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克拉默第一次见到约翰·威廉森，是他在洛杉矶电子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芭芭拉去向他推销集团保险。他态度生疏，对她几乎有些粗鲁；她到了公司，他却忘了之前有预约，她又没法改期到第二天，令他恼火；他将芭芭拉打发到接待室里坐着，过了很久才让她进到自己阴冷、家具很少的办公室，他坐在灰色的不锈钢办公桌后面，不停抽烟，芭芭拉解释着保险条款，他听得心不在焉。
这时中午刚过去不久，虽然威廉森很冷淡，芭芭拉却镇定自信。她刚刚在汽车旅馆里愉快地和布拉洛见了面，后来独自去圣费尔南多谷兜风也很开心，她在车里随着音乐哼起了歌，因为冲了澡，觉得身体特别轻松。她觉得，开车也是种性感的体验，有机会暂时离开众人，想想私事，在平滑宽阔的道路上跟着音乐动动身子。她觉得肯定还有几千个加州人也这么想，每天在挡风玻璃后面享受独自思考带来的抚慰和好处——洛杉矶到处是移动中的冥想者、在高速路上进行内心旅行的人，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被这种幸福包裹起来，完全不受威廉森办公室里那愤恨无礼的气氛影响。
要说有点影响，就是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单纯的好奇，他好像煞费苦心做出不在意形象的样子。办公室简朴得过分，显然是精心安排过的效果。桌上没有小东西或照片，只有两个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地上没有地毯，椅子也不舒服。办公室灰色的墙面光秃秃的，只在桌子后面挂了一幅大画，画的是沙漠里两条空荡荡的公路向远方延伸出去，在无限远处交汇。她问的问题，他大部分用单音节回答；他讲话很少，态度冷漠。但她感觉到，在他的外表下面，就是近乎绝望的需要。他很可能造了一堵墙，希望有人翻墙过来。
她解释完条款，他突兀地站起身来，表示会面结束了。他说她可以留下文件，他会研究一下，然后本周内给她电话回复。一周过去了，他并没联系她，芭芭拉便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出来吃午饭。他说没兴趣，提议去吃晚饭。她答应了，没想到的是，那晚居然过得很愉快。
他们在好莱坞山一家东方餐厅吃饭，之后又去了夜总会。他们喝了很多酒，轻松自然地聊了很多关于私人生活的事，她不能相信这个风趣、说话轻柔的男人就是办公室里那个一脸不痛快的家伙。要么他有双重人格，要么就是她赶上了他特别倒霉的日子。现在，她感到他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背景和她也有点像：两个人都出生在乡村，住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他们背井离乡，离开了穷困的白人乡村，想在商业世界取得成功，却没有初始资金和人脉——不过那天晚上，威廉森承认自己想辞职，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芭芭拉很快就看出，这人不能帮她向同事推销保险，但她也不在乎。她对威廉森突然只剩下了个人的兴趣，这个周五的晚上，他们手挽手离开夜总会时，他冲动地提议说一起出去过周末。
她同意了，三个小时以后，两人疲倦又兴奋地到达了旧金山，站在一家旅馆的登记处。
“两间房。”威廉森对服务员说。服务员看了看这一对，问道：“何必要开两间房呢？”
“因为，”威廉森说，“我们是两个人。”
第一个晚上分开睡，芭芭拉觉得这样非常浪漫，正是几次这种小小的惊喜让她对约翰·威廉森越来越感兴趣。第二个晚上他们依旧没有做爱，等回到洛杉矶，两人在她的公寓里做爱时，因为有了一个周末的熟悉和欲望，释放的过程便格外令人兴奋。
他对芭芭拉的影响立竿见影，既惬意，又令人迷惑。同他在一起，芭芭拉就莫名地腼腆、女性化、没了攻击性，却依然觉得自由。她像从前一样大胆追随自己一时兴起的想法和野心，从谈话中，她也知道威廉森欣赏这种独立的精神和风度，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虽然他唐突无礼，可他对这些品质的认识默默吸引了芭芭拉。他对她说，自己不喜欢顺从、依赖性强的女人，不喜欢有关性别的双重标准，也不喜欢夫妻的传统角色，几乎所有婚姻都被这些角色支配着，他自己失败的婚姻也一样。他对芭芭拉说，要是再结婚，他不想要顺从的妻子，而是要一个强壮、平等的伴侣，经营一段进步、有冒险性的关系。
芭芭拉在洛杉矶与他一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乎每晚都见面，有时还去他在范纽斯的单身公寓，她渐渐意识到，他有那么多哲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的书，不仅是出于好奇，而是有越来越浓厚的专业兴趣。
约翰·威廉森事业上的野心似乎从机械工程转移到了感官工程，从电子的奇观变成了贪欲的动力学，虽然他关心的是现代社会，知识却延伸到古代：从早期宗教到最早的预言家和异教徒，到中世纪的科学家和反对者，还有自由思想者和想在工业时代里构建农业乌托邦的人。他对受人争议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的作品特别感兴趣。赖希反对性别的双重标准，认为这和对女性的普遍压迫一样，是社会保护家庭单元，从而维持强权政府的堕落方式。赖希认为，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将女人当作“为国家生育孩子的人”和免费做家务的人是有“经济利益”的。“由于女性经济上依赖男性，生产能力也相对较弱，”赖希观察到，“婚姻便是她的保护机制，而她同时也受到婚姻的剥削。”
赖希认为女性所处的早期社会环境是“性否认”的，顶多是“性容忍”；但从政府和宗教机构支持的保守道德观念来看，这种性方面的消极让女人成为更忠诚的妻子，也没准是更大胆的情人。与此同时，男性自身不得满足的性欲，就通过赖希所谓的“雇佣性行为”来发泄，即去找妓女、情妇等上流社会认为低贱的女人。这些女人大多出身下等阶层，在这个蔑视、惩罚她们的社会里做性服务者，可社会也无法抹杀她们。赖希写道：“通奸和卖淫是双重性别标准的一部分，也是它的包袱；男人婚前婚后都有性自由，女人的性自由则因经济原因被否认。”
赖希个人不赞同卖淫和滥交，但他认为法律不该禁止成年人间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者的性行为；他也觉得不该约束未成年人的性表达。“有人认为，”他写道，“让未成年人禁欲对社会和文化进步有好处。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男人取得的社会和文化成就是源于性能量，是性能量从原始目标向‘更高目标’的转移。该理论被称为‘高尚化’理论。……也有认为年轻人性交会减少其成就的观点。事实却是——所有现代性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所有少年人都自慰。单这一项就能推翻之前的观点了。因为，既然性交对社会成就有消极影响，难道自慰就不会吗？”
威尔海姆·赖希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维也纳做弗洛伊德的临床助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大胆地为性快感辩护，这让他命途坎坷，最后在美国进了监狱，1957年死在狱中。弗洛伊德只进行言语分析，而赖希同时研究思维和身体；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和社会工作，他总结说，阻抗行为可能表现在肌肉组织、身体的倾斜程度、下巴和嘴的形状、绷紧的肌肉、僵硬的骨头，以及其他代表防御、压抑的身体迹象中。赖希把这种身体的僵硬叫作“盔甲”。
他认为所有人都活在不同层次的盔甲之下，像地球的地质地层一样，这种盔甲反映了一生中的历史性事件和动荡。一个人可能为了抵御痛苦和拒绝而发展出盔甲，同时也封住了感受快乐、做出成绩的能力，而埋藏过深的情感可能只有从自我毁灭和伤害他人的行为中得到释放。赖希还相信，对性的剥夺和压抑导致了世界上的很多混乱和战争——20世纪60年代抗议越南战争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就是对赖希主题的再度回响，他还指责信教的家庭和学校里反性的道德观、政府的“反动意识形态”，认为其造就了害怕担责任却欣赏权力的公民。
赖希进一步指出，无法得到满意性生活的人容易认为社会上的性表达是粗鄙可耻的，即考姆斯托克等审查者表现出的症状，赖希还说，宗教传统认为性即邪恶，是因为独身的基督教领袖和早期殉道士的身体状况不佳。否认肉体的人更容易创造出灵魂的“完美”“纯净”这类概念。赖希推断，那些神秘宗教灵感的能量就是“改变了内容和目标的性兴奋”，他补充说，人享受到了性爱的快乐，对上帝的迷恋就会减轻。
那类得到性满足的人拥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他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让患者得到生殖性格，因为它能穿透盔甲，将酿成精神官能麻木和毁灭的能量转移到温柔与爱的渠道中，释放出所有“坏掉的性兴奋”。根据赖希的说法，生殖性格的人与自己的身体、冲动和环境有全方位的联系——他便具有了“高潮能力”，也就是能够“顺从性高潮中能量的流动，不受任何压抑……没有焦虑、不快，也不会一直幻想”；只有生殖性格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满意状态，但个人至少能不被毁灭性、非理性的情绪所围困、扭曲，也不会因为过度敬畏某些完全不能提高生命质量的机构而受到消极的影响。
由于赖希认为健康的性交是许多疾病的解毒良方，批评家常认为他只知道支持快乐，但事实上赖希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让患者既能感到快乐，也能感觉痛苦。“快感，以及生活的乐趣，”他写道，“要经过斗争、痛苦经历和自我的挣扎才能获得”；虽然他也强调，给予爱和增加快乐的能力和“忍受不快和痛苦、幻觉破灭后不会逃避到死板状态中的能力”是可以并存的。
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坚信而赖希坚决不相信性压抑能让文化繁荣；在他眼里，教会和政府合力控制民众，贬低肉体的快乐，提升莫须有的精神价值，简直不能容忍。赖希认为，当权者的核心目的是控制，而非道德；有组织的宗教在基督教国家的虔诚信众中培养了顺服、接受现状等品质，它天生就要谋求人们的顺从，政府也认同这种努力，出台限制性自由的法律，将焦虑和罪恶感压在那些遵纪守法、敬畏上帝、只偶尔有出格性行为的良民身上。这些法律赋予政府额外的武器，使它能以性行为的名义羞辱、骚扰、监禁某些激进的个人和群体，只要它认为这些人对自身有政治威胁或是冒犯。作家安·兰德的想法比赖希更进一步，认为有时政府希望公民不遵守法律，这样它便可以运用惩罚的特权：“谁想要所有人都守法的国家呢？”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一个政府官员这样问道，“那还能有什么好处？……法律就该既没法遵守也没法执行，也无法客观地说明白——这样，国内全是违法的人，靠定罪你就能发财了……政府唯一的权力就是制裁罪犯的权力。”
被制裁的罪犯中就有威尔海姆·赖希，他成了性革命的殉道士，他的话语和思想在他居住、工作过的每个国家都掀起了争议和冲突。赖希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却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写了有关性自由的文章以及他的“反革命”思想。纳粹也贬斥他是“犹太色情作家”。1933年，丹麦的正统派心理学家攻击他，他便很快去了瑞典，但瑞典也有不少敌意和反对声，于是1934年他又去了挪威。1939年，经过挪威媒体两年的负面报道，赖希去了美国，在纽约继续做心理治疗实践，培训心理医生，去社会研究新学院演讲。联邦调查局此前认为赖希可能是敌方间谍，一直留存着他的档案，1941年珍珠港遭袭一周之后，便把他囚禁在埃利斯岛[61] 三星期。
战后，他声称发现了“生命能量”——一种在有机体和大气中存在的原初能量，患者可坐在赖希的“生命箱”里吸收该能量，“生命箱”长得和电话亭差不多——这事刊登在口气尖酸的杂志文章上之后，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来调查他了。虽然患者在进箱子治疗之前都签了协议，声明已知晓治疗是试验性质的、不保证治愈效果——不过不少人希望这能量包治百病，从不举到癌症都能治好，管理局还是以诈骗为由叫停了生命箱，还查禁了赖希写的所有书，包括有关健康和性爱的社会政治学理论书籍。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浓厚的麦卡锡气氛中，很少有人愿意为赖希的公民权利辩护，他自己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无视出庭日期，给法官写信，说法庭不应该是对科学问题下判决的地方。1956年，赖希因藐视法庭和违犯《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被判两年徒刑，被押往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的联邦监狱（很快塞缪尔·罗思也在1956年因淫秽罪入狱）；入狱八个月后，赖希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1957年11月，威尔海姆·赖希的死并没在媒体掀起波澜——11月5日的《纽约时报》在31版下方刊登了简短的讣告，除了持与主流观点相异的学者、赖希一派的治疗师和认同“垮掉一代”运动的年轻美国人（凯鲁亚克、巴勒斯和金斯堡都是赖希的支持者），也很少有人对被禁的赖希作品感兴趣，这些书大部分被食品管理局烧掉，只有少数流转在地下市场。
但60年代中期，一切都改变了。由赖希从前的同事和朋友写的传记和文章，还有合法重新发行的赖希作品——包括《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性格分析》和《性革命》，为高校学生和社会活动家所接受，通过赖希，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赖希要是活到激进的60年代，无疑能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预言成真，社会正在“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马上就要以“没有游行、制服、军鼓和礼炮”的形式迎接新纪元的到来。这件事不亚于一场感官革命。政府和教会正在逐渐失去控制人们身体和思想的力量。赖希也承认，社会变革的开始会产生对峙、冲突和荒唐的行为，但他相信最终会有一个更健康、更加赞成性爱、更加开放的社会。
1965年伯克利有一场口号缩写为FUCK（即克拉克·克尔之下的自由）[62] 的言论自由运动，南方有公民权利运动，华盛顿有接连不断的反战游行示威——静坐、时事宣讲、爱之集会，这些都是新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加性开放的表现，他们也更加不尊重权威、社会传统、种族障碍、征兵局、教务长和神父。这一代人更加具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而非另一位激进的弗洛伊德学派盖佐·罗海姆[63] 所谓的“排便控制道德观”[64] 。
60年代，当这些渎神、不穿胸罩、把和平挂在嘴边的反文化主义年轻人受到媒体瞩目时，无数安静的中产阶级已婚人士也卷进了这场运动，要求自由表达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越战征兵期间，抗议者拒绝拿自己的身体到越南冒险，以此反抗法律；很多女人虽然也去教堂，却通过流产和其他节育手段避免生下不想要的孩子，违背了宗教教义。1967年有报告称，全国有600万女人使用避孕药，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其时上身裸露酒吧、迷你裙、留长发的律师和商人到处都是，很明显社会的约束力已经不大能影响人们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了。阴毛也在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中出镜，阳具形状的女性用塑胶振动器也公开摆在很多城市的药店橱窗里，不过《纽约时报》还是不允许这种物品出现在自己的广告栏里。
身体的性满足——快感，而非生育——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才是性交的首要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矫正追求快感却性冷淡的病人，圣路易斯市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的研究者率先使用了一种八英寸长、阳具形状的塑胶“性交机器”，前期实验时雇用了不少当过妓女的人，后来该诊所也为性功能失常的男性提供“代理妻子”做性伙伴。
后来一位代理妻子的丈夫起诉了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中心，公共媒体对性交机器的性能也多有诟病，研究者便决定不再继续此类实验研究；不过由于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功成名就，美国又开了几家性治疗诊所，代理妻子们并不会失业。有些诊所里，会给情侣提供如何互相爱抚的教学，还有指导影片表现不同技巧带来的快乐，这些影片比第四十二街的影院里放的色情片更露骨。
美国换妻人士大多是已婚已育的中产阶级，据某个波段交易的期刊统计，全国交换伴侣的夫妻数量超过1万对；而且在一次对美国心理协会的演讲中，心理学家、作家阿尔伯特·埃利斯博士说婚姻可由“健康的通奸”而得到改善。据心理学家亚伯拉罕·M.马斯洛说，集体裸体对个人的身心也有益，他认为在裸体露营和裸体公园里，人们可以从层层包裹的衣装和盔甲下解放出来，更加接受自我，坦白真诚。
60年代期间，盛行裸体混浴和按摩，在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就有这种“成长中心”。这是个豪华的疗养院，藏在俯瞰太平洋的悬崖峭壁之间。在这里，赖希的精神依旧活跃，工作人员负责举办许多性感的讨论会，几千对中产夫妻都来参与，这里成了一家年入上百万美元的企业。大多数的新式疗法都多少源自赖希的作品——生物能学、相遇疗法、敏感度训练、原始疗法、罗尔芬健身法[65] 、按摩疗法，这些在艾莎林都能见到。中心最出名的治疗师是弗里德里希·S.佩尔斯医生[66] ，他是德国难民，“二战”之前是赖希的病人。
像赖希一样，佩尔斯也对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不满意，有许多刻板遵循弗洛伊德教诲的医生，在佩尔斯的眼里，都是“自缚手脚”——就像是“越南伪善的天主教徒攻击犹太科学”。佩尔斯的疗法强调用新方法获得更自由的身体运动，更多自我意识，更完整的表达，以及“生命感受”。佩尔斯认为，很多人对头脑太执着，却疏远了身体，他补充道：“我们需要放下思考，诉诸感受。”
艾莎林这类机构信奉的思想和约翰·威廉森的态度是相通的，不过威廉森比赖希的追随者走得更远，想用性试验改变社会与政治的结构——为了那些愿意追随他的夫妻，他想尽快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社区，消灭双重标准，消除女性的从属地位，营造性爱自由和彼此信任的气氛，人们不再需要占有欲、嫉妒、罪恶感和谎言。威廉森感觉，现在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社会不停动荡，人们愿意接受新思想，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无数趋势和风格从这里风行至全美。
如果成功，他的项目也可以赚钱——就像艾莎林，或是那个由前酒鬼成立的西纳农戒毒所一样；或者至少能得到大笔的投资，使社区具有偿还能力，像金赛机构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性诊所一样——同时也能帮助建立健康、平等的社会。不过当务之急是要组织起核心成员，几个能帮助他开展工作、最终能在人们生活中成为“改变因子”的亲信。他已经想好了几个人选，三年前他来加州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大多二十七八岁，要么是三十出头，在大公司上班，婚姻不幸或是已经离婚，不安于现状，喜欢冒险。他考虑的几个男人里有工程师，是靠着加州的国防工业谋生的保守人物，他们极度厌倦了目前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可以接受剧烈的改变。
威廉森想到的女人里有阿琳·高夫，之前在休斯航空两人有一次短暂的偷情，之后关系也不错。他也和自己公司里两个女同事关系很近，其中一个还是特别漂亮的空姐。不过，在他看来，项目里最重要的人——后来他将其命名为“协同计划”，就是芭芭拉·克拉默。
旧金山之旅后的几个月里，威廉森慢慢意识到，芭芭拉身上有许多品质，其实就是协同计划希望女性达到的目标：她事业成功，个性独立自信，践行性爱自由，依心情有时还富有侵略性，而且不怕被拒绝。她有些像《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女主角达格妮·塔格特，不过还好，她不是女性精英主义者，所以很适合做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榜样，帮助威廉森吸引这些人加入协同计划。他把芭芭拉看作中产阶级变革中的新女性原型；而且，从相互促进的角度来看，芭芭拉也恰好适合他——她的长处弥补了他的缺点，反之亦然。她善于言辞、有行动力，而他擅长论理、孤独内省；她也许头脑没那么精明，眼光没那么长远，可是做事直接，效率高。她从不拖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27岁她就打定主意不要孩子，原因是看到她不幸的母亲，和离开密苏里州乡下后见到的养孩子的女人。可芭芭拉依然想变得更女性化，更温柔，更敏感，她向威廉森承认，自己有时会对某些女人产生性冲动。威廉森劝她不要压抑这种感受，要带着自我觉醒的目的来探究它；1966年夏天，他们结婚不久——两人商量好要举办婚礼这种传统的仪式，为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营造社会可以接受的伪装——约翰·威廉森决定全面考验一下芭芭拉对于婚姻性多元的接受程度。
他们离开洛杉矶，去阿罗黑德湖过周末的几小时之前，他告诉芭芭拉会有个年轻女人同行，是他办公室里的职员，叫卡罗尔，以前是空姐，他在认识芭芭拉之前和她约会过。芭芭拉看起来热情不高，他便安慰她说卡罗尔特别有女人味、有魅力，又说，芭芭拉和她做朋友一定有益有趣。
芭芭拉以前听他说过卡罗尔。他的口气总是很怜爱，可从没透露出现在还和她认真交往的意思，也看不出以前两人有什么严肃的关系。芭芭拉的想象里，卡罗尔就像自己做前台时那样，是平庸企业的漂亮门脸，年轻又天真，把约翰看作父亲一般的角色；她和无数别的女人一样，被他吸引，因为他不像无数别的男人：他会认真听她说话。
那天傍晚，见到卡罗尔之后，芭芭拉修正了自己的想象。她是个又高又瘦的金发美女，一对黑眼睛，身段优雅，怎么看也不像未经世事的小女孩。她态度相当镇静，不过既不傲慢，也不矫情。她好像真的很高兴见到芭芭拉，说从约翰那听到芭芭拉是职业女性，十分佩服；三个人驱车去阿罗黑德湖的路上，卡罗尔同约翰谈起公司的事和两人共同的朋友时，都不忘让芭芭拉参与谈话。
可是，尽管卡罗尔做了这么多努力，芭芭拉仍然觉得不舒服，她在社交场合碰到女人就总有这种感觉；虽然她内心里恋慕她们，却不能自如地和她们交往，她自己十几岁时是个假小子，后来也很少和女性打交道，所以没什么经验。她唯一一次交上的女性朋友，就是弗朗西丝，而那段友谊以悲伤和痛苦收场，直到现在，想起弗朗西丝宣布要结婚、搬出公寓的那刻，芭芭拉也说不清自己为何会有那样奇怪、充满敌意的反应。
芭芭拉坐在车里，觉得有些惊慌，她感到在约翰、卡罗尔和她这三个人中，自己格格不入；还感到他们俩已经背着她商量好了周末的计划。丈夫一提起卡罗尔要来，她就开始琢磨他的意图，现在呢，她觉得马上就要面临是否接受卡罗尔当床伴的选择题，也可能没得选，只能旁观丈夫拥抱着卡罗尔，证明他平时常说的观点：朋友间完整、公开的性不会干扰婚姻的深层意义。
夜幕降临，他们来到了阿罗黑德湖。芭芭拉看到房子里有两间分开的卧室，松了一口气。行李还没收拾好，约翰就说要赶在餐厅关门前去吃晚饭。三人喝了几杯酒，吃过可口的晚饭，轻松愉快地聊了会儿天，芭芭拉觉得放松了一些；但吃过饭、回到住处，她看到卡罗尔和约翰把行李放在了一间房里，开始轻松地脱衣服。
芭芭拉留在起居室，惊呆了，沉默着，徒劳地等着有人向她解释。她太骄傲，绝不开口说自己不舒服，又太震惊，连想法都理不清，她坐在沙发上，看着卧室敞开的门。她听到他们把衣服挂进衣柜里，轻声交谈。门是敞开的，约翰无疑在说随时欢迎她加入，可他也不来哄她进去，怎么做完全看她自己。
这是个迷惑、艰难、让人害怕的时刻，从结婚起约翰就一直对她讲开放性关系的好处，可芭芭拉此时的不确定感丝毫没有减轻；同意约翰说的理论是一回事，现在和刚认识的女人把这理论付诸实践可大不一样。芭芭拉犹豫得越久，越感到自己不能、不愿意走近那扇门。
她感到麻木、眩晕，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站起来，走进了另一间卧室。她关上了门。这会儿已经过了午夜，她又累又冷。她想起行李箱还在起居室里，可不想去拿。她慢慢脱掉衣服，搭在椅背上，爬上床，想要睡觉；可是含着泪，听着那两人做爱的声音，到天亮也没睡。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丈夫用轻轻的触碰和温柔的吻叫醒了她。卡罗尔在他身后微笑着，端着早餐盘，很快，两人都在床边坐下，抚摸着芭芭拉，安慰她，好像她是大病初愈的小女孩一样。芭芭拉觉得既奇特，又尴尬。约翰说爱她、需要她；芭芭拉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他提议吃过早饭一起去湖上游泳、滑水，可芭芭拉说想在床上多待一会儿，让他们先走，之后再会合。
下午，她在木屋里待了一阵，又出门在阳光和新鲜空气里散了很久的步，恢复了冷静。她并不生卡罗尔和约翰的气，不过这个周末确实开启了她婚姻的新阶段；奇怪的是，她没有惊慌和受威胁的感觉，反而觉得更满意，更自由。对性爱和身体快感，丈夫帮她去除了某些不可名状的恐惧和浪漫幻想，也把快感和婚姻之爱的意义区别开来。她丈夫昨夜和另一个女人有了性关系，芭芭拉从震惊中恢复之后，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今天早上约翰当着卡罗尔的面说了他爱她，芭芭拉相信他，因为事到如今，没有撒谎的必要。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坦诚开放，不仅扩展了他的世界，也让她见识到更多。她知道现在可以随自己的愿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必担心他有敌意。她觉得他应该没有。他厌恶私下偷情、无意义的占有欲和嫉妒心，昨晚，他就激烈反抗了几百年来财产与欺骗的古老传统。她承认，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了刺激。她与一个不同寻常的男人结了婚，这个人神秘、有趣、无法预测、性格沉静；他说爱她，需要她。
她散过步，平静了许多，回到木屋里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她就去餐吧找约翰和卡罗尔。约翰看到她，微笑着挥了挥手，她走近了，两人都站起来拥抱了她。很快，芭芭拉就感到，和卡罗尔在一起轻松自在，与和丈夫在一起时没多大区别。虽然餐吧里人很多，又吵闹，三个人坐在一起喝酒谈话，却感到一阵特别的温暖。这顿有红酒的晚餐对于芭芭拉来说，是几小时愤怒和焦虑的欢乐收尾；这时她绝不会料想到，生活的复杂程度会成倍增加。
快11点钟，晚餐结束了，突然有个男人来到了他们桌旁，是芭芭拉过去喜欢的男人。这人是她丈夫的朋友，叫戴维·施温登，是个工程师；他是约翰在洛杉矶认识的少数几个未婚男人之一。今年早些时候，芭芭拉和约翰去弗雷斯诺附近的派恩弗拉特湖滑水时见过他，注意到他强壮而优美的线条、运动员般的体格，以及有些害羞、冷淡的个性。戴维·施温登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某个周末，他很快修好了一台坏掉的快艇发动机，约翰便看出他机械手艺不错。从那时起，约翰就和戴维熟络起来，带他吃午饭，下班后也时常见面。现在，在阿罗黑德湖，戴维坐到了芭芭拉身边，没有打招呼，可从她丈夫毫不吃惊的神情看，一定是知道他要来。虽然还不太明白戴维来这里的意图，但凭着对丈夫的了解，她知道这次造访一定有目的，到了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芭芭拉有一种无忧无虑的顺从心情，和戴维亲切地聊着天，虽然也察觉到他有点儿不舒服，话不多。他呷着杯里的酒，说话很少，听得也漫不经心，大部分时间都是约翰和卡罗尔在说话，周六晚上人多，越来越吵，很难听见在说什么。戴维好像在心里斗争要不要留在这里。半小时之后，约翰买了单，要起身离开，戴维便说自己该走了；可约翰劝他和大家一起回木屋去，芭芭拉也对戴维笑着，希望自己的笑容有安抚的效果。
几个人回到木屋，早就过了午夜；在起居室坐了一会儿以后，芭芭拉说要去煮咖啡，让戴维帮忙把角落里的小炉子点上。等着水烧开的时候，两人就站着聊天，身心都被对方吸引了，完全没注意到约翰和卡罗尔悄悄离开了房间。戴维转过身，发现沙发上没人，好像吓了一跳。
“约翰哪儿去了？”他问。
芭芭拉看到卧室门关上了，便用新学会的无所谓口气说：“他跟卡罗尔在一块。”戴维询问地看着她，她又匆忙补充道，“没事的。不用担心。”
“可我该走了吧？”
“别，不要走，”她很快地说，“我想要你留下。”她走近他，用双臂环住他，说丈夫想让他晚上住在这儿，她自己也想。她的手伸到他身后，关上了起居室的灯，她拉住他的手，带他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关上门，立即就开始脱衣服。
那晚和戴维做爱，清晨又做了一次，芭芭拉感到了极大的放松和毫无顾忌的快乐；她对这事既没有罪恶感，同丈夫的爱情也没有产生隔阂，她觉得正相反。和约翰一起，她收获了更高层次的亲密感情，她也相信，前一晚她和约翰在不同的房间、与不同的人一起分享了爱与信任。
与另一个男人睡过以后，她对约翰的爱非但没有减少，她还确信自己更加爱他。她起床吃早餐、离开熟睡的戴维时，在起居室里迎来了丈夫赞许的微笑和亲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