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部的追击部队距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仅隔一个小山头了。无论任弼时如何急切地催促，毛泽东就是不肯动身。毛泽东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
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凑在一起紧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他要看到敌人才走，是否可以找一个同志留下来替他看？
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后，问三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着敌人？”
汪东兴说：“主席让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看到敌人我不离开。”
毛泽东说：“给你一个排，看到敌人再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九日凌晨三点，毛泽东终于离开王家湾，在大雨中顺着村后的小路向西。
在陕北的黄土沟壑中来回转移的共产党中枢，与其所指挥的战争的巨大规模完全不成比例。相比之下，这个小小的指挥部就像一支深陷困境的孤独的游击队。但是，一直跟随着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并没有因此感到恐惧：
……（毛泽东）与他的对手玩讽刺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毛泽东故意将他的行踪以对方可以收到的电报送出……他刻意跟国民党追兵保持绝不超过一天行军路程的距离。毛知道胡宗南想要亲自抓住他，以成为蒋介石心中的英雄，他充分利用胡宗南的这层心态。在每个驻扎地，毛泽东都会等他的侦察兵带来追兵仅剩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消息，然后再慢条斯理地将外套穿上，骑上马，然后再领着他的小总部迅速冲下小路……
山路泥泞，毛泽东浑身被雨淋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沟摔死了，警卫战士摸黑下山把电台拖了上来。山头的那一边枪声不断，警卫战士看见山头上人影晃动，那是刘戡的电台测向分队正举着天线侦测毛泽东的电台方向。
天蒙蒙亮的时候，毛泽东走上一条简易公路，他问身边的王家湾村民兵队长老白：“附近有什么村子？”
老白说：“最近的村子叫小河村，但距离公路太近，怕不安全。”
毛泽东说：“就进这个村。”
民兵队长老白无意间指出的这个小村庄，注定要在中共革命战争史上留名。数天之后，共产党中央在这个村里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了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
毛泽东本想在小河村休息一下，至少把衣服烤干，但警卫战士刚把电台架设起来，侦察兵就报告说，刘戡的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迂回。
一行人只好继续向西转移。
此时，刘戡正坐在王家湾村毛泽东住过的那间窑洞里。他的部下抓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娃。被吊在树上的老汉紧闭双眼，滚在泥水里的女娃尖声哭叫，但刘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去向的信息。
大雨断断续续。
远处的山沟里和山头上，国民党军追兵的人喊马嘶之声清晰可闻。“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毛泽东一行在敌军的缝隙中绕来绕去，十日早晨天亮时，到达靖边县天赐湾村。
火升起来，人们忙着做饭和烤衣服，但是侦察兵的报告又来了：刘戡的部队已经越过小河村追过来；另一支国民党军追兵，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自南而来，两支追兵现距天赐湾都不足十公里。机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人们迅速收起电台，紧急准备转移，警卫战士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跑向村外，连毛泽东的内卫排也被派出去侦察了。
雨过天晴，刚刚露出的太阳瞬间就成为一轮烈日，撤出天锡湾的毛泽东走进一条山沟里。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然后，毛泽东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敌人“十二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毛泽东开始罗列他的一系列理由：一、老百姓不喜欢国民党军队，不会对他们说实话，别看他们追得凶，实际上刘戡和董钊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二、他们从延安和安塞来，是为了执行蒋介石部署的袭击小河村的命令，他们既然已经占领了小河村，就算执行了命令也完成任务了，他们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三、他们只带了四天的口粮，走到小河村就吃光了，老百姓又不给他们，他们不撤退大队人马吃什么呢？四、我们现在位于胡宗南与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他们两人向来钩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和削弱对方，他们谁都不会到这个接合部来与我们真枪实弹地打。
中午十二时刚过，各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说，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去了。
毛泽东一行在天赐湾住了七天。
电台架好之后，毛泽东给各解放区首长发了平安电报：
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此时，内战爆发整整一年。
国共双方都称已取得战争胜利。
国民党方面的舆论认为，经过一年的战争，共产党人丢失了绝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国民党军已经深入到解放区的内部，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首脑机关都已被赶到乡村野外。即使在残存的解放区内，也因为土地面积的减少而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困难，特别是自然灾害不断几乎导致经济的崩溃。在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减少一半以上，军工生产的重要物资棉花的产量更是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当战争被推向解放区内部时，共产党军队必须依靠区域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支持作战消耗，由此造成解放区百姓的战争负担越来越重。在山东战场，由于作战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又有一百三十万民工赶赴战场支前，“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而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百姓承担的公粮份额与其收入比，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二点三上升到百分之十四点九，“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庄的树也不见了”。
“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中国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世界舆论就这个问题作出大量评述，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打了胜仗——“他占领了共产党在整个华北的大城市和约一百六十多个中小城市，你从地图上——地图上只标出城市——就可以看到他占了多少土地。甚至一九四七年夏在莫斯科，我也听到了这种流行的说法：‘太不幸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取胜，因为他们没有重工业。’……当我向莫斯科外交学院的一些学生保证，中国共产党正在取得胜利，他们坚决表示：‘不可能，他们把城市都丢光了。’”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这么认为。
毛泽东“对城市的丢失表现得很镇静”，他认为蒋介石占领大城市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为此“损失了有生力量”。
朱德声称，共产党人要放国民党军进入大城市：“我们放他们进来，他们驻在城市里，一派队伍出城要粮，我们就把他吃掉。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收复城市。”
而陈毅则说：“按传统的军事战略，我们应该调最精锐的部队去保卫城市，并考虑我们能据守多久。但是，我们根本不这样做。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们能消灭掉多少出动的蒋军，他们遭到重创之后，将于什么时候撤退，以及在他们溃退时，我们将如何进一步消灭他。”
刘伯承的理论是：“得人失地，地可夺回；得地失人，人地两空。”他认为一年来的战争于共产党人很是合算：“我以十七座城市换取了蒋介石六万军队，据说蒋喜欢这笔买卖，他还要继续干下去，我也乐于奉陪。”
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褊袒国民党政府的话，也因地缘文化的差异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计算方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来，始终在以这种计算方式来衡量着自己的得失。内战爆发一年，国民党军在总兵力上的损失证明了这一点。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国民党正规军已在战争中损失七十八万人，约合二百九十三个团；非正规军损失三十四万人，约合一百二十八个团。由此，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共产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爆发时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九十五万人，野战军兵力从六十一万人增加到一百零三万五千人；而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从内战爆发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兵力从两百万人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共产党军队兵力的增加显然受益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情，同时也得益于相当数量被俘国民党军士兵的立场转变。
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下降至少给他们带来两个危险：第一、缺乏战略机动兵力。其二百二十七个用于进攻解放区的作战旅中，因为要担负漫长的交通线和大量的大中城市的守备，能够投入战场进行机动作战兵力不足五十个旅。第二、后方守备空虚，由于战场集中在中国的北方，长江以南以及新疆、青海、宁夏等十九个省，仅仅驻防着二十一个旅，其中的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西六省间竟然没有一支正规军，这导致了战争必备的二线部队几乎不存在。
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沉重的战争负担让国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财政压力。抗日战争结束时由于得到美国大量的装备、物资和资金而实力充足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四七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一起控制着中国经济，民族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萎缩，全国的工业产量在一年中急剧下降近百分之四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农村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生活日益悲惨，大量的农民逃离土地而选择流浪，一九四七年，仅河南、湖南和广东三省弃耕的农田就达五千八百万亩以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五月三十日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说：“由于粮食问题，中国的经济形势普遍比已知的情况更加糟糕……在长江流域的华南，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现在完全没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里。”
经济的恶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法币十四万亿元，而支出却高达四十三万亿元。转嫁巨大赤字的办法，一是向民众增加捐税，二是大量印刷纸币——“民国万税，百姓只有放屁方不纳税。”内战爆发时，国民政府的纸币发行量是三万七千亿元，而到一九四七年便猛然增到三十三万亿元，以至中国的印刷厂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印刷量，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印刷厂协助印刷。货币的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物价平均价格已是抗战胜利时的六万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百元法币的购买力演变过程：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两头牛，一九四五年可以买两个鸡蛋，一九四六年可以买六分之一块肥皂，一九四七年只能买到一颗煤球。
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议风潮四起，抗议的内容多是“反饥饿”、“反内战”。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界元老冯玉祥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称“玉祥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本着自己的天良来说真话”：
……自去年推翻政协决议，开始打内战以来，在国际上，美国的报纸没有一天不说：南京是坏政府，南京是独裁政府，南京是最贪污的官僚集团；又说世界不和平完全由中国打内战惹出来的，非共管中国不可……美国人要共管我们，我们自己还打什么？……经济的事，由二百二十元法币换一元美金，内部打起来了，就涨到一万二千换一元美金，最近到了两万八千至三万了。公务员的薪水，怎么长，也赶不上米价长得那么快。这样，人民怎么活呢？还怪人民抢米吗？……团有团的历史，军有军的历史，随意乱拨，残废的、受伤的和阵亡的官兵，怎么考查呢？故意地弄糟糕，军心涣散到了极点，许多有知识、有功劳的军官去哭灵，世界各国无不大声失笑……为什么许多军人，成军、成师、成团、成营到共产党里头去？就是拿着军人太不当人看。这样下去，赏罚不公，是非颠倒，还要出更大的乱子。政治全在用人得当，全在亲民，不拿人民当主人，还是什么民国？……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胜利（抗战）之后，又随便征粮，随便征兵，粮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儿子抓走了，他这一家人怎样过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还有什么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违背了天意，还有能不失败的吗？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士气。
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是士气问题——“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匪军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结症何在？……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把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当作生死攸关的一件事”，这无疑是最危险的“失败的朕兆”：
……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定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对于统帅的信心如果不能恢复，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虏！
而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问题有如下描述：
目前的军事行动，已超过了许多月以来的规模。国民党政府显然想要，而且非常需要在山东获得一次大的军事胜利，但他并未得到这个胜利……政府军有日益不愿打仗的迹象……当敌人是日本人的时候，不断的打仗似乎还有些道理，而这是打中国人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斗志了。这种士气的消沉，似乎反映军队中并不了解内战究竟为了什么。而在某些场合，他们就容易接受共产党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
美国记者葛兰恒访问了设在山东半岛深山里的一所“解放军官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一所战俘营——“招待所”里住着五十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到达“解放军官招待所”需要步行穿过许多险峻的山谷和隘口。这里是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也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犹如香格里拉的缩影”。八间房屋分布在两个院子里。还有一个院子是俱乐部和食堂。窗户上都安了阻挡蚊子的纱布。这里吃得不错，每天有两斤四两粮食，两斤半蔬菜，每个月有四斤肉，而负责警卫的解放军干部和战士一律吃粗粮和咸菜。这里甚至还可以享受到“一个小小的奇迹”，即两个“与人体一样大的外国搪瓷洗澡盆”，澡盆是解放军官兵靠人力千辛万苦才运进山里的。这里禁止使用“战俘”或“犯人”这样的字眼儿，被俘人员一律被称为“解放军官”，他们的被俘日被称为“被解放日”。他们由一个自己民主选出来的委员会管理自己，“只要他们不捣乱不逃跑，就会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里的学习安排得十分紧张，内容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比较”等等——只有一位将领不愿意参加学习，他就是原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马将军除了学英语外，顽固拒绝学习任何别的东西。”
美国记者给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开列出需要调查的问题。在回答“什么人应该为这场内战负责”这一问题时，记者得到的结果是：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应该负责的有二十一人；认为陈立夫兄弟应该负责的有十八人，认为陈诚应该负责的有十五人；认为乔治·马歇尔将军应该负责的有十一人；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应该共同负责的有三人，认为蒋介石应该单独负责的有六人，认为毛泽东应该单独负责的有一人，对此不发表意见的有三人。令美国记者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很少有人，也许根本没有人”认为国民党能够在这场内战中取得胜利。一位国民党军的师副参谋长告诉记者：“早在山东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军官就都认为，国军很快就会打败……不是为了下面的三个理由，我早就离开部队了：我在部队人事关系很好；我曾向部队借了款，我要还债；我的家完全靠我的薪水生活。”当被问及你的部队失败的原因时，四十五票认为国民党军战略错误，四十四票认为国民党军情报工作差，三十八票认为低估了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二十四票认为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领导无方，同样的二十四票认为解放区百姓憎恨国民党军队，十八票认为国民党军队供应线太长，十七票认为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十二票认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对内战漠不关心，同样的十二票认为装备差，十一票认为气候恶劣，九票认为国民党军官之间存在矛盾，七票认为国民党军官被打死后士兵立即投降。
倔强的马励武将军终于愿意与记者交谈了。他首先对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的作法表示赞赏，认为只要坚持搞下去，必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成果。但他对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前景表示悲观：“蒋介石本人知道战争必须停止，但是我认为他不会放弃战争。即使是错误的政策，他也会执行到底。因为他认为他就是政府，他必须维护他本人和国家的共同威信。而且，战争结束，他的事业可能也就结束了。”
“共产党绝不能打败我们。”虽然对国民党军无法遏止的腐败和普遍低迷的士气感到无比愤怒，但蒋介石依旧认为他有把握赢得战争，他的理由是军队和武器的强大：“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图在内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探询一下美国政府的立场。司徒雷登的具体立场是：中国的内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委员长绝不能再犹豫不决，要不宣布与共产党重新开始谈判，要不宣布共产党是武装叛乱集团已危害民族利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司徒雷登敦促蒋介石立即做三件事：
一、采取紧急措施，发布宣言，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如果共产党希望维护在立宪政府下出现的民主生活，他们就应该与国民党人一起工作，“从危险中解救国家”；
二、政府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否则政府不得人心，将为人民唾弃；
三、委员长本人应该“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一旦获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同时还能“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
蒋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司徒雷登所建议的“新的运动”是什么？
随着国民政府连续宣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新的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新名词：“戡乱总动员”。
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的问题。结果是与会者一致表示：“极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紧接着，七月四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方针案》，并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了《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之后，又颁布了《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和《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办法》。
至此，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世界舆论，一直以来对中国前景的种种猜测，终于有了明确答案，那就是战争。
从这一时刻起，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和谈的可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保卫解放区而进行的战斗已被明确定性为“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已成为实现民主和实施宪政的最大“障碍和敌人”——蒋介石的心情畅快了一些，因为该明确的事终于明确了，这样一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就简单多了，对于民众的号召也便利多了”——“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的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严重事件。
内战爆发一年以来，即使国民党军对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即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不同的战场都在进行反击作战，国共两党之间依旧存在着沟通的渠道，甚至还保持着沟通乃至和谈的态势，至少国民党方面没有如同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时那样公开宣称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同时，无论战争进行得如何惨烈，国民政府虽将绝大部分正规军都派往了各解放区战场，但终究没有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但是，这一切都随着“戡乱总动员令”的发出彻底改变了。
七月十三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总动员与总崩溃》的社论，言辞之尖刻，显然是毛泽东的文风：
七月四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丝毫没有令人惊异。蒋介石早已决心与全国人民为敌到底，背叛政协路线到底，把内战打到底，把任何和平妥协之门关到底，所有这些人民都早已知道了。所以美联社说：“这个命令的实际意义没有象征的意义那么多。”它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大的压迫。蒋介石既然正式宣布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为“共匪”，正式宣布任何和平运动为“法外之滋扰”，那么一切要求民主的人，要求和平的人，包括国民党内日见增多的倾向和平的人，就都可以公开逮捕残杀了。它象征蒋管区人民将要遭受更重的征兵、征粮、征税、派款、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破产和饥饿的灾难。蒋介石把这些灾难叫做“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因此说如果今日削弱了国军，就是动摇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它象征蒋介石将要进一步卖国，以获得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援助，蒋介石的发言人已经暗示南京将要接受“与希腊相同的财政、政治和军事的监督”。但是最重要的，它是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
七月初，获悉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全面进入内战后，杜鲁门总统决定“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量”。十一日，抗战期间曾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率调查团到达中国，调查团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的军事、政治、经济、新闻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专家和顾问。杜鲁门总统对魏德迈的指令是：只有得到中国政府对中国复兴计划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以及美国的援助能够切实做到被美国政府所监督的保证之后，美国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
自从下飞机开始，魏德迈就没有给蒋介石任何一种友好的表示。他首先声明他不是来旅游的，不接受任何应酬，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欢迎宴会，然后在简单听取了宋子文、孙立人等人就中国目前局势的介绍后，立即率领调查团离开了南京。一个月内，调查团走遍沈阳、抚顺、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武汉、广州和台湾等地，会见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召开了一连串的座谈会。八月二十二日，魏德迈宣布考察结束。蒋介石准备了盛大的饯行宴会，魏德迈却要求把宴会改为他的演讲会。魏德迈的演讲让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目瞪口呆：
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忠心的、热烈的、至诚的拥护。中央政府在共产党的猛攻之下能否屹立或倒台，将决定这种政治与经济状况改进的效率与时机……根据我的调查，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假如诸君对各种大银行组织及其他新设的商业组织做一调查以确定这些组织已经赚了多少钱，这些钱已付给何人或何种人的集团，那是很有趣而且足以暴露真相的。
即使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魏德迈对国民党官员的憎恶依然未消：“大多数人的品行是特别表现出贪婪、无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尽管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和无能了如指掌，魏德迈回国之后还是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给予国民政府大规模援助的建议，他的唯一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苏联控制中国——“一个与美国友好或结盟的统一的中国，不但可供给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从它的幅员与人力来看，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为此，魏德迈甚至提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他担心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东北的失败导致那一重要地域为苏联所控制。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另一个原因，司徒雷登说得悲伤而无奈：“我们无法把所有的部队再运回来。光是把其中的一部分运到现在的阵地，美国已经花费了三亿美元。”
此刻，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又返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
小河村里一个穿着件粗白布褂子的十四岁女娃兰兰给毛泽东做了一双新布鞋。毛泽东穿了，很合脚。
兰兰的母亲问毛泽东：“苦日子啥时候能到头？”
毛泽东回答说：“快啦快啦。”
七月二十一日，在小河村，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河会议”。
天气热了，警卫战士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很大的凉棚，几乎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之外，还有从前线赶来的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将领。所有人都坐在从百姓那里借来的板凳上。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一个考虑甚久的“战争时间表”，即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大约需要五年时间：
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讲出去，还是要作长期准备，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三个月要解决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
后来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从毛泽东提出这个时间表开始，到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进程仅用了不到三年。毛泽东主张从现在开始，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尽管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但改变形势的条件已经形成，战争不能按照蒋介石的计划继续在解放区内打下去，不能让战争使解放区民众的负担一日甚过一日，不能让土地改革后的解放区遭到彻底的破坏和毁灭。毛泽东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基本任务是：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惊人的决定。
此时，共产党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依旧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占有其广大控制区内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美国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着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战争所需要的巨大资源的天平依旧在向国民党一方倾斜。国民党军队的三十一个旅压在陕北战场上，五十六个旅压在山东战场上，在东北战场也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兵力，而在这些区域里的共产党军队正在与国民党军队艰苦作战。陕北解放区首府延安、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和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敌手，全国范围内的解放区面积都在逐步缩小——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于共产党一方来说，战况好转的迹象并没有显露。那么，毛泽东主张的进行全面反攻的依据何在？大兵团离开解放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一大胆设想的令人担心之处是：自创建以来就依赖根据地生存的共产党军队，一旦离开解放区人力物力的依托，离开了解放区民众的支援，粮食弹药如何筹措？支前民工从何而来？官兵负伤安置在哪里？遭到包围后往何处突围？从战争爆发以来的态势上看，蒋介石不正在处心积虑地要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其控制区里赶出来加以消灭吗？
毛泽东站在被连绵的黄土高原所环绕的小河村里极目远眺。
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时刻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