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任何关于究竟是国民党一方还是共产党一方制造事端将中国带入了漫天战火之中的争论，都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多么的旷日持久，也无论国共两军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危险的军事冲突，但李先念部被围，确凿无误地来自国民党方面早已计划完毕的一个政治与军事的双重阴谋。有史料显示，对李先念部的围歼计划至少产生于五月十日之前，虽然那一天国民政府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共产党代表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及美方代表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在汉口签署了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
命令是蒋介石向武汉行营下达的。
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处第二科情报参谋袁桓楚记录了那天在他办公室发生的事：
……
就在那天下午三点左右，卢济时（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匆匆回到参谋处，向我和刘当阳［参谋］详细地了解共军的活动和态势。他并叫主管作战的第一科熊彭年［参谋］马上用电话告诉花园的第六绥靖区周嵒密令各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共区，随时的待命行动”。同时告诉武昌的整编第五师、咸宁的整编二十六师待命行动。这时刘当阳笑眯眯地问卢济时：“副处长，已经签了字，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卢济时冷笑了一声，马上沉下脸说：“你们晓得什么？”
大约在六月十四五的一个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卢济时夹了一个皮包，匆匆来到第二科办公室内，对刘当阳和我说：“从现在起你们要值夜班，密切注意共军动态，随时将情况告诉我，我在德明饭店，如果找不到我，可以告诉王振旅［也是二科的参谋］。”又跑到第一科去密谈了一个多钟点走了。不久，熊彭年走来开玩笑地对我说：“好了，你们忙，我们失业了。”我鼓着两只眼睛望着他，并打着京腔“此话怎讲？”他悄悄地对我说“南京的电报来了”，接着就谈起，那天蒋介石给武汉行营的电令的主要内容是（一）出动鄂豫皖边区外围所有军队，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地区的共军。（二）为避免共方的责难与美方的为难，着令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郑州绥署［刘峙］指挥出击。这就可以使武汉行营推诿签字的责任。
第二天下午，我们就看到郑州绥署请武汉行营转达各师的所谓作战部署，并请武汉行营随时将共军动态通报郑州，其作战部署的主要内容如下：
“整三师进出于界首、周家店以南之线，阻击北窜之敌。整六十六师进出于五里店、礼山以东之线，重点置于左，进击宣化店以北之敌。整十一师主力进出于卫家店以东姚家集以北至黄安之线，进击宣化店以南之敌。整七十二师主力指向白雀园以东以北地区，进击新县以东以北之敌。整四十六师指向叶家集、金家寨之线，阻击东窜之敌。整七十五师主力进出于皂市以北桑树店之线，围击大洪山以南江溪地区之敌；一部开京山聊屋山之线阻敌西窜。整二十师枣阳之一个旅，向大洪山北麓攻击前进。阻击大洪山北窜之敌，主力集结于樊城待命。整五师集结于横店黄陂之线待命。整二十六师集结武昌待命。”
宣化店，共产党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那天黄昏，晚霞灿烂，军调处驻宣化店执行小组成员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在宣化店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军装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尽管四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都显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自然，但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他们走上一座小桥，桥下的那条叫竹竿河的小河边有几个共产党官兵在洗衣服。
哈斯克与陈谦已经在不大的宣化店内外转了好几圈。他们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对这个小镇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围已经完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在汉口举行的武汉行营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发言人竟然当众宣布“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湖北将有惊人的奇迹发生”。但是，眼下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假装闲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官兵有什么异常举动：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匾依旧悬挂在大门上，大门内外人进人出，里面传来寻常的电报键敲击声；佩戴着臂章的巡逻队如同往常一样在街上巡视；操场上的操练口号依旧响亮。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接到了晚上在中原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邀请。只是各部队的伙房里都显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气四处弥漫——共产党方面不是通报说近日要举行小规模军事演习吗？为演习部队准备些干粮也许是正常的吧？
中原解放区是由抗战时期的鄂豫皖解放区演变而来。
鄂豫皖解放区的前身，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李先念等人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南下，到达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四望山，与在那里活动的游击队会合，组成新四军豫鄂挺进大队。一九四一年初，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挺进大队与其他活动在河南、湖北两省的游击队共同组成新四军第五师。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军区成立后，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
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国土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之势。而当时解放区内的武装依旧处在的分散游击状态中，因为来不及收拢部队形成大规模作战能力，所以难以在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时有效地巩固解放区。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已缩小到抗战胜利时的十分之一。当国共两党艰难地在重庆讨价还价的时候，中共中央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让出包括鄂豫皖解放区在内的八个解放区，以换取在北方部分省份建立民主政权的建议。但是，由于中原解放区的地理位置万分重要，如能坚持下去便可牵制国民党军相当的兵力，遏制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两路大规模北进和东进，因此，毛泽东回到延安后指示中原解放区还是坚持下去为妥：“中原迟早是要放弃的，因为你在蒋介石家门口走动，他是睡不着觉。但现在还不能走，要把他那几十万大军拖住，要有力地配合华北和东北的行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虽然国民党方面在谈判桌上反复表示，对共产党的粮食采购人员“绝不加以阻拦”，但是从解放区内派出去的粮食采购人员还是屡屡失踪。迫不得已，中原局书记郑位三以个人名义致电延安：“连日检查，三月一日全军无粮，即使有钱买，也要在五十里外至一百里以外运输。”可是，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到《汉口协议》签订时，对中原解放区形成包围之势的国民党军已是中原军区兵力的五倍以上。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王震说，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产，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保存这些干部是第一位的。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
中原军区还疏散了一些伤病员。尽管疏散是根据《汉口协议》的有关条款进行的，并且有美方的监督，但依旧险象环生。在湖北广水车站集合的时候，国民党军警林立，特务们跟随美方医务人员一起对上车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尽管不少化装成伤病员的女干部与担架上的伤员“结成”了掩护身份的临时夫妻，但依旧有近四百余人被要求不许上车。这是一列伤员呻吟、孩子哭泣的悲伤的列车，在拉货物的车厢里还有不少孕妇，其中一个女干部在接到转移通知时正要临产，为了转移她服用了大量的奎宁，硬是把已经足月的孩子打了下来。列车到达信阳的时候，站台上依旧军警林立，机枪对着车厢门口，不准任何人下车买食物。经过三天三夜的煎熬，列车终于到达华北一个叫观台的小车站。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军队的岗哨几乎挨在一起。在共产党岗哨的后面，站着当地的老百姓。当列车缓慢停下的时候，民兵们抬着担架，老人们赶着大车，孩子们举着食物，妇女们抱着棉被，列车被热情的人们围了起来。在吃了热饭又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列车继续北进一直驶入邯郸，那里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刘伯承和邓小平专门招待了这些中原军区的伤病员，还请他们观看了文艺晚会，一部名叫《逼上梁山》的京剧看得大家泪水涟涟。
转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军调部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处的罗山县开始谈判。参加罗山谈判的国民党军方代表是驻守罗山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驻守信阳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产党军方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王震指出：陈鼎勋部抢占光山县，“是全国最早破坏停战令的行动”；宋瑞珂部在停战令下达之后，还来“抢占宣化店附近的村镇”，难道不知宣化店是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吗？国民党军的两位军长连连说：“误会，纯属误会。”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双方军队在国共问题整个解决之前，均停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唯无武器的运输部队除外”。同时“本协议应用于正规军、非正规军与民兵”。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他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
三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移防之事可留待“执行整军计划时再行解决”。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马歇尔主张为共产党军队供给粮食，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长郭忏说：“已允代为购粮，但共军必须说明购粮总数、价格及购运方法，可是共产党方面至今尚未答复。”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中原局致电中央：
……
（一）中原局开了一次高干会，一致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当地购粮之多只能坚持一月［前电说能坚持数月，事实上无可能］；另一方面则敌人日益压缩，时时围困，企图严密封锁，以俟有机可乘时，向我包围袭击，达其歼灭我之目的。其次是身上已笨重［如干部家属千余之多］，处理时极其棘手。
（二）中原局认为，当前无合法转移之势，尽可能熬一个月，以后仍无合法转移时，只有图为作大的转移，如此达其保存主力之生存，但其顾虑者：敌人在一月当中就集中兵力向我猛袭，若如此局面就不可设想的难以收拾，但我们决心作熬一个月之打算，而后非法转移之。
……
中共中央特发表声明：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六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现中原形势非常紧急。国民党方面各种进攻的军事准备业已完成，如不即谋制止，势将演成绝大惨剧。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特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负责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反之，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马歇尔派出军调部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
周恩来到达宣化店对于中原军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在宣化店进行的国共和平调解，也不在于就对峙前沿阵地上谁进攻谁理论清楚，而在于周恩来到达宣化店的当夜即与中原军区领导人详细商讨了一个秘密突围计划。此时，跟随三人小组到达宣化店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将他所掌握的关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军事进攻的情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李先念。之前，李先念与李敦白在汉口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李先念说他这个美国人挑选了和自己一样的姓氏，证明两人有缘；李敦白说自己还会木匠活，而他知道李先念从前也是个木匠，证明两人更有缘。李先念说他参加革命后，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做棺材出身，他的回答是：“我是给旧社会做棺材的。”——几十年之后，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接到了老朋友李敦白来自美国的问候，李先念对往事记忆犹新，他说李敦白当年透露的情报令他“骤然清醒”。
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书记郑位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国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必须立即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以后共产党人的判断。
蒋介石确实决心已下。
六月十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六月十四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交了《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法案》，依据这一法案，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旨在充分提供军火装备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三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以及六月七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以及中共军队在山西、河北两省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此时，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基本完成调动和部署，位于内战第一线地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三个旅，总兵力约一百六十万。
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
胡乔木后来回忆道：“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开始，国内形势日趋紧张。我们不仅面临着与国民党破裂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与美国破裂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立即面对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五〇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一九四六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抉择的艰难在于：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至少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时期；而如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也许有可能遏制内战的爆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
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
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接着，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华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得太久，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这是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协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胡乔木后来说：“毛主席在形势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坚决斗争的决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
六月二十二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担任攻击部队统于巳月（六月）养日（二十二日）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各部应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对敌一举包围歼灭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六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成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
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但遭到共产党代表的当即否认。接着，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十五公里了。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二十七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他看见的是根据突围计划秘密进入宣化店接防的鄂东独立旅的两个连和警卫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二十八日，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继续与军调执行小组成员打了麻将，唱了豫剧，还上山打了猎。二十九日傍晚时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围至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军调执行小组。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宴会立即就散了。张体学率领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而军调执行小组也在中原军区一位营长的护送下乘汽车驶往汉口。
共产党方面称，中原军区被迫突围；美蒋方面称，共产党方面破坏了停战协议中双方军队“停于现在地区”的条款——无论如何，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即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头上虽然有国民党军飞机在盘旋轰炸，但是地面的拦截追击部队还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没有船，也没有时间和能力架浮桥，只能向江水中扑下去。伤员和跟随突围的家属孩子抓着骡子的尾巴，在战士们的护卫下在水流中挣扎前行，不断地有人被江水冲走。一个叫“小广东”的报社记者突然不见了，他是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的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平时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说着口音浓重的广东话，官兵们在漆黑的江面上焦急地喊着“小广东”，但是这个年轻的学生兵永远地消失了。
从宣化店南面突围的王树声部由于绕了路，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走到了他们的前面。在突破封锁线的时候，先头部队连续攻下国民党军的几个堡垒。但是增援的国民党军乘坐铁甲列车沿着铁路线迅速围上来。王树声率领的是一批经历过抗战的老战士，尽管出现大量的伤亡，部队还是突了出去。他们转战到襄河岸边，八团抓到一个俘虏，一问是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四十六团的参谋长。王树声听了一愣，整编六十六师在湖北应城，怎么跑到襄河这里了？俘虏说他们都是美式装备，这点路程只用抽袋烟的工夫，整编六十六师的三个旅离这里只有三公里了。没有退路，王树声立即命令部队强渡襄河，突围部队刚刚开始渡河，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攻击之中。经过整整一天的血战，这支部队幸存的官兵被襄河分隔为两支。没有过河的部队由三旅旅长闵学胜带领向北突围，进入伏牛山区；已经过河的部队由王树声带领，最终进入了武当山的密林中。
向东突围的皮定钧部一开始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三十二岁的皮定钧率领的是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顽强，老根据地的百姓都叫他们“皮司令的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内部称他们为“皮旅”。突围的时候，包括皮定钧在内，所有官兵都准备为掩护主力突围而牺牲。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围而出。三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是，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底下把他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无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钧只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两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五天五夜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华中解放区的时候，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在皮定钧的率领下屡立殊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时候，在最初拟定的名单上，皮定钧的军衔是少将，毛泽东看后在名单上批了六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鲍峪岭的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七一九团团长吴刚、政委蒋洪钧和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颜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颜龙斌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重伤，王震当即命令旅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颜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但他死也不肯给已疲劳至极的战士增加负担。颜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突围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因伤口被雨水浸透而严重感染的颜龙斌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颜团长的时候，王震说：“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见他就发抖！”
三五九旅突围辗转到达延安
就在王震部在鲍峪岭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时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蒋介石担心李先念的部队“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影响陕北”，于是连续三次电示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十五师正在逼近。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整整四十一年后，这里竖起一座“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李先念重回此地，想及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官兵，他说：“经南化塘激战，中原突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国民党军飞机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路线撒下这样的传单：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执行小组业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与九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七月二十八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这一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之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中央还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延安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唯须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但是，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周子健到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时，国民党方面根本没让他进入会场。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下，六个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毛泽东特别相托王震路过湖南时把毛楚雄带到队伍上。现在，部队在转移中生死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有什么样的险境，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十九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离开部队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闻讯，立即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终矢口否认。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成都军事法庭一九五三年的历史案卷中，存有韩清雅的供词以及他被处决的记载。
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黄水，只好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让骡子拉着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断粮数日。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警卫员李树森正好拿着一把准备打草鞋的草从王震身边走过，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边打边喊：“你也犯群众纪律！”警卫员争辩说：“我没犯群众纪律，你看这是草啊！”王震说：“草也不行！”官兵们一边把李树森拉开，一边给那个老乡赔钱。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写完了他觉得还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部队继续前行的时候，王震站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对着衣服破烂、鞋不裹脚的官兵们说：
我们革命战士今天为什么这样苦？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身受的一切苦难，都集中表现在我们身上来了。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人民，我们要咬紧牙关，奋勇作战，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国人民永远摆脱苦难！
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为了民族摆脱苦难而先承受苦难，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面对的规模巨大的战争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