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生活的平衡和秩序全毁了。约翰·布拉洛燃起了复仇之火，悄悄策划杀死约翰·威廉森，同时也考虑自杀。让威廉森死很容易，趁他在卧室、脸埋在朱迪斯双腿中间的时候，往他背上打两枪就行了，妻子的命倒是可以饶过，还需要她来带孩子。至于自杀方式，他想象着自己去参加马里布的潜水课程，在最后一节课上慢慢沉没到海浪之下。他每次开车往返保险公司的时候，都会在脑中一遍遍放映这场景。
布拉洛在车里听着新闻，得到了些许安慰，知道不止自己一个人这样混乱——实际上，1968年，整个美国都充斥着暴力、疯狂和自我毁灭的行为。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罗伯特·肯尼迪也在洛杉矶被射杀，在布拉洛居住的芝加哥，一边是挥舞着棍棒的警察，一边是几千名反战游行者，加上被民主党全国大会吸引来的嬉皮士，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成群的警察横冲直撞，粗暴推搡着无辜的行人，休·M.海夫纳就是这些旁观者中的一个。
越南又死了几千个美国士兵，战争谁也不想要，又似乎无法停止，林登·B.约翰逊总统支持率惨淡，决定不再参加下次大选。和平示威的人围住了全国的校园，为公民权利抗争的人则试图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设立无种族隔离的保龄球馆，结果与警察冲突时死了3名黑人学生，37人受伤。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上，两个黑人短跑运动员赢得了金牌，在《星条旗永不落》的乐声中举起了黑色的拳头，随即被国家队开除。美国史上威力最大的氢弹在内华达州爆炸，震动从偏远的沙漠传到了100英里外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劫持了数架美国商用飞机，转移到古巴。杰奎琳·肯尼迪，这个全国最妖娆的寡妇，坐着私人飞机到伊奥尼亚海的私人岛屿，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俄勒冈州监狱的700名犯人发起了暴动，造成2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最后连典狱长也换了人。波士顿的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和威廉·斯隆·科芬神父阴谋教唆年轻人逃避征兵。美国海军在“二战”中经过惨烈战斗得来的硫黄岛，在23年后归还了日本。缉毒警察在纽约码头发现了246磅海洛因，价值2240万美元，藏在从法国海运来的一辆汽车里。
纸币预期走低，投资者都争着买黄金。阿拉伯酋长从石油矿区使用费里拿了大笔美元，是最为活跃的黄金交易商。加利福尼亚的实业家、艺术收藏家诺顿·西蒙为一幅雷诺阿的画出价150万美元。几个城市里都开起了人体彩绘工作室，芝加哥市里的某一家就是由28岁的哈罗德·鲁宾经营的。该年度最有名的文学形象是菲利普·罗斯[70] 的《波特诺伊的怨诉》中长期自慰的角色。
亚特兰大举办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抗议的女权主义者烧掉了胸罩。由于避孕药的普及，生育率比大萧条时期还低。纽约上演的音乐剧《毛发》和进口自瑞典的电影《我好奇（黄色）》都正面展现了男性和女性裸体。美国人选出的新总统承诺会打击色情淫秽产品，打压团伙犯罪，就在他上任前一天，某个全部内容都是性和色情的低俗小报出版了第一期，名字叫《搞》。
该刊物认为只要成年人之间互相同意，任何行为都不算淫秽，色情作品——一点不输给其他表现形式——也是了解自然的途径，那些看了对开放性关系的描绘觉得受冒犯的人，其实是因为看到了裸露的自我。本着以上原则，《搞》很快对尼克松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文化发起了攻击，其对当代美国生活的观点，任何一家主流刊物都难以接受。
《搞》每周发行，35美分一份，报纸照片上的人们炫耀着生殖器、朝上流社会竖中指，标题和文章里遍布脏字，被外界认为反映了普通人对政府的愤怒和失望。漫画描绘的政客和法官如同禽兽、荒淫无德，四星上将们在越南投下炸弹之后互相搞来搞去。某篇文章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局长，标题明目张胆地问出了很多人憋在心里的问题：“约翰·埃德加·胡佛到底是不是基佬？”报纸虽然无视公民权利运动领导人的政治言论，却报道了一个黑人因为在内华达州若干家合法妓院里招妓被拒、抗议种族歧视的新闻。
登在《搞》上的照片里的女人几乎都不是美女，不过刊物的本意就是要呈现不加修饰的真实，长相普通的女人、身上有各种瑕疵和缺陷——她们就是现代的莫莉·布鲁姆[71] 和康斯坦丝·查泰莱，而不是《花花公子》里那些塑料假人一样的完美玩伴。通过详细报道男性新兴市场上人工阴道、充气塑胶娃娃和女性用按摩棒销量的增长，《搞》记录了美国社会中非个性化的过程；广告栏登的是妓女拉客、孤独老姑娘的内心渴望和单身男人不寻常的欲望：“足部专家，长相英俊，寻脚底敏感的姑娘。来函请寄：纽约市2428信箱，艾德收，邮编10001。”
《搞》的社论尖锐，热爱挖掘社会阴暗面，嘲骂多管闲事的政府一边美化战争，一边抓捕情色书刊出版商，比如《厄洛斯》的出版者拉尔夫·金兹伯格；纽约警方叫停《切·格瓦拉》的舞台剧，逮捕了十个演员，连剧场的清洁工也被抓了起来，因为该剧中有一场口交的戏，会给戏剧观众造成道德风险。《搞》随即发文章质问，既然纽约市本周有145人被谋杀，为什么警方不干脆在这期间戒严所有街道。对于警方突袭纽约市的性用品店、成人书店和情色剧场的行为，《搞》也含讥带讽地表达了担忧，认为每个拿着警棍的愤怒警察身后都有个性冷淡、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母亲，酗酒的父亲，以及一位内心是同性恋的神父，坐在忏悔室里谴责男女之间的肉体乐趣。教区如果挨着色情产品盛行的地区，比如达菲神父[72] 曾经住过的爱尔兰裔聚居地，就在时报广场西侧，那里支持个人自由的人和支持宗教管制的人就会没完没了地打仗；各大日报都支持最近时报广场上的反淫秽宣传（此类活动会消灭投币西洋镜一类的大众色情，对《噢！加尔各答！》这样合法舞台上的高价性感表演却网开一面），《搞》的员工却在为老色鬼们享受快乐的权利辩护，拥护站街妓女的生存权，看到贫民窟出身的“黑魔鬼”[73] 开着玫瑰紫色的拉皮条专用豪华轿车招摇过市，也不会大惊小怪。
有人认为自从性产业近些年开始繁盛以来，时报广场不再安全怡人，《搞》反驳了这种说法，指出时报广场向来是个浮华艳俗的所在，昙花一现的天才和没教养的游客扎堆，人们会来这儿找他们不想在家附近见到的东西；而且，现在的时报广场警备更完善，也更安全了；在达菲神父的时代，贫穷的年轻人拉帮结伙，从附近的地狱厨房[74] 涌入这里，抢劫案、谋杀案频发，20世纪早期，四十二街南边也是妓女成群，住在当地的主教曾说，妓女比城里的卫理公会教徒还多。
为了向读者提供历史视角，《搞》经常重印褪色的老照片，都是过去妓女和歌舞女郎的照片，她们一度是迂腐的“小花”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75] 的眼中钉；在一期名为“过往风尘”的特辑里，《搞》刊登了尺度极大的私人老照片，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匿名寄来的，他们想为子孙后代留下当年情欲的影像见证，而且并不在乎左邻右舍会怎么看，因为邻居们已经先赴黄泉。
警察第一次突袭《搞》的编辑部，是在1969年5月30日的报纸出版之后，那一期印了张合成照片，是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展示着巨大的阳具，题图写着，市长的政治才能显然不如床上本事，不过他也只会传教士式这一招。《搞》的高级编辑被指控犯了淫秽罪，在警察局留了指纹、拘留了几天，却不耽误报纸每周出版，风格还一如既往地无耻。因为报纸突然热销，公司便能请得起顶级律师，能在法庭上争取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能赢回编辑们的自由。出版一年后——警察仍旧会围堵在路边公开贩卖《搞》的报摊，其中一些摊主还是盲人——报纸每周的发行量达到14万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76] 称赞其是美国唯一一份真正服务读者的报纸。
编辑认为，报纸的大部分读者对纽约各色各样的性爱亚文化很感兴趣，还有很多人会亲身参与，《搞》会介绍各类酒吧，列出地址，以适应交换伴侣的夫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迷恋施虐受虐人们的需求；读者也能看到假阳具、异形避孕套、高级避孕套和壮阳药的优惠信息。考虑到邮购“婚姻辅助工具”的读者大多较为害羞，有抗拒心理，即使买到假货和没价值的商品也不会投诉，《搞》还设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购买、测试这类邮购商品。有些产品名不符实，比如某个有名的阳具增大器；或是价格虚高，比如维持勃起的油膏，效果和药店里卖的几款脱敏乳液差不多，价格却高出十倍；经过实验检测，此类产品会被负面评价。
《搞》的评论家观察到，色情电影在报纸上做广告，往往会夸大影片中的色情内容，于是他在新写的每篇性爱电影评论里都注明自己看的时候勃起了几次，对每部电影，都有这项叫作“彼得尺”[77] 的标准化测评。报纸还明察暗访了某些诈骗性质的男女交友俱乐部和相亲机构；对有露骨性描写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报纸不仅会刊登书评，还会大段摘录作品中的激情片段，供读者了解作者的风格和大胆程度。
维京公司新出了《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选集》的平装本，《搞》是唯一一家故意在书评里引用乔伊斯和妻子诺拉淫猥通信的报纸。那时乔伊斯离家很久——这些信件可能会吓到守规矩的刊物，因为乔伊斯对受虐（“诺拉，我渴望被你鞭打”）、恋物癖和肛交的兴趣在信中一览无遗：“最细小的事也会令我勃起——你嘴唇淫荡的动作，白色内裤裆部一点点棕色的污迹……想感受你充满火热情欲的嘴唇吮吸着我，想趴在那对粉红色乳头的乳房中间干你，想在你脸上高潮，体液喷到你滚烫的脸颊和眼睛上，想把它塞进你屁股中间，从后面上你。”
“这是相当典型的意淫文字，”《搞》评论道，不过它对维京出版社的态度倒是很友好，证实了很久之前H.L.蒙肯[78] 说的话：“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从来都不是清教徒，也很少有体面人。”
《搞》的内容和哲学主要来自其总编兼创始人之一，阿尔·戈尔茨坦。他没什么改造世界的野心，只想要如实反映自己了解的世界，他认为，世界就是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无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32岁时的戈尔茨坦怕生、肥胖、性生活不顺心、坐立不宁。他第一次结婚，是和一个娇生惯养的犹太女人，她父母从一开始就反对，离婚的过程也很痛苦；第二任妻子是个清秀的空姐，也是女权主义者，两人的婚姻生活注定不能长久。戈尔茨坦从纽约的佩斯大学退学之后，卖过保险、开过出租、打包过玻璃、领过救济、在纽约世博会的嘉年华上摆过摊、为奔德士公司当过工人间谍，还为耸人听闻的八卦周刊《美国之鉴》写过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创作的故事描写的都是享乐之后痛苦和惩罚紧接而来，是典型的犹太——基督教模式，这类故事他写了相当多，并不光是凭想象力，更多是来自过去的回忆。
戈尔茨坦生长在布鲁克林一个条件艰苦的犹太人聚居地，年轻人之间的霸凌现象十分猖獗，流行的游戏是到商店里偷东西。那时，他是个口吃、虚胖、总担惊受怕的小屁孩，十几岁还在尿床。公立学校里的犹太女教师总阴沉着脸，为了避免和老师的眼神对上，戈尔茨坦上课就总垂着眼睛、趴在桌上无休无止地画“二战”时的飞行员，画他们在空战中对射的场面。五年级，他考试不及格，被送到教育局指定的儿童心理学家处接受治疗；可他的功课并未长进，连学习热情也一落千丈。他留了级，和比自己小的孩子们坐在一起，觉得很丢人，同龄的孩子又排斥、无视他，结果在他的不合群里，慢慢掺进了敌意，放了学走在街上，比他大的孩子总是揍他，特别是黑人。很快，他几乎有点喜欢被打了；至少他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通过一次次主动接受惩罚，他甚至赢得了某种奇怪的尊敬。他看到小混混们站在街角，有学校里的体育生、有拦路抢劫的、有手段厉害的小偷，他就做手势挑衅这些人，他们便照例抓住他，用拳头一顿暴打，他也疯狂地反抗、嘴里骂着脏话，激他们继续打他。
戈尔茨坦的母亲比他口吃还严重，她富有激情，却很软弱，是俄国移民的后代；他父亲在下东区的小学也没毕业，就辍学做了赫斯特[79] 旗下《国际新闻图片》的通讯记者，骑着摩托搜寻新闻，最终他做了摄影记者，和一大群新闻猎犬到处跑，脖子上只要没挂着相机带子，就像丢了魂似的，全身僵硬。和家人一起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父亲会温顺地坐在一旁，还管华人服务员叫“先生”；在家里，他要么一脸不赞成地静静待着，要么就对家庭事务漠不关心。阿尔对父亲唯一好奇的地方，是他衣柜抽屉里有大尺度的裸女照片，有些是东方人，是他“二战”时作为赫斯特太平洋战场的摄影记者拍下来的，还有些照片是他从纽约警察局的朋友那儿弄来的，警方突袭时报广场扫黄之后，就会有这类东西。
戈尔茨坦家族里，阿尔唯一崇拜的男性是乔治舅舅，他块头大、长相英俊，就是达蒙·鲁尼恩[80] 笔下的那号人物，他离了婚，住在百老汇剧院区附近的酒店式公寓里，开了一家业务繁忙的停车场，接待的车主有不少名人。虽然乔治和这些人并无深交，只是熟悉他们的车子，他还是向侄子阿尔成功传达出自己认识百老汇大多数顶级制作人和明星、赌徒和皮条客；乔治能言善辩，他对阿尔的父母说，侄子到了16岁还是处男，真是愁人，老实巴交的夫妻俩信以为真，承认儿子本来就麻烦不断，现在又出了新问题，还同意了乔治提出的解决办法。很快，阿尔接到舅舅的电话，叫他第二天晚上10点去乔治的酒店套房，说有个女人会在那儿等他。
阿尔·戈尔茨坦穿上成人礼服，提前半小时到了酒店。舅舅和他打了招呼，给他倒了杯威士忌，然后带他到街对面的药店买了安全套，是很贵的羊皮带润滑剂安全套，福雷克斯牌，舅舅觉得这牌子是安全套中的劳斯莱斯。然后他让阿尔先绕着街区散会儿步，等那位女士到了再回酒店。
20分钟后，阿尔返回酒店，看到709套房的门半开着，起居室里黑着灯，舅舅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摔跤比赛。他招手让阿尔进屋，叫他脱掉外套，指着卧室的门，祝他好运。
阿尔紧张地推开房门，听到女人沙哑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你好，我叫海伦。很高兴你来这儿。”他紧抓着门把手，女人又说道，“进来吧，关上门。没什么可怕的。”她似乎很友好、很温柔，虽然他还看不见她，却能清晰地闻见香水味。
“你紧张了？”她问。
“不。”他说。
“你愿意脱下衣服，到我这儿来吗？”
“愿意。”
屋里虽然暗，但他渐渐也能看到她了，她坐在床上，盖着被单。好像是金发。他小心地解下领带、脱掉衬衫，接着脱下裤子，搭在椅子上，听到兜里的硬币和地铁代币叮当作响。他慢慢爬上床，感觉到她伸出了手；很快她便开始慈爱地抚摸他，轻柔地引导他的手到达自己的身体，让他抚摸她的大胸、肚子，和两腿中间的毛发。她很高大，可是并不胖，他把嘴唇按上她的胸，她便鼓励地说：“这就对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接着，他感到她的手也在探索自己，用一种奇特而美妙的方式令他兴奋。她问他有没有带安全套，他回答说带了；可等他站起身去拿，街对面百老汇高楼里的灯光照出了他勃起的下体，他尴尬极了，转身不看她，笨手笨脚地在衣服里乱找。他把裤兜翻了一遍，然后是衬衫口袋，然后又翻了一次裤兜，才找到；他爬回床上，迟疑着，她从他手里拿过安全套，拆开，熟练地套上，又说：“一切都会好的。”他太兴奋了，说不出话。
她舔湿指尖，爱抚着自己双腿中间的部分，之后便拉他到自己身上，让他插了进去，开始有节奏地上下运动，他也跟着她的节奏。他感到身心都被这个高大的女人包裹了起来，舒服地安坐在她沉重的大腿和长长的手臂之中，达到高潮后，她拥抱了他，说：“噢，刚才真是舒服。”他从没这样快乐过。
后来，他懒洋洋地躺在她身边，她便问他喜不喜欢上学之类的问题，可是完全不说自己的事；他也不好意思问。他很想同她在舅舅的床上多躺一会儿，可是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早还要上课，他最后便说自己该回家了。他穿衣服的时候，她还在床上，他谢过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吻了他。
舅舅还在起居室里看摔跤，看到他进来，站起身问是否顺利，听到他说是，舅舅似乎真心为他高兴。阿尔与舅舅握手，感谢他的好意。很快，他乘电梯下楼，百老汇夜晚的空气扑面而来，周围全是人、喧闹的声音、流光溢彩的灯火；他感到有些长大了。
没过几个月，戈尔茨坦满17岁，辍学参了军。父亲在赫斯特集团的朋友给五角大楼写了封信，介绍阿尔·戈尔茨坦加入了通信兵部队，接下来的两年，他在各个基地里做摄影师，拍摄过几百次阅兵和授勋仪式——还有一次，他服从长官的要求，拍下了妓女为长官口交的照片。
当兵时，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戈尔茨坦都是妓女的常客，直到1958年冬天退伍后，根据安置法案进了佩斯大学，他才消除必须为性爱付钱的观念——这也是第一次，他不再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头脑是周围人里最差的。在军队里，他变得成熟了，军营里无数孤独的夜晚让他读了很多书，在佩斯大学里，他比班里大多数人年长两三岁，比他们去的地方多，作为退伍老兵还有些威望。他的成绩很好，也给学校报纸写稿，每天课后还会跟着父亲去《国际新闻图片》做实习摄影师。他克服了口吃的毛病，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被选为队长。
他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已经被人接受，可他对别人的态度一点没改；要说有变化，现在他有了自信和地位，能更多表达长期以来的敌意和愤怒。既然如今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要发泄多年来因为口吃被人模仿、嘲笑而积攒的怒火；如果获得成功，他就证明了昔日的小学老师和同学没能发现他成功的潜力，而这一点是他最想要的。
对辩手阿尔·戈尔茨坦来说，胜利就是一切，尤其是现在佩斯大学要和常青藤大学的各个辩论队比赛了。他觉得常青藤的辩手肯定都是社会地位高的有钱人，所以就应该被他鄙视。为了赢过他们，戈尔茨坦可以无所不为：造假也好、歪曲事实也好、说各种谎话也好——他都愿意做，良心丝毫不受谴责，因为在他看来，常青藤的人 活该 被人骗。
很快，他这种粗鲁无礼的冲劲就转向了学校。他开始和教授们结仇，写社论谴责学校政策，抗议学生得穿正装、打领带上课的规定。作为一名21岁的年轻人，戈尔茨坦留起络腮胡，成了学校最初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不学课本，读凯鲁亚克的小说和艾伦·金斯堡的诗，成绩也下降了，不过这也有别的原因，就是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辩论队里一个心思难以捉摸的漂亮女生身上。
她是他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戈尔茨坦满心都是浪漫的激情和天真的期望，而且她喜爱性冒险、受人欢迎，从一开始就声明，决不会为了他的夜生活而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动。她时不时就同其他男人约会，有时让他知道，有时背着他——不算很频繁，可正好够让戈尔茨坦一直处在不确定和绝望的状态。没有和她睡觉的晚上，他就想着她自慰，在想象中，她那苗条、优雅的身体异常清晰，简直让人发疯，她漂亮的长腿环着其他男人的身体，都是比他更优秀的男人。
他虽然胖，却很嫌恶胖女人；他母亲胸很大，也许正因为这样，戈尔茨坦才喜欢辩论队女孩那不大却坚实的乳房；从两人开始约会起，她便让他十分痛苦，从前的自我怀疑卷土重来，可她同时也燃起了他的战斗精神和冷酷的征服欲望——她就像一场辩论赛，他相信自己最终能赢，只要用上聪明的头脑、善辩的嘴巴。特别是这一回，还要用到舌头。
要想通往她的心，一定得用大师级的技巧经过她的下身。一天晚上，她轻轻把他的头按到自己两腿之间，说这是她最爱的快感，戈尔茨坦便初步得出了以上结论。在这之前，他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事儿，听到的只言片语也绝没有这样直白。在军队或者布鲁克林偶尔有人提到这事儿的时候，用的都是令人恶心、干巴巴的说法，其中最委婉的一个是“暖手笼[81] 潜水”，而且他认识的那些大男子主义、自高自大的小流氓，没有一个肯承认干过这种事的。这样不够男人，没准还不卫生。它让男人变成了女人的仆从。只有变态才这么干。
的确，戈尔茨坦在好几个图书馆的性百科全书里查过相关条目以后发现，只要用到舌头都被政府正式定义为淫秽行为，属于鸡奸的一种，即使夫妻之间私下里这么做，在美国大多数州也是违法的。在康涅狄克州，口交犯罪可被判处服刑30年；在俄亥俄州是20年。在佐治亚州，这种“违背自然的犯罪”可能会导致终身监禁和苦工——比和动物性交的处罚严重许多，后者在佐治亚州只会被判刑5年。
禁止口交的法律显然是从宗教法令发展而来。自中世纪起，基督教法律就认定这些与繁衍无关的活动是不自然的，而实际上，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无数人自然地实践着这一行为。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卷轴上就有此类图画，在古代东方的饭碗、花瓶和鼻烟壶上也都有类似绘画。印度古代的神庙里就发现了呈此姿势的雕像；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也多次提到，认为这些行为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中都十分常见。中世纪的教会对那些承认口交的人施以严厉的处罚，也促使没承认的人感到罪恶，可背地里，人们对此的爱好几百年来有增无减，不过很少有人公开描绘这种行为，除了被禁的绘画和文学，比如18世纪的小说《芬妮·希尔》以及亨利·米勒饱受审查的作品。
戈尔茨坦读了米勒的大部分作品，不仅对书中有关舔阴的生动描绘印象深刻，而且也相信米勒自己就十分享受这样为女人带来快乐的过程——阿尔·戈尔茨坦也是这样，他从年轻的女友那里得到了很多锻炼和鼓励。他的头埋在她两腿中间，他第一次感到对她拥有了权力。舌头是比阳具更有力的武器，至少对当时的他是这样；舌头更可靠、更可控，能随心调遣——阳具可能会疲软、不举，可是舌头总能深入、卷曲、搅动，博得她的欢心；嘴贴在她身上，他不仅见到了她下身的华丽景象，也感到自己和亨利·米勒有了文学上的联系。
不上床的时候，她态度冷淡，后来她选了晚上的课程，就更是如此，渐渐地，到了1960年秋天，这段恋爱终结了。他很快找了另一个女孩，没她那样老于世故，对他更上心；可他也没有特别关注她。
通过课后在赫斯特打工，戈尔茨坦学到了不少摄影技巧，圣诞节假期，他接了一家摄影工作室飞去古巴拍摄的任务，新晋的卡斯特罗政权和美国政府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久两国就会终结外交关系，而阿尔·戈尔茨坦出现在哈瓦那，很可能加速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下飞机不到一小时，他就开始从旅馆窗子里用长焦距镜头拍经过大街的女民兵，当天下午，他又在城里闲游，拍全副武装的军事基地和广告牌上的反美标语。到了晚上，他脖子上挂着四台相机，参加了由古巴领导人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在拍下30张发言人和讲台上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后，他突然被拿枪的警卫推搡出了房间，并被要求交出胶卷。
戈尔茨坦的工作被打断，愤怒极了，他当即拒绝了警卫的要求；他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自己的媒体记者证，可是没用，他被扔进一辆车，开到了军事监狱，因为间谍罪被捕。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天四夜，后来美国大使馆知会古巴方面，说他并非间谍，只是个对假期打工热情过头的学生摄影师；于是戈尔茨坦被释放，乘最早一班飞机离开古巴岛，回到迈阿密。
古巴的事件让他出了名，在学校的声望愈发增高，可这也加剧了他离开校园的想法，特别是他接连三年都通不过大一数学考试，对校园生活也厌倦、不满足。1961年春天，大三的戈尔茨坦退学当了全职自由摄影记者，希望成为专业记者、经历不寻常的冒险。可他这希望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乘着政府媒体的飞机去巴基斯坦，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到达该国的照片；最惊心动魄的冒险则是，1963年1月和一个他根本不爱的年轻女人私奔去了纽约长岛大颈镇。
他第一次遇见她，是从佩斯退学前不久；他虽然不喜欢她——体重超标、性格咄咄逼人，父母都是有社交野心的犹太人，很纵容她，却很惊讶她竟然对自己有好感，她也是第一个认真说他将来会有所成就的人。她父母强烈反对女儿和戈尔茨坦的头几次约会，要是没有他们反对，这两人的关系顶多就是一般熟的朋友；可是他们坚持说戈尔茨坦配不上她，要求女儿不再和他约会，这激发了她的反抗心，戈尔茨坦也被激怒了，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他非得 娶他们的女儿不可。他这么做了。他很后悔。
两人搬进西五十四街的新公寓后没多久，就都意识到与对方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半，其间争吵不断，很少做爱。戈尔茨坦不愿与她做爱，经常在深夜躲进卫生间对着裸女照片自慰，照片里是黛安娜·韦伯、贝蒂·佩奇，或者1953年著名黄色电影《自作聪明》中的明星、漂亮的得州脱衣舞女坎迪·巴尔，或是《纽约时报》周日杂志上的内衣模特，或是《生活》杂志上玛丽莲·梦露爬出泳池的照片，或是杰奎琳·肯尼迪穿着低胸长袍的新闻照片——他在想象中脱掉了那光滑的布料。
为了寻求性刺激，他也会去百老汇看色情电影，整个下午都和其他寂寞的男人一起，坐在黑暗中一厢情愿地幻想着，内心不停起伏。他们都刻意不挨着坐，电影换场之间灯亮时也避免有眼神接触。有借口能单独出门的晚上，他会去哈莱姆[82] 众多妓院中的一家，这地方对猎艳的白人男性还不算禁区；不久后的黑人权利运动和种族恐惧虽然抑制了强迫卖淫，结果却使黑人妓女坐着豪华轿车被带到城里、安置在列克星敦大道和时报广场一带。
从某种意义上讲，戈尔茨坦结婚的这几年，的确证实了妻子恋爱时的预言：他真的成功了，可不是作为摄影师成功，倒是卖保险相当出色。他急切想要挣比当摄影师多得多的钱，便应征了《时代周刊》上纽约互惠保险公司的招聘广告，上班不到一年，他的销售记录已然位居7000名员工中的第14名。他有野心、有活力，骑着摩托车在城里轻快地跑来跑去，他巧舌如簧、能说服很多人天灾人祸随时会降临，这本领让他获益颇丰。
进公司两年之后，烦心的家庭生活也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他的业绩下降了，突然就得面对他曾经给别人预言的灰暗前景。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公寓被洗劫了。家具都搬没了，衣服扔得到处都是，还被剪成了碎片。他昂贵的雪茄被掰断，立体声音响没了，浴室地上全是碎玻璃，一股剃须乳液的味道。老婆已经不见踪影，她的东西也一件没剩。
他愤怒极了，又完全无助。他知道，永远无法证明这是妻子在蓄意报复自己的冷漠，如果去告她，她父亲又是律师，在法庭上也不好对付。于是戈尔茨坦直接离开了公寓，去皇后区的父母家住了几晚，这个没上过保险的保险人受惊过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下来的几天，主要都是买过他保险的朋友来安慰他。
很快他就决定转行，认为再卖保险只会更加郁闷；后来有一个朋友——负责纽约世博会的“比利时村庄”展区——介绍了抛硬币展台的工作，戈尔茨坦立马接受了。一周里六个晚上，戈尔茨坦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站在麦克风后面吆喝，招徕人们玩抛硬币，把硬币扔到木块上刻着的小红圈里就算赢，奖品是电视机。游戏过程没有造假，1965年夏天他送出了30台电视，一周挣了250美元，在狂欢的气氛里忘乎所以。
可1965年秋天，世博会结束了，他和妻子之前欠下的信用卡账单还有四千多美元，于是接下来的一年戈尔茨坦又开始打各种零工，推销地毯、推销百科全书、开出租车，还定期在时报广场的一家血站卖血。他灰心丧气，对周围的世界也没了兴趣，30岁头上，他兼职漂泊，全职幻想。
因为婚姻失败，他不太愿意与女人有深入交往，可还是渴望女性的陪伴，每晚都想着纽约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孤单的漂亮女人，只要他能找到，就随时可以邀请她们。他本来可以去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可不喜欢喝酒和嘈杂的环境，而且还必须要和其他男人争抢搭讪的机会，他觉得自己太老了，太胖了，不适合去这种单身大学生扎堆的地方。酒吧女和站街妓女总是有的，随叫随到——他平生第一次明白了，社会上有这种女人是多么必要，可是他手头不宽裕，不能这样满足性欲。他还注册了一次电脑约会服务，结果是骗子。每周他都买《东村边缘》，看看个人广告栏，里面经常有女人寻觅男性伙伴的广告，还附邮箱地址。可他的回复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没有回音，剩下一个通常还是妓女。
他也加入了单身男女俱乐部，积极回应笔友组织，订阅通过信函提供社交往来的杂志——比如纽约市沃利·比奇的“精选”服务；沙伦在多伦多的“异国风情”服务；华盛顿的文艺复兴索引俱乐部；加州的惠蒂尔快乐邮件——最终他为自己写了广告，发给全国各个征友组织。他写道：
本人30岁，身高5.8英尺，蓝眼棕发。曾在巴基斯坦和古巴等地做摄影记者。现已离婚。希望此事不会降低你的兴致。一般人都看不出我是“二手货”。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双舒服的鞋，“不磨脚”。我喜欢任何与读书、电影、戏剧、户外运动和其他不自私的娱乐相关的活动。我工作期间会旅行，很快要去新泽西州梅斯兰丁的裸体主义殖民地度过两到七天。对，我任何事都会尝试一次 。
请回复我这封短信吧，附上你的地址、电话等。
你未来的玩伴，
阿尔·戈尔茨坦
他列出了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了几星期。没人回复。
就在屡屡被拒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工作，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佩斯大学认识的一个年轻男生，说有个没准很有赚头的兼职工作，问戈尔茨坦是否感兴趣；雇主是个大公司，每周出200美元，如果工作完成得好，最后还有1万美元奖金。戈尔茨坦拿到了纽约一个劳动律师的电话，他会安排面试。戈尔茨坦打电话过去，由律师本人和另一个人面试之后，拿到了工作。现在，戈尔茨坦成了奔德士子公司的工人间谍。
这个子公司——长岛市的P&D制造公司，是给底特律生产点火系统和其他汽车零件的——利润不少，高层人员害怕工厂工人会脱离原来由管理层掌握的工会、加入独立而有权力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83] ，因为一旦如此，新工会必然要求更高的工资和福利。UAW已经安排带喇叭的卡车停在工厂大门外，游说P&D的雇员在下次劳工大会上投票给自己，现在公司高层想知道，400个工人里大概有多少人会退出原来的工会。
戈尔茨坦的任务是混进工人里，打听他们对UAW的态度，然后秘密向董事会报告。戈尔茨坦当上了仓库保管员，也在工厂上下送汽车零件，这样可以在各个部门间自由活动，也能拓展交际面、多听小道消息。不到一个月，他就推断出大多数工人偏向UAW；和管理层的人商量之后，他参与传播了谣言，说如果UAW当选，公司就会关掉长岛的工厂、搬到南边去，几乎所有人都会失业。由于最近在长岛有一家UAW获胜的工厂真的倒闭了，谣言可信度很高；最后工人们投票时，UAW的提案以198：203落败。
刚开始，戈尔茨坦对这种胜利感到了一点变态的快乐，可是后来他就开始感到罪恶、厌恶自己。他行踪古怪、反复无常，可是不论行为上多么愚蠢、不端，他对无权无势的底层人还是同情的，现在他厌恶自己居然做了管理层的间谍；他在这岗位上又待了几周，本来还要继续秘密行动的，不过他感到连雇主那边也开始轻蔑他的行为了，因为这让他们想起自己的表里不一。
最后，一天晚上，戈尔茨坦不打招呼地离开了公司，第二天早上也没回去，之后再也没回去过。他不知道为什么下定了决心；就是一早醒来，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要同公司断绝关系，即使要损失那1万美元都拦不住他。他在家里待了几天，任电话一直响，晚上就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荡，要么到时报广场的书店里翻书，要么就去看夜场电影。这个时期，他越来越依赖收音机，在家里定时听巴里·格雷、朗恩·约翰·内贝尔和让·谢普德[84] 的脱口秀，还有WBAI [85] 的政教分离主义评论，以及其他几个能在痛苦中陪伴他的节目。
1966年夏天，他又开始开出租车，就花了大部分积蓄买下一台德国产便携式收音机，在车里听喜欢的节目；这是台价值500美元的诺曼底短波收音机，让他白天晚上都能收到世界各地传来的话语和音乐。这台他去哪儿都不离手的收音机，就是1966年戈尔茨坦和当代生活的主要联系，要不是一天偶然碰到了在保险公司就认识的推销员，他不与人打交道的时间可能更长。那推销员很热心，看起来很担心戈尔茨坦的情况，说话间，他告诉戈尔茨坦自己有时与一个空姐约会，她的室友也是个空姐，戈尔茨坦满可以去约她出来。她住在西九十一街，跟的是泛美航空的航班；她的名字叫玛丽·菲利普斯，从南卡罗来纳州来，是个金发碧眼、皮肤苍白的姑娘。
这描述使戈尔茨坦从浑浑噩噩中醒了过来，他一回到西二十街的公寓，就拨通了她的号码。没有人接，他一小时后又打了一次，再一小时后又打，之后，带着近乎绝望的坚持，他打了一整晚，之后又打了一周的电话。
他沮丧极了，还想起了在征友刊物上登广告而没人回信的悲伤往事，他给保险公司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很同情他，可是鼓励他继续打——玛丽·菲利普斯很可能是在越洋航班上，或是在度假，朋友又说等她回到纽约，和戈尔茨坦见了面，他一定不会失望的。
戈尔茨坦谢过朋友，接下来的两周里，他每天给她打几次电话，她一直不接，他的幻想便开始膨胀；他越来越迷恋她，相信她最终会满足自己所有浪漫的想象，嫉妒和她在一架飞机上的飞行员、在35000英尺的高空跨越几个时区调戏她的商人——一天下午，他拨了号，铃声响了几下，那头有人拿起了听筒，戈尔茨坦突然就想挂掉，可他听到女人的声音说了你好，然后他问玛丽·菲利普斯在不在，那个声音说：“是我。”
戈尔茨坦稍微有些结巴地做了自我介绍；他提到了两人都认识的保险公司的朋友，问她下周是否有空出来吃午饭或晚饭。她感谢了他，说有飞行任务和其他工作，下个月可能都没时间出来吃饭，不过再之后她很愿意见见他，让他再打电话过来。听起来她挺真诚，戈尔茨坦也喜欢她说话的声音，温暖活泼，不过他很快地提醒自己，她是个空姐，可能只是出于职业习惯对人礼貌，而自己却傻乎乎地高兴。
尽管如此，他还是定期给她打电话，每次打通后她都拒绝——可她富有魅力、彬彬有礼，他既没有恼火，也没打退堂鼓；她越是遥不可及，他的期待越高，欲望越是强烈。
最后，在尝试了五个月以后，阿尔·戈尔茨坦终于约到了玛丽·菲利普斯。在她公寓附近列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餐厅，两人吃了早午餐。他坐在她对面，为她的美貌所震慑，几乎吃不下饭、说不出话来。她的蓝眼睛美极了。她一头金发，脸颊是奶油色，个性阳光，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她苗条的身材正是他喜欢的，他坐着听她说话，看到别的人走进餐厅，不禁想这些人肯定在奇怪为什么她会跟他在一起——这个金发美人，居然在和肥胖的犹太出租车司机吃早午饭。
可她似乎一点儿不尴尬，轻快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说了很多。她讲到自己的工作，在南方度过的童年，家里几代人都是乡村医生和律师，母亲是音乐家，父亲在查尔斯顿市的美国高等军事院校里教历史。她好像很喜欢父母亲，谈到过去也并无不快，戈尔茨坦听了便意识到两人的差距之大。虽然他还完全不了解她，却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追求到她。他粗鄙得不可救药，她却像仙女一般。然后她说，自己大二时，因为在寝室里留宿情人，被学校开除了。
她说得这样轻松，和她被开除这事儿一样让他震惊。她声音里毫无悔意，那天使般的神情也没有变化。她说起春假之前，被叫去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希胡德学院的纪律委员会，说有个男性在她宿舍里住了几晚。实际上，她向戈尔茨坦承认说，那个年轻男人已经和她住了将近一个月，她知道这样违反校规，可是觉得在宿舍就应该有隐私权。玛丽和男朋友离开学校，对父母说了被开除的事，他们很生气。父亲把玛丽的情人赶出家门，母亲则要求她不许对镇上的人说为什么离开学校。
她在家里伤心地坐了几天，看到了查尔斯顿报纸上的通告，说泛美航空的代表刚刚到达本市，要面试未来的空姐，玛丽觉得，这是逃脱父母责难的大好机会；于是她报了名、通过了考试，被公司录取。几周之后，她去了迈阿密参加培训，五周后培训结束，来到纽约。她在泛美航空第一年，跟的是加勒比航线，后来又调到欧洲航线。她对戈尔茨坦说，不打算一辈子都待在航空业——她的理想是做编辑或自由作家，可她也喜欢现在的工作，很享受住在纽约。
吃过饭，她邀请戈尔茨坦回自己的公寓。她很开放，态度亲切，整个下午两人都在聊天；后来，她用女人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和他上床。他犹豫了，不能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到了傍晚，两人已经开始做爱。
他后来常常见她，虽然仍旧怀疑她对自己的感情，觉得只是对父母的反抗，不过他并不想多问，毕竟她是他快乐的源泉。1968年春天，她搬进了他的公寓，同年夏天，两人在墨西哥结婚，而他还没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他不怎么在乎这种技术问题，世道这么乱，政府的意见不值一提，不服从和反对政府在全国上下成了风气；戈尔茨坦以前从没想过自己在政治上会是个激进分子，可是现在，他觉得有必要站在政教分离主义这边，于是他决定，要在地下刊物上揭露他为奔德士公司做的间谍工作。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平息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也能让那个和政府签下主要国防合同的大公司难堪，于是他找到一家激进的小报，纽约的《自由新闻》，亲自对编辑说了他的想法。编辑们很希望刊登这个故事，他很高兴。他们只出得起100美元，可是答应他会印在头版，让他有足够的空间创作，把白领高层设计欺骗毫无戒心的工人的每个肮脏细节都写出来。
戈尔茨坦花了十天写作，最后把故事送到出版社时，编辑们都对其谴责公司的证据印象深刻，预言报道一旦发表一定会对奔德士公司的管理层造成灾难性冲击。1万份《自由新闻》被送到了各个报摊，戈尔茨坦的故事登在头版上，标题是《我曾是奔德士公司的工人间谍》，可是编辑们明显高估了公众对此事的兴趣，也可能是读者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
不论是什么原因，《自由新闻》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一通电话。阿尔·戈尔茨坦每天坐在报纸编辑部里，期待高涨，然后落空，结果如此惨淡，他明显泄了气。不过，和《自由新闻》的这次交往长期来看，对戈尔茨坦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与报社的一位年轻职员交上了朋友，后来，这个人帮他办起了自己的报纸。
吉姆·巴克利是个排字工，也是《自由新闻》的助理编辑，他个儿不高，一头黑发，是个24岁的新英格兰人，虽然在海军里待了四年，半生坎坷，可还是流露出唱诗班男童那种一本正经的天真劲儿。他有双大大的、忧郁的棕色眼睛，干干净净的白皙面孔，性格羞怯，掩盖了内心的不安分，这躁动的精神促使他不停换工作、换住处，与看起来有目标的人做临时的伙伴。
巴克利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父母常年争吵、分居，轮流抚养、然后又抛弃他，巴克利的童年便在几家不同的孤儿院里度过，在新英格兰、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都上过学，后来他辍了学，搭便车旅行，由于长相精致、性格温顺，司机们无一例外愿意停车。1965年，巴克利随海军去了一趟东方后退役，开始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他在旧金山的证券公司做过电传机操作员，在路边卖过《自由新闻》洛杉矶版，在格林威治村的餐厅做过厨师，当过联合国的打字员、纽约世博会的软糖小贩（他的玻璃小店离戈尔茨坦抛硬币的摊子不远），还在一家每天五美元房费、招待游客的廉价伦敦旅馆做过门童。
他在法国与几个倒卖兴奋剂的美国大学生住了一阵，在北非与阿拉伯牧羊人也住过，回到美国，和詹姆斯·阿吉[86] 的侄女谈了场任性的跨国恋爱之后，巴克利觉得可以在纽约定居下来，在新闻界发展事业。可是到《自由新闻》工作没几个月，他已经准备辞职，想用不多的积蓄自己办报纸，少些争议、多赚利润，《自由新闻》的老板为了应付下属涨工资的要求，绝望地赤脚在办公室里走。
这时，吉姆·巴克利遇到了阿尔·戈尔茨坦，帮他编辑了做间谍的故事，戈尔茨坦的那种挫败他很熟悉，并且觉得这是两人切实合作的基础——至少，单打独斗肯定很难成事。戈尔茨坦想做色情小报，巴克利一开始并不愿意，他还没有从天主教孤儿院多年的严格教养中完全解放出来，不过他很同意戈尔茨坦的观点，即这种周刊在发行之前已经有了市场——对于身体享乐和色欲的《消费报告》、能够毫无顾忌地描绘情欲世界的报纸，这世界已经在人们周围日渐形成，主流报纸那些神经质的老板却选择无视。性就是20世纪中期美国最大的新闻，戈尔茨坦以推销员的骄傲语调对巴克利说，他们充满情色和玩乐内容的期刊会大受欢迎，与控制美国地下媒体的新左派那阴沉的空话形成强烈对比。
于是，1968年夏末，两人各出175美元成立了公司，发行由戈尔茨坦取名为《搞》的报纸，灵感来自不久前一份已停刊的诗歌刊物，叫《操：艺术杂志》。戈尔茨坦害怕首任妻子会哪一天合法要求《搞》的股权，就用第二任妻子的名字玛丽·菲利普斯注册了股份，她的名字和巴克利一起作为合伙人写在报头上，不过她人还是在泛美航空做空姐。戈尔茨坦自己当总编，名字写在一大串雇员的名字之前，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子虚乌有。
1968年11月，《搞》出版了共有12页的第一期，两位编辑在文章中称其是“西方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新刊物”。戈尔茨坦和巴克利几乎包揽了全部工作：戈尔茨坦写了大部分文章，巴克利排版，然后两人亲自把首印的7000份报纸送到纽约的各个报摊，只要报摊老板愿意接受这份色情小报——封面上是穿着比基尼的浅黑肤色女人，抚摸着一根粗大的犹太萨拉米香肠。
第一期卖了超过4000份，第二期卖得更好，十期之后，《搞》已经扩充至24页，每期销量近10万份。现在他们有了招聘编辑和记者的钱，招到的人大多具有能在纽约任何一家刊物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教育背景。《搞》的书评人迈克尔·珀金斯，本科毕业于俄亥俄大学、在纽约城市大学读的硕士，之前为《村声》[87] 写书评。新来的执行主编肯·高尔毕业于西东大学文学系，在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和其他出版社工作过；特约编辑迪安·拉蒂默是斯坦福大学的创意写作奖学金获得者。美术指导史蒂文·海勒是巴克利在《自由新闻》的纽约同事，几年后会去《纽约时报》做美术指导。《搞》的年轻摄影记者彼得·布伦南是福德汉姆大学的荣誉毕业生，在哈佛大学拿了文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