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凌晨才停了。天亮后，红红和我来到了煤矿。
石灰窑和煤矿是一个人开的，我和红红来到煤矿找煤老板要工钱。
在那排办公室门前，我看到几个披头散发的女子站在泥泞里，她们都衣着寒酸，一看就是那种在地摊上买到的衣服，颜色很不纯正，式样也过时了，即使在农村小镇上，也难以看到这样寒碜的衣着。她们每个人都眼睛红肿，神情悲伤，有的木然地站着，有的用手掌不停地抹去眼泪，还有两个女子，手中牵着两个孩子。
走过矿长室的门口，我看到一个黑胖子叉开双腿坐在椅子上，两条肥胖的大腿压迫得裤缝几乎要开裂了，黑胖子粗壮的脖子上安着一颗硕大的头颅，嘴巴两边的黑肉鼓鼓囊囊地垂下来，将眼睛拉成了三角眼。三角眼的黑胖子看起来无比邪恶，也无比粗俗，还有一点凶悍。
红红悄悄告诉我说：“里面那个黑胖子就是煤老板。”
我停住了脚步，站在矿长室的门外，我让红红领了钱后，再喊我一起回去。
矿长室还有几个人，我隔着窗户看到他们一个个面目狰狞，绝非善类。煤老板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一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神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
一个走狗一样的瘦削男子走出办公室，指着站在第一位的一个拉着孩子的女人说：“你，进来。”
女人拉着孩子默默地走了进去。
煤老板看着女人，指着桌子上的一沓钱说：“拿走，回家去，以后再不要来了。”
女人把钱拿在手中，数了数，问：“怎么才这点？”
瘦削男子说：“这已经不少了。按道理来说，老板一分钱不会赔给你，我们老板善良，看在你们生活困难的分上，给你们5000元。”
女人突然哭出声来：“我男人给你烧了几年石灰窑，难道他一条命才值5000元？这也太欺负人了。”孩子拉着女人的衣角，也哭了起来。
煤老板勃然大怒，他指着女人呵斥道：“谁欺负你了？5000元你爱拿就拿走，不爱拿就给我放到这里。你这个女人真是不识抬举。”
女人喊道：“不行，这点钱太少，我们孤儿寡母的回去怎么生活？你做事要凭良心。”
煤老板一挥手，喝令几个打手将女人和孩子轰出去。女人喊道：“我要告你们，你们太欺负人了。”煤老板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大声讥笑道：“爱到哪里告就到哪里告去，给皇上告御状老子也不怕……下一个。”女人无奈，只好拉着孩子走了。
下一个是一名身材苗条的女子，看起来年龄只有20岁左右，她大概结婚不久，脚上还是一双红色皮鞋，可能是她结婚的时候买的。她站立在泥泞里，不停地用手指捏着衣角，看起来很怯懦。
煤老板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小媳妇，眼睛里闪烁着亮光，他柔声细气地问道：“这个碎女子，你想要多少钱？”
女子眼泪滴落下来，打湿了衣襟，她说：“我男人都没了，给再多的钱都买不回我男人，你看着给啊。”
煤老板大声笑起来，他说：“我这个人最仗义了，行，给你拿10000”煤老板站起身来，把桌子上的两沓钱摞在一起，拍在女子的手中，拍得女子心惊胆战。瘦削男子立即像条哈巴狗一样逢迎说：“我们老板最仗义了，给了你双份的钱。”
女子低头走出了矿长室的房门，煤老板跟着也走出来了，他对站在门口的另外几名女子喊道：“咱们好好说，我就给得多；谁胡搅蛮缠，一分钱没有。”
煤老板肥大的屁股挪进了矿长室后，我看到从远处快步走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的高个男子，他一路走得急急忙忙，长臂长腿在使劲摆动着，看起来他就像一只跌跌撞撞的螳螂一样。他冲进矿长室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啊呀呀，老板，不好了……”
煤老板鄙夷地望着眼镜，他说：“看你这式子，咋了？”
眼镜喘息着说：“啊呀，来了一伙记者。”
煤老板忽地站起身来，问道：“在哪里？”
眼镜说：“我安顿在会议室。”
煤老板走了两步，问道：“这些挨的记者咋个知道消息了？”
眼镜说：“我也不知道，这些记者都是狗鼻子，灵得很。”
煤老板说：“这些挨的都把他妈日了，三天两头跑来要钱，来了多少人？”
眼镜说：“有二十来个。”
煤老板说：“我看是这，先准备50000元，打发不了，就再加50000，你赶紧去办。”
眼镜又像螳螂一样跌跌撞撞地跑远了，煤老板跟了出来，突然看到站在窗前的我，指着我恶狠狠地问道：“你，干什么的？”
我装着很悲伤地说：“我是家属，等着你给钱。”
煤老板挥舞着肥胖的手臂喊道：“给个锤子，矬子，你赶紧把这些人拉回宾馆，钱到晚上再发。”
一个个子矮矮的男子应声出来了，跑向了办公室旁边的一辆面包车，我预感到大事不好，赶紧跑到了财务室。财务室里，红红正在央求会计给自己多加点钱，会计很不满意地哼哼着，像头猪一样摇动着肥胖的脖子。我从财务室的窗口望出去，看到矬子开着面包车过来了，几名打手将那些家属轰赶上了面包车。面包车的身后冒着两串黑烟，开向了宾馆。
面包车开走后，我看到那排办公室的前面再没有人了，就脱掉长袖衬衫，交给红红，只穿着一件背心。那时候的夏天，人们都喜欢这样穿衣服，背心外加件长袖衬衫，衬衫不扣扣子，风吹着衬衫下摆像鸡翅膀一样鼓荡，而自己却觉得这很潇洒。
我跑向眼镜走去的那个方向，跑出几十米后，却在岔路口找不到了眼镜的脚印。一名矿工过来了，我打听了会议室的地址后，又向前跑去。
又跑出了几十米，我看到了一间很大的房子，眼镜的背影消失在了房子门口，我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也走进了房子。眼镜此刻坐在会议室讲台的位置上，好像很难为情，他不断搓动着自己的手掌，清了清嗓子，像个领导一样讲起了开场白：“刚才有事情耽搁了，很对不起大家，最近事情比较多……”
我坐在了后排，边听着眼镜八股文式的开场白，边左右观望，突然，我看到坐在右前方的一名记者似曾相识，他无意中很自负地别了别脖子，我看清了他的嘴脸，原来他就是我以前在采访中见到的假记者。他没有单位，没有证件，却到处敲诈勒索。
眼镜还在啰里啰唆地讲着他的开场白，什么煤炭带动了当地经济腾飞，什么煤炭是当地政府的支柱产业，眼镜嘴巴里讲出的全是正确的废话，他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大海啊，你全是水；骏马啊，你四条腿；美女啊，你说你多美，鼻子下面居然长着嘴……”眼镜这样的人，不在办公室当秘书，实在是屈才了。
坐在前面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突然站起身来，打断了眼镜的八股文，他边向外走，边瓮声瓮气地说：“我要走了，报社还等我发稿呢，明天报纸上见啊。”他一挥手，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装着要向外面走。
眼镜赶紧跑到了讲台下面，拦住了瓮声瓮气，他说：“别着急啊，我们老板还给大家准备了午饭钱，煤矿食堂的饭不好吃，大家拿上钱去外面吃啊。”
瓮声瓮气似乎很不愿意，却又是万不得已地坐在了凳子上。眼镜不再八股文了，他打了一个电话，门外走进了一个女子，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她探手进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个信封，交到了前排每个记者的手中。
第一排发完后，女子走向第二排，瓮声瓮气突然又站起来了，他说：“你们石灰窑倒塌这事情弄得很大，报社领导都知道了，省委省政府也知道了，这点钱……我不敢拿。”他将信封硬塞进了眼镜的怀中。
眼镜神情很尴尬，他双手捧着信封，态度谦恭，想求瓮声瓮气收下，可是瓮声瓮气就是不收。女子把信封发到了第二排，站在原地，发也不是，不发也不是。
眼镜说：“老大啊，这个信封是给你的，还有给你们报社领导的一个，也是请他们吃饭的，我们想请他们，离得远，请不上嘛，就把饭钱让你捎上。”眼镜又打了一个电话，门外走进了一个男子，男子手中提着一个箱子，交给了瓮声瓮气，瓮声瓮气拉开拉链，只瞄了一眼，就赶紧合上了，我看到他的眉毛不经意地挑动了一下。
女子将信封发到了我的跟前，旁边的一个男子突然伸手拦住了女子的手，他对女子说：“这不是我们的人。”女子抱歉地对我笑笑，所有人都望着我，我害怕眼镜认出我来，赶紧走了出去。
那名男子也跟着我走出来了，他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怒气冲冲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看到房子里还走出了几个人，他们急急忙忙地将我围在中间，用审讯的口气质问我：“干什么的？快点说，你是不是小偷？我们要报警了。”其中一个拿出了手机，装模作样要拨打。我明白这些无耻的假记者，他们只是在吓唬我，他们并不敢招来警察。
瓮声瓮气也出来了，他长着一个硕大的红色鼻子，看起来他就像那个爱说谎话的童话人物匹诺曹，他眼角皱纹深深，两鬓有了斑白的头发，我猜想他的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瓮声瓮气身材很高，腆着一个硕大的身怀六甲般的大肚子，他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情，用下巴对着我，用蔑视的口气质问我：“你是干什么的？阻挠记者采访是违法犯罪，我可以将你立刻送进监狱，你明白吗？”
操你娘的！我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而表面上还要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我诚惶诚恐地说：“我是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听说记者来了，就想给记者反映个事情。”
瓮声瓮气仰着下巴，依旧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而他的话语却又显得和蔼可亲，他说：“你找我们就找对了，我们都是记者，这世界上没有我们记者办不了的事情，我们记者就是伸张正义的。说吧，想给我们汇报什么事情？”
操你娘的！我又狠狠地骂了一句，这群假记者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无冕之王。我当了好几年真记者，背靠着一份全国知名媒体，仍然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很多事情是我们做记者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眼看着受害人的权益受到侵犯，却连一援手的机会也没有。而这群假记者却将牛皮吹上了天，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们摆不平的事情，好像他们就是地球球长。
我飞快地想了想，就编造出了一个寻找他们的理由，我说：“我家地里的庄稼，被邻居割走了，割走了半亩，你们要给我做主啊。”
这群假记者全都笑了，他们用极端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耻笑说，农民就是农民，屁大一点的事情就敢麻烦记者。农民嘛，就是目光短浅，就只盯着眼前一尺远的地方。
瓮声瓮气没有笑，他用沉思的眼光看着我，问：“你胆子也够大的，这点事就敢来找记者。你真是这里村子的人？”
我说：“是的。”
瓮声瓮气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省委省政府《特情报道》首席记者”的字样。瓮声瓮气说：“你以后就跟着我干，你们这里的企业，包括这些煤矿，一旦有人死了，就第一时间拨打我的电话，死一个人，我给你1000块钱，怎么样？是不是比你那半亩庄稼收入高？”
很多年过去后，我已经忘记了瓮声瓮气的名字，只记得那时候假记者们都叫他“八哥”，是他名字里带一个八字，还是他在家中排行老八，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记得跟着八哥出去跑新闻的那些经历。我第一次知道了新闻原来可以这样跑。
八哥确实是在《特情报道》里工作，《特情报道》是一份拉大旗当虎皮的刊物，租赁了省政府旁边的一间民房，只有三个人，就像一间手工作坊一样。《特情报道》一个季度才出刊一次，而上面全是企业家和医院院长、中小学校长的事迹报道。这三个人都是首席记者，不知道总编是谁，可能是背后另有高人，也可能真有官场背景，还可能根本就没有总编。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刊物的来路，我问过几次，八哥从来都不说。我后来查找了很多资料，也咨询了相关部门，他们都说没有一个叫作《特情报道》的刊物注册，那就说明这是一个非法出版物。
但是，非法出版物并不影响这些人骗钱，他们号称是省委省政府的刊物，要求民营企业家、医院院长和校长们来做宣传，这些偏远山区的一把手并不知道省城的《特情报道》有多大的来头，只相信了这是省委省政府的刊物，他们乐于在上面登载宣传自己丰功伟绩的文章，以作为向上攀爬的台阶，而不菲的赞助费则来自公款。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支出款项，叫作宣传费，宣传费就是专门用来干这事的。
除了所谓的正面宣传外，八哥他们另一个外快的来源是敲诈勒索。八哥他们是苍蝇，他们专门盯的是有缝隙的臭蛋。
八哥有一个秘密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八哥位居最顶端。八哥的下面是一些报刊的真正的记者，这些记者供职于公开发行的都市报，他们的名字常常见诸报端，他们是这些都市类报纸的员工。这些真正记者的下面则是一群假记者，假记者身份庞杂，有的是开杂货店的小老板，有的是企业里的工人，有的是农民，还有的是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他们的职业和身份形形色色，但是他们就不是记者。
假记者遍布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事实上就是八哥的线人，哪里发生了灾难，哪里的村长账面不清，哪里的工厂死了人，哪里的学校食物中毒，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八哥，八哥马上联系真记者，这些真记者就会和八哥昼夜兼程赶往出事地点，会同报料的假记者，浩浩荡荡地敲诈勒索。几十人的队伍，到了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恐慌。
这支队伍里，除了真记者和假记者，还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因为出发前，大家知道每次都不虚此行，有人就带上了自己的情人，有人带上了亲戚，多一个人就能多领一份红包，而红包的数目也不等，死了人的事情，每个红包最少包1000元；而一般的事情，也会包上三四百元。
假记者和真记者互为依存，没有假记者，真记者就无法敲诈；没有真记者，假记者就不敢敲诈。假记者和真记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假记者做到一定时候，积累了一定经验，就会办理一个工作证，这个工作证来头大得吓人，要么是国字号报刊驻本地记者站，要么是海外媒体的中国负责人。这样的工作证很好办，10元钱可以办两个，只要拨打厕所墙壁上的办证电话就行了。
个别“优秀”的假记者更进一步，跻身在一些报刊的记者站，领取真正的工作证，他们以敲诈勒索为目的，以购买版面为借口，在远离都市的乡村畅通无阻，所到之处，人人退避三舍，甚至连一些政府官员也害怕。
八哥也是一个假记者，但是八哥这个假记者却能调动全城所有报刊的真记者。因为真记者都想跟着假记者八哥分一杯羹吃。
假记者八哥混得相当滋润，那时候他已买了两辆车，一辆是别克商务车，三排座；一辆是丰田面包车，可以坐十几个人。八哥有两个专职司机，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情人。每当八哥接到假记者线索的时候，就马上通知两个司机和情妇，还有各个报刊的真记者，这些真记者也都是各家报刊的佼佼者，普通的记者，八哥还看不上眼。这群人杀奔出事地点，一路风驰电掣，追星赶月，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他们赶到目的地之后，现场没有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无处下手。但是，因为八哥一行人行动迅速，这种事情很少发生过。
赶到了出事地点后，八哥就单独与老板谈判，谈不拢的时候，就会让所有真假记者亮出各类证件，要挟说全国人第二天都会知道这里出事了。这种阵势，所有不明真相的人都会害怕。
八哥从老板那里敲诈到一笔巨款后，然后分发给所有的真假记者，至于八哥拿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
虾有虾道，蟹有蟹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
几天前，我整理自己这些年的日记时，突然看到了写八哥的这些文字，日记本上还记载着八哥的电话号码。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八哥怎么样，我试着拨打了他的电话，居然拨通了，他说他现在办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名扬四海公司，“这社会嘛，有名就有钱，想要出名的人多了，你看那些女孩子为了出名，脱光了衣服让人看。这社会谁还讲羞耻？谁还讲道德？你讲羞耻讲道德，你就受穷。人一出名，要啥有啥，我的公司就是帮助你出名，只要你交钱，我能在全国所有的报刊上炒作你，你信不信？现在火得不行的那个姓马的野模特就是我们公司包装出来的。”
操你娘的！放下电话后，我又狠狠地骂了一句，乌龟王八都人模狗样地穿上西装，把自己当成了成功人士。八哥的黑金漂白了。
那时候，如果我给八哥提供线索，让这些真假记者风起云涌地跑来扫荡，我绝对会赚到一笔钱。可是，我不愿意那么做。尽管这些钱都是不义之财，从一个不义的口袋进入了另一群不义的口袋，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和职业道德。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能给人说出去的事，就去做；给人说不出去的事，就不要做。”敲诈勒索的事情，能给人说出去吗？
尽管以采访曝光相要挟，实施敲诈勒索是记者这种职业的常见病，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从来没有敲诈勒索过一次。尽管有时候看到那些昔日的同事用工资外的钱买了房买了车，我有些羡慕，但是，这种事情我做不来，我说不出来那些冠冕堂皇的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