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中的小城
圣何塞铜金矿（San José）[1]位于智利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2]中一座陡峭、光秃的圆形大山内。大风常年呼啸，蚕食着山体，橘灰色的细粉尘在山脚堆积，逐渐形成连绵起伏的沙丘。矿场上方，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太阳肆无忌惮地炙烤着这片干涸的大地。大概每隔十几年，这里才会下一场叫得上名字的大雨，而每次雨后，灰头土脸的圣何塞都如刚搅拌过的石灰浆一般。
很少有人会造访这处荒凉的沙漠之角，但自然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十九世纪英国皇室派遣的环球考察中，确实在此作过短暂的停留。他听着当地人讲述起那些降雨稀少与频发地震相关联的荒诞无据的故事，特别惊诧于这里的空旷无边和荒无人烟。因此，在日志中，他这样写道：“比最狂暴的洋流更为糟糕的一片隔离带。”直至今日，途经此处的打猎者们都说，这里基本不见任何鸟禽。在沙漠最深处，唯一明显的生命迹象就是采矿的工人，偶有女工，他们坐着卡车或小客车来到这沙漠的荒山中，开采铜金铁等矿物。
荒山底部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吸引着众多工人来此打工。他们大多来自附近的科皮亚波市（Copiapó）[3]，还有些人从智利偏僻的角落远道而来。其中，胡安·卡洛斯·安吉拉（Juan Carlos Aguilar）更是跋涉了一千多英里。地图上，智利形如蛇状，而安吉拉从家到矿场的漫长行程则覆盖了蛇身的一半。他每周从智利南部气候温和的雨林地带坐车上班。在矿里，他是三人小组的头儿，主要负责铲车和长臂螳螂状的敦实机器“挖掘机”（jumbo）的维修工作。每周四早上，为期七天的轮班工作就要开始了。但通常情况下，他周二傍晚就得从智利湖大区（Los Lagos）的县城出发。当地的工作远没有沙漠中采矿的报酬高，所以人到中年的安吉拉便拖着疲惫的身躯挤上了紧凑的普尔曼（Pullman）客车，开始他漫长的上班之旅。车窗外，山毛榉斑驳的树影、桉树环绕的农场，还有大大小小的山川河流都忽闪而过。外面的天气沉闷阴暗，雨滴敲打着车窗，正如安吉拉此刻的心情。每次出发上班，天上都会飘起雨点。在他的家乡，南纬四十度，年平均降水量可达一百零二英尺。
安吉拉组里另一名机修工住得离圣何塞稍近一些。劳尔·巴斯塔斯（Raul Bustos）家住港口城市塔尔卡瓦诺（Talcahuano），南纬三十七度左右。五个月前，这里曾遭遇八点八级特大地震，并引发了强海啸。灾难夺走了五百多人的生命，全市各处可见成滩的水洼，数千条鱼在“吧嗒吧嗒”乱跳。这次大海啸也冲毁了巴斯塔斯工作的海军基地。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细心、可靠，也是一位忠诚的丈夫。每周，他都会坐上这趟北上的巴士，沿途经过智利平坦的农业地带，随处可见温室花房、拖拉机以及或闲置或繁忙的田地。车会经过智利镇（Chillian），安吉拉手下的另一名机修工会在这里上车；然后，路过塔尔卡市（Talca），这里同组那个开“大钻机”的大高个儿会搭另一趟巴士，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圣何塞，矿工们分成两班，一班和二班，每次轮流上班七天。刚才提到的那几位都在一班。同一班的工人再夜班和白班两班倒，矿场昼夜不停地开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再从晚八点到早八点。
很快，一班那些乘车上班的工人们就会抵达圣地亚哥市，这里满是正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和纵横交错的高架桥。那些南部来的人到达这里的时间应该是周三清晨时分。这是一座正在蓬勃发展的拉美首都，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附近安第斯山脉雄伟高耸的轮廓，虽然常隐没消失在臭名昭著的雾霾之中。
圣地亚哥中心的城际客车站离智利总统府不远，更多的工人从这里开始朝圣何塞出发。马里奥·塞普尔维达（Mario Sepulveda）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热情、疯狂。在工友们眼中，他开铲车很是生猛（因此，总得找机修工修理），说话太多太吵，行动莫测，情绪也捉摸不定。周三下午，他从圣地亚哥出发，开始了前往圣何塞的五百英里行程。其实，这个时间出发有点晚，他很有可能无法准时到达矿场。在矿里，他被称呼为“狗仔”（Perri），是“狗”（Perro）的昵称词。你若问马里奥为什么会被叫狗仔，他会告诉你，一是因为他爱狗（家里就收养了两条流浪狗）；二是因为他像狗：像狗一样忠诚，但你若伤他，他便咬你。他跟妻子埃尔韦拉（Elvira）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在一次激情的邂逅中“站着靠在一根柱子上”孕育的。如今，他们在圣地亚哥郊区安家，他最珍贵的财产是一间大大的冷藏室，他最爱的地方是客厅里那个方形小餐桌。他喜欢跟妻子、十来岁的女儿斯嘉丽和小儿子弗朗西斯科在桌边匆匆吃个晚餐，然后再北上出发上班。
离开圣地亚哥中心，穿过北部工薪阶层聚居的郊区，那些载着一班矿工们的巴士便会陆续驶入山谷地带。道路两边满是葡萄园和果树，八月皑皑冬雪覆盖的安第斯山就在右侧的远处。这里属地中海气候，但每过一小时，每北上一个纬度，三十三度、三十二度、三十一度，周围的绿意便越发得少了起来。很快，他们就乘车到达了干旱荒芜的诺特奇柯（Norte Chico）近北区。
智利有史以来不断有采矿人和探险家沿此路线行走。北部是智利的沙漠边界，属于“西大荒”（Wild West）。国家前军人首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4]曾在此囚禁俘虏，一千多名政治异见者被圈禁在一处废弃的硝石矿洞内。在沙漠纯净的天空下，他们观天象、研天文，聊以度日。北部也见证了智利工会运动的诞生：工会二十世纪初由硝石矿工们成立，后在伊基克市[5]遭镇压。在如今民主的智利，很多北部人依然是左翼忠诚的拥护者。皮诺切特还把屠杀的男男女女草草地埋在沙漠浅坟里，就在诺特格兰德（Norte Grande）远北区，四十年后，那些寻觅“失联亲人”的家属们还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残骨遗骸。
工人们到达港口城科金博（Coquimbo）后，距圣何塞矿场仅有250英里远，之后的行程就跟达尔文1835年的航线一样了。当年，智利还很年轻，刚建国二十五年。达尔文跳下“贝格尔”号皇家海军舰艇，驾着四匹马和两头骡子到内陆来考察地质和动植物。科金博和科皮亚波之间的道路穿越智利历史最久的采矿区，这位英国博物学家沿此路线缓慢跋涉，也遇到了很多采矿工人。
在奥尔诺斯镇（Los Hornos），工人们乘坐泛美高速公路五号线，顺海滩而行，沿途可瞥见壮观的太平洋，夕阳的余晖在阔大的洋面温暖地跳跃着。想来，这差点是这些人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海、这样的地平线，还真是有点残酷：因为接下来的七天，他们会在两千英尺的地下过着昏天暗地的生活，他们容身的山洞也仅有一辆巴士大小。南半球的冬季，在工作周里矿工们难得见到阳光，大概只有在轮班开始前清晨的短暂几分钟，以及从矿洞里出来吃午饭的时候，才能感受这温暖的照耀。在离奥尔诺斯海滩不远的地方，达尔文曾看到过一座矿山，经过一系列开采后，“千疮百孔如巨大蚁窝”。他后来得知，当地的矿工们有时也会大发横财，然后“像满载而归的水手一样”，总会设法“挥霍”掉自己的财富。他遇到的那些工人都嗜酒如命、挥霍无度，用不了几天时间就又“身无分文”，再次回到痛苦无比的工作中，继续“牛马不如”的生活。
可是，一班的这些矿工们可不会很快就身无分文。实际上，与大多数智利工人相比，他们的待遇甚是丰厚。挣得最少的每月也有一千二百美元（这大约是智利最低工资水平的三倍），再加上一些私下的额外津贴，他们的实际收入还要高。这些矿工并没有挥霍辛苦钱，而是努力去营建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全套消费者债务[6]、商业和住房贷款，并且赞同付给前妻赡养费以及承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等。班里有几个工人是福音派的禁酒主义者，而机智善变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则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一员，他也是滴酒不沾。但是，在一天劳累的工作结束之后，大多数人还是会舒舒服服地喝上几口，舒缓放松一下。他们比较偏好威士忌、啤酒、红酒等。当然，总会有那么几个贪杯的会喝大了。在科皮亚波，那些南部工人们乘车上班所到的最后一站，他们的北部工友可能正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第二天一早他很有可能没法赶去上班。即使是在现代的智利，地下采矿工作依然非常艰辛，繁重的体力劳作会让人觉得自己“牛马不如”，而且死亡的幽灵时刻威胁着工人的生命。当年达尔文骑马北上之时，曾偶遇一位采矿人的葬礼。遗体由四名工友抬着走向墓地，他们身着怪异的“礼服”：长长的黑羊毛衫子、皮质围裙，腰间系一根明艳的腰带。现在，工人们已不再穿这样的装束，但最近几年，圣何塞的矿工们又开始穿丧服为遇难的工友哀悼。有时候，那些看似牢固坚硬的岩体会突然坍塌，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工友被砸伤致残。矿难是最不可预测的。劳尔·巴斯塔斯，那名来自塔尔卡瓦诺港市的机修工，算是刚来圣何塞的新人，他也见到过工友们在地下为遇难者建的神龛。此刻在巴士上，他正拿着一串念珠，等上班时带到矿井下，为那些亡灵念经祈祷。
巴士之行的最后一段儿，他们会进入阿塔卡马沙漠的南部外缘。这片平地上，达尔文曾费力地给骡子和马找草料。阿塔卡马是地球上最干旱，或许也是最古老的沙漠。那里，有的气象台常年检测不到一滴雨水。从车窗向外望去，你会觉得上帝似乎决意拔除这里所有的绿树，大多数灌木、矮树丛也被撤离，只剩零星几株耐旱植物来点缀这棕褐色、带点儿橄榄黄的荒凉之地。当巴士驶入科皮亚波河谷时，路边的景色又恢复了生机，满眼都是灌溉过的各式各样的绿色。胡椒树，美国沙漠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绿植，原产地便是智利的这片地区。车辆驶入科皮亚波后，这种树便多了起来，细长的叶子低垂着耷拉到地面。行程的最后四五百米，他们会路过该市最古老的公墓，这里安息着好几辈的采矿工人，其中便有一班一名矿工的父亲：也是个退休矿工，喝酒致死，前几天刚安葬在此。之后，巴士很快穿梭过一片铁皮屋顶的棚户区，智利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然后再从短桥上跨过科皮亚波河。
圣何塞的矿工们大多居住在科皮亚波，离矿场最近的城市。他们主要为退休矿工，四五十岁或六十出头，在他们记忆中，这片河床地带是美好的。他们小时候，这条河生机勃勃，在凉爽、没过脚面的河水中，总会有孩子嬉戏打闹的身影。那时，高速五号线过桥的地方，河塘边满是美丽的丁香，当年达尔文来到这里也在日志中记下了这花的芬芳。大约三十年前，这条河开始慢慢消亡，如今已成为一条黄褐色的死河，垃圾遍布、荆棘灌木肆虐、惨不忍睹。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不足半英寸，河道里已经多年未见水流。最近的一次大暴雨也是十三年前的事儿了。
巴士到达终点站，一班的工人们下车取了行李，然后坐出租车穿过科皮亚波市，来到两间出租房里。接下来的一周，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在此过夜。8月5日，轮班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除了一个人，整个一班的工人都已到达科皮亚波或者附近工人聚居的郊区。
1835年，达尔文到达智利时，地质学初步发展。南美航海之旅中他阅读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书籍之一：查理斯·莱尔爵士[7]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他刚到智利，就经历了安第斯山上的一次火山爆发。他当时观察到，海平面以上几百英尺的地面中，竟然有贝壳的存在。在智利南部瓦尔迪维亚（Valpia）附近一处森林小憩时，他又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仅持续了两分钟的大地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达尔文推断，他所站立的地面正在被逐渐向上推移，这股推力导致了火山的喷发。而一个世纪之后，板块构造理论才正式面世。当时他就写道：“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慢慢、逐步向上推移地面的力量，跟那些导致火山物质从山口向外持续喷泻的力量，是同一种力。”如今，地质学家们认为，智利正好处于“太平洋火圈”[8]（Ring of Fire）上，此处为地球内部大陆板块间的接缝。纳斯卡板块移动至南美板块下方，就像小孩非要挤到床上，被子就会鼓起大包一般，纳斯卡也推高了南美板块，因此形成了两万英尺高的安第斯山峰。地质学家们称这一过程为“碰撞造山”。
科皮亚波北部山脉内的岩石由地壳深处的岩浆生成，岩体内交织密布大量如斑点般的含矿沉淀物。最初，这些矿脉形成于一点四亿年以前的爬行动物时代，这大概是在开花植物首次出现在地球之后的两千万年。而这之后再两千万年，蜜蜂才飞来地球；四千万年之后，世界最大的恐龙阿根廷龙才开始徜徉漫步于大陆之上。这一富矿基向上推移穿过地壳，挤过阿塔卡马断层的缝隙，过程持续了大概一亿年，从侏罗纪的结束到古近纪的开始。最终，矿基成为二百米高圆柱状的坚硬含矿岩，地质学上称“角砾岩管”；也有的成为矿脉分层交织的“网状脉”。这些富含石英石、黄铜矿以及其他矿物的隐伏矿床从西南到东北横贯整片山脉。在探矿者的地图上，这些矿脉线的走向跟地下好几英里处大陆板块的移动如出一辙。
在科皮亚波，公司派来的两辆微型班车——人称“兔八哥”（liebres）——开始来接一班的矿工们，一辆负责接送出租房里的那些人，另一辆主要从沿途站点接人。8月5日这天早上，市里有很多辆班车穿梭往返，因为最近又是经济繁荣的时期。过去三百年里，科皮亚波市见证了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十八世纪，这里经历了淘金热的兴起与衰退；后来，在达尔文来此之前三年，又有一股淘银热潮，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银矿消耗殆尽才终止。随后，硝酸盐炸药的发明又让人们对硝石趋之若鹜，开采范围更是延伸至阿塔卡马沙漠北部。正是智利矿工们提供的基本原材料，才让欧洲人得以开火开战，展开大规模杀戮。同时这带来财富的矿脉也驱使智利侵略周边硝石储量高的玻利维亚、秘鲁等国，而科皮亚波正是其开展军事行动的基地之一。但是，太平洋战争的胜利造成了科皮亚波的经济衰退，因为投资资金都流入了智利新征的领地中。随后，二十世纪全球铜矿需求不断增长，全新的繁荣期再次到来，1951年当地还筹建了一间炼铜厂。二十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奇迹”进一步催化对矿石的大量需求，越来越多的工人奔赴科皮亚波采矿，尤其是1994年坎德拉里亚（Candelaria）露天铜矿建成之后。而在最近的一次采矿热潮中，科皮亚波河也终于枯竭死去，因为城市的增长和现代的采矿方法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金价增长了四倍，铜价也达历史新高，于是人们越采越深，纷纷前往原本无利可图的圣何塞铜金矿以及科皮亚波河谷的其他矿场。该市人口迅速增长至十五万人，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其中包括该市最高建筑、阿塔卡马街上十五层高的豪华公寓楼。另外，城市还建起了第一个度假胜地，纳特依赌场酒店（Antay Casino and Hotel），这是一座非常现代的建筑，从其深红色土耳其帽状圆筒穹顶便可见一斑。不断攀高的矿石价格也让圣何塞矿工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最近几年，一班的工人们会常常聚会来庆祝自己的好运气。他们通常会置办房产或给儿孙辈举办派对。有时，他们会在埃尔普雷蒂尔（El Pretil）公园举行家庭聚会，那里有绿地草坪、桉树林立，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有美洲驼、猫头鹰和关在浅紫色笼子里的两头饥饿的狮子。
上次轮班结束时，一班大概有二十几人去维克多·塞戈维亚（Victor Sagovia）家参加了一个庆祝完工的聚会。维克多是负责操作“挖掘机”的。他酒瘾很大，很有音乐天分。大伙儿在大锅里煮上牛肉、鸡肉、猪肉和鱼肉等，由主人负责炖烩这道当地称为“肉汤”（cocimiento）的菜肴，这菜本身就是对富足生活的一种庆祝。维克多的堂弟达瑞欧·塞戈维亚（Dario Segovia）还计划在几天后的8月5日给他的小女儿举办一场生日聚会，可有消息说，他那天得去加班（他本该休息的一天）。加班一天的报酬是九万比索，相当于一百八十美元，丰厚到压根儿没法拒绝。于是，他便跟孩子的妈妈、他的爱人杰西卡·奇拉（Jessica Chilla）说推迟几天搞派对。杰西卡很是不满，跟他怄气不说话。于是，加班前的那一晚，他也没能吃上晚饭。
第二天凌晨上班前，这夫妻俩就和好了。大概早上六点半，达瑞欧吻别了爱人，从二楼的卧室起身下楼，准备出门。可突然，他停下身，又折回楼上，深情地抱住了他的爱人。他们拥抱了好几秒钟，此时此刻，这位身板结实、满手硬茧的四十八岁汉子需要这样的柔情。这算是他道歉的方式，但这拥抱也意味着又一次小别离，所以达瑞欧出门后，杰西卡便开始担心起来。
路易斯·乌尔苏亚（Luis Urzua），一班的班长，家住科皮亚波中产阶级聚居的社区。其他的班长都自己开车上下班，可他却跟下属一样坐班车。他从另一个站点上车——二十年前，他跟妻子卡门·贝里奥斯（Carmen Berrios）也是在这里相遇的。出生在矿工家庭的他，十几岁就开始下矿工作。但当年与卡门相遇时，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可能会拿下地形学学位。卡门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生性浪漫，灵感来了还要作诗。这些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改造自己勤劳的丈夫。因为家境贫寒，乌尔苏亚习字不多，说话总是咕咕哝哝、含糊不清，而卡门竭力让他吐字清晰点儿。他晚上八点下班，卡门早早就备好晚饭，等他回家一起用餐。他们的两个孩子已长大成人，现在都在读大学。
外面，浓雾笼罩着昏暗的城市。这里几乎不下雨，可空中却总氤氲着湿气。街灯灯光下，雾气蒙蒙；远处峡谷中，水气缭绕。大雾几乎天天光顾这里，因此得名“浓湿雾”（la camanchaca）。有时，浓雾会严重妨碍通往矿场高速路的交通，一天的工作也会因此推迟，直到大雾散去。可今天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浓雾天。科皮亚波市各个街角处，矿工们正在等待“兔八哥”的喇叭声，等待那即将从雾气中隐现而来的班车。
一班的矿工们来圣何塞上班，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女人：妻子、女友、母亲或是女儿。吉米·桑切斯（Jimmy Sanchez），18岁，还没到下矿打工的法定年龄（21岁）。但他女朋友怀孕了，因此他的亲属恳求矿场经理给他这份工作。在普拉特街区，以太平洋战争时的英雄阿图罗·普拉特（Arturo Prat）[9]命名的街区，小巧英俊的阿莱克斯·维加（Alex Vega）刚跟妻子分别。他妻子杰西卡没有像往常一样跟他吻别，她正在生闷气，虽然她很快就会忘记生气的缘由。离此处半英里，在以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命名的街区，一名加固矿下通道的工人正从女友家出来。乔尼·博瑞斯（Yonni Barrios）是一个说话柔和、大腹便便的“罗密欧”，脸上有些伤疤。他正跟新女友同居，吵架时就回家找老婆。巧的是，这俩女人住得不远，仅隔一个街区。今天，他从女友家出门赶班车，放眼就能看到自己的家。他从银行贷款办了一间便利店，妻子在家负责经营。要偿还这笔贷款，还要帮着女友还贷，是他这么早起床等坐班车去矿里打工的原因之一。
这里流传有很多关于女人和矿场的迷信，也反映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和地下劳动的矛盾心理。有传大山本身就是女人，所以“每次开山凿洞，都是对她的亵渎”，这也解释了大山不时塌方使人遇难的原因。另有说，在矿下劳作的女人会带来厄运（虽然有一名矿工的妹妹在自家矿场里工作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所以圣何塞里几乎不见女人的踪影。在家、在城市，女性为主导；在沙漠的矿场中，男性是中心。这道分水岭很深，多数矿工的女人们都从未来过圣何塞，甚至都不知它所处何地。
班车到达时，这些半睡半醒的工人便上车入座。车辆在大雾中的科皮亚波缓慢行驶，途经市北阿塔卡马大学芥末黄色的楼群。一班有一名矿工的女儿就在这里读书，是市政工程专业的学生。然后，他们到达泛美高速公路的北向路，逐渐驶出市区，朝着沙漠深处那古老硝石矿附近的残骨遗骼驶去。出了科皮亚波，还得开三十五英里才到圣何塞，此程最后一个地标就是城市边缘区的一座岩石山，人称“呼啸之山”（Cerro Bramador）。当年达尔文也曾见过此山，记录下了它发出的清楚可辨的噪音。如今，山体发出的声响还常被喻作拉美乐器“雨声棒”（rainstick）的声音。当地有传言，这声响是狮子的咆哮，它在守护着山内的黄金宝藏；还有人说，这是一条不为人知的地下河的流水声。其中比较科学的解释是，山体内的磁铁矿沉积物吸引或排斥各种沙尘微粒，致使其在风中震颤，故而发出声响。
达尔文正是沿此路线，途经呼啸之山，去到“HMS贝格尔号”等待他的港口。随后，他便坐船继续往前航行到加拉帕格斯群岛（Galapagos），他对那里的鸟类进行观察，得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但是一班的工人们在过了呼啸之山后，就会向右拐弯，驶下泛美高速，沿着一条狭窄、破旧的柏油路向北开去。开始的几公里道路还算顺直，驶过一片丑陋的灰褐色沙土平地，路边满是碎石和终日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沙漠植物。然后，班车沿一条小路到达“磁力山”（Cerro Iman），山内开有一座铁矿。接下来，车辆会驶入秃山环绕的狭窄山谷，自此道路便开始曲折迂回。大片大片的灰褐色沙海里，山丘宛若红红的岛屿，路边的灌木也如海胆一般。直至今日，这里的风景与地貌跟当年达尔文所见也无二致，一如既往的空旷与冷酷：没有动物跑跳，没有加油站、便利店，人迹罕至；大小山丘都呈栗色或橘色，仿佛火星照片所见到的景象。终于，班车驶进了另一座山谷，迎面可见一块蓝色路标，指示路口通往圣埃斯特万矿业公司（San Esteban Mining Company）[10]以及隶属其下的两座兄弟矿场：圣安东尼奥与圣何塞。从这里，车内的工人们便可以望见矿场里那些饱经风霜、日渐腐旧的木制、锡制或钢制建筑。在这凄寂的环境中，它们显得那么孤独与悲伤。随后，班车缓慢爬坡，很快山坡上熟悉的建筑愈见清晰起来：行政办公平房、更衣室、淋浴间以及餐厅等。但是，工人们都知道，矿场就像“冰山城市”一般，这些地面建筑只是一小部分，地下蔓延着更为广阔的空间。
地底下，圣何塞遍布“之”字形迂回的道路，通往众多炸药与机器开凿出的山洞、地道或峡谷等。地下的圣何塞也有自己独特的天气，每天气温升升降降，风力时强时弱。地下通道也设有交通标志，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几批测量员规划、绘制并改进着这一庞大的地下布局图。连接各个通道、巷道的主干隧道被称为“斜坡”（La Rampa），按“之”字形螺旋向下延伸，最深处的距离与地球上最高的建筑一样。开车沿斜坡道向下行驶到最底部大约得5英里。
圣何塞铜金矿成立于1889年，位于矿床上部。矿物资源分布在两座平行的软岩石内，呈六十度角嵌在更为坚硬、类似花岗岩的灰色闪长岩石中。山坡上的木头建筑是矿石离地面最近的地方。以前这里有一架绞车，主要负责运送井下的工人和矿石出山，但已经废弃了几十年，如今看来倒像是西方的古老遗迹。圣何塞开矿一百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清晨时分，木屋下两千英尺的地方，夜班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最后的收尾工作。汗涔涔、黑乎乎的矿工开始陆续聚集到地下的某个矿洞，那里就像地下公交站一样，他们等着坐四十分钟的卡车回到地面。在刚结束的十二小时工作中，他们大都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类似哀号的隆隆声。矿山深处某些废弃矿洞内，大吨位的岩石正在脱落，崩塌带来的声响与振动透过岩体传播开来，就像闪电穿射大气层与地表层一样。他们都说，矿山“哭”得很凶（La mina esta llorando mucho）。其实，这如雷般的哀号并不罕见，但这么频繁地出现却也少有。矿里的工人们仿佛听到了愈来愈大的隆隆声，有一种强风暴即将来袭的感觉。幸运的是，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有几个人会通知白班，也就是一班的工人们进入矿下。“矿山哭得很凶，”可是，圣何塞不会因此停工。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风暴来袭前的声响，隆隆声总会减弱，大山终会恢复平静。
一班工人们来到矿山，先经过一处警卫棚，再通过“斜坡”进入矿下。这个斜坡是十几年前在闪长岩内爆破打凿出的一条通道。圣何塞矿山的出入口有五米宽、五米高。从外面看，洞口边缘类似许多大石牙。载满矿工与矿石的卡车陆续出来，上一班工人已经收工。他们开采了成百吨的含矿岩石，内含指甲盖大小的硫化铜，散发出淡淡的大理石光泽，就像新艺术派的画作一般：呈暗红色、森林绿、栗褐色以及铜黄色（四方晶系的黄铜矿）。每公吨（一千公斤）矿石可加工出至多四十磅的铜（价值一百五十美元）以及不到一盎司的黄金（价值几百美元）。矿石中的黄金肉眼不可见，但一班的老矿工们都听父辈说过，这种矿石中的黄金咬一口就能尝出来。
矿工们陆续进入更衣室，这里特别狭窄，还散发着浓重的霉味儿，就像老航船上的更衣间一样。他们换上工作服，腰带绑上刚充满电的电池，给自己蓝色、黄色或红色的安全帽上安好矿灯。乌尔苏亚戴的是白色帽，这是经理级别的象征。另外，他还在腰间别了一个手掌大小的自救氧气罐。其实作为班长，乌尔苏亚还相对比较随和。他算是圣何塞的新人，对自己手下的工人们还不太了解，这也是因为人员总是变动中。比如今天，就有一个新人加入，第一次下矿工作。进矿的时候，乌尔苏亚注意到，还有一个人今天没赶来上班。
塞普尔维达从圣地亚哥出发赶到科皮亚波时已经太晚了，没能赶上班车。他站在科市的街角，心想或许这是个好事儿。上次他跟管理另一个矿场的朋友聊天，那朋友说，圣何塞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营状况岌岌可危，并提出要让他去别处工作。现在已经上午九点钟，矿友们都开工一个多小时了。塞普尔维达想，或许自己够幸运，矿场会因为这次旷工开除自己，那他就可以轻松地接受朋友的邀请，去他的矿上工作了。他正这么想着，圣何塞的另一趟班车正好路过，有人瞅见了他。
“狗仔！”班车司机从车窗里喊道，“没赶上班车么？我正好要过去，捎上你吧。快上车！”
忠诚如狗的他在九点半到达了圣何塞，晚了半个多小时。那会儿，浓雾已经散去，塞普尔维达就站在沙漠炽热的阳光里，停留了片刻，然后坐卡车下到了井中，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1]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中一个小矿场。——译者
[2]智利北部的干旱地区。南北长1000～1100公里，绝大部分在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和阿塔卡马两省境内，泛美高速公路南北纵贯该地区。从亚马孙盆地吹来的潮湿气团，被安第斯山脉挡住，使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干旱地区之一。
[3]智利北部城市，阿塔卡马区和科皮亚波省首府，位于首都圣地亚哥以北800公里处，以丰富的金银铜矿资源出名。圣何塞铜金矿在该市的西北部45公里处。
[4]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73年至1990年任智利军事独裁首脑。1973年在美国支持下他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建立右翼军政府。
[5]伊基克（Iquique）：位于智利北部，塔拉帕卡（Tarapacá）大区首府，也是智利重要的港口城市，西临太平洋，东靠阿塔卡马沙漠。
[6]消费者债务（consumer debt）：指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债务，不包括如购买房屋等的分期付款。
[7]查理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律师，“均变说”的重要论述者，月球与火星上各有两个坑洞以他的名字命名。其《地质学原理》一书于1838年出版。达尔文航行五年，旅途中就以《圣经》和此书为伴。——译者
[8]太平洋火圈：指北太平洋边缘、亚洲东部边缘和美洲西海岸所组成的环形地带。从陆地到海底，这一地区地震活动频繁，最近发生的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皆因此造成。——译者
[9]阿图罗·普拉特（1848—1879）：智利民族英雄、海军第一英雄。十九世纪后期，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智利凭借强大的海军打败了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联合军队。普拉特慷慨激昂的战前演说振奋了智利军人的士气，他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智利取得了胜利。智利很多街道、地标都以他的名字命名。2010年智利独立两百周年的新版纸币上，一万比索即是普拉特的头像。——译者
[10]圣埃斯特万金铜矿公司（CMSE）：总部位于圣地亚哥首都大区的普罗维登斯市，由匈牙利移民于1957年创立，以违规操作、漠视行业安全规则而臭名昭著，曾多次发生塌方事故，一度被迫倒闭。公司隶属智利铜业巨头、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圣何塞正是其私营矿场之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