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见的札胡在外观上与色诺芬(1)时代的描述有惊人的吻合。
——威廉·弗朗西斯·安斯沃思（William Francis Ainsworth），《循迹万名希腊人之旅》（Travels in the Track of the Ten Thousand Greeks），1844年
目光越过我父亲的家乡城镇，可以看到一片有如童话般的迷人景致。古老的小岛坐落在河中央，河水流过辽阔的平野，四周远方围绕着白雪皑皑的山峰。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居住在这宽近四百米、长近八百米的半月形岛屿上。这地方如此遗世独立，早年极少数来到此地的西方访客甚至经常幻想自己发现了一个失落的古代以色列部落。
“这般犹太人！”犹太裔美国教授沃尔特·菲谢尔（Walter Fischel）在一九四〇年代造访库尔德斯坦后写道：“男人阳刚粗犷，女人戴着刺绣头巾、耳环、手镯，有些甚至还戴鼻环，脸上有象征图案刺青。他们都是我们的手足哪！”
他们的语言也引人遐想无比，因为世人过去曾以为这个语言早已消失。极盛时期的亚拉姆语就像今日的英语，是当时人类文明核心地区的共通语言。最早的亚拉姆语文字大都出现在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附近发现的一些石碑上，这些石碑大多是呈献给帝王或神祇的，距今已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那时，亚拉姆人这个来历鲜有人知的闪族游牧族群开始从叙利亚移居到中东的肥沃月弯地区各处。他们的生存王牌不在财富或权力，这些东西他们向来罕有，他们的厉害之处在于游移迁徙的天性。
亚拉姆人身为游牧民族，广泛散居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全境，他们的语言因而成为该地区的实质共同语，可谓人类史上第一个世界语。众人都使用这个语言实地交流，而且似乎无人质疑这个事实。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亚述帝国将亚拉姆语定为行政上的官方语言。亚述帝国崩解后，巴比伦人随之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起大帝国，也将亚拉姆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巴比伦帝国败亡后，波斯帝国又继承了这项传统。
三个大帝国逐一兴起、衰颓，却都没有强制推行统治者的语言；这个事实颠覆了“语言随权力而扩张”的理论。亚拉姆语之所以存续，其实正是因为使用这个语言的族群缺乏政治野心。亚拉姆人是无足轻重的漂移者，某位史学家曾经称他们为“粗鄙的贝都因人”。他们四处为家，但因为完全缺乏组织，掌有的财势少之又少，因此历代新帝王都不认为采纳他们的语言会对帝国造成什么威胁。亚拉姆语还有一个让人无法抵御的魅力：它具有高科技的特质。在它成为通用语以前，在近东地区勉强可称为共通语的是阿卡得语（Akkadian）。阿卡得语采用楔形文字记录，大多刻写在硬化的黏土板上；亚拉姆语则已高度进化，可以写在莎草纸上。对管辖范围遍及帝国庞大领域的亚述或巴比伦行政官僚而言，以莎草纸作为文书载体显然比石块来得方便。
亚拉姆语的魔力在亚述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时也未消失。他大力推广这个语言，以石刻铭文宣扬自己让亚拉姆语快速普及的事迹，这块石刻在摩苏尔（Mosul）附近被人发现，铭文写道：“世界四方不同文不同种的民族，各处高山与低地的居民……我成功让他们书同文、语同声。”
亚拉姆语言及文字的普及范围持续扩大，很快地，从高加索山到埃及南部，从土耳其西部到印度南部，甚至中国西部等亚洲及北非地区，广大民众都开始以亚拉姆语交谈及书写。过去从未有过任何语言曾如亚拉姆语这样无远弗届地跨越国界和信仰的隔阂。不仅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以它作为日常沟通工具，拜火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曼德恩人、摩尼教徒及各地的异教徒都曾在不同时间点陆续采用过这种语言。
亚拉姆语有一段时间似乎承载着永垂不朽的命运。身为在基督教及离散犹太教形成年代普遍流通的语言，它成了重要宗教典籍的撰写文字。希伯来圣经的一个亚拉姆语翻译版本经过增修之后，成为犹太教划时代的训诂巨著《塔古姆译本》（Targum）——“塔古姆”即“翻译”之意。《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及《以斯拉记》（Book of Ezra）一部分以亚拉姆语撰写。巴比伦犹太人用亚拉姆语写下犹太法典《塔木德经》（Talmud）。中古时代一名西班牙诗人用亚拉姆语撰写犹太神秘教派喀巴拉（Kabbalah）的主要典籍《佐哈尔》（Zohar，一称《灵光之书》）。预言巴比伦败亡的“墙上文字”原版是以亚拉姆语书写。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后，临死前用这个音韵抑扬顿挫的语言呼喊：“Eloi，Eloi，lama sabachthani？——主啊，主啊，为何你舍弃了我？”
在突如其来的状况下，一度身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的亚拉姆语面临了死亡。公元七世纪，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大军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阿拉伯语随之席卷而至，取而代之成为中东最主要的语言。一千多年后，当其他地方——包括伊拉克境内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在二十世纪初次听到库尔德犹太弟兄们说着耶稣的语言，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它既非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也跟希伯来语截然不同，但这种语言却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巴格达医师赫斯克尔·哈达德（Heskel M.Haddad）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下自己初见库尔德犹太人时的感觉，“某些只字片语可以说很容易理解，而且我马上就知道其来源。这支衣衫褴褛、成分混杂的民族口中说的，居然是亚拉姆语的一种变体，非常接近我在《佐哈尔》中读到的语言！当然它经过长年的融混与扭曲，已经失去原有的纯净，但这毋庸置疑就是古时那个语言！”
在二十世纪听到原本认为早已消失的亚拉姆语，再怎么心如止水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就我所见，亚拉姆语历史代表的是以语言为表征的人类心灵最纯粹的胜利。”杰出的耶鲁大学语言学家弗朗兹·罗森塔尔（Franz Rosenthal）写道。这位一板一眼的德裔犹太人的论述口吻通常温和中立，但此刻却掩不住激情：“大帝国陆续被亚拉姆语征服；而当帝国沉沦，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个语言却屹立不摇，继续活出自己的精彩生命。亚拉姆语的整个发展史一再告诉我们，受压迫的弱者其实有机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单纯的语言力量确实有可能宰制帝国，并在帝国瓦解后持续壮大。人类心灵的真正成就确实可传诸后世。”
亚拉姆语之所以在札胡绵延不绝，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地方的遗世独立特质。四周高耸山脉环绕的平原上，一座河中之岛：这样的地理条件为札胡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天然屏障。在阿拉伯文流通一千两百多年后，亚拉姆语依然代代相传，其中有一大部分必须归功于库尔德斯坦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和他们的祖先。这群被历史遗忘的农夫与商贩自视是以色列失落部族的直属后裔，千百年来一直将语言传承视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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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30年，也就是大约在本书叙述的故事即将展开之际，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活动中枢已经从过去的埃尔比勒（Arbīl）及阿玛迪亚（Amadiya）转移到札胡，但这只呈现出实际状况的一角。在这个人口两万七千人的城市中，绝大多数居民都是穆斯林的库尔德人，犹太教徒其实仅有一千四百七十一人。
犹太教徒居住在札胡的河中之岛上，这里是全札胡最古老的城区，也是商业核心。狭窄的巷道弯弯曲曲地通向哈布尔河，土砖房屋林立在巷道两侧。河岸上有成群的小孩在嬉戏，伐木工人将木筏系妥，几个男人坐在茶喀那(2)里用小碗啜饮热茶，双脚泡在泛着浮泡的清澈水流中纳凉。出了犹太街区后有一座拥挤的露天市集和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内有一座小监狱及隶属省政府的办公室。石桥和吊桥将河中之岛连向穆斯林城区、一个小小的基督徒街区，以及城里的男子小学。
杂乱的低矮平顶建筑物呼应着周遭一望无际的平野。金黄色的小麦田及大麦田在城外的山谷平原上延伸着，一英里接着一英里，直至平原化为险恶的沟壑与深谷。远处的贝赫尔（Bekher）山脉和沙姆提尔（Chamtir）山脉有如巨大的堡垒，捍卫着这片山谷地带，高耸的山巅自平原拔地而起，高达数千米，凌空守护着古老的城镇。
“外人走近札胡时，会震慑于它那荒莽孤寂又桀骜不驯的样貌，”英国旅行家威廉·弗朗西斯·安斯沃思如此描述他在十九世纪中旅行到札胡时的感受，“它与摩苏尔不同，摩苏尔位在半文明的地区，札胡却是战乱频仍的库尔德斯坦境内一个遥远的前哨。”
在一段悠长的岁月里，札胡不过是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的一块孤岩，是个位于摩苏尔西北方一百公里、偶尔才会被人想起的地方。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重新划分中东地图，札胡霎时距离两道国界仅有咫尺之遥，往北八公里就是土耳其，往西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叙利亚。它以边境城镇的姿态新生，坚韧孤傲的性格却也益发强烈。拜大量非法走私的国际贸易之赐，札胡逐渐繁荣起来，这个原本就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因而更不需要与中央政府有任何牵扯。不过遗世独立的处境有其负面后果：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札胡的居民终其一生都被生活束缚，工作辛苦且健康欠佳，各式各样的迷信更如脱缰野马般在社会中横行。
有些人说“札胡”是亚拉姆语中“胜利之家”的意思，有些人则认为它相当于库尔德语的“血之河”。这两种说法似乎都足以暗示这里古时可能发生过重要战役：希腊军事家兼史学家色诺芬在公元前401年间曾率领一万名佣兵组成的军队通过札胡，结果遭到当时色诺芬称之为卡杜卡亚人（Carduchian）的库尔德人的野蛮攻击。
还有一些人在这个地名中看到一种更单纯、更隽永，而且听起来更富童话感的意义。他们说，札胡其实就是库尔德语中“河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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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文史学家暨军事家。
(2) 茶喀那（chaykhana），源起于丝路的中亚风格茶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