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正在歇班的矿工巴勃罗·拉米雷兹（Pablo Ramirez）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本身并不新鲜。但这通电话是圣埃斯特万总经理卡洛斯·皮尼利亚的秘书打来的。“矿里出事了，”秘书说，“斜坡道的问题。卡洛斯先生让通知你过来，看来你们夜班只需要几个操作人员就行。”当时，拉米雷兹正在科皮亚波的家中，悠闲地享受上班前的这段休息时光。当矿里一班的工人们结束白班后，作为轮班主管的他就会跟乌尔苏亚交接工作，开始他们的夜班工作。但这怎么也得五个小时后才开始啊。从秘书那淡定的语气中，拉米雷兹猜测，肯定是深坑里又有石块塌落。下矿救人很常见，却也很费劲，需要几个机器操作工来清理斜坡道上的石块。又损失了一天的产量。
开车去矿场的路上，拉米雷兹就是这么想的。他并没有非常担心被困山中的那些人，其中他认识一大半。白班班长弗洛仁科·阿瓦洛斯是他的好友，他的两个儿子喊他“叔叔”。他们两人都三十多岁，年轻机智，在矿里发展得不错。此刻，拉米雷兹还在想着，稍后他俩得坐下来喝一顿。下午四点半，巴勃罗到达矿场，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开始担心起来。矿山的出口，有且仅有的唯一出口，正在向外喷涌尘土。其实，有尘土冒出来并不罕见，但是拉米雷兹从未见过如此滚滚翻腾的尘雾云，“像火山喷发一样”，从洞口升腾而出。另外，山里还传出各种噪音：岩石塌落的爆炸声、反复再三的隆隆声等等。但这其实也并不算很少见，因为矿山一直会发出各种声响，例如工人们在山内爆破时，如雷般的轰鸣就会沿着隧道穿越出来。但是，这次，轰隆声一直没停，洞口的尘土也没见少。大概五六点钟，洞口冒出的尘土还是非常浓厚，人根本无法进入。时间慢慢过去，矿工们、矿主们都聚集在外面，都有点不知所措，卡洛斯·皮尼利亚也在其中，戴着他那象征阶层的白色安全帽。之前，他曾两次试图进入矿中，可只下到海拔四百四十米就不得不退出来，因为隧道内的烟尘太浓厚了，根本无法通行。
大约五点钟，南半球冬日的黄昏快速降临，皮尼利亚又带领一队人进到矿中：巴勃罗·拉米雷兹以及其他两位主管。
他们坐着皮卡车进去，比较顺利地驶过了几个弯道，到达海拔四百五十米，他们在斜坡道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两英寸宽的裂缝。这块“好”石头上凿出的隧道，进出矿场的唯一隧道就这么开裂了，裂口之大拉米雷兹前所未见，他就在此刻意识到了事故的严重性。又往下开了会儿，顺着卡车的灯光，拉米雷兹觉得随时都会看到塌方的巨石。可是，直到海拔三百二十米，从入口开车四点五公里后，车灯光束才照射在一块平滑的灰色巨石上，他们见到了这个巨大障碍物。斜坡道，从上到下，都被这一整块巨石堵住了。拉米雷兹觉得自己已经见过很多次的塌方，实施过很多次的营救，可从未想象过如此这般的可怕景象，好像有人拿刀把矿山一切为二一样。几个人下车，站在塌方巨石面前，匪夷所思地望着这块本不可能在此的坚硬石墙。
“完蛋了。”有人不知不觉地重复说。这词儿，那些被巨石困在四百二十五英尺下的矿工们也说了无数次。我们完蛋了。拉米雷兹一直自豪地认为，自己能应对矿里出现的每个问题，可如今，他也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助。不管是他还是老板，都没法救出大石那边的三十三名矿工。最后的一丝希望就在那些通风道上，可这需要专门的特警队，配备专门的登山工具才能攀爬通过。
站在这庞大的巨石前，头戴白色安全帽的皮尼利亚目瞪口呆。他是圣何塞管理权利最大的人，他是塌方前匆忙离开下属的焦躁老板。可此时，他却哭了。“他通常都是个蠢货，面对这些事故都表现得很男人，”拉米雷兹后来说，“可那会儿，他却立马就哭了起来。”
“我觉得，不对，我确信，肯定有人被砸死了。”皮尼利亚后来说。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塌方事故发生的时间，卡车应该正在上坡的路上，拉着工人们出来吃饭。而那些合同机修工们当时更不应该在矿里，很有可能，他们也正准备出矿吃午饭。皮尼利亚想象着斜坡道被压垮的瞬间，他们都葬身石下，也忍不住想：我就是那个派他们下去的混蛋。
他们开车回到了地上，找到了等在外面的矿主、戴白帽的马塞洛·凯梅尼和亚历杭德罗·博恩。他们必须请求援助，别无他法。凯梅尼和博恩开着卡车往高速路方向行驶，去寻找手机信号——矿上本来有电话线，但没有启用。傍晚七点二十二分，塌方发生后五个多小时，圣何塞的矿主们才第一次打通电话向政府请求支援。
电话打到了当地消防局，然后转到国家地质与采矿服务中心（National Geology and Mining Service），最后消息到达智利内务部防灾办公室，这里负责监管全智利的警察与安全部队。一小时后，智利警察特别行动小组派六人带着攀爬工具赶到这里。他们乘皮卡车进矿，沿斜坡刚到海拔四百五十米，经过那处裂缝时，车爆胎了。皮尼利亚和拉米雷兹开车跟在后面，他们看到这个裂缝又大了一倍。
要是警队知道这裂缝是新的，并且两小时就扩大了这么多的话，他们就会明白矿山此时非常不稳定，会中止援救行动。于是，根据拉米雷兹后来的陈述，当他们下车换备胎时，皮尼利亚把手指竖在唇边，示意他别吱声。拉米雷兹立刻心领神会，没告诉他们这个越裂越大的可怕缝隙。其实，这是个警告信号：还会再次发生塌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三十三个人就这样被困在这尘雾与巨石之中，可圣埃斯特万的管理层却并没有立刻打电话通知家属。“在一些矿场，发生塌方时，第一本能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掩盖事故。”一名智利官员后来说。下午三点，他们本该打电话说矿里发生塌方，救他们出来需要时间，别等他们回家吃晚饭了。傍晚七点，他们本可以说，情况比预期的严重，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救出他们，但就目前情况看来，他们都很安全。但是，出事八小时后，到了周四深夜，甚或周五凌晨，公司法人还是缄口不语。后来，通过广播和电台的公告，那些通常是含糊、不准确或散布恐慌消息的电台公告，事故的消息才传到了科皮亚波以及其他城镇，传到了妻子、父母与子女们的耳中。
最早得到消息的女人是从可靠来源了解到圣何塞的事故的，可她的名字却并没登记在任何矿场的档案中，也没有获悉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她就是乔尼·博瑞斯的情妇苏珊娜·巴伦苏埃拉（Susana Valenzuela），一个脸颊红扑扑、整天乐呵呵的高个子女人。
苏珊娜的姐夫也在矿场上班，就在科皮亚波附近的彭塔铜矿（Punta del Cobre）。消息在矿区传开了，说圣何塞需要救援，于是他就打电话告诉了他妻子，苏珊娜的姐姐。而姐姐晚上七点就赶到了科皮亚波的妹妹家中，问她：“乔尼在这儿吗？”
“他不在啊。”苏珊娜说。
姐姐打通了丈夫的电话。“今天下午两点，矿山发生了塌方，矿工们都被活埋了，”他在电话那端说，“绝对不可能逃脱。”
“他就是那么跟我讲的，‘被活埋’、‘不可能逃脱’，”苏珊娜后来说，“矿里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感到很绝望。”
苏珊娜和姐姐一起到了智利国家警署在当地的分局，去找那些高大威风、正直高效、手持卡宾枪的警察们。可是，警局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正当姐妹俩在那儿的时候，事故消息传来了，她俩看着警车匆忙朝圣何塞奔驰而去。快去医院吧，警察告诉她们，可是首先，她俩得回街区，把消息告诉玛尔塔（Marta），乔尼的妻子。
跟苏珊娜比，玛尔塔年龄更大，也更矮小一些，是一个严肃正经的女人。过去几年，乔尼总在两家之间窜来窜去，所以这两个女人也彼此认识。苏珊娜跟乔尼还是在玛尔塔家里认识的。苏珊娜跟玛尔塔提到说，她需要人帮忙打点家具。“我家那丑陋的老男人自己做的那些家具，”玛尔塔说，“我烦透他了。”然后，乔尼就从屋里出来了，“从他被关押的‘牢房’里出来”，苏珊娜是这么说的。玛尔塔还说，她已经忍了他的轻浮好几年了。可苏珊娜心想：这家伙一点也不丑。他那略带伤感、落寞的笑容里，会有那么一丝狡猾、吸引人的感觉，就像是个受伤男人想要对你吐露心声一般。只要你跟他走，跟他单独相处，他就会立马敞开心扉。“所以，我就把他带到我家，我很喜欢他，”苏珊娜如是说，“我给他做了午饭，然后我们就睡在了一起。”那家具也根本没打成。而如今，这段喜剧般的小轶事竟揭开了这位深埋地下的轻浮男人的大悲剧。当从情妇口中得知丈夫出事的消息后，玛尔塔冷漠地说：“你跟他就此了断吧。现在，该我管了。去给我拿结婚证。”结婚证（libreta de matrimonio）像一种银行存折，由民政局官员签发，可以用来申请各种政府补贴，也可获得配偶探访权（比如，去医院或验尸房等）。这证一直是乔尼保管，放在苏珊娜家中。
苏珊娜顺从地回家取回了她情夫的结婚证，然后，她跟乔尼的合法妻子一起赶到了医院。
科皮亚波市，卡门·贝里奥斯在公交车上，司机正用无线电台听歌，全车人都被迫一起听这快节奏的墨西哥音乐。她今天回娘家探望父亲了，现在正赶回家，为丈夫路易斯·乌尔苏亚和两个孩子准备九点半的晚饭。突然，吵闹的手风琴声被广播员的声音取代。“号外，号外，号外，”这电台播报的简讯难免会带一丝欢愉的意味，“圣何塞悲剧！矿山发生塌方！”就播报出事儿了，然后就又开始放墨西哥音乐。可对卡门而言，丧夫的消息和欢快的民谣是如此奇怪的组合，残酷且让人无法忘怀。
“司机，广播里说的是什么？”她问道。实际上，卡门也不太确定丈夫路易斯在哪里上班。几个月前，他刚换工作，而她还从未去过这个新矿场，所以也不太确定广播里的那个矿场就是路易斯上班的地方。那一会儿，这一丝小小的怀疑成了她希望的源泉。“你能换个电台吗？”她请求司机，“或许，还有别的消息呢。”
“就这些了，”司机回道，“就是个号外。可能稍后才有进一步消息吧。”
她回到家，从电台听到了更多的新闻：有矿工受伤、遇难，现在她完全确定那就是路易斯工作的矿场。“就像突如其来的噩梦，我们都无法确定是否真实。”客厅里的钟表滑过了九点半，可路易斯还没回家。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的一儿一女，正在安静地学习，并没有意识到晚饭晚点了。十点半，她把孩子们喊了过来，然后说，“我们得开个家庭会议。电台广播说，你父亲上班的矿场发生了事故。”她给他们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来了各种伤员被运往科皮亚波医院的报道。可是，卡门决定，她必须去一趟矿上，她得确认塌方时丈夫到底有没有在里面。她女儿的朋友开卡车载她前往，还得用GPS定位，因为她没去过，根本不知道路。
漆黑的夜里，到处都是形状怪异的山丘暗影，卡门·贝里奥斯坐在车里，回想起她最近做过的一个梦：路易斯被埋在地下了，可梦中，他逃了出来，坐着巴士回到了地面上。卡车驶下了高速路，开到了通往矿场的小道上，远处的矿山到处是晃眼的光亮。到了前门，过了哨岗，她下车走进了干冷刺骨的寒夜中。那时，已将近午夜。
科皮亚波，中等中产阶级的街区，班长弗洛仁科·阿瓦洛斯的家中，妻子莫妮卡·阿瓦洛斯正在缝衣服。她手里拿着十六岁儿子的运动衫，正在给他收紧一点，同时，厨房里还给弗洛仁科煮着汤。她丈夫非常爱喝汤，莫妮卡今天为他煮了丰盛的牛杂汤，她记得弗洛仁科就喜欢这口儿。诱人的香味儿弥漫在整个客厅以及旁边的小餐厅里，他们一家四口每晚都坐在这里吃饭。莫妮卡没开电视，也没听广播，两个儿子在自己房间里，她就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现在，唯一陪伴她的就是客厅里的大钟了，滴滴答答，快到九点半了，弗洛仁科快到家了，而她也准备上饭了，这个点儿正是南美人习惯吃晚饭的时间。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她姐姐。“听着，我不想让你担心，但是矿里出事了，是一次大塌方。就是弗洛仁科工作的地儿，圣何塞。他到家了么？”
“还没，但他随时可能进门。”挂断电话，很快就九点半了，然后是无限漫长的等待。几分钟后，弗洛仁科的餐椅还是空空的。突然，莫妮卡记不清丈夫到底在哪里上班了。是圣何塞么？她隐隐记得他说过，是以另一个圣人命名的矿场：圣安东尼奥。是安东尼，不是约瑟夫，她就这么想。她上楼又下楼，又上楼又下楼，仿佛陷入一种狂躁和恍惚，时间离九点半越来越远。七岁的儿子正在自己房里看电视，他总是跟父亲聊工作，肯定知道他父亲到底在哪个矿场上班。突然，儿子冲进了客厅，大声呼喊着：“妈妈，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
“不会，不会的，”他母亲回应着，“你怎么知道的？”
“别骗我了！”孩子高喊，“电视里都播了！”
楼上，小儿子的房里，电视机前的莫妮卡晕了过去。大儿子塞萨尔·亚历克西斯（Cesar Alexis）过来镇定地唤醒了母亲，瞬间就担起了父亲的角色。今年，亚历（Ale）十六岁，恰是当年弗洛仁科和莫妮卡怀上他的年纪。就这么突然的，他变得异常平静、坚强，仿佛父亲弗洛仁科正在冥冥中给他传输着力量。
“冷静一点，”亚历跟他妈妈说，“冷静。”他们决定先去巴勃罗·拉米雷兹家里，因为他也在那里上班。如果有人知道真相并能如实告诉他们的话，那肯定就是巴勃罗了。莫妮卡和两个儿子到了巴勃罗家，敲门的他们完全不会想到，巴勃罗正要进入塌方的矿山，寻找弗洛仁科和其他三十二位矿工。他们敲了十五分钟都没人应门。终于，巴勃罗的妻子走了出来说：“巴勃罗不在家。他去矿里了，好像出事了。”莫妮卡喊上了弗洛仁科的另一个朋友伊萨亚斯（Isaias），他们一起开车赶往矿场，出城后还迷了路。后来，他们终于到了，空旷的暗夜中，她看到出口处来来往往的人，戴安全帽的、穿制服的，他们都不知道在忙碌些什么。
塔尔卡瓦诺市，卡罗拉·巴斯塔斯（Carola Bustos），这个刚刚跟丈夫一起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和海啸的女人，决定先不把父亲出事的消息告诉两个孩子。她肯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会声音哽咽、泪流满面，而孩子们看到这般脆弱的自己，一定更会不知所措地恐慌。为了不伤害孩子，她决定先把他们放到自己父母家中，在那里他们会更安稳些吧。而她，没告别就悄悄地溜了出来，去赶北上的航班，把解释自己不告而别的责任交给了外祖父母：“妈妈去圣地亚哥找工作去了，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塌方大概十七个小时后，圣地亚哥市，“狗仔”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家里，电话铃响了起来。刚早晨七点，埃尔韦拉，亲友一般称她“卡蒂”，接起了来电。
“卡蒂，矿里发生了塌方，马里奥也在里面。”朋友如是说。
有那么片刻，这听来好像恶作剧一般。“不可能。”埃尔韦拉说道。圣地亚哥的这个朋友怎么可能知道马里奥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两个地方离着好几百公里呢。
“我没跟你胡扯，”这朋友说道，“打开电视，第七频道。”
埃尔韦拉打开了电视，看到了科皮亚波的报道。几分钟后，马里奥出现在屏幕上，矿场工作证上的相片照得不太好：四十岁，胡须刮得很干净，红眼睛，看起来不太开心。他的全名大写在相片下：MARIO SEPULVEDA ESPINACE。新闻报道了其他细节：塌方发生在昨天下午，矿工被埋在几百米的地下，所有通讯中断。当完全了解事故的严重性后，她终于有时间来想象，丈夫到底在承受什么样的困境：在那封闭的小空间里，狂躁如他要怎样存活呢？他需要四处走动。他肯定受不了。
至于事故本身，埃尔韦拉并不吃惊，因为马里奥或多或少都预测到了。上班前，他经常提醒她，如果他在矿里发生意外的话，她还能获得社险和保险补偿。他经常愤怒地说起圣何塞即将坍塌的糟糕状况，这种焦虑甚至让他十八岁的女儿斯嘉丽频做噩梦。几个月前的一天，斯嘉丽梦到父亲被砸死了。她醒来，惊叫着：“爸爸死了！”任谁也说服不了她这只是个梦。她一直颤抖，还嚎啕大哭，母亲只能把她送到了医院。直到后来，马里奥下班回家，给家里打通电话，对她说：“斯嘉丽，是我，是爸爸。我还活着！我没死！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只是去上班了……”这事儿才算过去。
现在，马里奥真的被埋山底，埃尔韦拉不禁觉得，女儿的梦简直就是个预言，只不过大家都没在意。她想：我该怎么跟儿子解释他父亲被埋了，我们还无能为力呢？弗朗西斯科今年十三岁，跟同龄孩子比身形要小得多。怀孕刚五个月，他就早产了，当时只有二点四磅重，出生后的前六十九天，他都在医院的保温箱里度过。父子俩非常亲密，这种关系从孩子出生就形成了。那十周左右的时间，马里奥眼睁睁看着儿子躺在保温箱里，他的小胳膊小腿那么瘦，眼睛闭得紧紧的，只能靠试管喂养，粉嫩如花苞的小小拳头也紧紧地握着，仿佛正在战斗，正在努力地活下去。后来，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马里奥也用最多最多的爱来呵护他。他简直就是儿子的专属啦啦队长、喜剧演员，还是牧师。他会跟他一起去户外探险，跟他一起侃侃而谈电动机器的奇妙，还会探讨喂马养狗要费的心思。当然，他还一定会谈起塞普尔维达家族的“牛仔”（huasos）传统，他们从骨子里都是善骑马、披斗篷的酷牛仔。她不止一次看到父子俩一起骑马、踢球；一起坐在电视前，反复看一部有关父爱、忠诚和战争的影片，马里奥的最爱：《勇敢的心》。马里奥是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超级影迷：“因为我跟我儿子个子不高，梅尔·吉布森也是矮个子。”这部奥斯卡获奖影片，用西语写做“Corazon Valiente”。“你的心是自由的，”影片说，“勇敢地去追随它吧！”
马里奥告诉儿子：“我就是你‘勇敢的心’。”而现在这位矿工的勇敢之心真的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首先，是他工作证的照片，然后在一段视频中，他谈笑风生，是工作中的“狗仔”。
我们唯一能看到的矿工们的影像，就是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录制的视频，电视里这样报道。马里奥很喜欢摄影，电视里，他正在拍录出租房里的那些双层床，他和其他外地工人们轮班期间所住的地方。
埃尔韦拉赶去机场，要飞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城市。下午晚些时候，她和两个孩子就飞过了阿塔卡马沙漠的南部边缘。期间，儿子一直在哭，不停地说他想爸爸。还有他们的女儿，她曾因为深陷噩梦无法自拔而一度住院，而现在，梦中的景象真的在现实中出现了。当她走下飞机，踏进这寒冬中的沙漠时，周围的电视、广播正反复播放她梦中的一切：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艾斯皮纳斯，两个孩子的父亲，恐在圣何塞塌方中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