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汉游击队
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是高涨的作战积极性把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引入了绝境。
华东野战军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淮海战场上另外三个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在碾庄圩以西、徐州以东，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负责向东进攻以解救黄百韬，同时防卫徐州；在徐州以南，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和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奉命沿津浦铁路北进参加会战；在徐州的西南方向，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从河南境内的驻马店地区出发，不断东进向徐州靠近。由于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东进的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被迫停滞在碾庄圩西面的大许家，孙元良兵团因为徐州防务不敢轻易出动，于是，徐州附近的三个兵团近距离地扭结成一个坚硬的集群；而沿着津浦路北进的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特别是李延年兵团，由于惧怕遭遇分割围歼，推进得十分迟缓；只有黄维兵团，始终在不顾一切地东进，以至最终形成孤军插入淮海战场的态势。因此，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过程中，积极东进的黄维越来越成为注视的焦点——从淮海战场的全局看，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进展的态势，将成为共产党方面如何进行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重要决策参数。
按照中央军委九月间作出的决定，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应以五个纵队的规模，向东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和灌云地区，以“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从这一计划上看，华东野战军向东运动至苏北地区，带有撤离中心战场休整部队的意向。但是，随着黄百韬兵团的被围，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摆出了决战的态势，毛泽东遂对战役的发展作出新的判断：如果黄百韬被歼后，蒋介石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即向徐蚌线推进；如果蒋介石不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南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即可寻机歼灭黄维和孙元良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如果黄百韬被歼之后，黄维兵团尚未赶到徐州附近，可以将其阻击在中途，把作战目标指向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割裂黄维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令华东野战军在围歼黄百韬的同时，部署阻援部队，诱使企图解救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断向东深入——“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这一战略设想的核心是：在吃掉黄百韬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必须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与徐州割裂开，并准备下一步围歼这两个兵团。这也是国民党军向碾庄圩的增援能够缓慢推进到大许家附近的原因，只不过无论是邱清泉还是李弥，都没有意识到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不断主动放弃阵地的真实意图。因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最初设想，基本上围绕着歼灭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的思路展开的。为此，中原野战军准备抽派几个纵队给华东野战军，参加续歼邱清泉和李弥的作战，并主动要求在南面担负阻击黄维兵团北上的任务。
但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牵扯着华东野战军的大部兵力，从邱清泉、李弥的侧翼插进去将其与徐州彻底隔开的作战，始终没有达成目标。
这时候，在战场的南面，黄维兵团已经推进到安徽西北部的太和、阜阳地区。
中原野战军指挥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黄维兵团下一步的动向可能有三种：一是暂停；二是出亳州、涡阳向永城，或出涡阳、蒙城向宿县；三是向东开至蚌埠，以护卫南京。根据这一分析，他们向中央军委提出“如黄维出永城或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广（两广纵队）共八个纵队，歼击黄维”的建议。理由是：“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三个军七个师，其中强师只有三个。”但先决条件是，华东野战军在十六日以前能“消灭黄百韬三个军以上”，然后“抽调出三个纵接替陈谢四纵及华野三、广纵之任务，或现在就有余力能够接替，以便我们及时调动这三个纵队作战”。中央军委复电表示，“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一切要等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十八日，黄维兵团东进至蒙城附近；李延年兵团正向蚌埠开进；刘汝明兵团则由蚌埠向宿县前进，准备担负蚌埠至宿县之间的铁路守备任务。根据这一态势，淮海战役总前委认为，歼灭黄百韬之后，华东野战军如果不进行休整，接着打战斗力很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诚非易事”。同时，中原野战军需要阻击黄维、刘汝明和李延年三个兵团，也相当困难。如果续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作战陷入僵持，中原野战军又没有把握同时阻敌三路重兵，那么无论华东野战军还是中原野战军都可能陷于被动。因此，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提出，放弃打邱清泉和李弥的计划，转打孤军插入战场的黄维兵团。
但是，拥有十二万人马的黄维兵团不是弱敌。
黄维兵团刚刚编成不久，下辖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以及第四快速纵队。其中的第十八军，即原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作战能力强，现任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即原整编第三师，曾被歼灭过，后以原整编十一师十八旅为基干重新组建，军官均由十八旅调来，十八旅旅长覃道善为现任军长；第十四军，即原整编第十师，前任军长罗广文曾任第十八军十八师师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军总是和第十八军一起行动，战斗力与第十八军相仿，现任军长熊绶春是黄维的黄埔同学和同乡；快速纵队由第十八军一一八师配属的战车坦克部队组成，师长尹钟岳兼快速纵队司令官。以上各部队基本出自同一渊源，关系融洽，有共同作战的意识。从这一点上讲，黄维兵团中只有第八十五军是个例外。与其他军长均为陈诚派不同，第八十五军现任军长吴绍周属何应钦派，这使这支部队不但作战风格与其他部队不同，而且与其他部队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黄维不能有效掌握的第八十五军，不久就以惊人的战场之举，致整个兵团于死地。
此时，从第十二兵团普通官兵的角度讲，有一点是一致的，大家都对作战目的和作战方针不甚明了。兵团组建之后，奉白崇禧命令进入河南“扫荡”中原解放区，部队在伏牛山里“往返奔波，雨雪载途，人马俱感疲惫。特别是快速纵队因道路不良，机械和燃料损耗甚大，急需休养整顿”。本以为“扫荡”完毕就会南下回家，可又奉命向苏北的徐蚌战场推进，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于是，兵团除把生病负伤的官兵和笨重的行李辎重送回武汉之外，绝大多数军官的家眷们也留在了武汉。大军匆匆出发，挂念妻小担心前途的心绪自此弥漫。
蒋介石给黄维的命令是：“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
黄维兵团东进之路比伏牛山里好不了多少。路途上横着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一条条大河，这给战车、坦克、重型火炮、汽车和大量的胶皮大车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更大的困难是解放军的跟踪和阻击。兵团一开始行动，各个方向的追击、侧击、阻击不断地袭扰而来，行军路上的道路和桥梁一再被毁，这令官兵们越走越觉得前面充满危险。
当中原野战军占领宿县之后，黄维兵团已成为淮海战场上一个显眼的作战目标。只是黄维自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蒋介石更是看不出这一点。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作战积极的黄维兵团即使推进到涡河边了，依旧归国民党军国防部直接调遣。虽然奉命进入徐蚌战场，但黄维兵团从来没有被划归徐州“剿总”指挥。因此，远道而来第十二兵团的官兵都不清楚，他们如此拼命赶路去靠近那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徐州，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阻击他们的中原野战军官兵明确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涡河北岸，一个名叫桑金秋的连长在阻击阵地上被第十八军一一八师发射来的炮弹炸倒了。醒来时，桑连长想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但是他已站不起来，满口的血让他说不出话来，他不让人把他抬下去，认为只要自己还在阵地上就是对全连的鼓舞。他爬到战壕边，用手指在壕壁上写着：一排长蒋歧凤代我指挥。写完了，他仰面倒下，满眼是灰蒙蒙的天空，耳边是剧烈的枪炮声和厮杀声。他的头部还在汩汩地流血，他想到了死亡。
二十三岁的桑金秋是河南濮阳人，为了不饿死，十九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还不知道“推翻旧世界”的道理，只是感受到了官兵同甘共苦的温暖。第一次参加作战时，他很害怕，在老班长的鼓励下，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在邯郸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阻击着国民党军一个师的进攻。副连长牺牲之后，全连的干部和班以上骨干全死了，一百多人的连队只有二十四名战士还活着。桑金秋平生第一次看见了什么叫死亡。当上级命令他们撤下去的时候，他又哭又喊：“这么多人都死了，我们不能下去，死就死在一起！”那次战斗的残酷场面令他终生难忘：夕阳下，与敌人尸体相叠在一起的八十多个战友，他们昨天还和自己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从阵地上下来后，桑金秋变了一个人，只要遇见敌人，就想打个痛快，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部队南下大别山，他和几十名伤员与大部队离散。他们偷袭了敌人的一个仓库，搞到几十条麻袋，从此，这支小部队的官兵人人裹着麻袋与敌人周旋。他们吃过山里各种各样的树叶和野草，流浪了半年之久，当终于与大部队会合时，一纵的指挥员们抱着他们哭成了泪人。而他的团长说的一句话让他刻骨铭心：“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的是给人民打天下，天塌地陷也打不垮！”
桑金秋，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一个解放军年轻的连长，在那条名叫涡河的大河边，准备为了人民的解放“光荣”了，他在等待自己血流殆尽的时候。阻击战还在残酷地进行，黄维兵团炮火猛烈，密集的机枪子弹下雨一样，前边的人倒了，后面的继续往上冲，钢盔连成片黑压压地涌动着。眼看敌人要冲上阵地了，机枪组长于金山端着机枪跳出战壕，二排长王常林和五班的战士乘势发动了反冲锋。不一会儿，营教导员上来了，命令卫生员把桑金秋抬下去。躺在担架上的桑金秋，看见了夕阳辉映下血红色的涡河。野战手术之后，他被支前民工往后方转运，一直运到距濮阳不远的一个村庄里。桑金秋突然想家了，参军四年，他从来没有回过家。房东老乡知道了他的心思，跑到他的家乡传了信。几天后，父亲来了。父亲说，母亲想他想得眼泪都哭干了，但是听说儿子当了连长，父亲又高兴得大哭一场。桑金秋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钱塞给父亲，他说：“告诉我妈，儿子打仗就是为了所有的穷人都不挨饿！全国就要解放了，仗打完了我就回家，让她等着我！”
桑金秋连长说这番话的时候，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
淮海战场上的态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杜聿明被刘峙叫去商量对策。刘峙说他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杜聿明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认为刘峙对战局的估计过于悲观。他对刘峙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且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三十万兵力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已不像十一月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杜聿明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什么”。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蒋介石接到黄百韬兵团覆灭的战报。
两个小时后，南京国防部开会研究徐州战守进退问题。
何应钦、顾祝同等都认为：“如果把这批精锐部队输光，就再也没有力量与共军较量了。”因此，主张徐州全部主力退守淮河。但是，作战厅长郭汝瑰提出，退守淮河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一、苏北方面淮阴如何守备，是不是放弃？二、徐蚌间的交通如何打通？必须要等交通线打通之后，才能决定徐州主力转移问题。三、前两个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蚌埠和淮河一线如何守备。于是，暂时休会，派飞机去徐州接刘峙、杜聿明和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来南京。
应该说，黄百韬兵团被歼之后的几天，是淮海战场上的局势最微妙的时刻，作战双方的决策层都在紧急磋商下一步的行动，因为稍有延迟便可能造成被动。但是，至少在二十三日这天的下午和晚上，国民党军最高决策层的紧急磋商休会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
二十三日晚二十一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发往淮海战场。这封电报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战役设想。淮海战役进行至此，将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全部隔离在长江以北加以全歼，这一宏大战役目标的最终确定使淮海战役整体战略规划清晰了。
还是这一天，晚二十二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意义重大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围歼黄维兵团。此时，在淮海战场上，黄维兵团的作战积极性，与其他停滞不前等待蒋介石最终决定的兵团相比，实在是过于显眼了，好像生怕被共产党方面忽视了似的，这种危险的孤军冒进着实令人费解。该兵团的先头部队凶猛地突击中原野战军的浍河防线，在一个叫南坪集的地方与阻击他们的第四纵队打得昏天黑地，其中的一支部队已经突破浍河向纵深发展。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的战役预想是：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首先歼灭黄维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方向的增援之敌，并争取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各一部：
粟、陈、张并报军委：
一、今日敌十八军从上午到黄昏，在坦克二十余辆掩护下，向我南坪集阵地猛攻竟日。我虽伤亡较大，但未放弃一个阵地。另敌一个多团，于午后到南坪集以东十里处突过浍河。
二、我决心放弃南坪集，再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置一个囊形阵地，吸引十八军过河展开，而以四、九两纵吸住该敌，并利用浍河割断其与南岸三个军之联系。同时，于明夜以一、二、三、六纵及王（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张（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张霖之）十一纵向浍河南岸之敌出击，求得先割歼其两三个师。
三、我们因九纵须协同四纵抓住主力十八军，故决心使用王张十一纵由东向西突击，以利割裂敌人，同时饬令华野二纵在西寺坡车站南北构筑工事，阻击可能西援之李延年兵团及刘汝明部。
四、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因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请粟（粟裕）陈（陈士榘）张（张震）以两三个纵队对李（李延年）、刘（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施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
刘 陈 邓
梗（二十三日）二十二时
二十四日上午，刘峙、杜聿明和李树正被接到南京，蒋介石召集的会议继续进行。对于国防部作战厅提出的徐州主力向南进攻，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同时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以打通徐蚌间交通”的主张，刘峙和李树正没有异议。杜聿明也大致同意，但他建议以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先击退共军，控制运河线后再回师向南，不然恐怕侧后会出现威胁。蒋介石认为分歧不大，让杜聿明立即回徐州部署打通津浦线作战。杜聿明提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蒋介石要求杜聿明“先回去部署攻击”，他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
杜聿明当即飞回徐州。他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几个军的加强，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应该不成问题，而只要津浦路一通，徐州战场上的主力就可以全部南撤，这样至少可以避免黄百韬那样的命运。
飞机飞临黄维兵团上空的时候，杜聿明与黄维进行了简短的地空通话。黄维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杜聿明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回到徐州，杜聿明命令孙元良把徐州防务交给李弥，于二十五日开始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
就在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淮海战役总前委：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
梗二十二时电悉。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
二十四日十五时
刚刚下达了打通津浦路作战命令的蒋介石心情郁闷，因为如何处理黄百韬兵团的后事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黄百韬是“徐蚌会战”中第一位全军覆灭而且死于战场的兵团级将领，处理不好会对军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党内的舆论、桂系的诋毁以及国际视听，这些都关乎自己地位的稳固。显而易见，照常规将战败的责任直接推到黄百韬身上，至少在大战仍在进行的时刻不合时宜，必须把黄百韬的尸骨找到运回南京厚葬，并追授上将军衔发放厚恤以安抚家眷和军心。问题是，内部的所有指责都可以想办法消除，国际舆论如何应对？
同在这个晚上，毛泽东也没有睡意。淮海战役即将进入第二阶段作战，平津战役的筹划也已接近最后决策阶段，繁重的工作完全打乱了毛泽东的作息节奏，但昼夜不眠并没有令他感到疲惫。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发出电报之后，他提笔给清华大学一位名叫吴晗的年轻教授写回信——在超乎寻常的繁忙中，毛泽东竟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吴晗写的《朱元璋传》：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淮海战场上大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将合力作战，封闭徐蚌地区国民党军的所有主力，先围歼黄维兵团，然后再解决刘峙和杜聿明指挥的部队，不让其退到长江以南去；而国民党军虽然制定了向淮河两岸退却的计划，但是为了顺利撤出，必须再向这个战场增加兵力，以保持住一条撤退的通道。此时，共产党方面投入战场的兵力已达六十多万，国民党方面投入的兵力多达八十余万，总计近两百万的兵马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巨大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