日拂晓，五十二团顺利地过去了一个营，占领了小雷岗村，并向大雷岗村延伸。
二十四日上午，河岸四野一片寂静。中午时分，汝河南岸突然烟尘滚滚，在西侧的公路上，黑压压的国民党军蜂拥而至。五十二团参谋长沈伯瑛顿时紧张起来，立即请示旅指挥所，建议趁敌不备之时冲击一下，但是他没有得到同意的答复。这时候，国民党军开始炮击小雷岗村。
十八旅的官兵冒着敌机的轰炸在汝河上架起了浮桥。
天黑了，纵队副司令员韦杰赶到了，萧永银将旅指挥部前移到汝河北岸一间距渡口只有百米远的草房里。
国民党军把汝河南岸一线的村庄都点燃了，大火将夜空照得黑里透红。
十八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岸敌情不明，不敢贸然打过去；可如果继续等待，一旦敌人在南岸布防完毕，后续部队渡河将面临巨大危险。
韦杰和萧永银均举棋不定。
深夜，刘伯承和邓小平来了，他们对十八旅整整一天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感到十分不满。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我们的前面有整编十五师和整编八十五师，后面追击的是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敌人追击部队的前锋已经与我们的后卫部队四十六团接上火了。
韦杰和萧永银这才感到情况的严重。
刘伯承说：“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邓小平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亲自部署了渡河方案：“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十六旅接替五十二团的防务，固守大、小雷岗村，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
尤太忠的十六旅立即接防了大、小雷岗村阵地，萧永银的十八旅开始准备冲击。旅政委李震率五十二团为左翼，萧永银率五十三团为右翼，共同组成第一梯队，沿着大雷岗村向南杀出一条路来。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前后各一个营，保护野司和纵直过河。萧永银对官兵们说：“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就在五十三团，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冲锋。我们要誓死保卫首长，我们要准备牺牲。大家枪上刺刀，手榴弹开盖，遇到敌人就打，打完了再往前冲。我们旅打剩一个团，团打剩一个营，就是全部打光，也要打开一条通路！”
子夜二时，十八旅的冲击开始了。
炮火冲天，弹雨横飞，腹背受敌，决死一战。十八旅官兵攻下一个村庄，接着又向前面的村庄扑过去。刘伯承守在电话机旁，萧永银不断地打来电话报告说：“还在继续打！”泥楼、大杨庄、王庄、车桓庄，冲击迅速向南延伸，一条长约五公里、宽约三公里的通路被打开了。
有史料说，十八旅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军重兵布下的防线上打开南渡汝河的通道，当面整编八十五师一一〇旅旅长廖运周有意避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廖运周，中共地下党员，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率部于战场起义。新中国诞生之后，有人曾问及廖运周当年在汝河边的战事，廖运周回答说他的部队“根本就没怎么打”。他曾向团长们交代：“共军打到哪个村庄，你们就撤出那个村庄”，共军要是“不要命地往前冲，我们就把枪往天上打，不能去硬碰硬。”战后，当他的上司指责他有意放走共军时，廖运周声辩说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
当十八旅不顾一切冲击的时候，在河边担负掩护渡河任务的十六旅承受着巨大的作战压力。十六旅的当面，是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六十四旅。十八旅政委李震战后回忆说：
他们任务显然比我们艰巨。我们现在是从敌人的薄弱部位打开一条通路，把部队掩护出去，而他们则要遏住桥头堡垒里的敌人，使其不能前进一步。这样他们就得受敌人的三面火力夹击，并一直要坚持到天黑……部队伤亡很重，有的连队三分之一，有的连队三分之二，营长牺牲，派作战参谋前去指挥，刚到营指挥所，就又牺牲了，于是教导员代替指挥。有的连队没有干部了，战士便独立作战……
此时的汝河渡口一片混乱。机关人员、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大量辎重拥挤在狭窄的浮桥上。抢渡的队伍中还有野战军文工团的队伍。出发前，文工团员们每人发了一张面饼，并通知他们渡河后的集结地是彭店。指挥部怕他们把这个地名忘了或是失散后需要寻找部队，特别要求文工团员们把地名写在手背上。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徐怀中，曾是抢渡汝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中的一员，他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路上看到机要部门在焚烧文件地图，一辆吉普车在燃烧，人喊马叫，气氛相当紧张。文工团队伍登上汝河浮桥，浮桥是由小船排列搭成的，上面铺了木板和秫秸，踩上去便剧烈地摇晃，许多人一上桥就摔倒了，爬起来又跑。数架敌机轮番向浮桥投弹扫射，河里不断冲起高高的水柱，两个男同志架一个女同志，脚不挨地，很快冲过河去。抬头看，刘伯承司令员站在岸边，他保持着素有的军人姿态，在看着部队通过浮桥，时不时挥一挥手，示意跟紧队伍。大家很受感动，又担心着，希望刘司令员尽快离开渡口才好。
二十五日下午十六时，刘邓大军后续部队四万多人和两百多辆大车渡过了汝河。
第六纵队副司令韦杰最后一个通过浮桥。
然后，浮桥被后卫部队四十六团的工兵炸毁。
一年零四个月之后，率部在汝河当面阻击刘邓部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已经升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吴绍周在双堆集乘战车逃跑时被中原野战军俘虏。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战俘所见到了他，提到汝河边的战斗往事时，吴绍周说，当时双方兵力悬殊，我们又有飞机大炮，阻挡你们很有把握。但是，还没等我部署完毕，你们就冲过来了。刘伯承告诉他，自己是二十五日早晨从大雷岗村方向渡过汝河的。吴绍周听后大为吃惊，当时他的指挥部就在大雷岗村附近。他对刘伯承说：“天呀！幸亏没有打上你们任何一位！”
追击到汝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河边躺着不少刘邓部的伤员。
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牺牲的十六旅只带走了部分轻伤员。这里不是解放区，没有百姓跟随在部队的后面转运伤员，而部队还要长途奔袭作战，重伤员只能被遗留在战场上——“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那些身负枪伤、弹伤的重伤员躺在依然缭绕着硝烟的汝河边，看着自己的队伍迅速远去；而那些因鲜血即将流尽而奄奄一息的官兵，很快就长眠在了这条大河的岸边。
刘邓大军一路南下，国民党军的布防形同虚设，怒不可遏的蒋介石斥责国军追击部队“迟出早归，形似旅行”。为此，他撤销了陈诚的参谋总长职务，这一职务由他自己亲自兼任。
二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到达淮河北岸。
淮河是这支十万人的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关口。
此时，这条位居中原的大河正值高水位期。刘邓大军到达岸边，只找到十几条小船。十几条小船如何把全部人马短时间内渡过河去？刘伯承亲自来到渡口，拿根竹竿试探水情，认为完全可以架设浮桥。部队正在架桥的时候，一个小个子马夫连同他喂的马徒涉过河的情景引起了刘伯承的注意，他立即命令各部队：停止架桥，按照马夫过河的路线迅速徒涉。
大队人马部队就这样浩浩荡荡渡过了淮河。
二十七日晚，在汝河边未能截住刘邓大军的整编八十五师追抵淮河北岸。师长吴绍周命令部队立即在刘邓部过河的地方徒涉，不料，国民党军的前卫人马刚一下水就被陡然暴涨的河水冲走了。
淮河的洪峰到了。
吴绍周哀叹道：“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之后到达淮河边的国民党军十多个旅全部停在了北岸。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说：“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河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谓奇矣。刘部进入大别山，陈赓部进入伏牛山，已形成掎角之势，从此中原无宁日矣。”
如果说在国民党军的眼里，刘邓部向南纵深跃进的举动不合军事常理，而在兵力、武器和机动手段上均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竟然让刘邓部在其控制区内冲过了千里征途，这一现实更加不可思议。
刘邓大军看见了前面高耸的山峰——大别山。
连绵的山脉是共产党军队永远的家园。
大别山，绵亘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平均海拔千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山脉的北部荒山耸立，南部漫坡上植被茂盛。腹地的潜山、霍山、英山等县境内崇山叠嶂、人烟稀少、土地贫瘠，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的发源地之一。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自那以后，一九三二年，由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受到严酷“围剿”时从这里西撤四川；一九三四年，由吴焕先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这里转战之后撤向陕北；一九三八年，由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曾从这里东进；一九四六年由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主力被迫从这里突围而出。这里是中国腹地的战略要地——“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万分疲惫的刘邓大军循着共产党红色武装的足迹，第五次踏上了这块承受了太多血雨腥风的土地。
刘邓大军中的一部分官兵，当年在这里参加红四方面军，经过万般残酷的转战之后，他们再一次回到了故乡。
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出生在大别山中李家洼村，母亲早逝，他十四岁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整整十五年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部队向大别山腹地行进途中，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李德生决定回家看看。到了李家洼村，李德生找到自家门口，别说家人，连老屋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找到叔伯嫂子家，叔伯嫂子认出他后惊喜地喊：“是德生回来了！德生回来了！”叔伯嫂子告诉李德生，因为他当了红军，父亲被国民党军抓走折磨死了。围过来的乡亲摸着李德生的满是补丁的灰布军装，啧啧感叹道：“穿得这么好啊！”叔叔给李德生做了面条，面条上有一块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又黑又硬的鸡肉。跟随李德生的参谋张方山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鸡肉嚼烂吃了。离开李家洼后，李德生对张方山说：“穷人家来了客人，要面子，上面放块肉，客人都知道这块肉不能吃，主人下次还要用的。你吃了，他们上哪里再弄鸡肉去？”张方山参谋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听说母亲找到他的司令部来了，有点不相信。参谋们对他说，六纵昨天行军时找了个向导，向导说他哥哥当红军走了快二十年了。六纵就问你哥哥叫什么，向导说叫陈锡联。参谋们正说着，一个战士用一辆木制手推车推进来一位老太太，陈锡联一看，正是他的母亲。母亲和陈锡联说了三天的话，整整三天，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流泪，因为她找自己的儿子找了整整三年，直到有人说她的儿子已经死了。部队又要走了，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和被子留给了母亲。几年以后，部队攻打襄阳的时候，有人对陈锡联说，在炮火最猛烈的城西北角，有位讨饭的老人到处打听陈锡联，因为战场上太危险，老人被战士们劝走了。陈锡联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但自在大别山里与母亲见了一面之后，此生他再也没见过万般惦念他的可怜的母亲。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比他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大别山一直是桂系的地盘。
蒋介石一生除了无法战胜共产党人外，另一个心腹大患便是桂系。一九二六年，在北伐战争中不断扩充的桂系已经兵强马壮。因对桂系庞大的势力深感不安，蒋介石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解散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认为极其不妥难以执行。消息走漏后，八月，桂系军队总指挥李宗仁联络武汉、浙江、湖南的军力开赴南京外围，重压之下蒋介石第一次被迫辞职下野。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复职，为了统一中国，以忍让的态度借桂系之力讨伐北方军阀，而此时桂系已经发展到十六个军外加七个独立师。一年以后，国民党统一了全国的军队，桂系各部队虽然番号改变，但其强大的实力在国民党军中依旧咄咄逼人。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下令兵分三路会攻桂系控制的战略要地武汉，蒋桂战争终以桂系兵败而结束。但是，桂系在这一年的年底重组“护党救国军”，联合粤军起兵反蒋。正当起兵因粤军首先撤退而面临危境时，北方的阎锡山和冯玉祥也起兵反蒋了，桂系军队立即成为阎锡山反蒋大军中的一部分，中原大战就此爆发。虽然桂系在大战中因内部分化兵退广西，但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个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李宗仁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常委。抗战爆发后，桂军参加了空前惨烈的台儿庄会战与武汉会战，以凶悍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意志力威震日军。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白崇禧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桂系的两大军事首领均位居要职。一九四八年秋，当林彪的百万大军从东北南下入关后，国民党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李宗仁和白崇禧立即重组军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再次逼迫蒋介石下野。在桂系的历史上，诸多起伏与诸多征战皆有赖于桂军的实力。桂军以治军严格、作风顽强著称于国民党军中。
桂系经营大别山区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建立了周密完善的保甲联防制度，并培植起大量的地主民团武装组织，不少军官和老兵甚至已在这里娶妻生子。
大军所至，必需粮草。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数万官兵的吃穿将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曾经四进四出大别山，这里的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军队进来就不走了，所以刘邓大军每到一村，村中的百姓皆躲避一空。不要说征粮，即使拿钱买都买不到。而如果进入敌占区买粮，官兵们的北方口音只要一说话就会暴露。更为严重的是，追击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也随即进入大别山，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大山里来回周旋，当地百姓无以供给如此众多的部队，他们要活命就必须保护自己的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壁清野”。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道：“我们虽然说不走了，但谁相信你？老乡们就看你能不能待下去。我们来了，敌人也跟着来了，老乡知道你的部队好，但你不占优势，再一拍屁股走人，他们就要遭罪。国共斗争可是生死之争，没有半点含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老百姓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不敢和解放军接触。这个我们没有估计到，以为是老根据地，有群众基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官兵们一路奔袭作战，脚上的鞋子都已经烂了。可这里不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没有人给队伍上的官兵缝制军鞋，即使官兵们想买贫穷的大山里也买不到，于是只好赤着脚行军。六纵政委杜义德指着自己脚上的一层层稻草对官兵们说：“这叫草鞋，红军长征就是穿着它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里再苦，能有长征苦吗？”他号召南方的战士教北方的战士打草鞋。六纵十七旅参谋陈品德刚参军，因为不会打草鞋，只好找来些破布用绳子把脚包起来，可是没走多远绳子就散了架，双脚被山石磨得直流血，为了不掉队只能忍痛坚持着。陈品德回忆说：“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一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呀，忙捡起来穿上，鞋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穿，走了四十多里鞋也没破。我就想，这鞋真好，将来能有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只穿一只鞋吧，另一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希望再捡到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
面对部队在困境中出现的动荡，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打几个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群众才能真正发动起来。不然，你再说绝不再走了，他也会怀疑的。”
十月初，三纵盯上了追踪他们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并经过七个昼夜的急行军把敌人围住了。战斗打响之后，美式装备的六十二旅拼命突围，三纵官兵拼死阻击，战斗从早上打倒晚上。三纵打六十二旅的时候，桂系的整编四十六师前来增援，三纵七旅二十一团拼死阻击。攻击六十二旅的九旅和八旅加紧攻击，最后突进对方阵地，六十二旅副旅长唐家楫被俘。
接着发生的高山铺战斗战果巨大。这次刘伯承盯上的是国民党军整编四十师和整编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整编四十师在刘邓大军南下途中，一路追击纠缠。最近，这个师又加强了八十二旅，八十二旅原属黔军序列，虽然拥有美式装备，但终究来自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弱的部队。整编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拼命追击，以至于孤军深入。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机会来了，送上门来的不但是块“大肉”，而且是块上好的“臀尖肉”。
战场选在一个叫高山铺的山谷里。
一纵和中原独立旅占领了山谷两端的制高点，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六纵尾追敌人并负责系紧口袋嘴，二纵和三纵待机歼敌。十月二十五日，大雾弥漫中，整编四十师的队伍行走在公路上。中原独立旅的四团九连化装成游击队，穿着各色服装，拿着老旧武器，引诱敌人上钩。上午九时，进入山谷的整编四十师遭遇突然攻击，一下子乱了的队伍不久就摆成了反击阵形，双方在公路两侧反复争夺，伤亡巨大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国民党军的侦察情报称“高山铺最多只有共军一个旅”。位于蕲春城里的师长李振清开始催促部队全速前进。第二天上午，整编四十师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向一纵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在洪武垴阵地阻击的官兵全部阵亡，后续部队用刺刀和手榴弹又把阵地夺了回来。中午，国民党军开始分两路迂回前进，遭到猛烈阻击后，决定回撤时已经无路可撤。夜幕再一次降临，六纵十八旅旅长萧永银命令五十四团官兵：“冲上去，与敌人混战，用刺刀、手榴弹把敌人的敢死队搞垮。”五十四团扑了过去，即刻与敌人开始了肉搏战，四十分钟后敌人溃退。二十七日早上，大雨，整编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多方向组织突围，但均没有成功。刘伯承命令六纵投入战斗，此刻的战场兵力对比已达到我十七个团对敌五个团。下午十四时，战斗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三千多人，其中俘虏九千五百余人。
面对丰富的缴获，官兵们纷纷把敌人尸体上的鞋扒下来，穿在自己已经磨烂的脚上。
国民党军方认为，疲惫不堪的刘邓部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兵强马壮的整编四十师。二十八日早上，高山铺的战斗已经结束，武汉行辕还在为整编四十师准备馒头和大饼。李振清师长在蕲春城内一再给武汉行辕发电报，说他的部队坚持下去绝对没有问题，要求派飞机去空投弹药。但是，空军飞行员却报告说，高山铺一带没有发现任何人影，反过来询问李振清的部队到哪里去了。
围困大别山的国民党军总指挥是白崇禧。
十一月三日，国民党军“大别山作战会议”在南京国防部召开。蒋介石说：“共军刘伯承部自强渡黄河，配合陈毅作战以来，屡遭我军重创，以逃逸大别山区，意图苟延残喘。为彻底剿灭刘伯承部共军，阻止其负隅顽抗，死灰复燃，进剿大别山已刻不容缓。须知战机稍纵即逝，不能有半点迟疑。希望诸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彻底肃清刘伯承部共军，则全国军事即将进一步改观。”会议制定的作战方针是：“集中主力先于大别山击破刘伯承部，同时并在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各方面以一部兵力追剿，不让陈毅部恢复或妨碍我大别山方面的作战。”在讨论大别山战区的作战指挥时，蒋介石的心腹们都主张大别山作战不同一般，应该由国防部统一指挥，至少也得让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但是，当有人提出让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时，蒋介石竟然同意了。
我听到这一意见时，心中一惊，认为蒋介石平时不愿意白崇禧掌握兵权，未事先得他同意而在会议上提出，必使他尴尬不堪，这时我特别注意蒋、白二人的表情。这天蒋坐会议桌顶端正中的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靠背比所有椅子的靠背都高些，据说这是由于他在西安事变时腰部受伤，要高背椅子使他坐直才不疼痛。这时，他的右边坐的是白崇禧，蒋听见这一建议后，并不烦恼，从容地扭转身问白：“健生兄，你看如何？”“看主席怎么决定吧，我服从命令。”白崇禧也满不在乎似的，脸上毫无表情地回答。
于是，白崇禧在九江设立了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
面对国民党军的向心合击战术，刘邓采取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的战略战术，打击或拖散敌人。一九四七年底，野战军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进击，随之成立了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让淮河和汉水变成了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
白崇禧始终没有足以集中进攻大别山的兵力，因为此刻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都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手中。
不久，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后移到了武汉。
冬天到了，刘邓大军的十万官兵还没有棉衣。中央军委为他们筹措了十五万套棉衣、一百万银元和大量的药品物资，但是无法运进敌军围困的大别山。大别山区不种植棉花，部队就地筹措布时，不惜违反纪律向店铺“借布”。四十九团到达团风镇，发现镇上有一家布店，官兵们要求向店主借布，店主小心地问：“借几尺？”官兵们说，店里所有的布都要借走。店主急了，说：“我们全家要靠这些布吃饭呀！”官兵们只好说可以给他写借条。可是，借条并不能让百姓维持生存。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的部队到了广济县的周家湾村，干部们对百姓说：“我们来这里征集棉花和棉布，请你们积极支持我们，现在谁帮助了我们，将来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府是不会忘记他的。”一个叫李玉秀的大娘把自己准备做寿衣的黑土布送来了，大娘说：“你们打老蒋是为我们穷人好，这块布说啥你们也得收下。”好容易有了布，但是颜色不一，就用稻草灰、黑锅烟或是黄泥水做染料，把布放在大锅里用染料煮。染出灰黑色的军装布，队伍中却没有人会裁缝。刘伯承要求官兵自己动手，并亲自给大家做示范，他用个碗扣在布上，画出个大圆圈，然后说：“这就是领口！”于是上上下下都照着裁，但还是有人把领口开在了胸口或者后背。
一九四八年新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官兵穿着自己做的各式各样的棉衣，在寒冷的晨雾中列队站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晨曦初露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身材高大的司令员刘伯承和矮个子政治委员邓小平。邓小平面容消瘦，走路很快，穿着一件肥大的军棉袄，他对全体官兵们喊道：“紧紧把敌人拖住！坚持到最后胜利！给大家拜年了！”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了国民党军近九十个旅的兵力，打乱了国民党军向山东和陕北进攻的计划。与此同时，陈谢大军挺进豫皖鄂边区，并向伏牛山完成展开；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直接威胁着陇海路沿线。至此，解放战争中“三军鼎立，经营中原”的局面已经形成。
毛泽东撰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里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具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
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无数共产党官兵为了战争的转折付出了生命。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约十二万四千余人，转出的时候仅剩下五万八千多人。但是，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建立一个爱国、民主、不贪污的政府”和“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