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梅格做了个交易。梅格结束儿童心理诊所的住院实习之后，赛斯在几个月后出生，她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如果你在我进行这个疯狂计划的期间帮忙一下家计，重返职场，我们就能搬到缅因州住。”
那是2004年春末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正推着赛斯，在安纳波利斯住处附近的公园散步。
“你这话当真？”她听了问。
梅格一直想住在十九世纪作家兼哲人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笔下描绘的那个乡村田园中；她相信缅因州就像传说中那样，是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荒原，风景如诗如画，居民粗犷纯朴。她梦想着漫步森林小径，喝当地农场的现挤牛奶，在夜里凝视灿烂的星空。我一直抗拒这个想法，我渴望的是在大都会里当记者，而缅因州不但没有什么大城市，连小镇恐怕都屈指可数。但现在我可以在家工作了，只要有电话和网络让我与外界联系，住哪里其实都差不多。
“你觉得如何？我的提议就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你的提议主要还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我。不过，缅因州唉！”她想了一天，然后答应了，“我愿意为库尔德人这么做。”
那年冬天，我父母第一次来到我们在缅因州的新家小住。但这里道路积雪、寒风刺骨，又没有真正香醇的卡布奇诺，我父亲觉得备受折磨。他是个生活在温暖阳光下的都市生物，对他而言，严冬中的缅因州乡下跟人间炼狱相去不远。结果，我们多了许多聊天的时间。我们在书房、厨房餐桌、客厅随处坐下，他每天带领我回顾他人生中的种种转折。他对札胡的记忆鲜明得令我难以置信，他能巨细靡遗地描述当地形形色色的人物、场所和许多当时的谈话内容。
有时候他会抱怨，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得知道那么多烦琐的细节，比如某座山叫什么名字、童年时代玩伴看的杂志名称是什么等。我请他提供在他人生中一些关键时期——在札胡，以色列，纽黑文，洛杉矶——认识他的人的姓名。他显得有点儿犹豫，因为他知道我会打电话给他们，怕我打扰到人家。不过多数时候，他还是顺了我的意。我总是不断问他问题，直到我从他开始显得憔悴的神情知道他累了。“非常谢谢你，阿爸，”一开始，重新唤他“阿爸”感觉不太自然，但我努力试着适应，“我们现在先休息吧，下次继续聊。”
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的新兴趣有些五味杂陈。“一方面我真的很高兴，”他从来没有指望过自己在美国养大的孩子会在乎老家在札胡的根源，“我一直认为等我走了，这些事也会跟着我消逝，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在美国长大，属于一个新的世代，我无法期待你会永远知道过去，也不认为你应该变得非常库尔德，不管走到哪里都穿着库尔德人的蓬蓬裤。”
“那你期望的是什么？”
“以前教你说‘bumbeh’的时候，”——这个字是亚拉姆语里代表“肚子”的儿语——“我心里会想，最多大概就只能做到这样了。那些字很实用、也很好玩，有些字你听了就会笑得很开心，比如‘bisho bishop——洗澡澡’。可是我认为你会有别的东西要学，也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所以也就没跟你多说什么。”
不过，他可能还有其他更强烈的考虑和担忧。在约拿人生的成功路上，他一直设法压低身段；一个人不能鹤立鸡群，不能出风头，不可以要求太多，不可以炫耀。但私底下，他在别人注意不到的时候，必须比所有人还努力，不动声色地往前迈进。“你曾祖父说过，‘不要把自己放进别人的嘴巴里，’”父亲这么告诉我，“意思就是说，越少有人谈到你就越好。”这样的生活策略让犹太人在库尔德斯坦成功生存了两千七百年，对我父亲来说，那跟成为一本书的主角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认为我的同事大多对我这个人本身并没有兴趣，”他说。不过父亲这次认命了，他似乎能体会我的追寻具有某种本质的意义。“这毕竟是你想写的故事。”
有一天，我又问他：“你对我小时候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我对你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你非常固执，什么都得依你的。你妈妈和我那时心想，你还只是个小孩，应该很容易用别的东西先哄一下。可是要哄你没那么容易，你总是坚持一定要得到你想要的，没有妥协的余地。有时候我们会想出一套协商的办法，比如提供两三种选择，让你从中挑一种。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力，因为我们真的希望你能选择某个东西，但你就硬是要别的。”
“你认为，就抚养我而言，你是个成功的父亲吗？”
父亲沉默了好一阵子。“我不知道，”最后他终于开口，“这种事我很难说。”
他离开缅因州几个星期后，有一天出乎意料地打电话来说他找到一卷1978年录下的录音带，我在里面唱了一些“实在很好听的歌”。他坚持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让我透过电话听一段。那是我大约七岁时唱的希伯来文祈祷歌。“我找到这卷录音带的时候，一边笑又一边哭了起来，”父亲把录音带按停了之后这么说，“我很确定，如果我把它寄给任何一所犹太高校，他们一定立刻指定你当校长。”
我隐约感觉他可能是想补救那天我俩谈话时的尴尬，他希望让时光倒流到他比较能确定自己是个好爸爸的年代。
“我对那时候的你记忆仍然很鲜明，”他继续说道，“不过，现在要你和那些东西重新联系起来可能比较难了。”
“为什么？”
“我们都已经离那些日子很远了。”他回道。我不禁心想，他这句话说的究竟是我，还是他自己？
☆☆☆
我父亲对谈论内心情感向来不太自在，特别是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因此，我觉得他说的话可能只触及我俩之间父子关系的表层。我知道他的妹妹莎拉一定能提供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莎拉向来习惯有话直说，结果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有一天，我们到某家中国餐馆共进午餐，饭后我开车送她回家时，我们聊起这个话题。“你简直把他视为粪土，”她边摇头边说，“你不尊敬他，嘲笑他，不听他的话，非常叛逆。你用很明显的方式表现你只喜欢妈妈，毫不掩饰。”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直接。车子来到她在洛杉矶机场附近的房子外头，我停妥车子，把冷气风量调大。我决定坐在狭窄的车内，直到她把话说完。
“你自己没有对你爸爸叛逆过吗？”我问她。之前莎拉已经告诉过我，当她父亲要求她辍学去工作赚钱时，她非常生气地反抗。我说，她的理由或许比我的正当，但行为并没有不同。
“不一样，”她强调，“虽然我起身反抗我父亲，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不尊敬他。我说过最糟糕的话，只有一句‘我们讨厌你’。”莎拉说那是有一次她又看到父亲攻讦她母亲的贞洁时，忍不住说出口的气话。“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后悔。”
她这番话让我受伤，不过，我想她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在我开车返回父母家中的路上，我更加盼望能和父亲修补过去的时光。如果这一点已无法办到，我希望至少能了解他，能在“父亲”这个框架后面，看到我总是拒之于千里之外的那个复杂心灵。
札胡，这个父亲童年时代居住的边境小镇会是很好的出发点。我知道他在1992年回去过一次，因此在我和莎拉姑姑见面之后，我就从那趟旅行的话题切入。
“为什么你过了四十年才决定回去？”我问我父亲，“你早先曾想过要回去吗？”
父亲告诉我，1951年，他在十二岁离开札胡时，曾经梦想过返乡。他想象自己几年后就会驾着专属的以色列战斗机，降落在札胡的老市集旁，当他从驾驶舱跳下来时，库尔德商贩们都会从铺子里跑出来拥抱他。童真的幻想逐渐化为成年人的渴望，但梦想一再遭受阻碍。就读研究所时，我父亲明白伊拉克对犹太人而言并非安全之地；特别是伊拉克的情况在曾以以色列间谍罪名将九名犹太商人吊死的复兴党在1968年崛起后，气氛更加诡谲。父亲基本上已经放弃希望了。
1975年，他到伊朗的库尔德地区进行语言学研究。某天，思乡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于是他请当地村民指伊拉克的方向给他看。“我只看到一片荒山。”父亲告诉我。他带着满心愁绪回到美国。
多年后发生了波斯湾战争。1991年伊拉克投降后，库尔德地区发生反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旋即大举镇压，造成八十五万库尔德人逃难到土耳其边境酷寒的山区，数以万计的人被安置在位于边境南方仅仅数公里的札胡。联军战机开始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实施禁航管制，包括七千名美军在内的两万一千名联军在一项代号为“提供安适行动”（Operation Provide Comfort）的人道安置计划中进入这个地区。库尔德人正经历的劫难——数以千计的人因为寒冷、疾病及饥饿而死亡——使得美国决定进一步采取救援行动。但讽刺的是，这一切也为我父亲首度返乡开始铺路。
1992年夏天，他的高中同学、如今是德州大学教授的亚伯拉罕·齐哈告诉他，他在德州大学所在的奥斯汀认识了一位摄影师，这个人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区联络到不少人，正计划造访当地。我父亲于是给这位摄影师打了电话。对方是个草根性很强、充满传奇色彩的德州人，名叫玛丽·安·布鲁尼（Mary Ann Bruni），她答应带我父亲一同前往。
对一个犹太人而言，札胡大概是当时伊拉克境内最安全的地方，到处都是美军和人道援助人员，受到联军战斗机的保护，而且万一有需要，也容易越过边界逃往邻近的土耳其。尽管如此，在布鲁尼的回忆中，父亲依然紧张兮兮。“身为原本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对自己签过文件之后又再回去非常害怕。”她说。她所谓的文件，是指犹太人在一九五〇年代放弃伊拉克公民资格，并宣誓永远不再回去时所签署的那些行政表格。
我知道父亲在当地雇了一个人负责操作摄影机，因此，我在2005年某次回到洛杉矶时，提议把那些影片播出来看。我们一起透过有点儿模糊的画面，看到父亲走过故乡那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他将公文包夹在臂弯下，另一只手拿着埃弗拉伊姆护照照片的放大拷贝。当他走访民居、教堂、老犹太会堂时，一群小孩和路人像彗星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后。市集里一位老人猛点头，显然认出了照片上的人物。老人的手在下巴下方抚摸着假想的大胡子，模拟出埃弗拉伊姆的招牌特征。
十天之旅接近尾声时，一位札胡居民邀请我父亲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庆祝活动连续举行一个星期，缤纷多彩的音乐、舞蹈和香气四溢的地方美食成为父亲录像片中最重要的片段。他告诉我，在整趟行程中，那场婚礼让他感觉最像回到童年时代的札胡。
“新郎的爸爸拉住我，开始跳起非常激烈的舞步。在场亲戚都很紧张，他们怕他心脏会受不了，可是他就一直抓着我甩，仿佛我是个跳摇滚的十多岁少年。他说，‘请大家努力拍照片、录像，传给侯赛因看，我不在乎，就让他看我跟犹太朋友跳舞吧，我完全不在乎。’后来，他们有许多亲戚都要我到家里吃早餐或吃晚餐，真的很愉快。”
除了一位年纪很大的数学老师之外，父亲记得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哈布尔河也不再像记忆中那般洪流滚滚，只是一条水势微弱的小溪。童年时代人声鼎沸的犹太城区如今变成街上有污水窜流的贫民窟。最大的一栋犹太人住宅——原本是犹太社群领袖摩西·嘉贝的房子——早已荒烟蔓草。犹太会堂被游民占据，古老的房间里飘出秽物的臭味。
他住在库尔德民主党的宾馆，每天都有陌生人前去拜访。有个人问我父亲是否能设法帮他儿子在美国找个好的工程学校。还有一个人说他发明了一种省油引擎，想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有兴趣。这种种请求让我父亲很感动。侯赛因的独裁统治粉碎了许多人的理想和抱负，但现在，在美国的保护下，伊拉克库尔德区开始享有半自治地位，年轻人终于能再度怀抱梦想。
在一些比较安静的时刻，他会想起姐姐莉芙嘉的事。走在街上，他看到年龄与他相仿的女性时，就会仔细端详她们的脸孔。他希望找到像家人般的熟悉面容，但所有人都显得那么陌生。他心想，时间真的已经过了太久了。
关掉录像机时，我问父亲那趟旅行是否符合他的预期。
他低下头，深深吸了一口气。“人不免都会怀抱一些希望，”他开口道，这个话题显然让他不自在。“那趟行程是一种怀旧之旅，怀旧的心情会让人想重新看到一个地方。当你看到过去的东西并没有留下来，那可说是一种人生的写照。你发现生命不会静止不动，没有什么东西会保持原样等你回去看。河水依然在流，看起来河流是小了点儿，但它依然在流。随着水流，你的人生也在流动。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我们泡了茶，我问他记不记得他搭出租车离开札胡，返回土耳其机场搭飞机时的心情。“我感觉我心中的札胡不见了。”他说，“现在那里是一个新的札胡，它取代了老札胡，而新的札胡不像老札胡那样吸引我。或许原本的札胡已经被夷平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
这趟旅程结束后，十二年过去了。父亲和我坐在凯利咖啡工厂这个他在洛杉矶世纪城露天购物中心里最喜欢的角落。每天下午，他会在这里点一杯摩卡冰沙，在户外区挑一张金属桌坐下，边喝咖啡边读古代语言相关书籍。
“阿爸？”
“什么事？”父亲从书页中抬起头问。
“如果我去札胡，你要不要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