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丽·宾福德的职业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学习研究灭绝了的文明和尼安德特穴居人；但是，和她挖掘研究的许多史前对象不同，她可以适应各种气候、氛围、居所，一旦对环境和其中的人不满意了，她很快就会从某地搬到另外的地方。
从她在长岛郊区的青少年时代开始，那些影响了大部分同辈女性行为的社会习俗和性规范，基本上都被她忽视。她被富有的父母在配有佣人的大房子里养大，但和她被青睐的姐姐——一个她深深憎恶的循规蹈矩的人——不同，萨丽·宾福德在家是反叛者、假小子，某种她母亲容忍但从未理解的小怪物。
萨丽也无法理解母亲，这个女人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却为这桩在郊区缔结的婚姻放弃了事业。之后她的生活围绕着这栋房子，消遣的方式就是一些麻将聚会，还有与其他无所事事的贵妇一起参加慈善活动。其中一位女士介绍给她广受好评的富尔顿·约翰·申主教的布道，在他的影响下，萨丽·宾福德的犹太母亲转信了天主教。
萨丽的父亲是个精明专断的人，出生在伦敦，有德国犹太血统，大萧条时期靠进口虫胶清漆在美国小赚了一笔。用这笔钱，他培养了一种彬彬有礼的个人做派和体育爱好，享受着其他女人私下的爱慕，买了一辆凯迪拉克，周末可以开着它去长岛最好的乡村俱乐部，那儿允许犹太高尔夫球手入内。
长岛无处不在的排犹主义、种族歧视、趋炎附势——更不用说对两性的双重标准，激起了萨丽想要与众不同、反传统、反公众准则的欲望，远离母亲那起装饰作用的家庭生活，而贴近她更青睐的父亲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作为勇敢的年轻骑手，从锡达赫斯特马房骑马出来，萨丽对自己能控制一匹高大强健的动物颇感兴奋；作为在学校舞会上穿着低胸礼服的放肆小妞，她轻而易举就诱惑了年轻男人，令女同学们心生嫉妒，说她不知廉耻伤风败俗。在伍德米尔学校上完高二又在鳕鱼角剧院找了份暑期学徒工后，她遇到了一个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戴上从第五大道下区一个妇科医生那里拿到的避孕隔膜，她开始了第一场恋爱。
一年后，1942年，母亲坚持让萨丽上瓦萨学院，一所萨丽觉得无聊透顶的女子学院，为反抗这一决定萨丽翘了足够多课，第一年还没结束就被开除了。萨丽从伍德米尔学校毕业时父母亲戚给了她一些战时公债，她把它们换成现金，搬到纽约，在西十三街租了一间单间公寓，在儿童法院的精神病治疗诊所找了份工作，打字输入一些案例，与这些案例相比她自己的过往倒显得如此审慎小心。
她过得很开心，喜爱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和波希米亚风格。有天晚上她在谢里登广场附近的酒吧遇到一个40岁的黑人爵士音乐家，他之后带她进入哈莱姆区，向她介绍了大麻沉静平和的刺激，还有许多新潮复杂的做爱技巧。
在格林威治村待了将近两年，中间还在《长岛日报》社当了一阵儿记者，萨丽决定应该回到学校；在父亲的财力支持下她在1945年秋季进入芝加哥大学，因为被它的本科项目和富有革新精神的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所吸引。
搬到中西部去没有令她失望，在那儿她成为出类拔萃的本科生，之后又拿到了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也参加了到欧洲和中东去的考古考察队。在芝加哥她住在海德公园区，那是湖边一个满是维多利亚式房子的迷人街区，住着大学教员、作家、艺术家、年轻夫妇，还有一个憔悴的黑头发出版商，他家客厅地板上摊着一本杂志的创刊号，日后他要将它取名为《花花公子》。
尽管这城市的政治系统腐败，种族歧视严重，用索尔·贝娄的话说就是“没有哪个世故明智的人在芝加哥走动时会不加防卫”。但萨丽·宾福德在街道上却感到安全，在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史蒂文森[115] 日渐增长的声望中，萨丽也看出他是更为文明开放的选民的代表人，因此她去了史蒂文森的竞选团队工作。她也为芝加哥的文化生活骄傲，包括第二城戏剧俱乐部，那儿捧红了像迈克·尼科尔斯、伊莱恩·梅、塞弗恩·达登和芭芭拉·哈里斯这种天才[116] 。在芝加哥萨丽·宾福德只有一个领域没获得满足：婚姻。到最后，她与其说是和那三个嫁了又离的男人不和，不如说是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男性世界不和。像当时大多数男人一样，他们不能接受自由解放的女性——那些女性痛恨双重标准，痛恨这种设定：不管她有怎样的事业野心和聪明才智，都应该专注于家庭杂务、抚养孩子和煮饭。她领先了美国的女性运动十年；但是聪明如她，却似乎天生易于爱上最不合适的丈夫：像她父亲一样的大男子主义者。
结果，她的婚姻充满了火药味又短命；萨丽常常独身，焦躁不安，没法满足性欲，在很多孤独的夜晚对着脑海中朦胧勾画的男人自慰，都是些她想象中在火车上、飞机场、认不出的城市里遇到的陌生人。这些男人尾随她，温柔老练地强迫她、控制她，最终引诱她投身情色的场景，类似于她存放在海德公园公寓卧室里的色情读物中所描绘的。
50年代，几乎所有这些书在芝加哥都是违禁品，被去过巴黎的教员和富布赖特[117] 学者偷运进美国。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欲经》《我的秘密生活》《香水园》，亨利·米勒的《热带》，还有许多法国情色小说，精通法语的萨丽直接读了原版。书中最挑逗她的，是那些她私下渴望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的性行为，或者她很好奇但不太能在生活中尝试的。在这些性幻想中，她有时想象自己在一场纵欲盛宴的中心，被技巧娴熟的爱人们包围，他们同时满足她每一个奇思异想，爱抚她身体的每一寸，而她反过来将他们激发到高潮的狂喜巅峰。
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和一任丈夫曾按照一份浪荡子期刊上的广告赴约，想尝试群交，结果在一家餐厅酒吧见到的，是个翻领上别着戈德华特[118] 徽章的胖子，和帽子上别着塑料雏菊的胆怯妻子。在一片尴尬的友善氛围中，这一对儿解释说他们并无兴致四人性交，只是想私下交换伴侣。之后他们握了手，那对夫妻就消失在温煦宜人的夏日夜晚中。
在这段婚姻、情史、教学、旅行的时间里，萨丽·宾福德也养育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女儿，她一长到差不多大就马上离开了家，在60年代辍学成了一个嬉皮士。萨丽自己迈入60年代时，烦恼缠身但苗条时髦，穿着紧身合体的蓝色牛仔裤，戴着玫瑰色的金属框架眼镜。透过镜片她再次以年轻人的感官看这世界，似乎她个人的自由指日可待。她搬到了南加州，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系，在那儿作为一个激进的行动派教员卷入了校园和平运动。
在威尼斯租来的面朝沙滩的公寓里，她结交了学生激进分子，和像她一样对权贵阶层的政策方案满怀愤慨的年轻人，而这种愤懑之火在她的同辈人心中早已熄灭。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四名俄亥俄州学生在与国民警卫队的对抗中被射杀——发生之后，1970年5月她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罢课抗议；她发表反战演讲，参与游行示威。这段时期她与四处漂泊的女儿重逢，女儿自己也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萨丽在学生家里也遇到了一个留着傅满洲[119] 式八字胡和长头发的魁梧男人，他叫安东尼·拉索。一年后他作为诡诈的理想主义者在全美家喻户晓，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一起他拿到了五角大楼文件并泄密给媒体，向公众揭露出美国政府在对越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扯下的一系列谎言。但当萨丽初次见到拉索时，他的言行中还没有那个政治亡命之徒的影子；只是一个有意大利乡下血统的南方人，30多岁，刚刚信奉反主流文化，还没完全适应长及肩膀的头发。他当了很多年公司智库，已获得安全许可，但现在靠着失业保险住在洛杉矶，对萨丽描述自己是一个“兰德[120] 辍学生”。萨丽挺喜欢他。和他更熟了之后，又通过他见到了他的朋友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萨丽决定介绍他们俩去砂岩。
两人中埃尔斯伯格更快地适应了砂岩。他以前曾和裸体主义者在一起，拜访过洛杉矶的“极乐仙境”和南法著名的勒旺岛。1967年回到兰德之后，埃尔斯伯格和美国国防部赴越南执行一个为期两年的任务，那时他将近40岁，刚离婚尚未再婚，参加了不少纵欲派对，那里的人他要么是通过洛杉矶《自由报》上的广告认识的，要么是在洛杉矶影视城一个叫“摇摆”的特殊酒吧中遇到的。
“摇摆”或许是全美头一家这样的酒馆，店主名叫乔伊丝和格雷格·麦克卢尔，是一对迷人的夫妇。格雷格曾是电影演员，出演过《伟大的约翰·L.》。埃尔斯伯格结交了麦克卢尔夫妇，常常光顾酒吧，在1968年称呼自己是“唐·亨特”。考虑到自己在兰德的职位，埃尔斯伯格不想让真名出现在泛泛之交的地址簿中，尤其是没人能确定群交在当时的加州是否合法。但除了使用假名，他对在酒吧和性派对中交往的人们几乎不设提防；对暗示挑逗他来者不拒，不管是三人行还是群交他都怡然自得，尤其对自己性爱时的精力和格调志骄意满。甚至当他拷贝了五角大楼文件，几乎能确定联邦调查局马上就会窃听跟踪他时，埃尔斯伯格也一点不想掩盖他夜间的畅饮，前往性酒吧到性派对和砂岩就像参加哈佛校友会一样若无其事。
回想起来，埃尔斯伯格推测，在他1971年以间谍罪、叛国罪被起诉后，有可能正是他在性方面的开放最引起尼克松白宫中清教徒们的好奇。他们或许觉得，如果参加纵欲聚会对埃尔斯伯格来说都稀疏平常，那他真实的私生活一定离经叛道、凶险邪恶。不管怎样，尼克松总统决意让埃尔斯伯格名誉扫地，惩罚他把政府文件泄露给媒体的行为。总统授权了一项彻底的调查，要将这名曾是忠诚的海军、国防部鹰派高级幕僚的叛徒的本性揭露出来。这项由前中情局特工霍华德·亨特和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戈登·利迪进行的调查，后来使他们闯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在贝弗利山的办公室。
八个月后，亨特、利迪和其他“渗入者”会被委以相似的手段对付总统的敌人，那些敌人住在华盛顿，办公室在一栋叫水门的建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