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9），53-55；St.Clair Drake and Horace Cayton，Black Metropolis：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World，1945），85-86；Beryl Satter，Family Properties：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关于被扫地出门这件事情，具全美代表性的历史资料付之阙如。20世纪前半叶的《纽约时报》将被驱逐描述成一件罕见而会使人讶异的事。到了20世纪后半叶，据某些地区性的研究记载，非自愿搬迁在美国的发生频率已是不容小觑。参见Peter Rossi，Why Families Move，2nd ed.（Beverly Hills：Sage，1980[1955]）；H.Lawrence Ross，“Reasons for Moves to and from a Central City Area，”Social Forces 40（1962）：261-63。
2.Rudy Kleysteuber，“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Yale Law Journal 116（2006）：1344-388.
3.这项估计所参考的是“美国住房研究”（American Housing Survey，AHS），1991—2013。这些数据是相对保守的，因为当中排除了自称无现金收入、零收入或负收入的租房家庭。AHS的数据指出：一些租房家庭的居住成本完全超过了家庭收入。对一些家庭来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对另外一些靠积蓄生活、租金和水电燃气费支出大于收入的家庭来说，这就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了。分析完那些居住支出超过收入的租房家庭后，我发现只有少数家庭接受了租金补助（11%）或水电燃气费的补助（5%）（包括持续性的与一次性的补贴）。如果把居住支出完全超过家庭收入的家庭都算进去，你会发现在2013年，70%的穷困租房家庭在居住问题上用去了一半的收入，53%的家庭用去了70%以上的收入。如果将居住支出完全超过收入的家庭排除在外，你会发现有51%的穷困租房家庭至少把一半的收入花费在了居住上。将近1/4的家庭则会花费70%以上的收入。正确的数值应该介于这两种假设之间，亦即在2013年，花费50%以上收入在居住上的租房家庭在50%到70%之间。而花70%以上收入在居住上的租房家庭，比例应该落在25%到50%之间。
虽然租房家庭总数从1991年到2013年间增长了将近630万户，但在租房上花费三成以下收入的家庭数量却从1991年的130万户下降至2013年的107万户。在同一时间段，将收入的70%以上投入在租房的家庭数量从240万户增加到470万户（把自称居住支出完全超过家庭收入的家庭计算在内）；另一种算法则是从90.1万户增加到130万户（把上述家庭排除在外）。
居住支出（housing costs）包含合同租金、水电燃气费、房产保险、拖车的停泊费。收入（income）指住户（一家之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亲属（戚）、与户主没有亲缘关系但居住在同一家庭的家长（primary inpidual）所能获得的各种工资、薪酬、福利与实物形式的补助（如食物券）的总和。在计算居住支出时，AHS选择以“家庭收入”（family income）而不是“住户收入”（household income）作为衡量收入的标准，希望这样能够更准确地预估“哪些人的收入可以用来承担居住支出，哪些人可以共同分担生活费用”（但AHS对“贫穷”的定义仍以“住户收入”作为标准）。参见Frederick Eggers and Fouad Moumen，Investigating Very High Rent Burdens Among Renters in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2010）；Barry Steffen，Worst Case Housing Needs 2011：Report to Congress（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2013）。
4.Milwaukee County Eviction Records，2003-2007，and GeoLytics Population Estimates，2003-2007；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2009-2011.详细的方法论讨论参见Matthew Desmond，“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2012）：88-133；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Demography 52（2015）：1751-72。我为本书特别设计了衡量标准，以便于对密尔沃基全体租房人口的情况进行评估。所有取材自《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的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都经过了加权处理。
AHS在搜集“租房者为何搬迁”的资料时，向他们提问了以下这个问题“你最近一次搬离原址的原因是什么？”并根据受访租户前一年内最后一次搬迁的情况来公布统计信息。AHS在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前一年搬过家的美国租户中，约有2.1%到5.5%的人因为以下三种原因被迫迁出之前的住址，分别是私人原因（如房东要搬回自住、租房处被改为独立产权的公寓）、政府干预（如出租屋被判定“低于最低居住标准”，不适宜居住）和遭到房东驱逐。“2.1%”这一数据是根据租户自称的“主要搬迁原因”得出的；这并不准确，因为迫迁的人若是把上述三种原因以外的因素（如住房条件过差）列为他们搬迁的主因，就会被排除在统计数据外。“5.5%”则是纳入所有搬迁原因后得到的结果，那些提出多种被迫搬迁理由的租户就会被重复计算。因此，最合理的统计方式应该是上述两种方式的折中。根据《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在一年内搬过家的受访者中，最近一次搬迁属于迫迁性质的有10.8%。我估计的这个数值更大，但也更加准确，理由是《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掌握了非正式的驱逐数据。若将非正式的驱逐排除在外，这个比例就会降至3%，接近于AHS预估的数据。跟多数有关“物质困窘”（material hardship）的研究一样，AHS依赖于开放式问题，大大低估了被驱逐在租房者间的普及情况——开放式问题之所以无法完全掌握非正式驱逐的情况，是因为很多租房者并不觉得非正式的驱逐也算驱逐。
5.据2013年的AHS统计（表S-08-RO），我们可以得到那些无力支付全额租金、并认为自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驱逐的贫困租房家庭，在全美所占比例的预估值。AHS的研究同时显示，全美有超过280万个租房家庭认为他们“非常可能”或“有点可能”在两个月内遭到驱逐。参见Chester Hartman and David Robinson（“Evictions：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Housing Policy Debate 14[2003]：461-501，461）。亦有研究估计美国人每年遭到驱逐的数目“很可能高达数百万人”。参见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Making Ends Meet：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