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研究生院大楼像是一幢峥嵘的哥特式要塞。巍峨矗立的塔楼和壁垒俯视着下方的约克街，仿佛是在宣示它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并警告世人并非所有来者都会受到它的欢迎。耶鲁大学在一九三〇年代建起这栋建筑，整个设计都带有象征含义。一连串交错的厅堂与过道让访客完全无法从外面窥见位于建筑物中央的绿地；一名研究所所长给这种设计取了一个称呼，叫作“壕沟”，因为它“把街头的一切凡庸阻绝在外”。
向晚的斜阳将花岗岩和石灰岩砌造的建筑立面染成炫目的色泽，约拿从几个拄着拐杖的年迈学者身旁走过，穿越一群群衣着一丝不苟的新鲜人，朝大楼走去。边门上精雕细琢的金属把手让他想到他在弟弟妹妹的故事书上见过的那些中古城堡。他拉了一下把手，沉重的橡木门应声而开，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灯光昏暗的长廊，隐约飘散着旧书的气味。
他找到那扇标着“注册组”的门时，心跳蓦地加速。他伸手抚平裤子，那是一条法兰绒长裤，是他在离开耶路撒冷前买的。少年时代的他在死党什洛莫家的阳台上看到班耶胡达街上那些“沙龙族”年轻人，就是喜欢穿这种面料的衣服。约拿的手伸进夹克口袋，手指滑过入学许可书的边角。那封信函不仅正式通知他获准进入耶鲁大学的近东语文学系就读，也确认了他的奖学金资格。信函所用的高级纸张带有美好的触感，让他充满全新的信心。自从确认信函在几个月前寄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家中，他几乎已经把信中所有字句牢记于心；纸上的墨迹甚至因为经过反复翻阅都褪色了。“我们非常期待在今年9月见到您。”信中最后一句这么写道。“非常期待见到您”这几个字在他脑海萦绕不去。约拿从未听过这个词句，但他喜欢其中的含义。他心想，耶鲁虽然远在天边，但至少当他跨进注册组的大门时，会有一群委员会的人在那里欢迎他，那将是无上的荣誉。基于礼貌，他只要行程安排一有变动，不管事情大小，他都会马上通知注册组。现在看情况他应该会在5号抵达，而不是5号。喔，对了，飞机会在瑞士中转，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他认为自己的做法非常合宜。有一大群人非常期待见到他，要是让他们干等，就未免太失礼了。
可是当他推开厚重的木门，他看到门后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只有一个梳了蓬蓬头的秘书坐在桌前咔嗒咔嗒地打着字。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对不起，”约拿说。他觉得自己的喉咙仿佛打了结，努力开口也只能发出青蛙呱呱般的声音。“打扰一下。”
秘书抬起头。“什么事？”
“我是约拿·萨巴尔，我到了。”
“太好了，”秘书边说，口中边吐了个口香糖大泡泡，“你是何许人也？”
“我是来注册就学的，请看这封信。”他将入学许可书递给秘书。
一阵沉默。
“是你们这里寄发的，没错吧？是不是有人会在这里等我？”
“没有噢，小帅哥，不过有一堆表格要填。你拿着这些，去隔壁房间填好，两边都要填，在这里和这里签名，然后回来找我。”
约拿带着那沓表格，推开隔壁的橡木镶板门，坐进一张橘色塑料椅。房间里已经有一位整洁清爽的金发男子，他穿着人字纹西装外套，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学生。但约拿在他旁边坐下时，他一副没看到人、也没听到声音的模样。约拿瞄着一长串关于个人病史、饮食偏好、运动兴趣等方面的包罗万象的问题，在一个接一个的框格里打钩。他试着理解childhood vaccines（儿时的疫苗注射）、vegetarian（素食）、table tennis（桌球）等词汇。
约拿在耶鲁的第一年看到了他在耶路撒冷的电影院里没见过的美国。在这里，大家会不断要你填问卷，对个人喜恶进行评估分类，把生活区隔成千百个区块，而后学校里某个行政人员会把这些信息做成统计数据。
而且在学生餐厅里，大家都会把个人生活中的私密细节巨细靡遗地搬出来说，完全不顾忌旁人会听到。某天晚餐时，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说出“我姐姐怀孕了，不过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他那轻描淡写的口吻仿佛像在聊天气，“只希望那混蛋东西没传染什么性病给她。”有人说医师又开了什么药方，治疗他们一直很“大便”的心情；有人说兽医又在他们的狗粪里发现了哪些病虫；有人说某个住在兄弟会会所(1)的学生因为酒驾被警方逮捕。
“他们会跟你说一堆我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跟刚认识，甚至不认识的人说的话，”不久前我父亲这么告诉我，“我会以为，哇，这个人一定觉得跟我很合得来，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永远的朋友。等我隔天在他旁边坐下，他可能根本不记得我是谁。”这种聊天内容让我父亲浑身不自在，于是他沉默了。后来有个日本学生以为自己终于猜到我父亲为什么那么莫测高深：那种自我约束一定是贵族身份的表征。于是，日本学生某天开口问道：“阁下，您是不是某个阿拉伯王子？”
美国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餐厅里的学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排队，把自己的餐盘重新添满蔬菜意大利面、烤鳕鱼、蓝带鸡排。但有一次他到纽约市区时，却看到一大堆看起来没吃东西的可怜人睡在走道上，仿佛一只脚已经踩进坟墓里。“我看到美国版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情景，”他在1965年9月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里表示，“在美国的社会竞赛里，一个人如果没有成功，就会被人踩在脚底。”
一个令他比较高兴的发现是：美国到处都有犹太人，而且包括名人在内，大家都会谈论犹太人的事。在1966年的一封家书中，约拿提到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电视转播时写道，“听到鲍伯·霍普（Bob Hope）在主持晚会时用上一些犹太人的词汇，感觉实在有趣。例如‘受戒礼’：‘丹尼·凯耶（Danny Kaye）现在人还没到，因为他还在参加受戒礼……’这时所有人哄堂大笑，想必他们也知道丹尼·凯耶应该早就超过受戒礼的年龄了。”约拿还指出，复活节时他在一座教堂外面听到两位老先生在争论耶稣说的语言是什么，“其中一位说一定是希腊语，另一位说，‘不对不对，是意第绪语，别忘了耶稣是犹太人’。这里许多人都以为意第绪语是犹太民族永远的语言。”
后来约拿在一间社团交谊厅观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的当红影集《无敌情报员》（Secret Agent），忽然听到片中演员说起流利的希伯来语。那时的剧情是在描绘一名无赖模样的以色列情报员正指挥一架英国间谍机飞越埃及的沙漠，试图除掉一位在纳粹大屠杀时对犹太人进行人体实验的德国科学家。跟约拿坐在交谊厅里一起看电视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黎巴嫩来的物理系和经济系学生，一个法律系的沙特阿拉伯学生，两个巴基斯坦人，一个希腊人，一个台湾学生，还有一位波兰犹太裔学生。这名女学生的父母在纳粹大屠杀时不幸丧生，她被一个天主教家庭领养，后来改信天主教。约拿听到演员说希伯来语，虽然心中雀跃，但也有点儿不自在。他在家书里写道，“有一段用希伯来语说的话我听了觉得特别刺耳：‘我们要快点儿歼灭他，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敌人领土上，要是那些死阿拉伯佬来了，会毁掉整个计划。’我心里祈祷坐我旁边的阿拉伯同学不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我也很庆幸听得懂希伯来语的那个约旦籍阿拉伯人当天没来看电视。”关于那天晚上他感受到的那种文化冲击，他的结论是：“这种情况只可能在美国发生。”
尽管犹太教在美国看起来具有相当的能见度，约拿却在其中感觉到某种心灵层面上的肤浅。他在耶鲁的犹太朋友很少上会堂；他在希伯来主日学校教的小朋友们总是一副“去什么地方都好，但我怎么会被困在这里”的无奈模样。在以色列时，每逢庆祝收割的住棚节（Sukkot）期间，他母亲都会忙着做出一桌可泰尔皮斯拉（kotel pisra）煎饺、香柠米饭和库维（kuvi，乡野）哈穆斯塔浓汤。在纽黑文，他却只能可怜兮兮地和一位朋友到附近一家小馆子吃几块已经放到走味的犹太薄煎饼。他第一次在美国过赎罪节时，心情跌落谷底。在这个犹太人禁食赎罪的重要节日，气氛理当庄严肃穆。他走到校园附近的一座犹太会堂，坐在一对年约四十、穿戴体面的夫妻旁边。拉比开始朗读《罪过》（Al Chet）告解文时，那对夫妻开始讨论周末计划，约拿记得他们提到要到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波科诺山区（Pocono）的小木屋度假。
“仪式好无聊啊！”男士对妻子说。
“是啊，”女士以旁人都听得见的低语回道，“幸好小孩留在家里让保姆带。”
“喏。”男士边说边从口袋掏出口香糖给他的妻子。他似乎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太礼貌，于是转头看着一脸寂寞的约拿，递给他一片口香糖。
“吃个口香糖吧？”男士露出友善的微笑说。
约拿在以色列读书时，因为懂得不少深奥的英文词汇，又能背诵英文文学经典作品的许多段落，老师都会给他很高的分数。但在美国，大家却听不懂他说的英语。
有一天，他在纽黑文一家很小的熟食店买三明治吃。
“哪一种？”头发花白的店老板问。
在以色列，老板当天做哪种三明治，客人就吃哪种。在美国，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得做选择、下决定。这大概就是所谓自由吧，约拿下了这样的结论。
“鸡蛋的？”约拿说出他的选择，不过语气听起来却像是在问问题。
“鸡蛋色拉，好。要生菜西红柿吗？”
“呃，好啊。”
“哪种面包？”
“呃，你有黑面包吗？”约拿将希伯来语中的“裸麦面包”一词照字面意义翻成英文。
“黑面包？没听过，”掌柜的说，“不过我们有很好的裸麦（rye）面包。”
约拿没听懂rye这个字。“干（dry）面包？”他迟疑地问。
“小伙子，你一定会喜欢的。我做这行很久了，可以跟你打包票鸡蛋色拉跟裸麦面包是绝配。”
“好吧，”约拿无可奈何地说，“就给我干面包吧。”
在美国，亚拉姆语不再是他和家人在晚餐时谈天说地所用的那个生动又亲切的家乡话；现在他唯一能听到这个语言的机会是在犹太会堂。犹太经文中两篇内容格外悲情的祈祷词是以亚拉姆语念的：一个是悼念死者用的《珈底什》（Kaddish），另一个是解除赎罪节誓言用的《柯尔尼得莱》（Kol Nidre）。约拿在纽黑文度过第一个赎罪节时，听到他的母语被以许多优美的长元音和庄严的节律念出来，让他不禁觉得自己终于懂得古老的塔木德经里那段文句了。“世界被赐予了四个伟大的语言。”贝特·顾卜林的乔纳森（Jonathan of Bet Gubrin）拉比在公元四世纪完成的耶路撒冷塔木德经里写道。在他眼里，希腊语是诗歌的语言，拉丁语是战争的语言，希伯来语是交谈的语言，而亚拉姆语则是挽歌的语言。
☆☆☆
我父亲在耶鲁大学就读的第一年寄回以色列的家书，道尽了思念家乡和梦想破灭的心情。2005年，我来到耶路撒冷卡塔蒙区祖父母生前居住的公寓，在地下储藏室的一个鞋盒里看到这些信。
父亲的妹妹莎拉当年对美国也怀有许多浪漫的憧憬，但父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难掩大梦初醒的情绪。
1965年11月14日，他写道：
一个社会在技术和物质层面越是进步，它的人民就越是复杂，相互之间也越疏离。这里的每个人，特别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莎拉，我们知道的那种不会去捕风捉影的单纯的人，那种不只是关心自己，更会为别人操心的好人，那种人在这里都不见了。
你很难明白我有多怀念那种简单诚恳、自然不做作、没有肤浅八卦的谈话。就像妈妈和哈比卜阿姨或埃利亚胡叔叔和他的朋友聊天那样。约拿玛莫随口说的一个故事，都要胜过美国娱乐媒体里所有的无聊内容。莎拉，你不知道身边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有温暖的家庭，那是多么美好的事。美国大多数人都是悲哀的，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都已毁损，无法复原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约拿举目无亲的孤独感依然强烈。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妹妹“美国是一个有两亿寂寞心灵的国家”。在另一封信中，他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充满虚幻期望的国度。
1966年秋天，在耶鲁第二年的他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式的恐惧感。
莎拉，我年纪越大，待在这里而认识的人越多（我没夸大其词，我见过不下数千人），我就越感觉生命是不完整而且受损的。我在以色列认识的人，特别是那些库尔德人，他们是完整心灵的理想化身，完全不像这边的人那么复杂纠结、问题重重。这里每个人乍看之下都很快乐，无忧无虑，但谈过一两次话以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似乎都经历过无数的生活危机和心理创伤……
在以色列，我被夹在札胡和耶路撒冷两个世界之间。现在我有了第三个世界，纽黑文。莎拉，你无法想象我做过多少奇怪的梦，札胡、耶路撒冷和纽黑文在那些梦里用诡异至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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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兄弟会”或“姐妹会”是美国大学中以兄弟、姐妹情谊为基础招收会员的学生社团组织，其会所经常用作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