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ason DeParle，American Dream：Three Women，Ten Kids，and the Nation’s Drive to End Welfare（New York：Penguin，2004）；John Gurda，The Making of Milwaukee，3rd ed.（Milwaukee：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2008[1999]）.
2.等待，是贫困者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参见Javier Auyero，Patients of the State：The Politics of Waiting in Argent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
3.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Understanding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 Resources（Washington，DC：SSA，2014）.
4.“某天我写到这一段，别人可能不太容易看懂。”我说。
“你要把这些写进书里喔？”拉瑞恩问。
“是啊，我是这么打算的。我猜他们会说：‘这人搞什么啊？她刚被扫地出门，差不多是无家可归了。她跟自己的哥哥住在一起，谁知道这种日子能过多久。她刚与社工会面完，恢复了食物券资格。都这副鬼样子了，还要用分期预付去订购一台1500美元的62英寸大电视？’”
“他们不懂也没关系。我也不懂很多人在做的事情，但他们也还是照做不误。”
“如果那些人现在就坐你面前问，‘拉瑞恩，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我会说我就想这么做。”
5.走进低收入家庭，看到门口摆着一双全新的耐克鞋，或是房里的大屏幕电视，有些中产阶级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感到愤怒。保守派的智库和媒体会报道这样的文章：“有平板电视的人，还能算穷人吗？”“空调、有线电视、Xbox游戏机：在美国到底何为贫穷？”自由派则试着不去讨论这些行径。在破败的公寓里有一台昂贵的电视？有钱穿新鞋的小孩中午只能吃学校的营养午餐？事实上，电视和球鞋的主人很可能还没把账结清；一些过时的电视机型在促销时可能只要50美元就能买到；街角小店里也有些打折的耐克球鞋。市区服装店里的价格标签都是给那些不会杀价的白人小孩看的。还有就是，那台“吸睛”的大屏幕电视可能会让你忽视房间里本应具有的东西。贫困家庭也好、富裕家庭也好，都会在屋里装电视。但绝大多数贫穷的美国人没有电脑。拉瑞恩在享用她的龙虾大餐时，却连一台电话都没有。参见Tami Luhby，“Are You Poor if You Have a Flat-Screen TV？”CNN Money，August 13，2012；Robert Rector and Rachel Sheffield，Air Conditioning，Cable TV，and an Xbox：What Is Poverty in America？（Washington，DC：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11）；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2012。
这是自由派的古老传统——无视于贫穷中令人不忍卒睹、让人坐立难安的那一面。而因为像卡罗尔·斯塔克（All Our Kin，24）说的，自由派的名嘴与学者不愿意直视贫穷的这些面向，所以他们只能为这些不堪的现象出面道歉。但又像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and Public Policy，2n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1987]），6，12中所说：“为了不让穷人觉得不受尊重或被污名化，他们的行为都不能被讨论；而这也会让自由派的论述变得隔靴搔痒”。美国民众要的是答案，是这些行为的解决方案。不把人当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否定人的全部美德，另一种是洗清他们的所有罪恶。
6.人会因为得到翻身脱贫的机会，而在行为上改弦易辙吗？答案是很有可能。行为经济学者和心理学家们证明了“贫穷本身使人心力交瘁”，而心力交瘁意味着人会“变笨”、会因一时冲动而误判情势。再者，一旦贫困家庭得到有意义的经济援助，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积累资产、偿还债务。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将在那些劳动所得税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一种租税扣抵制度，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夫妇，特别是拥有儿童的夫妻提供补贴，1975年首次实施。当劳动所得低于一定金额时，部分税赋可以抵免，以弥补社会安全税的负担）超过1000美元的父母中，有近四成的人会将相当数量的退税存下来；有将近八成五的人会拿退税去处理债务。对持续退税的期待，给了父母们希望。他们觉得存钱有了动力和目标，觉得脱贫看得到曙光。参见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Scarcity：Why Having So Little Means So Much（New York：Times Books，2013），60，66；Abhijit Banerjee and Sendhil Mullainathan，“The Shape of Temptation：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15973（2010）；Reba Mendenhall et al.，“The Role of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in the Budgets of Low-Income Households，”Social Service Review 86（2012）：367-400。
7.被扫地出门的代价是很昂贵的，它使得租户无法存够钱支付新住处第一个月的房租以及押金。
8.公共住房（public-housing）里绝大多数的居民非老即残。关于老年人住宅数量的增长，参见Lawrence Vale，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285-90。关于公共住房居民的组成，参见Alex Schwartz，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2nd ed.（New York：Routledge，2010），chapter 6。
9.根据驱逐记录和其他一些民事诉讼来驳回公共住房申请（补助）的做法，曾引发过不小的争议。拉瑞恩后来发现，法院的材料可能有误，而在此基础上得到的驱逐记录也有可能是不准确的。这说明了房东手头有着偌大的权力——他们凭借一面之词（而非事实），将单亲妈妈、家暴受害者等特定群体玩弄于股掌间。关于民事法庭记录令人堪忧的准确性，参见Rudy Kleysteuber，“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Yale Law Journal 116（2006）；David Thacher，“The Rise of Criminal Background Screening in Rental Housing，”Law and Social Inquiry 33（2008）：5-30。
10.被拒绝、申请被驳回会严重打击人的自信心和精力——这是我们在讨论贫穷问题时应该关注的面向。为申请一间公寓或一份工作，遭到十次、二十次、甚至四十次的拒绝——这样的结果令人崩溃。有关社区选择或失业的理论，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低收入人群是“理性的行为人”，懂得权衡利弊、做出明确的抉择。事实上，这些人大多是“疲惫的将就者”，无数次尝试皆以失败告终后，他们“哀莫大于心死”地接受弱势社区里的破房子；不管工作有没有前途、合不合法，都照做不误。被拒绝所带来的耻辱感，不仅逼着人接受不理想的生活环境，还会消磨他们追求美好未来的意志。关于找“入门级”工作被拒绝的经历，参见Philippe Bourgois，In Search of Respect：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chapter 4；Katherine Newman，No Shame in My Game：The Working Poor in the Inner City（New York：Vintage，1999），chapter 3。
11.几个月后，贝蒂收到一封托宾的来信，信里威胁她不准收留拉瑞恩，否则就要换她被驱逐。拉瑞恩回复说，她愿意向托宾支付自己欠下的租金和诉讼费用。但托宾说的金额是庭审记录上的两倍。为了把钱还给托宾，拉瑞恩拖欠了要给老鹰仓库的租金，结果她的东西统统被没收。那些家具、照片、分期预付买来的珠宝，都被拿去公开拍卖，由捡便宜的人用天知道的价格买下，或是被扔进垃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