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同堂的辛克斯顿家（Hinkstons）住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口一栋棕白色的房子里，拉马尔家就在他们后头。家族中的大家长是多琳，她的肩膀宽阔，腰围也是。多琳戴着眼镜，有张大饼脸，肤色稍淡的双颊上有深棕色的雀斑。从多琳记事起，她就没有瘦过，每天的生活也是优哉游哉，很少见她为了什么事情着急。多琳有四个孩子：二十四岁的帕特里斯、十九岁的娜塔莎（Natasha）、十四岁的C.J.跟十三岁的鲁比（Ruby）。外加老大帕特里斯生的一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十岁的米奇（Mikey）、四岁的杰达（Jada）、两岁的凯拉·梅（Kayla Mae）。这个家里还养了只叫科科（Coco）的小狗。身形像美式足球员的科科凶起来会咬人，但它对娜塔莎忠贞不贰。
在帕特里斯收到谢伦娜的驱逐通知单，并跟三个孩子从公寓楼上搬到楼下与多琳同住后，辛克斯顿一家八口（加上科科）算是完成了合体，但他们也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又小又挤。帕特里斯、娜塔莎跟C.J.的因应之道是尽量少在家里待着，天公作美时，三人会在外头散散步，天黑了就到家后头找拉马尔打黑桃王。只不过到了夜里，大家还是得挤在一起睡觉。两间卧房，帕特里斯占了当中那间小的，她咕哝着如果要她负担一半的房租，那至少得要有个房间归她，就算房间没门也没关系。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多琳跟娜塔莎合睡一张床，鲁比则蜷曲在椅子上凑合着睡，手脚都无法伸直。米奇在客厅里跟C.J.分享一张没有床单的床垫，旁边就是玻璃茶几和堆得像山一样高的衣服，脏的干净的都有，反正房间里放不下就是了。帕特里斯的两个女儿睡在饭厅一张四角都开花的床垫上，内里的弹簧跟褪色的海绵都已“脏器外露”。
所有人都没办法好好睡觉。娜塔莎睡着后有伸脚踢多琳的癖好，多琳则会习惯性地翻身滚到娜塔莎身上或把枕头偷过来，假如娜塔莎想要回去，多琳就会直接用枕头反击。因为睡不好，年纪较大一点的孩子常错过清晨的校车，小一点的孩子则一整天困得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有时候多琳从厨房走出来，就会看到他们睡得东倒西歪。头不是枕在茶几上，就是枕在掉地上的几件衣服上。
生日的前夜，往往也是睡得最差的一晚。要是你一个不小心睡着了，帕特里斯一定会溜进房里，用蛋黄酱或番茄酱把对方的脸涂花。已经六年了，辛克斯顿家都没有庆祝过圣诞节——他们庆祝不起。但到了生日那一天，当辛克斯顿家的一分子顶着张黏糊糊的大花脸笑着起床时，会看到生日蛋糕赫然摆在桌上。彼此之间喜欢闹来闹去算是他们家的传统。娜塔莎曾经在帕特里斯的内衣里撒过胡椒，帕特里斯专挑娜塔莎负责照顾弟弟妹妹的时间，把鲁比偷偷带出家门，害得娜塔莎在附近绕了好几个小时找人急得快发疯。
辛克斯顿家的后门已经从门轴上脱落，墙壁上坑坑洼洼的，浴室里还有个大洞。他们家的天花板有点塌陷，主要是楼上漏水，因此地板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黑垢。厨房的窗户裂了，饭厅有几扇歪七扭八又缺了几片的百叶窗。帕特里斯挂上厚重的毯子，盖住窗户，室内因此显得灰暗。客厅里，用胶合板做成的橱柜上有台小电视，电视旁则是没有灯罩的台灯。
在帕特里斯搬到楼下之后，谢伦娜发现她在偷电。修理电表得花200美元，但只要帕特里斯还跟多琳住在一起，谢伦娜就不愿意花这钱。“我才不出，”她说，“这钱统统要那些黑人出，冬天挨冻是他们的事。”辛克斯顿家后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攒到200美元。在此期间，房子背面那些房间，包括厨房都没有电，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坏了，一家人终日以罐头果腹：每晚不是意大利方饺罐头，就是通心粉罐头。
面对发臭的冰箱，辛克斯顿家的态度就跟他们面对整间公寓的心态是一样的：忍就对了。对家中的床垫和小双人沙发，他们也秉持着同样的想法。床垫跟沙发缝里的蟑螂多到不像话，他们希望能在搬家时把它们统统甩掉。事实上，这些蟑螂在辛克斯顿一家搬进来前就已在此“驻扎”了：碗槽、脸盆、马桶、墙壁，乃至于厨房的抽屉，蟑螂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就是看哪里房租便宜就搬到哪里啊，”谢伦娜这么讲多琳这一家，“他们踩着蟑螂就搬进来了。”
在辛克斯顿家搬进谢伦娜位于莱特街旁的公寓前，他们有七年的时间住在第三十二街一栋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那个家当然不是什么豪宅，但空间宽敞，房东人也不错。集所有人之力，他们每个月要付800美元的房租。帕特里斯在一家快餐店当午餐时段的服务员，而娜塔莎在高中辍学之后也开始赚钱。多琳没有念完高中，不过多年前她在就业中心受过职业培训，每分钟能打72个字。即便十四岁就怀了米奇，帕特里斯还是念到十一年级，差点高中毕业；可最后为了维持家计，还是辍学做全职工作赚钱。娜塔莎十六岁时就拿9.5美元的时薪，在夸德制图上班，每天轮12个小时，疲惫时会直接趴在印刷机上睡。公司没问过她年龄，她也没主动提。多琳的月收入是1124美元，其中437美元来自州政府的育儿补助，687美元是联邦救济金，能拿到这笔救济金是因为她的腿受过旧伤——八年级复活节那天，她穿着新买的厚底高跟鞋，一不小心摔到了髋骨，骨折后一直无法完全愈合。父亲当时没有立刻送她就医，而是让她在家待了好几天，否则伤口是可能痊愈的。这个老男人非常不喜欢医生，连后来自己膝盖不行的时候，也只是锯下餐桌的桌脚当拐杖。
在第三十二街，街坊邻居都认识辛克斯顿一家。他们的小孩在邻居家跑进跑出，而多琳会站在自家门前认识认识街区的其他住户。她和街坊的奶奶们有说有笑，遇到住附近的孩子欺负流浪猫，她也会吼他们两句。到了夏天，小孩子会跟某位邻居买冲天炮，把它们往街上射。多琳时不时会举办派对，邀请所有人参加。
2005年8月的一天，多琳打开电视，看到整个新奥尔良都泡在水里。市区变成一片泥泞，黑人的尸体从那些在屋顶上等待救援的民众眼前漂过。她二话不说打电话要好朋友范妮赶快过来。多琳跟范妮都被电视上的新闻惊呆了，“真的是太惨了。”多琳记得她是这么想的。过了几个无眠之夜后，多琳觉得自己不该只是在家担心跟祷告，她觉得自己应该为灾民做点什么，于是把家交给帕特里斯，跟范妮一起搭上前往南方的客运。那年她四十一岁，帕特里斯二十岁。
“行动派”并不是她的风格，待在自家门廊上哼歌才比较像她。“我喜欢窝在自家门前。”她自己也这么说。但一路走来，这样的她也曾选择放手一搏，豁出去跟时代洪流对抗。像1998年1月的某个夜晚，她连夜打包，一声不吭地带着全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她想要躲的是C.J.跟鲁比的生父，一个后来会在密尔沃基北部监狱蹲很久的家伙。
乘了两天的长途巴士之后，多琳跟范妮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市（Lafayette）。她们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几十个人一起分发毛毯和食物。
跑这一趟，让辛克斯顿家拖欠了一个月的房租。但他们住那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房东也很替他们着想。“他没有为难我。”多琳回忆道。房东跟她说，有钱再还他就好，于是多琳手头一宽裕，就一百元一百元地还。她努力上班，但意外总是会一件件冒出来，钱感觉怎么都还不完。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几年也过去了。
200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三十二街上两名当地少年持枪互射，结果流弹贯穿了辛克斯顿家的前门，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当时十七岁的娜塔莎正在扫玻璃，警察在那会儿要求上门查看。根据辛克斯顿家人对当时情况的描述，警官们严格搜索房屋，想要找到枪支或毒品（帕特里斯怀疑枪手跟某位邻居有关，她把事情赖到当时正在辛克斯顿家的三名男性身上：帕特里斯的男朋友，娜塔莎的男朋友，还有一个男性同辈亲戚）。但屋里并没有枪支或毒品，警察能找到的只有一堆脏东西：水槽里成堆没洗的碗盘、桶里多到满出来的垃圾、还有在一旁飞舞的苍蝇。辛克斯顿家本来就不太爱干净，恰好前一晚又举办了派对。当然，也有一些不是那么表面的问题：如果观察入微，你会发现房东随便拿胶合板钉在厕所摇摇欲坠的天花板凹陷处。也许是因为这个家实在太乱了，也可能是因为帕特里斯从凌晨两点起便对警官嚷嚷，又或者是因为警方认定辛克斯顿家跟枪击案脱离不了干系——总而言之，后来的发展是：警察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局（Child Protective Service），儿童保护服务局又打给社区服务部，社区服务部派出房屋检查员，房屋检查员下令房东改善，房东则填了张五日的驱逐通知单要辛克斯顿家走人，理由是房租未缴清。原来枪击案发生时，多琳的欠租只补上了一半。他们从来不觉得这钱得急着还。
房屋法庭的特聘法官一盖好判决驱逐的公章，就意味着辛克斯顿家得赶快找房子了。说到找房，他们只能靠自己——但他们既没有车，也没有网络，所以能找的范围有限。他们向社工求助，有位社工给的就是谢伦娜的联络方式。约好以后，谢伦娜带他们看了莱特街的房子，但辛克斯顿家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就算对方是个瞎子，我也不会推荐这间房子。”帕特里斯说。但这家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房子都会比露宿街头或收容所强，所以还是住了下来。谢伦娜当场就给了多琳钥匙，外加一张用废纸草草写成的收据，上头记着的是“兹收到租金暨押金共1100美元”。多琳将这收据夹进了《圣经》里。
被驱逐之后的窘况，往往让穷困家庭被迫接受非常糟糕的屋况。密尔沃基的租房者在迫迁之后，长期陷于居住困境的几率会高出一般低收入租房者将近25%。1多琳说她之所以会在谢伦娜的公寓住下，是因为他们家真的走投无路了。“但我们也不会在这待太久。”被驱逐会让人先搬一次家，紧接着再搬第二次：其中第一次搬家是不得已被迫搬到破落或甚至有安全疑虑的房子里，第二次则是自发性地想要逃离。2顺利的话，第二次搬家也得等上一些时日。
搬进谢伦娜的公寓没多久，辛克斯顿家又开始找房。这次他们是按照出租传单上的电话打去问，另外就是翻红皮书找公寓出租的广告——红皮书是指旧城区杂货店的免费刊物。只不过刚搬完家让人筋疲力尽，新添的驱逐记录又对租房不利，所以想找地方并不容易。不久后，帕特里斯就搬到了二楼，全家一下子多了点空间可以呼吸。到了秋天，辛克斯顿家慢慢习惯了这一带，但他们仍旧觉得住这儿不是长久之计。只不过想归想，日子还是要一月一月过下去。这里跟三十二街不一样，多琳并不会很努力地想要认识街坊，也不会去留意社区里的孩子在做什么。帕特里斯被驱逐的时候，辛克斯顿家已经搬来十八街跟莱特街口六个月了，但邻居里多琳只叫得出拉马尔的名字，而且也只是知道名字而已。“我都没再串门了，我以前很爱去别人家的，”多琳对这个新社区有感而发，“以前看到陌生的面孔，我会主动过去打个招呼。但现在我只会在一旁站着看。”冬天一来，多琳一连好几周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警察的存在固然有其必要，但公共的安宁，包括人行道上的和平与街道上的秩序，能在城市里得到维系，靠的主要不是警力，而是人群间一股细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自控力与规范，这种内在控制力与规范是民众自发形成并且推行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写道。简·雅各布斯认为这种健康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的形成有个前提，那就是得有人“有心”住在这里，要有人愿意看顾、守护这里。事实证明她说得没错：只要弱势的社区邻居间能相互信任，对社区的发展愿景产生共识，那这当中就能生成所谓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而集体效能越高，弱势社区的犯罪率就会越低。3
单单一次驱逐，松动的不只是一个街区，因为受影响的不仅是被驱逐家庭所在的那个街区，他们心不甘情不愿搬去的那个街区也会一并受累。在这样的过程中，搬迁会直接“催生”简·雅各布斯口中的“永久性贫民窟”（perpetual slum），因为当所在社区的流动率升高，日常生活中的愤恨跟淡漠也会随之爆表。“永久性贫民窟的问题症结在于太多人能搬就搬；不能搬的也梦想着能早点搬。”4多琳被驱逐，三十二街损失了一股稳定的力量——一个深爱这里，想要与这里荣辱与共、以一己之力让社区变得安全的居民——莱特街却两手空空，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一位这样的居民。
鲁比、C.J.跟米奇三个都还穿着学校的制服——因尺寸不合看起来很松垮的白色T恤与黑色牛仔裤——轮流在临街的窗前巴望着午餐餐车到来。每周三次，当地的教会会到社区里发放袋装的午餐。这一天，眼尖的鲁比第一个发现了餐车。“餐车来了！”她忘情地喊了出来，接着就跟其他小孩一起冲到屋外。最后孩子们满载而归，他们帮家里的每个人都领了一袋。孩子们分发起午餐，不过都没有事先偷看袋子里装了什么，因为看过就不好玩了。拿到青苹果的会与拿到红苹果的交换，拿到Fritos牌薯片的会跟有SunChips牌全谷物薯片的人换，拿到苹果汁的人会跟有果汁汽水的人交换。
“我给你两瓶果汁。”娜塔莎对鲁比开条件。
“换我一片奥利奥蛋糕吗？”鲁比做确认。但是想过之后她觉得不划算，摇了摇头。
“鲁比你太坏了！”
鲁比的脸上闪过一抹露齿笑容，开始换着左右脚跳。她的利他林药效正在消退，有些晚上在药效消失之后，她跟米奇会在客厅的床垫上玩后空翻。
娜塔莎不开心地噘起了嘴。十九岁的她比鲁比年长六岁，做起事来却没什么大人的样子，反倒更像个小孩。相对于帕特里斯十来岁就当起了小妈妈，娜塔莎对小孩其实很反感。“小孩又乱又脏！”她说，“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生出来会是可爱还是丑。所以，天啊，不用了……自由自在的独立生活比较适合我！”娜塔莎会去拉马尔家跟男生们开派对，夏天则会光着脚在家附近溜达。和与自己同母异父的帕特里斯一样，娜塔莎是浅肤色，所谓的“红骨”（redbone），因为只有一半黑人血统，肤色比较淡。有男人开车经过会放慢速度，伸长脖子想把看娜塔莎看个清楚。有时也会有老太太停下车来，拿鞋子给娜塔莎穿，眼神看起来似乎很心疼这个小女孩。这样的情景总能惹得帕特里斯笑出声来。
教会的女士在白色的袋子里塞了祈祷文，祷告完后，辛克斯顿家就会开始吃免费的午餐，并聊起那些难发音的单字，“Royal”，“Turquoise”，任何能让他们忘记屋子里的冲天臭气跟凌乱不堪的事，都是好事。厨房和浴室的状况已经糟糕到多琳考虑要打电话给谢伦娜跟昆汀，而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联系这两人。辛克斯顿一家或许不太想承认，但这两名房东真的还挺吓人的。“昆汀脾气不好、非常挑剔。”帕特里斯经常这么抱怨。昆汀每次来，都会批评说屋子里很难闻。带工人来修东西，常常不收拾干净再走，满地都是弄剩的材料，多琳跟帕特里斯都觉得这样很不尊重人。“他是把我们当女佣吗？”帕特里斯说。昆汀会这样，很难讲是不是为了让租户即便碰到房子出问题也不敢打电话给他，但这的确奏效了。5
有时候多琳打电话给谢伦娜抱怨房子的状况，最后反倒自己成了谢伦娜抱怨的对象。“每次我们打过去说房子哪里有问题，她都会绕一圈把事情怪到我们头上，说东西根本就是我们用坏的，”多琳说，“我听得都烦了……所以后来哪里坏都是我们自己修。”
所谓“自己修”，常常就是“不修了”。第一个堵住的是厨房的碗槽。过了几天，鲁比跟帕特里斯就开始把碗搬去浴缸洗。但食物残渣多少会流进下水管道里，因此没多久就轮到浴缸堵住了。浴缸里淤积了水泥色的脏水，于是辛克斯顿一家就开始在厨房用燃气炉烧水，然后拿海绵蘸着水擦澡。紧接着，有人会把剩下的水倒进马桶，然后拿搋子去通马桶，引得一小群蟑螂四处窜逃。拿搋子的人得很用力，一般来说，你得通上整整五分钟，才有办法让水顺畅地往下冲。遇到通不了的时候，全家人就得把用过的脏纸巾集中在塑料袋里，跟着垃圾一并丢出去。
多琳终于忍无可忍，为了管道堵塞的事情打电话给谢伦娜，但怎么也联系不上。在留了一周的语音信箱之后，谢伦娜终于回了她电话。谢伦娜说，她跟昆汀去了趟佛罗里达，所以没接到电话。他们刚在那儿置产，买了间度假用的三居室独立产权公寓。至于多琳打来申诉管道堵塞的事情，谢伦娜并没有直接回应，她只是提醒多琳一件事：让帕特里斯母子住在她那儿，已经违反了租约规定。
对帕特里斯来说，谢伦娜的反应似曾相识。在搬进二楼之前，帕特里斯也先看过房子的状况，而她当时觉得那地方“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棉絮般灰色的地毯磨损严重且藏污纳垢，儿童房的天花板塌陷，阳台门脱落，阳台本身都有种往上头扔袋面粉就会垮掉的感觉；而谢伦娜曾答应过要处理。即使房屋违反建筑规定，甚至不符合“最低居住标准”，但只要房东愿意处理，就还是可以出租。6
既然谢伦娜这么说，帕特里斯也就信了。帕特里斯于是拿了押金加上第一个月的房租，一共1100美元给谢伦娜，但修理房子的进度慢得可以。帕特里斯家浴缸里的水已经排不掉了，但谢伦娜还是没回她电话。那一次她是跟昆汀照惯例去牙买加度年假。“你在牙买加，而我们连在家洗个澡都没办法。”帕特里斯说。她曾经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正常的洗碗槽可用。而且帕特里斯也曾发现某面墙上有个大洞，但谢伦娜只是拿了本手册给她，里头讲的是如何不要让她的小孩受到含铅油漆的伤害。甚至于当门的合页脱落的时候，“她竟派了些有毒瘾的人来修理。”帕特里斯没完没了地抱怨起来，最后她选择摊牌。
“我要找律师告你！”帕特里斯吼出来。
“要告去告，请便，”谢伦娜笑了，“但你有钱跟我这样耗吗？”
“我房租都交了，为什么东西不修好？”
隔了一个月，帕特里斯试了个新的策略。她想如果乖乖交房租没用，那不交呢？不交是不是能逼着谢伦娜对她有所回应？帕特里斯扣下一半的房租没缴，说这个月的房租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房子修好再给。房租花了帕特里斯每个月65%的收入，花这么多钱住在这种烂环境，她咽不下这口气。
结果帕特里斯的新策略不但无效，还弄巧成拙。谢伦娜告诉帕特里斯如果不把房租付清，房子她就拒绝修理。对帕特里斯来说，这真的是挖了个洞给自己跳。准时交租后，谢伦娜就来阴的，月初一过就不接电话；扣住房租，谢伦娜就来硬的，大言不惭地说不修。“我那么拼命干吗，你房租又没付清。”谢伦娜说。但即便被呛，帕特里斯还是没有要搬走的意思。她喜欢住在妈妈家的楼上，也觉得这地方修一修其实还不错。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她工作的快餐店Cousins Subs削减了她的工时，让她连原本那一点谈判的筹码都没了。在收到谢伦娜拿来的驱逐通知单后，帕特里斯已经没有补房租的钱了。她跟谢伦娜说一收到退税，她就有钱可以还，但一切都晚了。原来谢伦娜的好朋友贝琳达打来电话说她有客户在找房子，而谢伦娜自然不会让到手的鸭子飞了，她保证只要几周，帕特里斯的公寓一定能空出来。
在浴缸不能用、洗碗槽不通，马桶也只勉强能用的状况下忍了两个月，多琳决定自己去找管道师傅。头一次水管不通时，管道师傅的钱是谢伦娜支付的，而她不打算再花这种钱。在三十二街的教训之后，多琳也不想把房屋检查员找来，那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总之，管道师傅最后收了150美元，成功用像胃镜般的蛇形器材疏通了水管。师傅说这儿的管道老旧，建议多琳最好别让任何东西流进水槽。师傅走了以后，多琳第一件事就是放好热水并在里头泡了一个小时。
多琳觉得她自掏腰包的150美元要从房租里扣才合理，所以即便谢伦娜说只要她这么做就将她驱逐，多琳也还是扣了。她想说，如果都要被驱逐的话，那这150美元还是留到下次搬家时用好了。7在手头很紧的租房者之间，有多琳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因为房租几乎吃掉他们所有的收入，所以很多弱势家庭不得不主动“促成”一次必要的驱逐，这样才能省出钱来搬到别的地方。这一头有房东吃亏，另一头就会有房东赚到。8
如果非搬不可，多琳也知道她不可能找到比现在便宜很多的新住处，毕竟他们一家八口。在当时，密尔沃基两居室公寓的月租中位数是600美元，其中月租在480美元或以下的占10%，月租750美元或以上的也占10%。9同一座城市里最便宜跟最贵的房子，月租差距不超过270美元。而这意味着即便你不追求住在最好的社区，甚至愿意牺牲生活品质住到很差的地方，省下的房租也不会多多少。以密尔沃基最穷困、至少40%的家庭处于贫穷线以下的区域来讲，两居室公寓的月租中位数也才比全城平均水准低50美元。10谢伦娜是这么形容的：“两居室公寓就是两居室公寓，搬到东是两居室公寓，搬到西也还是两居室公寓。”
这样的情况，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19世纪中期，也就是廉租公寓开始在纽约出现的时候，当地最底层的贫民窟租金还要比上城高出30%。到了20世纪的1920与1930年代，密尔沃基、费城或其他北美城市中的黑人区，年久失修的房子租金还是超过白人社区里屋况比较好的住处。甚至到了1960年代，以美国大城市里相同的居住条件来看，租金也是黑人付得比白人多。11穷人不是为了房子便宜才群聚到贫民窟里，穷人（特别是黑人穷人）会聚集在那里，是因为社会对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放任与纵容。
降租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避免被欠租并且减少驱逐房客的各种成本，但做底层市场的房东大多不会这么做。因为想要避免欠租跟驱逐的成本，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对众多房东来说，比较“经济”的做法不是维护屋况，而是直接赶人。面对万年欠租的房客，想在维修费上抠门是有可能的，而高房租就能“确保”租房者永远处于欠租的状态。
法律能够保护的是有办法正常缴租的租户。法律的设计就是要保障住房的安全与人道，而有能力缴租的人不仅能光明正大找来房屋检查员查看屋况，还有权利大大方方地扣住房租直到房子修缮完毕。12但只要一拖欠房租，这些保障就会土崩瓦解。欠租的房客会被剥夺扣住房租或暂时将租金信托给第三方的权利。向房屋检查员申诉更是形同引火自焚，因为驱逐的命运可能会先行上身。低收入的租房者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只是维护权利的代价他们负担不起。
“我在想，叫检查员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难收拾。”多琳这么跟帕特里斯说。
“是啊，”帕特里斯附和，“把检查员找来的话，她可以叫我们滚。”帕特里斯的意思是多琳违约在先：她让帕特里斯母子这四名“未经许可的住宿者”（unauthorized boarders）搬进来，所以谢伦娜有理由可以驱逐他们。而只要房屋检查员现身，谢伦娜就有可能会出此下策。
凡是房客欠租或违约在前，法律的保护伞失效后，房东就可以对租房内坏掉的东西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或者就像谢伦娜对房客说的：“你让我好做事，那我也不会为难你。”有些租户会拿自己的尊严与孩子的健康去交换一个栖身之所。13在2009到2011年间，密尔沃基近半数的租房者得忍受“严重且长期性”的住房问题。14超过1/5的租房者曾苦于窗户破损、电器故障或家鼠、蟑螂、野鼠为患达三天以上才获得处理。1/3的曾经忍受水管不通达一天以上，1/10的人至少曾一整天没有暖气可用。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非裔的美国家庭，连小孩子的卧室也不例外。但无论租房处的屋况是好是坏，有无上列问题，密尔沃基的公寓租金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15
一旦没办法准时缴租，房客们就得勉强自己接受不舒服、不理想，甚至不安全的居家环境。要是不想勉强自己，另一条路就是等着被驱逐。但在商言商，这一整套做法确实有（暴）利可图。能入住四个家庭的房产（双联式外加两层楼），也就是像多琳跟拉马尔所住的那种公寓，是谢伦娜手里最会下蛋的金母鸡。她第二赚钱的房产类型，就是阿琳在第十三街住的地方。在谢伦娜的所有投资中，条件最差的房产反而是她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摇钱树。16
在多琳对谢伦娜说要扣留部分房租后不久，娜塔莎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把这事情跟妈妈说了以后，多琳笑着说：“我就说吧！”面对各种生理变化，娜塔莎一直都是鸵鸟心态，但旁观的多琳看得一清二楚。多琳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又要当外婆了！”她开心地大叫。娜塔莎的男朋友也很兴奋。不管是否“合法”，孕育一个新生命仍是喜事一桩——除非你是个想要独立、自由生活的年轻女人。17娜塔莎的情绪低落，没心情庆祝。
“也许是个大头小子！”多琳忍不住开起玩笑。
“我不懂自己到底是怎么怀孕的，”娜塔莎叹气，“我不喜欢大着肚子。”
娜塔莎跟马利克（Malik）交往大概有一年了。他们是在Cousins Subs认识，马利克正是娜塔莎姐姐帕特里斯在这间店的同事。马利克没娜塔莎高，肤色比娜塔莎黑，辫子头底下有张骄傲的脸庞。他算是蛮温和的，虽然年过三十三岁，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当爸爸。娜塔莎倒是不讨厌他，只是她的心还在两年前因为抢劫失败遭击毙的十七岁少年塔耶（Taye）身上。她的钱包里依旧放着塔耶葬礼的讣闻，上面将娜塔莎列作死者亲属中“特别的女性友人”。鲁比对塔耶也很是痴迷，在娜塔莎的怂恿下，有时候鲁比会去找塔耶说话。娜塔莎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微笑着，像个硬要将痛苦往肚里吞的老人一样。这些时刻，有如虎钳挤压所带来的“残酷”力量，横亘在两姐妹之间，不断扩张，逼着娜塔莎迅速长大。18
按照辛克斯顿家的传统，轮到帕特里斯给小宝宝取名了。但宝宝的父亲马利克也有自己的想法。娜塔莎跟妈妈、姐姐说马利克想让小孩（如果生出来是男生）叫“小马利克”，但多琳跟帕特里斯对此嗤之以鼻。“我们家不来‘二世’这套，不会给名字里加上什么‘小’字”多琳说，“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啊，我到现在都还没原谅自己。”她口中的教训是C.J.，C.J.就是小凯莱布（Caleb Jr.）。辛克斯顿家之所以叫这孩子C.J.，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再听到凯莱布这个名字。
如果非当妈妈不可，有一件事娜塔莎非常确定：她死也不要让孩子住在这间屋子里。如今有了身孕，娜塔莎更加担心这间公寓的情形，也更担心谢伦娜会不会驱逐他们——到时候他们能去哪儿？但多琳有过一肩挑起全家重担的经验，娜塔莎相信要是情况不妙，妈妈也一定靠得住。“我妈妈特别坚强，”娜塔莎说，“以前比现在更糟，但她也带着我们走过来了。我是说像住收容所、流落街头，把教会或车子当家之类的。我对妈妈很有信心。的确，我们流落过几次街头，但最后她都有办法搞定。”不过话说回来，娜塔莎这次倒不是很同意妈妈的计划。知道大家族即将在田纳西州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有个聚会后，多琳决意举家南迁。帕特里斯觉得这主意不错，她受够密尔沃基了。“这里死气沉沉，”她说，“到处都是瘾君子和妓女。”但娜塔莎则不希望小孩刚出生就离开爸爸。
多琳跟帕特里斯不觉得这事有什么好担心。“反正他（马利克）也靠不住。”多琳说。但自从知道要当爸爸以后，马利克变得非常有责任感。他开始一个人轮两班以便存钱，带食物来找娜塔莎，还找适合两大一小三人同住的出租公寓。但事实就是，多琳跟帕特里斯对马利克不抱期望，不是因为马利克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而是因为这对母女都吃过男人的苦头。多琳先是被帕特里斯跟娜塔莎各自的父亲抛弃，然后鲁比跟C.J.的爸爸人在监狱。帕特里斯的三个小孩也不是同一个爸爸生的，而且这些男人全都可有可无。至于帕特里斯现任的男朋友就更不用说了，他最近还对自己的女朋友大打出手，推她去撞餐桌。19多琳跟帕特里斯完全不能理解养小孩为何需要男人，更别说给小孩起名了。多琳对娜塔莎说：“你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的时候，我旁边也没有男人帮我按摩。”帕特里斯跟妹妹说的版本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爸爸。我的小孩没有爸爸，你的小孩也不需要爸爸。”
妇产科来了通电话。“他们叫我回去重做超音波，”娜塔莎边挂上电话，边跟多琳说了这件事，“他们说之前好像漏看了什么。”
“漏看是什么意思？”
“漏看，漏看就是，好像还有一个孩子。”
多琳忍不住叫了出来：“娜塔莎，你肚子里的是双胞胎吗？”
“可是我一个都不想生！”娜塔莎跺脚。
“现在说这个太晚了吧！”多琳笑了。
“够了！”娜塔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科科则跳到她的大腿上，“科科，来这里，妈咪今天不开心。”
多琳不希望娜塔莎不开心。“我保证搬家以后给你个超大的房间，”她说，“跟我以前的房间隔条走廊，说不定让你住楼下。没错，我希望可以找到跟三十二街一样的房子。”
“能那样就太好了。”娜塔莎摸着科科附和。
“是啊，那就太好了，”多琳转头看着在地板上抱膝而坐的鲁比，“鲁比呢？你想搬家吗？”
“当然想啊，”鲁比说，“我讨厌这里。”
注释
1.若要对模型和方法论有完整的了解，详见Matthew Desmond，Carl Gershenson，and Barbara Kiviat，“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Social Service Review 89（2015）：227-62。《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资料库中被归类为有长期性（或称延续性）住房问题的租房者，会在受访的前一年中遭遇过下列的任何一个问题：（一）（厨房的）炉子或其他家电故障，（二）窗户破损，（三）房门或门锁损坏，（四）有家鼠、野鼠或其他害虫的侵扰，（五）电线外露或有其他电力问题持续至少三天或以上，（六）没有暖气，（七）没有自来水，（八）水管堵塞至少二十四小时。为了评估迫迁对居住品质的影响，我们使用了多个双重稳健回归模型（doubly robust regression model），并在模型中应用了广义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的技巧。持租房券的房客也被纳入这些分析当中。
2.非自愿的搬迁会破坏居住的稳定性，这一点无须赘言。但迫迁对居住稳定性的影响并不会随着驱逐与紧接着的搬家而烟消云散。对于驱逐直接造成的（非自愿）搬迁与其后续间接造成的（自愿）迁离来说，将两者联结到一起的是居住满意度：遭迫迁的租房者先出于无奈而接受次等的屋况，日后再设法换地方来改善居住条件。我们在有关《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的研究中以双重稳健回归模型分析了经由广义精确匹配处理的资料组。结果显示：相比没有迫迁经验的租房者，遭遇过迫迁的租房者短时间内再次被迫搬家的几率要高出24%。此外，遭遇过迫迁、又自行二度搬迁的租房者里，有53%的人表示想再搬一次，因为他们希望住在好一点的房子或社区里。相较之下，自愿连续搬家两次的人群里仅有34%的人给出这样的答案。换言之，对比第一次搬迁是自愿的人，第一次搬迁是被迫的人在面临二次搬迁时，将原因归结于房屋情况和社区环境的可能性更大。穷人原本就占去了迫迁者的绝大多数，而迫迁又会造成后续居住的不稳定性。参见Desmond et al.，“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3.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61），31-32；Robert Sampson，Great American City：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especially 127，146-47，151，177，231-32.关于公共空间使用的民族志研究，参见Mitchell Duneier，Sidewalk（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
4.Jacobs，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271，强调了我的观点。
5.昆汀的这种“策略”会有一个问题：租户要是没有如实反应屋况，他和谢伦娜的利益就会收到影响。马桶漏水就是一例。
6.房东有义务在与准房客签约前告知他们房屋中违反建筑法规的部分，City of Milwaukee，Landlord Training Program：Keeping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Activity Out of Rental Property，7th ed.（Milwaukee：Milwaukee of Milwaukee，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2006），12；Wisconsin Administrative Code，ATCP134.04，“Disclosure Requirements.”
7.在密尔沃基的租户中，居住问题是搬家的一大动机。此处的关键词是“响应性迁离”（responsive moves）。响应性迁离既非遭到迫迁（包括遭驱逐、建筑物被宣告为危楼），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在居住环境上的考量），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显示，2009年到2011年间，密尔沃基“响应性迁离”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住房问题。从受访之日回推两年，住房问题占“响应性迁离”成因的比例有23%，占全数迁离原因的比例有7%。响应性迁离的背后不是一股正向的推力（小屋换大屋），而是一种负面的拉力（房屋条件每况愈下，致使人想离开）。参见Desmond et al.，“Forced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among Urban Renters.”
8.这个道理就跟房市泡沫化造成房价大跌时一样，一旦房价低于房贷，数以千计的业主宁可违约，也不愿意继续把钱往无底洞里扔。Timothy Riddiough and Steve Wyatt，“Strategic Default，Workout，and Commercial Mortgage Valuation，”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9（1994）：5-22；Lindsay Owens，“Intrinsically Advantaged？Middle-Class（Dis）advantage in the Case of Home Mortgage Modification，”Social Forces 93（2015）：1185-1209.
9.《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在这三年间，一居室公寓房租中位数是550美元，三居室则为775美元。
租房市场的专业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都有可能导致城市中房租价格的收紧；这当中还有商业竞争和价格协调机制（price coordination）等在起作用。凡是大型的房产公司，都爱打着“租金创造者LRO”（Rainmaker LRO）、“租金推进器”（Rent Push）或“租金放大器”（RENT maximizer）等名号耸动的产品来辅助日常运营。这些繁复的算法根据数以百计的现行和过去房屋市场的指标，每天甚至每小时调整租金。“租金放大器”在全球范围内服务着超过800万个住宅单位，主打能“快速针对市场情况进行调整”以协助业主获得“更高的收益”（www.yardi.com）。对于凡事喜欢自己动手的房东来说，房地产自学手册建议房东每个月都要进行市场调查。布莱恩·查维斯（Bryan Chavis）在Buy It，Rent It，Profit！Make Money as a Landlord in Any Real Estate Market（New York：Touchstone，2009）一书中建议：“你可以打电话到附近的楼群或社区，了解租金水平，借此确认你本身的租金没有偏高或过低。”打电话是特别勤快的人会做的事，其实网络上不止一个网站有现成的资料可查询一间公寓的租金是高于或是低于周遭的租金水平（www.rentometer.com）。
10.《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加之美国社区调查（2006—2010）的社区层级资料和密尔沃基警察局的犯罪记录（2009—2011）。另外一项参考统计数据是：在密尔沃基治安最差的地区（暴力犯罪率达到75%或以上者），两居室房租中位数是575美元。在治安最好的地区（暴力犯罪率落在25%或以下者）则为600美元。
11.Jacob Riis，How the Other Half Lives：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New York：Penguin Books，1997[1890]），11；Allan Spear，Black Chicago：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1890-192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24-26；Joe William Trotter Jr.，Black Milwaukee：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Proletariat，1915-45，2n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179；Thomas Sugrue，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54；Marcus Anthony Hunter，Black Citymakers：How the Philadelphia Negro Changed Urba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80.
12.在本书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根据“社区倡导者”拟定的减租指南（rent abatement guidelines），如果房子少了个门或蟑螂太多，租户可以扣留5%的房租。马桶坏了可以扣留10%的房租。没有暖气可以扣25%。
13.房东名下的房产若是没有满租，也就是还有空房，房租其实是有降价空间的。但有些房东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愿降价。谢伦娜曾经带一名卡车司机看了某个四户合住的复合型公寓楼的一楼，那间房子已经空着两个月了。司机看了看被狗狗摧残过的地毯，摸了摸摇摇欲坠的橱柜门，还用脚在黏腻的厨房地板上挤出了尖锐的声响。“这种环境比我之前住的差多了，”他说，“要不然算380元一个月？”
“怎么可能。”谢伦娜心生不悦。
单以那个公寓的条件来说，一个月收380美元绝对强于一毛钱都赚不到——问题是此例一开就会损坏这整栋公寓的身价。这处公寓的另外三间房都收600美元的房租。要是谢伦娜接受了卡车司机的条件，让另外三户知道了也会要求降价。如果她统统答应，那四间房各收380美元的总收入，还不如她三间房收600美元赚得多。如果她断然拒绝，原本那三户里就会有人搬家，这样她空屋反倒变多了。所以谢伦娜最后没有收那位司机当房客，直接送客锁门。
14.精确的数字是44%。何谓“长期性”的住房问题，已于本章注解1处提供过详细定义。《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
15.《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曾经比较过两居室的公寓。在1970和1980年代，租金上涨的主因是住房质量提升，参见Christopher Jencks，The Homele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84—89。而在那之后，全美的住房几乎一直停滞不前——真要说的话，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间还有小幅的退步——但同期租金却全面飙升。《美国住房研究》的资料显示，在1993年，大约90.9万处的出租房存在严重的硬件问题。这个数字在2011年上升至了120万户。出现严重硬件问题的房屋在过去二十年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占所有出租房屋的3%左右）。其他衡量出租房屋质量的指标也一样：比方说在1993年，9%的租房者表示曾因为暖气故障而“在24小时或更久的时间内处于极度寒冷的状态”；到了2011年，这项数据微微上升至10%。到了21世纪，全美供出租的房屋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缮；可与此同时，房租却一直在涨。
16.一旦这些房子的获利能力归零，无论是因为累积了太多罚单或房子状况差到必须以昂贵的价格进行修缮，谢伦娜就会把它们“放生”，让它们“回归城市”。意思是，谢伦娜将停止缴纳这些资产附带的税费。倘若市政府因为欠税而要查封这些资产，就任其查封。谢伦娜这么做不会触犯税法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她早已为自己设好了防火墙。她将这些房产登记在一间间不同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就法论法，欠税的不是自然人谢伦娜，而是一间间公司的法人代表。像这样因为欠税而被查封的房地产，密尔沃基每年会出现1100—1200件。一旦承接了这些“即将寿终正寝”的烂房子，政府的做法不是拍卖就是拆除。而无论哪一种做法都会减少廉租房的数量。对谢伦娜而言，把这些房子处理掉，既不是什么错误，更不会带来什么财务上的损失。这是她“商业模式”中的基本部分，是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凡是我对某一处房产倦了，我就放手，”她亲口说，“把大好的钱浪费在劣质的资产上，说不过去，是吧？”开公司对谢伦娜来说并不麻烦，因为一切都可以在威斯康星州金融管理局（Wisconsi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DFI）的网站上完成。威斯康星州金融管理局只会记录申请人登记的代理者，而不会记录下每家公司的负责人或威斯康星州的税务信息（www.wdfi.org）。密尔沃基欠税遭到查封的房产件数估算是从助理检察官凯文·苏立文（Kevin Sullivan）那里获取的（个人通信，2015年8月13日）。
很多处理穷人居住问题的政客和学者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踏进过多琳住的那种公寓。按照这些政客或学者的说法，美国在提高穷人居住品质的工作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亚历克斯·施瓦兹（Alex Schwartz）曾写道：“比起房屋的硬件条件或拥挤的问题，今日美国所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是住房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施瓦兹所言呼应了主流的看法。（Alex Schwartz，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2nd ed.[New York：Routledge，2010]，26）这个看法本身没有问题，但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屋况的恶劣与拥挤’是一个问题，‘住房的可负担性’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这两个问题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的错觉。有人会认为：既然美国已将廉租房（tenement）夷为平地，也颁布了含铅油漆的禁令，现在只要专心处理可负担房屋不足的问题就行了。事实上这两类问题——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高昂的居住成本——其实是相互交缠的。在最底层的住房市场，这两个问题有着“相濡以沫”的共生关系。
17.Kenneth Clark，Dark Ghetto：Dilemmas of Social Powe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5），72；Carol Stack，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ew York：Basic Books，1974），46-47；Kathryn Edin and Timothy Nelson，Doing the Best I Can：Fatherhood in the Inner C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chapter 2.
18.社会学家琳达·波顿（Linda Burton）把这种年轻人过早暴露在成人世界里的过程，称作是“童年的成人化”（childhood adultification）。参见Linda Burton，“Childhood Adultificatio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A Conceptual Model，”Family Relations 56（2007）：329-345。
19.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件事情，但我看到了那张坏掉的桌子，也跟多琳、帕特里斯、娜塔莎还有帕特里斯的孩子们讨论这件事。按照帕特里斯十岁儿子米奇的说法：“你知道，人有时候会有压力、会生气。他们生气就是要把压力发泄出来。”米奇说这件事让他觉得“很丢脸，因为全家都没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