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一踏上特拉维夫附近的卢德（Lod）机场的地面，我的曾祖父埃弗拉伊姆就开始哭泣。他跪在地上，弯腰朝前亲吻飞机跑道。
在一家人眼前，旧世界正与新世界激荡。库尔德犹太人步下近东运输公司飞机时，头上戴着手织吉密达尼头巾，脸上写满惊奇和困惑，仿佛一台时光机刚把他们抛进遥远的未来。为人父母的双手抱着孩子，眼神紧张地步下阶梯，投身在灯火通明的跑道上。一个个疲惫的身躯叮当作响，旅客的腰带上挂着茶壶，脖子和手上则系着驱魔护身符。绝大多数人从前都没见过飞机，搭飞机就更不用说了。
风尘仆仆的旅客首先接触到的以色列人在约拿眼里看来就像是圣经里的参孙，他们皮肤白皙，身形巨大，头上戴着神气的贝雷帽。这些移民官审视着远道而来的库尔德犹太人，仿佛他们是科学家首次发现的哺乳类亚种生物；他们以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这些穿着古怪的人们，接着迅速将他们送进消毒室。
历史上不曾有这么多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从如此众多的国家往同一个地方汇聚。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开始到1951年底，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十八万四千两百零一名犹太人搭机、乘船，甚至骑马或走路来到以色列，使得犹太人口暴增两倍多。以色列领导阶层为这个史无前例的移民行动取了一个相当诗意的名字：“流散者内聚”。从也门载送犹太人到以色列的空运任务代码定为“魔毯行动”，味道有点儿像载运伊拉克犹太人的“埃兹拉暨尼赫迈亚行动”。这些字句都像是以柔焦方式呈现某种圣经救赎的景象，仿佛弥赛亚一声令下，犹太人便从上帝创造的大地各个遥远角落奔返神圣的故土。然而真相更为复杂。大体而言，这场犹太人回归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所创造出的结果，目的是让新成立的犹太国在其合法性遭受不断质疑、即刻的军事威胁紧紧相逼之际，成为无法改变的具体事实。
联合国在1947年提出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本－古里安立刻指出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上帝的应许之地缺乏犹太人。联合国承认、宪法制定、政府成立，这些都很好。但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口，新的犹太人国度不过是只纸老虎，无论面对各方意识形态攻击或外来的军事威胁都将显得脆弱不堪。“只要这个人口不足的情形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补救，”历史学者得佛拉·哈科恩（Dvora Hacohen）搜集的数据显示，本－古里安在当年一场政治演说中如此表示，“就无法确保国家成立后真能继续存在。”后来他甚至更犀利地指出：“数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现在我们面临的大危险是，我们将变成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锡安干员奔走欧洲、亚洲、北非，试图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密谋——将各地的犹太人社群整个移植到以色列。新以色列取消英国托管时期的限制移民政策，于1950年实施划时代的《回归法》（Law of Return），正式宣告移民以色列是所有犹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以色列领导阶层欣喜若狂地看着一艘艘轮船将成千上万的未来公民载到海法（Haifa）港，但忘了好好估算这个年轻国家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么多人忽然如海啸般涌入。仿佛巴别塔倾倒在以色列，新移民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他们既无法互相了解，也听不懂既有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因为他们过去只在犹太会堂做礼拜时听过几句仪式性的希伯来语。许多移民年老体衰、病魔缠身或行动不便，需要立即的医疗照护。许多人在原来的国家是商人、老师、专业人士，来到以色列却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试着适应铺马路、盖房子，还有农场上的工作。
以色列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吸收新人口。从1948年5月到12月，超过十万名犹太人在以色列上岸，其中许多人衣衫褴褛，在二战时侥幸逃过纳粹大屠杀，随后一直生活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境内拥挤肮脏的难民营中。在接下来的三个年头里，有两万两千名犹太人从保加利亚抵达以色列圣土，三万人来自利比亚，三万人来自土耳其，四万五千人来自也门，七万五千人来自波兰，十万一千人来自罗马尼亚，十二万一千人来自伊拉克，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来自其他国家。在两万五千名库尔德犹太人中，一万八千人来自伊拉克，其余来自伊朗和叙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