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康胜青带回了省城，经过审讯后才弄明白，康胜青和马良、王强杀害的那个人，并不是褚丽丽，而是另外一个人。我们搂草打兔子，顺道破获了另一起杀人案。
康胜青以前是省城一家高档发廊的理发师，褚丽丽经常去这家发廊做头发，一来二去，两人就认识了。两人并不是男女朋友，而是因为性走到一起的男女。在两人的交往中，花钱更多的是褚丽丽，所以她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经常因此而吵架。城市里很多男发型师，其实都是和康胜青一样的，他们能接触很多富婆，而富婆整天无所事事，双方很容易就黏在了一起，各取所需。
褚丽丽愿意把自己的钱给郎先锋花，但是不愿意给康胜青花。郎先锋是一个大学生，而大学生在褚丽丽这类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心中是很神圣的；康胜青名曰发型设计师，其实就是过去的剃头匠，所以，褚丽丽看不起康胜青。
有一次，褚丽丽要去玩具厂看望一起长大又一起来到城市打工的夏荷花，康胜青就借来了一辆别克轿车，载着她去。可是在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谁付钱而发生了争执。康胜青认为是褚丽丽请他开车来的，褚丽丽是主，他是客，所以褚丽丽应该付钱；褚丽丽认为她是女的，康胜青在她身上占了那么多的便宜，康胜青应该出钱。
农村孩子难得见到轿车，更难得照相，现在有了一辆轿车做背景，夏荷花就要求去附近的照相馆照相，褚丽丽也很高兴。康胜青无法拒绝这一小小的要求，便一起照相，于是有了那张放在夏荷花皮夹子里的照片。
也多亏了这张照片，我们顺藤摸瓜，找到了在逃犯康胜青。
这是康胜青和褚丽丽所见的最后一面，康胜青归还了别克轿车后，就与褚丽丽分手了，高档发廊里每天来往的富婆多得是，康胜青犯不着再在褚丽丽身上浪费心思和感情。
一个月后的一天，马良和王强来找康胜青，这两个人都是城市里的无业青年，他们的钱都是靠偷抢得来的。这次，他们决定不再小打小闹，要干一番大事业，抢到一笔巨款后，就逃之夭夭，隐名埋姓，去另外一座城市过传说中的幸福生活。
这两个社会渣滓知道高档发廊里的富婆非常多，他们让康胜青选择目标，然后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康胜青动手，事成后三一三剩一，康胜青拿一份。
康胜青答应了，他也想发财，依靠给人剪头发，什么时候才能发家致富？
康胜青盯上了一个富婆，这个肥胖的富婆浑身珠光宝气，耳环、戒指、项链一应俱全。她随身携带着一个LV包，光这个包就有上万元，包里有好几张银行卡，两部手机，还有厚厚的一沓百元钞票。她每次付钱的时候，拉开LV包的拉链，康胜青就能够看到里面厚厚的一沓钞票，少说也有上万元。
康胜青告诉了马良和王强这个肥胖女人的情况，马良和王强决定对这个女人下手。他们计划把这个女人引诱到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抢劫，逼问她银行卡的密码，取走卡里的钱后，再放走她。
城市里哪里没有人？公园的密林深处。
他们选择了公园的密林深处。
这一天，肥胖女人来到了发廊，康胜青边给她剪发，边与她聊天，剪发结束后，康胜青像只猫一样腻在肥胖女人的身边，要肥胖女人陪他去公园玩。肥胖女人喜出望外，她没有想到像她这样又老又难看的女人，还有小帅哥能够看上。
他们来到了公园里，康胜青又将肥胖女人引到了密林深处。肥胖女人色迷心窍，她以为到了密林深处，就会有让她开心的事情发生。
可是，她没有等到开心的事情，却等到了两名劫匪。马良和王强从藏身处闪了出来，他们手持匕首，肥胖女人现在才明白，她中了圈套。
情急之下，肥胖女人边大声呼喊救命，边向前奔跑。马良追了上去，用手掌捂住肥胖女人的嘴巴，但是肥胖女人力气很大，她一下子扳开了马良的手臂，继续撕心裂肺地呼喊救命。密林外就是公园的道路，密林里可能还有别的游客，马良惊恐之下，手持匕首捅向了肥胖女人。肥胖女人满身都是油腻的脂肪，一刀下去，她的叫喊声更大了，王强见状，也将匕首捅向肥胖女人。
站在远处的康胜青看到鲜血飞溅的肥胖女人，他吓坏了。
肥胖女人的呼喊声引来了公园里的保安，西北因为缺水，公园都不大，树木也不多，所谓的公园密林，方圆也就只有几百米。满身血迹的马良和王强看到保安，捡起LV包，转身就跑，保安们冲过衣服干干净净的康胜青身边，向前追去，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油头粉面的小子，也是一名凶手。
马良、王强和保安们都跑远了，醒过神来的康胜青急急忙忙走出了公园，他再也不敢回发廊里了，就坐车来到这个偏僻闭塞的小镇，在这里开了一间理发屋，隐名埋姓，躲避追捕。
马良和王强后来都被捉拿归案，他们交代了康胜青，可就是找不到康胜青，没有人会想到康胜青躲藏在这个偏远的小镇上。
如果不是因为褚丽丽案件，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康胜青。
尽管意外地破获了一起杀人案，抓获了一名在逃犯，但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年春节，我过得索然无味。
褚丽丽案件，到现在还毫无头绪。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了。
褚丽丽丢失了的手机，有了消息。
那是那年的正月十五，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正在走亲戚，突然电话来了，说一直监控的褚丽丽的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时间为十二秒。
我立即与谭警官取得联系，奔赴分局。
在单位里，负责监控的工作人员说，褚丽丽的手机此前数个月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半个小时前拨打了一个固定电话后，又关机了。经查，这个固定电话为三百多公里外一个村庄的，这个村庄名叫张家坡。
我决定，立即与谭警官驱车赶往三百公里外的张家坡。
来到张家坡，已经是正月十六的早晨了。我们开了整整一个夜晚的汽车。张家坡和褚丽丽的家乡一样，贫穷破败，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穷困的地方。
张家坡，顾名思义，是在一面陡峭的黄土高坡上。站在这面高坡上，四面望去都是山峰，山峰连着山峰，山峰套着山峰，山高沟深，交通不便，极度贫穷。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有一首歌叫作《黄土高坡》，里面唱道：“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歌词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当时我就想，写这首歌曲的人一定是生活在城市里，坐在空调房里写作的，如果让他来到黄土高坡，他的心中只会充满了苍凉，哪里能够写出这样欢快的调子来。
张家坡总共只有二十多户人，村庄也是一片荒凉，尽管还是正月十六，但是看不到喜庆的气氛，只有从几户人家的残破门框上贴着的写在红纸上的对联，才能看出新年刚刚过去。
我们不能贸然进村，就在村外的土地庙里等候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村子里走出了一群孩子，他们闹嚷嚷地要去村外放鞭炮。
我们把孩子们叫到土地庙里，从口袋里掏出巧克力分发给孩子们吃，这是我们在省城准备的新年礼物，准备发给每一个询问情况的人。孩子们看着黑乎乎的巧克力，不敢吃，后来有一个男孩子先尝了一口，说好吃，孩子们立即声音很响地吃了起来。
我问：“村子里谁家有电话？”
那个先尝巧克力的男孩子说：“小卖部有电话。”
我问：“谁家还有？”
孩子说：“再没有了。”
孩子们闹嚷嚷地冲出庙门放鞭炮，我们径直穿过村庄，来到村子另一头的小卖部，小卖部就是小商店。村庄里没有一个人，只有风吹打着残破的春联，哗啦啦作响。
小商店里，有一个腰身佝偻的老人坐在房间里烤火，我们给了老人几条巧克力，拉了几句家常，然后询问：“昨天谁打你的电话了？”
老人说：“不知道啊，很奇怪，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话筒，问是谁，电话那头不说话。我听了听，就放下了话筒。”
我问：“你这个电话号码都谁知道？”
老人想了想说：“村里人都知道。”
我问：“有没有外村的人知道？”
老人说：“外村的人肯定不知道，我们这里一个村一个村相隔几十里地，去一趟都不容易，人家外村也装着电话。”
能够拨打这个电话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熟悉这个号码的人，一种是胡乱拨打这个号码的人。前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而后一种可能性几乎可忽略不计。
那么，用褚丽丽的手机拨打这个小卖部电话的人，一定就是这个村庄的人；而杀害褚丽丽的人，也是这个村庄的人。
那时候，手机还是一个稀罕物，如果谁有手机，见过的人一定记忆深刻。
我们又穿过村庄，找到那一群放鞭炮的孩子，询问他们村子里谁有手机。
孩子们抢着说：“团子哥有手机。”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
孩子们又抢着说：“昨天中午他让我们看了。”
一个孩子说：“我还摸了。”
另一个孩子说：“我也摸了。”
我眼前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奔波了大半年，我们苦苦寻找的嫌犯，原来就是这个名叫团子的人，原来就近在眼前。你想想，这样偏僻闭塞的村庄，这样贫穷破败的村庄，怎么会有人拥有手机呢？
我兴奋得身体微微颤抖，连说话的语调都有些哆嗦，我对那个第一个吃巧克力的男孩子说：“你带我们去团子哥家，我们找他有事。”
那个男孩子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跟在男孩子的后面，走进了一间没有院墙的房屋，房屋外墙斑驳，屋顶荒草丛生。房间里光线昏暗，我仔细辨认，才看到土炕上坐着一个老人，胡子拉碴，袖着双手，满脸木讷。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连一声招呼也没有。
我问：“老人家，团子呢？”
老人说：“走了。”
我问：“去哪里了？”
老人说：“打工去了。”
我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冰窖里，我顿了顿后，问：“去哪里打工了？”老人说：“不知道。”
我们异常惆怅地走出了那间残破的房屋，来到了村口的商店。商店的老人说，那个坐在坑上的人是团子的爹，他其实并不老，才四十多岁。
而团子昨天确实离开了村庄，听说去了南方打工。
老人还说，团子去年后半年一直在家中，有事没事就到商店和他聊天。春节来临，村中有两个在南方打工的人回来了，昨天，团子就跟着他们去了南方，一起打工。
“去了南方哪里？”
“去了广州。他们昨天还在商店门口说，要去广州。”
“团子长什么样？”
“又矮又瘦，像个吸大烟的。”
在小卖部老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带着团子去广州的那两名少年的家中，可是，他们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在广州哪里，只知道他们在广州打工。
广州很遥远，广州很辽阔，要在广州寻找到团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回到省城后，我们和广州警方取得联系，请他们密切注意一个叫作张团子的人。张团子没有办理身份证，在他的户籍所在地查找不到相关信息，如果张团子在广州办理一张假身份证，或者套用别人的身份证信息，广州警方从资料库中也无从查找了。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褚丽丽的手机又开始使用了，而且在同一天的很短时间里，打出了五个电话，所拨打的电话号码都是广州本地的。我们立即联系广州警方，广州警方在白云区一幢居民楼里抓获了使用褚丽丽手机的人。
这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开有一家建材商店，他显然不是张团子。
他说，他的手机是在广州天河电脑城外面的马路边购买的，卖给他手机的人是一个又矮又痩的操着蹩脚普通话的少年，当时要价6000元，他以5000元购买。买回来后，他打开手机，发现里面还有一张手机卡，而且还能够拨打，于是他就用这个手机中的这张卡联系业务。
这个又矮又痩的人，一定就是张团子。
褚丽丽的手机找到了，但是张团子却找不到。
这个案件真是千回百折，让人费尽心机。不过好在最后总算找到了张团子。
找到张团子是在那年的夏末。
这个案件的侦破，前前后后长达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侦破了十几宗案件，包括一宗被认为无法告破的无头案，可是褚丽丽的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这是我从事刑侦工作以来，耗时最长的一个案件。
抓到张团子纯属偶然。
那一年夏末的一天，广州城里的冼村发生了一起打群架事件，警方将打架的双方都带到了派出所，一个一个查对个人信息。其中有一个少年又矮又瘦，这就是张团子。警察要看他的身份证，张团子没有身份证，也没有身份证号码，警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支支吾吾地说，叫张明亮。警察又问他家在哪里，他如实回答了。
警察从他的表情中觉察出他报的是假名，而他所报的地址和另外几个人的地址是一样的，都是张家坡。这是一群张家坡同村出来的打工者，与另外一群从四川同村出来的打工者之间的战争。
警察隔开审查，张家坡同村的人回答说，这个又矮又痩的人叫张团子。
警察上网查找，证明这个张团子与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张团子信息吻合，立即通知我们。
我和谭警官当天晚上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一路颠簸着赶到了广州，将张团子带了回来。
张团子承认，他就是杀害猪丽丽的凶手。
可是，褚丽丽和张团子，一个是被贪官包养的高高在上的野模，一个是省城里最底层的打工者，两个身份地位都相差极大的人，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他们之间又怎么会发生凶杀案？
徐蓓蕾正在向我叙说着她从业以来最为奇特的一宗模特被杀案，突然她的手机铃声响了。
徐蓓蕾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接听，我听不到手机那头的声音，只能听到徐蓓蕾嗯嗯了几声，就挂断了手机。她的手机早就更新换代，不再是像褚丽丽当年使用的那种既能通话又能防身的大哥大。
徐蓓蕾将手机放进了口袋后，就示意我不要作声。我循着她的眼光，望着楼下，看到在茶馆的一楼，人群依旧熙攘喧嚣。这时，从茶馆门外走进了一个少女，皮肤白皙，剪着齐齐的刘海，长发整齐地披在肩后，衣服颜色鲜艳，却式样陈旧，就像一名女大学生。
这名少女的眼睛在茶馆里左右扫描，然后走到了靠近窗口的一张桌子边。那张桌子旁只坐着一名男子。
少女坐下后，男子从桌面上端起一只反扣着的茶放在少女的面前，然后倒满了水。
那名男子和少女只简单交谈了几句，然后就一前一后离开了。相隔这么远，我们无法听到他们交谈的内容。
那名男子和少女离开后，徐蓓蕾也起身走下楼梯，我跟在后面。
这一对男女是干什么的，徐蓓蕾没有说，我也不便询问。
走出茶馆，徐蓓蕾向我招招手，就和等候在门外的一名中年男子离开了。我游目四顾，没有看到那名男子和那个少女的背影。
那名等候在门外的中年男子，肤色黝黑，胡渣刮得很干净，身体健壮，看起来很威武，他应该就是谭警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