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又见到了徐蓓蕾。
这次是在警车上，警车开往郊外。驾驶警车的司机一脸冷峻，一言不发，目视前方，徐蓓蕾和我坐在后排。徐蓓蕾不断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我想，他们可能是去执行任务吧。
徐蓓蕾没有继续向我讲述褚丽丽的案件，而是讲起了另外一个案件。
前不久，法院审判了一起这样的案件，一个农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从古到今，弑母一直是重罪，是被认为最大逆不道的罪行之一，可是这次，法官却从轻判处，既没有枪毙这名儿子，也没有判处他无期徒刑，只是判处了他四年有期徒刑。针对这起案件，当地的报纸展开了讨论，辩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杀死自己的母亲，从古到今都是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法官和读者还在替他辩白？因为这个做儿子的杀死母亲，另有原因。
这位母亲身患重症，家中无钱医治，而自己又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再要求儿子弄点老鼠药，把自己毒死。儿子不忍心，母亲就一再哀求，儿子看到母亲这样痛苦，也想让母亲一死解脱，终于有一天，儿子在母亲的水杯中下毒，母亲死了。
这个儿子的行为应该如何定罪？是不是谋杀罪？法官们被难住了，后来，院长力排众议，从轻判处。而有些读者认为，这个儿子的行为够不上犯罪，应该无罪释放。也有人说，无论怎么说，他也不能杀死自己的母亲，他是故意杀人。
我对徐蓓蕾说，确实应该无罪释放这个儿子，判断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看他是不是存有恶意，如果没有恶意，就不应该认为构成犯罪。
徐蓓蕾说，很多案件，不是那么容易定罪的。我们刑警感到很多案件难以侦破，而法官也感到很多案件难以下结论。以前，我们总是说以法律为准绳，其实，有些案件当法律与道德交织的时候，就很难作出判断。
徐蓓蕾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
她说，有一个人是孤儿，一直梦想着能够坐船远航。有一次，他遇到了远航的机会，有一艘货轮要出海，孤儿缠着要登船，船员们不答应。可是孤儿一定要去，船员们没有办法，就带上了他。
这艘船在海上行驶了一周后，遇到了风暴，桅杆折断了，他们漂到了一座荒岛上。
来到荒岛上后，他们发现仅剩下了五个人，四个船员，还有那个孤儿。
荒岛很小，他们寻找一切能够果腹的东西，草根、蜥蜴、树皮……这样又维持了一周。
第八天，他们饿得都走不动了，也没有力气再去寻找食物，事实上荒岛上再也找不到食物了。五个人就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有人提议，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要充当食物，以挽救另外四个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另外四个人吃其中的一个人。
可是，吃谁呢？
谁都不想被吃。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吃了那个孤儿，因为那个孤儿死亡时，无牵无挂，没有人悲伤，没有人想念。而另外的四个船员就不同了，因为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妻儿。
到了晚上，四个船员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开始吃那个孤儿。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而那个孤儿却死了。
第九天，海面上出现了一缕青烟，那是轮船上的青烟。他们欣喜若狂，急忙点燃篝火。轮船上的人看到荒岛上的烟火，就派人救了他们。
他们回到家乡后，受到了审判。
徐蓓蕾问我：“你说，他们该定什么罪？”
我说：“肯定是故意杀人罪。”
徐蓓蕾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死亡，来给另外的四个人提供食物。如果这一个人不死亡，那么五个人都要死亡。
我想了想后，说：“那就应该无罪。”
徐蓓蕾又说，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孤儿无罪，船员杀死他，就是犯了故意杀人罪；可是，孤儿不死，五个人都要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有一个人必须死，那就只能选择孤儿了。
可是，他们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真的让我很纠结。
警车开到了郊外的一座收费站旁，徐蓓蕾又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然后走下了警车。我们也跟着下来了。我看到，在收费站前，排着长长的想要进城的车辆。那些排列整齐的车辆，就像甲壳虫一样。
在收费站的另一边，也开来了一辆警车，警车停下来后，从里面钻出了我三天前在茶馆门口看到的那名中年男子，还有三名看起来从警校刚刚毕业的年轻警察。他们向徐蓓蕾打了一个手势，然后向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等待缴费的车辆走去。
他们走到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跟前，打开车门，低头询问着什么。他们做着让车子里的人走出车厢的手势，可是车厢里的人就是不出来。徐蓓蕾和司机走过去，我跟在后面。走到桑塔纳前一看，看到开车的是一个干瘦干痩的男子，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女人，后面坐着两个女人，他们的怀中都抱着婴儿。
双方纠缠了许久，后面的车辆一直摁着喇叭，桑塔纳这才开到了一边，里面的人走了出来。
三名年轻的警察从三名女人的怀中抱过了孩子，三名女人没有挣扎，她们的眼中都是惊慌。
干痩男人质问：“凭什么抱走我们的孩子？我们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
徐蓓蕾说：“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抱走婴儿。计划生育不属我们管。”
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三名女人和干瘦男子上了面包车，被拉走了；三名婴儿被抱在三名年轻警察的怀中，也被拉走了；徐蓓蕾和我继续坐上了我们来时的那辆警车，开往城里。
在车里，徐蓓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一个车子里，居然有三名婴儿，三个妇女，这绝对有问题。”
可是，这一男三女有什么问题，徐蓓蕾没有说。
在回城的车子里，我问起了三天前徐蓓蕾讲过的褚丽丽的案件。徐蓓蕾向我继续讲起来：
那年，张团子早就注意上了褚丽丽，但是褚丽丽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注意自己。
张团子在这座职工小区外的一家包子店里打工，褚丽丽每次出小区进小区，都要经过那家包子店。褚丽丽衣着时尚，又喜欢在大街上打手机，很张扬，张团子认为褚丽丽很有钱。
而张团子没有钱，他每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连租房子的钱也没有，他夜晚就住在包子店里。
有一次，张团子跟踪褚丽丽，知道了褚丽丽租住的房间位置。张团子记住了褚丽丽的房间，此后他就谋划着怎么进入褚丽丽的房间里偷东西。
这幢楼房里，每家每户的窗户外都安装着防盗网，而房门外还安装着防盗门，要从门窗进去，是不可能的。
很多个夜晚，包子店关门了，张团子就悄悄地从一处破损的围墙钻进来，偷偷地来到褚丽丽的窗户外，寻找着进入房间的机会。他在这里看到了、听到了褚丽丽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包括褚丽丽把不同的男人领进房中。
有一天夜晚，他意外地发现褚丽丽的房门外插着一把钥匙，而且防盗门也没有关闭。可能进门匆忙，褚丽丽先用钥匙打开了防盗门，然后又打开进户门，钥匙忘在了进户门的锁孔里，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房门。
张团子将钥匙轻轻地抽出来，拿走了。
房门钥匙弄丢了，褚丽丽应该更换门锁。可是门锁一直没有更换，可能粗心的褚丽丽没有想到会有人拿走了她的钥匙。
此后，一有机会，张团子就会偷偷潜入褚丽丽的房间里，偷窃财物。张团子并不贪心，他为了避免褚丽丽怀疑，每次只从褚丽丽放钱的抽斗里拿走一两张百元大钞他偷窃了好多次，而褚丽丽一直不知道。
后来，张团子胆子越来越大，他不再满足于偷窃褚丽丽的钱，他要偷取褚丽丽的手机。因为一部手机可以卖很多钱。
那天晚上，包子店关门后，张团子就偷偷地潜伏在了褚丽丽的窗外，他听到房间里褚丽丽和一个男人一直在争吵，一直没有入睡。将近午夜的时候，房间里没有了争吵声，而改成了褚丽丽的叫床声。后来，那名男子离开了，房间的灯关闭了，声音也静下来。张团子估计褚丽丽睡着了，就绕到房门前，轻轻打开房门，摸了进去。
房间里，褚丽丽一直在睡觉，她根本就想不到房间里会有人进来。张团子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后，看到褚丽丽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充电。
张团子把手伸向手机，拔下了墙壁上的充电器，突然手机响了一下。那时候的手机充电和切断电源的时候，都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声音惊动了睡在床上的褚丽丽，她惊叫一声：“谁？”
张团子看到褚丽丽突然醒了，他担心褚丽丽会叫喊，下意识地扑上去，卡住了褚丽丽的脖子。褚丽丽极力挣扎，张团子越卡越紧，终于将褚丽丽掐死了。
褚丽丽不再挣扎时，张团子才知道闯下了大祸，他不敢久留，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带上门出去了。
回到包子店，张团子左想右想，不敢再在省城待下去，黎明时分，他乘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过了好多天，褚丽丽一直不交房租。房主就气冲冲地上门催讨，没料想看到褚丽丽死在了床上。
张团子离开省城后的好多天，人们才看到褚丽丽的尸体。没有人把褚丽丽的死亡与张团子的消失联系在一起。再说，谁会想到，一个包子铺又黑又脏的小伙计，会和一名野模有关系。
张团子回到家乡后，很长时间不敢露面，他担心警察会找上门来。可是过了半年时间，平安无事，张团子就认为没事了。褚丽丽的那个手机，张团子一直不会用，他连怎么开机都不知道。
春节临近的时候，有小时候的同伴从广州回来，说起南方的大老板有手机，张团子就炫耀地拿出手机，说：“我也有手机。”
同伴看到过老板开机关机，他接过张团子手中的手机，就打开了。可是这个手机能不能使用，同伴表示怀疑。张团子就说：“你要不相信，就拨打村口小卖部的电话，听听有没有声音。”
那半年时间里，张团子闲得无聊，经常去村口的小卖部玩，他知道小卖部的电话号码。同伴拨打了小卖部的电话，果然在手机里听到了小卖部老板的声音。
张团子谎称这部手机是省城的老板拖欠他的工资，便用手机充当工资的。
春节过后，张团子跟着同村的伙伴来到广州打工，租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冼村。连续几天，张团子在广州找不到工作，身上没钱了，就在天河电脑城外把手机变卖了。
卖掉手机后，张团子也找到了一份在饭店打工的工作。没想到，几个月后，因为参与打架，他被带到了派出所，身份暴露了。
徐蓓蕾说：“其实很多大案要案，都是靠一个偶然的契机才侦破的。”
模特被杀案，原来是这样的经过，我真没有想到。这样看似简单的案件，居然是女刑警徐蓓蕾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得徐蓓蕾上次说过，有两种人的作案，一般都会成为悬案，一种是凶手作案后，突然死亡了；另一种是凶手属于过路客，杀人后就立即远走高飞，永远也不出现在案发现场。这两种人的作案，确实是难以侦破的。而张团子杀害女模特，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在徐蓓蕾侦破的那么多案件中，一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匪夷所思的案件，我想继续听她说。
我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觉得最恐怖、最残忍的案件是什么？”
徐蓓蕾说：“每个凶杀案都是很恐怖的，也都是很残忍的。只要是凶杀案，总会有一些线索，即使是蛛丝马迹，通过分析推理，找到凶手的概率就会增加。凶杀案也有一些定律，我们叫作铁律。比如结过婚的人，丈夫被杀，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一定是他的妻子；妻子被杀，第一个被怀疑对象一定是她的丈夫。因为结婚后的人，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是说妻子死亡了，就一定是丈夫杀害的？如果一定要按照这个逻辑推理，那就会造成冤假错案，比如佘祥林杀人案，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大冤案，最后将被关押八年的佘祥林放出来，国家进行了赔偿。”
我问：“那么最难破的是哪类案件？”
徐蓓蕾想了想说：“最难破的是失踪案。失踪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比凶杀案难破得多。”
我接着问：“你有没有破获过失踪案？”
徐蓓蕾说：“当然有过……有这么一件失踪案，比凶杀案更为恐怖，也更为残忍。”
徐蓓蕾说，有一年，我接连接到好几个失踪案，失踪者都有这样几个特点：智力有缺陷，男性，年龄在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不等。
在西北，智力有缺陷的人，被称为憨子，他们尽管成人了，但是智力还相当于三四岁的儿童。现在的孩子都很娇贵，能够把一个孩子养大到十几岁，很不容易；而把一个憨子养大到十几岁，甚至养大成人，就更不容易，他的父母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所以，父母爱护憨子，胜过爱护正常的孩子。
因为憨子智力有缺陷，到处乱跑乱窜，所以走失了就没有什么奇怪。可是，这么多憨子集中走失，时间相隔如此紧密，就有些奇怪了。
而在憨子失踪案的前后，还有三起少年走失案，这三个少年都是农村初中的住校生，都是在上学路上走失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里，有十来个人走失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失踪案奇怪的话，那么还有更奇怪的，这些少年的家庭地址都在秦岭山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段，有十来个人失踪，稍有办案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犯罪分子在操纵。
这些少年在哪里？这些犯罪分子在哪里？他们是用什么手段犯罪？我们一无所知。犯罪分子像空气一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我们是在和空气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