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黛安娜·韦伯的照片，海夫纳28岁，杂志出版的第二年。1953年，他编辑第一期《花花公子》杂志时，得窝在厨房里，与老婆和襁褓中的女儿共用一张桌子；不过如今他手下有30名员工，在芝加哥市中心附近租了四层楼房。此刻顶层的大办公室里，他正坐在现代感十足、L形的办公桌后，眼前是黛安娜·韦伯的相片。
他轻快地一张张翻看照片，丝毫显不出面对裸体时他曾经有多么害臊，少年时代在严肃古板的家中做了春梦后又是多么难堪。休·海夫纳现在是情色杂志年轻有为的出版人，和妻子分了居，同两个年轻的女下属睡觉，春梦已经变成了现实。他一手创办的杂志也重新塑造了他。
他真的每天就和铜版纸住在一块儿，晚上睡在办公室后面一间小卧室里，不分昼夜地费心设计《花花公子》的颜色、版式、图片、标题、新闻、文章，每一行字都要细细读过，就像现在，他手拿放大镜，认真鉴赏着黛安娜·韦伯的裸照。
第一张照片中，她裸着上身，站在芭蕾舞室里，穿着哑光的黑色紧身裤，勾勒出有力而优雅的大腿、小腿和浑圆的臀部。她的腹部平坦，光滑、强壮的背部毫无瑕疵，没有舞蹈演员容易长的那种多节的肌肉；而且，虽然她在运动，皮肤上却没有汗水的闪光。这让海夫纳印象颇深，他自己年轻时极易出汗，像在学校舞会上用手扶着女孩的腰或在电影院里搂着女孩的肩膀时，出汗就尤其厉害。
他的视线缓缓扫过黛安娜·韦伯的乳房，接着是乳头……他惊叹其形状与尺寸的完美，想象着把这么一对乳房握在手中的感觉，他知道一旦这些照片被选登上杂志、发行流通，还有几千个男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海夫纳与购买他杂志的男人十分相像。从收到的读者来信和《花花公子》飞速增长的销量里，他就知道，他喜欢的东西他们也喜欢；他时常把自己看作幻想供应商，在精神世界里给男性读者和杂志女郎牵线搭桥的媒人。每月新刊在他的指导下出炉之后，他闭上眼都能想象出，全美孤独的男人为他选择的图片欲火难耐的高潮时刻。他们中有汽车旅馆房间里的旅行推销员，营地的大兵，寝室里的学生，乘飞机的主管——杂志如同秘密旅伴一般藏在手提皮箱里。他们是得不到满足的已婚男人，收入中等，志向平平，对生活早已厌倦，工作也无聊透顶。他们想要在虚拟的性爱冒险中获得暂时的逃避，拥有更多的女人，那些在现实中他们因为没能力、没时间、没钱、没权力，或者根本没有想要的勇气而错失的女人。
海夫纳理解这种感觉，结婚的头几年也尝过这种滋味，他半夜会从熟睡的妻子身边溜出来，在城里长时间散步。他仰望着矗立在湖畔的豪华公寓，看到伫立在窗前的女人，想象着她们同自己一样郁郁寡欢；他想要秘密地认识她们每个人。白天见到的女人，走在街上也好，在公园散步也好，正坐上轿车也好，他都会在头脑里脱掉她们的衣服，虽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连眼神接触都没有，他还是感到内心一阵狂喜；几周以后，在他剧场般的脑海里，这些女人的形象依旧栩栩如生，他凝视着她们清晰的身影，就像现在凝视桌上裸体舞者的照片一样。
透过放大镜，他眯着眼注视着黛安娜·韦伯高高抬起的下巴，肉感的嘴唇，她大大的淡褐色眼睛回看着他，神情既迷人又疏远。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她率直地看着你，可又与观者的反应相距甚远，好像她是头一次在人前展露身体，对男人还天真无知。海夫纳想要杂志里的裸女传达的正是这种感觉，不过很少有玩伴女郎能有这种表情。从1953年12月第一期杂志刊登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以来，每一期《花花公子》的中央拉页都是专业模特，表情老练，胸有成竹；她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不过，她们每个月都能吸引为数众多的读者，连海夫纳也咂舌不已，《花花公子》初期的巨大成功很可能并非源于杂志本身，而是要归功于那些买杂志的男人。
《花花公子》出版以前，美国男人鲜见裸体女性的彩照，他们在报刊亭买《花花公子》时兴奋不已，又难抑尴尬，走路都要把封面卷起来。他们好像公然承认了自己糟糕的需要，长期压抑的秘密，承认自己在现实中没法得到满足。虽然《金赛报告》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自慰，50年代早期这仍然是不能提及的秘密行为，而且也从没人提起自慰会和照片有什么联系；可现在这联系已是昭然若揭，因为《花花公子》大获成功，发行的头两年内销售量就从6万份攀升到40万份。如此得到读者的钟爱，很难说是杂志里文章的功劳，其他诸如卡通、讽刺作品、重新刊载安布罗斯·比尔斯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小说也都没什么出彩之处。毋宁说是一手创办起杂志的海夫纳，发现了数量巨大的作为追求者的读者，看着每月刊登的性感又可亲的裸女，以求在脑海中能拥有她。
她是他们精神上的情人。独处时她能提供刺激，他们与妻子做爱时眼前也总能浮现她的形象。她简直成了存在于观者眼里和心里的特殊物种，满足着所有的幻想。她能在床边随时待命，完全在掌控之中，知道怎样触摸私密的部位，在狂欢的一刻到来之前从不说扫兴的话，不做扫兴的事。
每月她都换一副新的面孔，满足男人们对多样性的需求，回应各式各样的冲动与执念，从不要求回报。她的行为举止都是真实女人所不会做的，这就是幻想的本质，也是休·海夫纳功成名就的最主要原因。他创造出富有诱惑、容易到手的女人幻象，成了第一个靠着公开营销自慰之爱而发家致富的人。只要有买本杂志的钱，几千个男人就能从海夫纳那里得到各色女人，这样的女人在现实中瞧都不会瞧他们一眼。他给老男人年轻姑娘，给丑男人美女，给害羞的男人女色情狂。一夫一妻制度下，已婚男人想象的婚外情中，他是共犯；对于蛰伏沉睡的男人，他是提供刺激的闹钟；他与全美《花花公子》读者的中央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坐在办公桌前用放大镜为他们在激情开始前来点预备的求欢，而他位于芝加哥的办公室便是这本终极服务杂志的勃起中心。
对海夫纳自己而言，他还有着更宏伟的目标。他不仅仅想要些裸体照片，还想拥有照片中摆姿势的女人。他在性爱方面长期受挫的胃口，现在已然贪得无厌。他不满足只是表现出性幻想，还渴望亲身经历，与之产生联系；渴望让自己强烈的视觉想象力与身体机能同步运作；还渴望制造出某种情绪、某个情爱场面，让他既能感受，又能观察。
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注意力的分散，不如说是思维的双重状态。他现在也好，过去也罢，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他就是自己的偷窥狂。有时他行动就是为了观看。一次他故意在酒吧里被一个同性恋搭讪，就是为了看一看、而非享受和男人的性事。海夫纳第一次出轨的时候，录下了与女友做爱的过程，他把这卷16毫米的自制录像带保存了起来，连同成箱的个人文档、纪念品、相册和笔记本搁在一起，这些东西记录、描绘了他的整个人生。
从很小的时候起，虽然十分害羞、不受欢迎，他还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相信自己与众不同，自己的存在早晚要成为公众事件，因此任何经历都得小心谨慎地记录下来。他还留着小时候画的画，从小学到参军时期、从大学到结婚再到创办《花花公子》的照片也都精心保存。他还不断地更新这些材料，收集平时的信件、笔记和照片，其认真细致简直像深知自己藏品价值的博物馆馆长。
没有录下和写下的部分，海夫纳都全神贯注地观察铭记，他连周围景物的质地也记得一清二楚，能看到自己站在中央。他13岁时，有天晚上去参加童子军集会，透过隔壁一扇半开窗子的阴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脱衣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除去衣服的女性身体，为之倾倒。几十年后，他仍然能鲜明地回忆起当时的所见所感。
海夫纳从未在家里见过裸体。母亲在家里活动都会穿戴整齐，换衣服也要小心地把门关上。夏天，父亲带他和弟弟去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在男更衣室里穿泳裤都会背对着他们。海夫纳把自己早年的羞涩归因于父母在泳池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多裸露的肉体，公然冒犯了他们传统的谦卑态度。在海夫纳对泳池的记忆中，还包括他一直没学会游泳这件事。他早年对水极为恐惧，因为曾经被一个大几岁的男孩哄骗着，跳下了没过头顶深的泳池，差点淹死。虽然游泳技术娴熟的父亲也试着帮他克服恐惧，年青的海夫纳却执拗不听，有天父亲挫败又愤怒，打了他一顿。
父亲这样的情绪爆发十分少见，几乎令他欢喜，这个冷淡克己的男人平时很少对家人表露感情，多数时间都在芝加哥一家大公司里做会计。老海夫纳一周工作六天，有时要工作七天，他觉得能在大萧条期间有工作就是万幸，能当会计更是交了好运。休和小他三岁的弟弟基思，基本上完全由母亲格蕾丝抚养。母亲身材娇小，细声细语，礼貌周全。和丈夫一样，她19世纪末出生在内布拉斯加的农场，成长在虔诚的原教旨主义气氛中。在20世纪的芝加哥，她也想延续这种虔诚。
她的家里从来没人喝酒、抽烟、骂街、玩牌。周六她偶尔会带孩子们看场电影，但周日在海夫纳家一定是礼拜上帝的日子。男孩们要是在屋内觉得憋闷，可以去坐在后院里的工作台边上画画，或是用她给的彩色黏土捏东西。休·海夫纳对画画与雕塑驾轻就熟，这种活动在他眼里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他经常是一副对黏土人物着了迷的模样，倾注了别样亲密的感情，如果这会儿母亲从后门那边叫他，他也会听不见。
在学校他整天做白日梦、游手好闲，对课堂进度毫不在意，老师把告状的信件寄到他家里，弄得母亲难过又难堪。她自己结婚之前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当老师，而且虽然她确信休的智力没有缺陷，却被他那种无精打采的态度搞得手足无措。她第一次注意到他逃避外部世界，是他4岁患了乳突炎的时候，他从自己感染的耳朵里揪出药棉，全神贯注地捏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后来，他就完全沉迷于画些怪物、疯狂科学家、宇航员和调查局探员一类的东西；屋里电话响了，他好像也听不到，虽然听力完全正常。他坐家里的汽车会晕车。咬指甲。偶尔说话还结巴。在游泳池差点溺水的经历更让他深深退缩回自我之中。最后，母亲终于带他去了伊利诺伊州青少年研究所，请教儿童心理专家。经过一系列检查，他们总结说休的问题十分特殊。休·海夫纳是个天才，智商高达152。但是，医生补充说，他在情绪方面存在缺陷，就年龄来说社交能力很不成熟，他们还建议，海夫纳太太应该在家里多表现一些温暖、爱意和同情理解。
鉴于格蕾丝·海夫纳十分端庄持重，连儿子的嘴都没有吻过——后来她解释说是因为害怕传播细菌，医生的建议无疑是种挑战。但关于休智力超群的报告鼓舞了她，加上她是一个尽责的母亲，她的确在家里努力做到支持、理解儿子。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她的支持和理解演变成了对休·海夫纳卧室墙上裸体招贴画的容许。
招贴画的风格颇为独特，是阿尔韦托·巴尔加斯和乔治·佩蒂登在《时尚先生》上的作品。40年代《时尚先生》在芝加哥发行，是当时美国最为伤风败俗的男性读物。休·海夫纳去小学同学家里玩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它，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广告设计师，订了这本杂志。《时尚先生》里的所有内容都让年青的海夫纳兴奋不已——由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写的浪漫冒险小说、老爷车的照片、内涵深远微妙的漫画、风景名胜的游记，还有每月拉页上精美的彩色美女图画。
海夫纳用这类淫靡的东西装饰房间，母亲虽然不甚赞成，也是默许的，因为他的功课突然间好了起来，似乎也决心开始追求某种模糊的艺术目标，母亲不忍阻挠。他的绘画和卡通画以前都散落在家里，现在则登上了由他编辑的初级中学的报纸，以及他精心编纂、时时更新、图文并茂的大本私人日记里，每天他对同学们和自我的观察都记录在册。虽然海夫纳不擅长运动，面对女生十分害羞，作为记录者的他却和同学们保持着紧密的社交联系。
高中的前两年，他也这样顺其自然地度过了，后来他逐渐崭露头角，凸显自己的存在感，既观察，也参与。他参演班里的话剧和讽刺剧，也帮着写剧本。他当了学生会的主席，文学俱乐部的副主席。他为学校董事会做过广播，也想过将来做新闻主播或电影明星。他习得了娴熟的舞技，面对女孩也放松多了。他约会过的女孩里，最近有一个的照片登上了学校报纸，她刚刚被选为斯泰因梅茨高中的学生代表。虽然当选以前她对他并没多大吸引力，可当选这件事迅速影响了他，让她变得魅力十足——她现在象征着全体学生的渴望，成了崇拜的对象，他被她身上的光环吸引住了。他经常约她出门，一天晚上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他开始触碰她，手伸到她裙子下面，放在大腿之间。这是他高中时期最大胆的性举动，他将会铭记终生，虽然之后并没有做进一步的事情。
1944年他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成绩在212名学生里排前四分之一，还被同学们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第三名。他计划着上大学，不过因为被征召入伍推迟了。此时在亚洲和欧洲，“二战”正在进行，还有一年才会结束。他母亲知道自己要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只会无休无止地担心儿子的安全，便在芝加哥一家油漆公司的研发实验室里谋了个职位。虽然休也多少对当兵感到惶惶不安，倒是很高兴有了出远门的机会，此前他都没走出过芝加哥。不过就在入伍仪式两周之前，他遇到一个姑娘，突然让他想晩些再出征。
她是个浅棕肤色的美人，一双棕色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有风韵。她头发又长又直，剪着齐刘海，友好的举止也让他很快就放松下来。她叫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而且，虽然他俩在斯泰因梅茨的毕业班里是同学，以前却一点儿不熟，海夫纳对此惊讶不已，因为他特别喜爱这种浑然天成的美貌。好多次，他约她一起去派对跳舞，送她回家，抓紧没入伍的时间同她约会。
1944年夏天，他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接受基本训练，常常写信给她。他有时感到军旅生活的无聊，有时又为此惊骇不止。作为一个理想化的18岁青年，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性经验极其有限，甚至连自慰也没有过，休·海夫纳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军营里典型的粗俗与世故所包围。他虽然努力适应，却没有过度放纵。他也去士兵俱乐部里跳舞，但并不追求基地附近的女人。一闲下来，他就去看电影、画漫画和素描、给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写充满思虑的长信。虽然了解不深，但她已经深深存在于他的幻想与梦想的未来之中。
休假的时候他回家看她，她也没有让他失望。她在性爱方面严格遵守当时的社会道德，拒他于千里之外，这却增加了她身上的挑战性和神秘性。她笃信天主教，拒绝婚前性行为，作为刚上大学的年轻女孩子，她也怕被牵扯进复杂的问题，影响学习。虽然米尔德丽德有着美国女孩标准的无忧无虑的面孔，家里却愁苦、拥挤。她父亲在芝加哥做公交车司机，挣的工资勉强才能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虔诚的母亲也只能靠宗教信念苦苦支撑，觉得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惜并没有。所以米尔德丽德很早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相信要过得好也只能靠自己。她从不偷懒，在学校发愤学习，傍晚和周末还为了上大学打工存钱。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她晚上在图书馆工作，计划将来做老师。她没有加入女生联谊会，没时间约会。暑假也每天工作，毫不懈怠，海夫纳休假回来看她，她都不请假。他虽然不痛快、生闷气，暗地里却佩服她的勤勉精神。她有点像他母亲，多年以前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内布拉斯加农村的父母没有说一句鼓励的话，帮一点儿忙。
海夫纳自己的野心也一点儿不小。1946年退役之后，他也进了伊利诺伊大学，决心每学期都要尽可能选最多的课，夏季学期也要上满，这样他两年半就能读完四年的课程。他想要补偿那两年荒废的军旅时光，战争在大洋那一边打，他只是在美国各个基地之间转悠而已。他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成了一名大学生，20岁的他急切地想要重整旗鼓，定下人生目标，同时继续对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那近乎维多利亚式地追求。
目前为止他对她的了解，除了休假里有限的那一点儿相处时间，大部分都来自她写的信，信里的语气高度理想化，谨慎地表露出热情，鼓舞人心——这些信让他从军营的孤寂中解脱出来，也令他坚信，她就是自己心中那个浪漫形象的化身。
但现实比他的理想还要美好。1946年他与她在伊利诺伊的校园里重逢，每周末约会，每晚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碰面，与她牵着手慢慢地走在他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一个秋天。她的相貌、她的动作，全都令他赞叹、惊羡，周围的世界也让他兴奋不已：大学生活新鲜的自由，其他学生对他这个退伍老兵的另眼相看，还有潮水般汹涌的乐观与自信——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许多美国人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鼓舞。
作为每周末的娱乐活动，海夫纳在学校附近的机场学习特技飞行，一年之内他就考取了飞行执照，驾驶着双翼飞机在空中翻转、熄火、绕圈。他模仿弗兰基·连恩的风格，在学生舞蹈乐队里唱歌。他还创办了本大学幽默杂志，在心理学专业拿了很高的分数，而且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外貌也富有魅力。他的漫画和文章发表在《每日伊利诺伊》上。为了活跃思维，他还写了部话剧，讲科学发现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话剧的结尾，政府认为公众无法接受事实，警惕地压下了这个消息。
海夫纳写这段情节的时候，是个不可知论者，后来也一直如此，与他所受的卫理公会原教旨主义教育颇为背离。但他认为，自己拒绝继承家庭的传统，只是周围社会大环境变革的一部分。他在报上读到，企业家兼制片人霍华德·休斯发行了名叫《不法之徒》的电影，挑战了好莱坞的道德底线，片子里性感风骚的女演员简·拉塞尔和男人爬上了床。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虽说邮政部想将其作为淫秽读物清除出邮政系统，可它在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从此可以不受阻碍地散布、传播。最近发现盘尼西林可以治疗性病，顿时减轻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放荡生活的恐惧心理。而且《金赛男性报告》，这份基于12000多份采访得来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虽然有清教徒节制的姿态，但其公民私底下可谓相当好色。一半的已婚男性在结婚期间与其他女性睡过觉，金赛报告还声称，85%的男人在婚前已经有过性经历，90%的男人会自慰，另外还有一项震惊了许多读者的数据——37%的男性至少有一次曾通过同性间性行为获得过高潮。
等等如是的发现让金赛教授陷入了神职人员、政客和社论作家的唾骂声中，休·海夫纳读了这本书却大为震动，他在自己创办的大学杂志《矛》里评论这本书说：“这项研究揭露出有关性爱的道德与法律是多么欠缺理解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我们的道德假面、我们对性的伪善态度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挫败感、犯罪行为和不快乐。”
最后这句也适用于海夫纳自己，虽然他在大学的前两年成就不少，性爱上却一直受挫。22岁的他还没有过性经验。他一次又一次想要引诱米尔德丽德，但每次她都含着眼泪哀求他再等等。她不仅仅是由于宗教原因和害怕怀孕才这么想，还希望他们第一次做爱美妙绝伦，是在浪漫的环境里一次秘密的庆典，而不是和别的学生一样，是在借来的车里鬼祟匆忙的例行公事。
起先，海夫纳也同意她的观点，赞赏她的态度。她和他母亲一样，理想化得不同寻常，是个严肃、坚强、值得信赖的年轻女人，他希望结婚后能完全独占这女人。不过几个月过去了，海夫纳难以遏制性冲动和好奇心，于是周末约会时他们在他父亲的福特车里彼此爱抚，后来又变成了用嘴爱抚。一个周六晚上，他们坐灰狗巴士回学校，在黑暗的车厢里，两人的爱抚和亲吻变得愈加热烈，他催促她就在座位上用毯子挡着亲吻他的下体。虽然她对这种要求感到惊愕，但对毫无抵触和别扭就愿意答应的自己感到更加惊愕，她那一刻是多么渴望取悦他，要在一群绝无疑心的乘客背后做这种事，甚至觉得兴奋。当她在黑暗中低下头，把他的下体含在嘴里时，不仅感到了爱情，也感到了戏剧性的自我觉醒。
即使不再定期去参加弥撒，她也没觉得这是道德感消退的象征，反倒觉得对未来的丈夫增加了忠诚，从他身上，她现在学到了许多给予和索取快乐的艺术。她惊叹于海夫纳对性爱的广博知识和关切程度。他孜孜不倦地读着婚姻手册、情色小说、裸体杂志，以及有关性法律和性审查的书。从他嘴里她第一次听说“性敏感带”之类的词汇，也通过他的嘴经历了第一次性高潮。
芝加哥的一个下午，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他把她带进二楼的卧室，拉上了窗帘；他从柜子里拿出闪光灯和照相机，稍加哄骗之后，米尔德丽德缓缓地脱下衣服，裸体站在他面前。静静地，满心激动地，他开始拍照，她在床上的样子，靠墙站着的样子，以前那面墙上贴的全是性感招贴画。很快她就跟在公交车上一样，自然地回应起来，主动摆出姿势，和他一样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身体。不过她照样对自己居然愿意做这事惊讶不已，几个月以前，这对她是不可想象、骇人听闻的事情。
虽然她从未见过洗出来的照片，也不知道海夫纳拿照片干什么用，她还是继续对这些性爱片段怀有正面的情感，连仔细反思过之后也这么认为。她觉得既然已经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对这些事情就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后来她也是这样做好了准备，1948年春天考完最后一门试以后，她便去伊利诺伊州丹维尔的一家旅店里找海夫纳，当晚就与他做爱。
两人相信这是天作之合，准备尽快订婚。1948年夏天，海夫纳回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米尔德丽德则在该州西北部一所小高中里接受了第一份教职。由于两人都没有车，对工作和学习又十分专注，他们并没有每星期都见面。见面一般都在芝加哥，在这里他们的恋爱关系和将来的婚姻已经得到双方家长的承认和支持。虽然为了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海夫纳多少也在宗教观点上让了步：在米尔德丽德的要求下，海夫纳跟一位神父学习了宗教知识，也答应将来让孩子入教。这倒不是米尔德丽德宗教情感多深厚，而是因为她母亲。海夫纳一开始不愿意，因为觉得天主教是反对性自由和个人隐私权的专制力量。从前他给米尔德丽德写信时就总是表达这种观点，他质疑教皇的无过错地位，不同意教会在生育控制和流产方面的政策，谴责教会审查出版物的历史，从中世纪至今，数以千计的情色书籍、图片、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遭遇禁令。虽然准备婚礼时他对天主教的态度丝毫未变，但功课太忙，他完全无心把这事闹大；另外，他也清楚米尔德丽德内心早已脱离了宗教的控制，觉得结婚后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他全身心扑在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上——1949年2月要完成大学学业，6月与米尔德丽德结婚，然后要迅速成为成功的漫画家、作家和编辑。大学里他在这三项上都有天分，这让他增加了不少自信，也发现自己能吸引年轻女性，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一点。米尔德丽德毕业之后，他也一直忠实于她。虽说他曾经认为孤独终老是种富有诗意的活法，可现在他急切地盼着同米尔德丽德结婚，特别是1948年圣诞假期他们正式订婚之后，他从米尔德丽德那边感到了一丝犹豫，于是更加焦急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圣诞假期之后他们周末见面的时候，她有点忧心忡忡、紧张的样子，春天他们第一次亲密之后、她表露出的那种热情也没有了。他抱着教书给她带来了新的压力因此才会心烦意乱的希望，把自己轻微的烦躁压下去，给了她很多理解和耐心。两人独处时，他偶尔也想引导她进行深入的长谈，找到她烦恼的源头，可轻柔的试探什么也问不出，直接询问她又会全盘否认自己有麻烦。
芝加哥一个寒冷的周末，他开着父亲的车，把米尔德丽德从家里接出来，去市中心看电影。电影名叫《暴劫》，主演是洛丽泰·扬。这部片子里洛丽泰·扬演的是个漂亮却拘谨的大学女教师，一个男学生来找她，说自己迫切需要指导和建议，于是她答应和他出去吃个晚饭。这天晚上，男学生开车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试图引诱她，不成之后，又想要强奸她。但她摸到一个钢质的东西，拼命打了回去，安全之后，却发现学生已经死了。她吓得要死，慌忙从现场逃掉，跌跌撞撞地跑到公路边，搭上了一辆卡车。她强打精神，一点儿没透露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全回到家，第二天继续教课。为了避免被认出和死去的学生吃饭的女人就是自己，她开始改头换面，穿时髦的衣服，弄时髦的发型，很快她就变得富有魅力、令人心动，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接受犯罪调查的时候，连公路上载她的司机都认不出来，负责谋杀案的警官和死者的律师也都深深迷上了她。
但最后罪恶感促使她说出真相。电影放到这儿时，眼里一直含着泪水的米尔德丽德抽泣起来，让海夫纳送她回家。一上车，她哭得更厉害了，海夫纳搂住她，温柔地轻声询问，可她情绪愈发激动，近乎歇斯底里。
最后米尔德丽德还是控制住自己，从座位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泪水映着车里昏暗的光线。她坦白，她和任教学校里的一个老师有了肉体关系。
海夫纳难以置信。这事对他冲击之大到了不真实的程度，像是还在看刚才那部电影一样。他坐在方向盘后，觉得头晕目眩、遭人背弃、孤独刻骨。米尔德丽德突然变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再了解的爱人。她开始用颤抖的声音解释事情的经过。她最早认识那个男人，是一个周五晚上，她要乘火车去芝加哥，他主动提出送她去车站。他们聊得很开心。她说，她从芝加哥度周末回来以后，工作日晚上他们有时就和其他老师一起玩桥牌。一天傍晚，在他的车里，他探身过来吻她，她也立即吻了回去，他们不停亲吻着，直到做爱。
后来他们又这么做了许多次，她继续说着，她觉得现在自己配不上海夫纳，他绝没有义务和她结婚。虽然叙述这些事情时她懊悔、难堪，却也觉得卸下了重担，甚至感到了自由。但她看到了海夫纳的眼睛，看到他在哭泣。她靠过去抱住他，说自己十分爱他，同时也不停说着他应该选别人做妻子。
但海夫纳摇了摇头。不，他说，他只要她一人。即便不愿承认，他现在比从前更加想要占有她，其他追求者的竞争激发了警戒心。他求她不要再见那个男人；米尔德丽德满心困惑和负罪感，答应了他的请求。她想相信这次短暂的出轨并非自己的本性使然，也很感激海夫纳愿意继续筹备婚礼。
他们于1949年6月15日结婚，婚礼在芝加哥圣约翰·博斯克教区举行。米尔德丽德穿着白色婚纱，得体地微笑着。后来与海夫纳及家人的合影里，她也是这种笑容。他们戴着兰花、头发花白的母亲和一身深色西服、神情严肃的父亲，肩并肩站在教堂外，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勉强装出一家人的表情。
婚礼之后，海夫纳开着父亲的车，带米尔德丽德去了威斯康星州的黑泽尔赫斯特，在斯泰沙开的伯奇伍德乡间别墅度了短暂的蜜月。然后他们回到芝加哥，开始了共同生活，浪漫一去不返。
他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夫纳大学毕业后没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他关于漫画连载的种种想法遭到了报纸的冷遇，最后只得在一家卡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就职。后来他发现公司拒绝雇佣黑人，便出于义愤辞了职。当时人才市场上挤满了求职的退伍军人，海夫纳又不愿勉强做不喜欢的工作，宁愿待在家里创作新漫画。米尔德丽德要兼职好几份工作，比如在海夫纳就读过的芝加哥小学教书，以换取维持生计的钱。
为了省钱，他们住在海夫纳父母的房子里，想着这只是权宜之计，等休·海夫纳的漫画大卖了，或者事业有了起色，就能搬出去。可两年多过去，他们还住在那儿，芝加哥西北外围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小小的两层砖房，二楼老海夫纳房间边上的卧室里。房子建于1930年，休·海夫纳4岁时，花了1.3万美元，是他唯一的家。可现在，挤在这个家的小角落里，年轻时志向宏伟的梦想破灭了，同时妻子对他的性吸引也消失了不少。
不过米尔德丽德觉得这是自己的错。她不太想同他在家里做爱，因为床的声响很容易被隔壁的公公婆婆听到，她还觉得，自己和另一个男人的失态行为让海夫纳失去了浪漫的热情，也唤起了她童年时对性爱和快乐的罪恶感。享受了罪恶的性爱，她自嘲地给自己解释，现在要受到惩罚。惩罚就是毫无激情的婚姻生活，和公公婆婆住在幽闭狭小的房子里，丈夫整天在房间里画漫画，他从小如此，不过最近她注意到，他的作品有沦为下流的趋势。他为了自娱，画了“三明治与金发女”的色情版漫画。他往家买色情杂志，都懒得从她眼前藏起来，而从前他肯定是、现在也是要避开母亲的。
虽然婆婆礼貌周到、从不问东问西，但米尔德丽德这些年来仍绷着根弦，从没有和海夫纳的父母讨论过婚姻问题。他们住得很亲密，感情却很疏远。老海夫纳夫妇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一早各自去上班，晚上回来趁着儿子儿媳不用厨房的时候去做饭。这个家里极度地整洁有序、法度分明。米尔德丽德住在家里这些年，从没见过海夫纳的父母情绪失控，哪怕一瞬间也没有。她从没听见过他们喊叫、哭泣、争吵或气得跺脚；也没见过爱情的流露，进门时温柔地亲吻，轻柔地触碰，亲切的话语，全都没有。米尔德丽德倒不认为这是感情淡漠，而是极其抗拒表现感情。比起她感情外露、时常争吵的父母来，海夫纳夫妇便是节制、压抑、克己的杰出代表。
米尔德丽德不清楚这种氛围对海夫纳家的小儿子基思有多大影响，他已经去外地上大学了，可对她丈夫的影响是一清二楚的。休·海夫纳和父母一样，想要严格控制周围的环境，秩序井然他才最为舒心。从瑞典裔、虔敬派教徒的母亲那里，他继承了完美主义和道德规范；从德国裔、做会计师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一丝不苟与讲求实际。与父母不同的是，他会表达情绪。米尔德丽德感受过他的愤怒，见过他的眼泪。她认为他创作的色情漫画、买来的色情杂志，是他对成长环境的反抗，她同时也感到了结婚后他内心的烦恼之深，于是劝他离家一阵，暂时不考虑事业，回到曾经令他快乐的大学校园里，读个硕士学位。
1950年，他这么做了，去西北大学念社会学研究生。但他在那里唯一的成果就是美国有关性的法律的学期论文，他认为大部分有关性的法律应当废除，因为它们既过时，也难以施行。性行为十分私密，很难由政府监管，像当时很多州还有即使夫妻之间也禁止口交的法律。虽然海夫纳广泛的调查研究得了很高的分数，可他的结论教授并不十分支持。一学期以后，海夫纳焦躁不安，离开了校园，想要在外面的世界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他先是在芝加哥一家百货公司里写广告文案，然后又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第一份工作他主动辞职，第二份工作又被解雇。然后他进了《时尚先生》公司的推广部门，公司出版男性时尚杂志，还有口袋大小的高雅文摘月刊《花冠》。海夫纳迅速地想象着自己工作的地方充满创造气息，周围都是温文尔雅的编辑和漂亮姑娘。可工作之后，他发现办公室呆板沉闷，女同事土气又一本正经，男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完全找不到杂志彩色拉页里的那种活力。一天下午，海夫纳从口袋里拿出女演员卡门·米兰达的一张照片——她在舞池里旋转着，短裙高高飘起，没穿衬裤，他把这张照片拿给《花冠》的主编看，可他转过头去，毫不动容。
1951年，公司宣布要把《时尚先生》和《花冠》的推广部门搬到纽约，海夫纳加薪5美元的要求刚刚被拒绝，便辞职留在了芝加哥。他喜欢芝加哥，而且自我感觉也变好了一些，因为有家独立出版商要把他描绘芝加哥的绘画和卡通出版成书，发行5000册。虽然这本书并没赚来多少利润，媒体的评价却让海夫纳得到了本地人的注意。他预见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出一本铜版纸杂志，专门讲述芝加哥的城市生活。
在这段过渡期之后，海夫纳找到了一份每周80美元的工作，比《时尚先生》那边还多20美元，为芝加哥一个杂志大亨做推广经理。大亨名叫乔治·冯·罗森，是个精打细算、有远见的男人，他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求职失败，为几家音乐杂志做过营业主任，其中还有一本是迎合清教牧师口味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二战”之后决定起家做出版商，想在日渐兴旺的大众情色杂志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战争期间，纽约的出版商已经挣了一笔钱，比如罗伯特·哈里森主编的杂志——都叫《调情》《偷笑》《媚眼》或者《秀色可餐》一类的名字，对于美国内外孤独的服役士兵真是魅力不小。但哈里森自己就不能接受裸体，1952年还在自己的新书《机密》里面揭露了不少丑闻。他自己的性感杂志上只能登黑白照片，年轻女人穿着泳装、绸子睡衣和内衣，只比星期天《时报杂志》女式内衣广告稍微诱人一点儿——虽然讳莫如深，《时报杂志》也是全国主要的供读者私底下“打飞机”的杂志之一。
乔治·冯·罗森进入市场之前，其他提供自慰可能性的杂志包括刊登比基尼女明星的电影杂志，偶尔描绘落难时衣衫不整美女的冒险杂志，《阳光与健康》这样的裸体主义家庭杂志，还有发行量很大的《生活与服饰》：以十分诱人的方式，在呈现性唤起的照片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杂志。
30年代末期，《生活与服饰》将其刊载的争议照片定性为新闻图片：女演员海蒂·基斯勒裸身游泳、露出一边乳头，是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狂喜》中的剧照。这部电影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轰动一时。后来《狂喜》在各地或被禁止上映，或被审查剪辑；海蒂·基斯勒搬去好莱坞接拍其他电影时改头换面，把名字改成了海蒂·拉玛。
1941年《生活》刊登了可能是“二战”时期最著名的招贴画：丽塔·海华丝穿着带花边的缎子衬裙，跪在床上；姿势生硬，可是莫名地性感——人气无可匹敌，除了一张贝蒂·格拉布尔的工作室宣传照，拍的是她穿着贴身泳装的后背，据说后来丽塔的照片被贴在了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上。1943年《生活》上粲然微笑的金发模特吉莉·威廉姆斯的照片上，圆点泳衣的裆部微微陷了进去，据杂志社说，他们收到了10万多封“狂热的”读者来信，她也收到了好莱坞一些小角色的试镜。
虽然有些出版商认为美军回国之后，招贴画的热潮就会减退，乔治·冯·罗森却相信一丝一缕的幻想已经渗透了美国大兵的性意识；战后的几年，他发行了一系列杂志，强调了他心目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枪炮、胆识和姑娘。这时有关色情杂志的法律还不完善，还没有后来经宗教团体和邮政部高官煽动而成的长篇大论的立法，专门针对《阳光与健康》这种坚持在报刊亭售卖，也通过邮政系统每月寄送未修版裸照的杂志。邮政部号称全裸即淫秽，可支持《阳光与健康》的那些裸体主义组织成员，自认是异教徒而非色情作者，坚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他们精确描述裸体主义运动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在官方杂志里展示阴毛的权利。
非官方发行的裸体主义杂志也要求类似的权利，其中一本——《现代日光浴与保健》——就是由乔治·冯·罗森出版的。他遵守了不能出现阴毛的邮政系统规定，可几乎是独家刊登了年轻女性丰满身体上的乳房和乳头。有些模特还违背裸体主义的传统，摆出独自处于室内的姿势，与《阳光与健康》颂扬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家庭聚会相距甚远——这也令关于乔治·冯·罗森的流言显得有理有据，说他从合法途径拿不到好看的裸照时，不反对用脱衣舞女做模特。
一看就像脱衣舞女的女人频频出现在冯·罗森的《艺术摄影》杂志里。不过，似乎是为了对审查者保证杂志的立意高尚，裸体模特都像雕塑一般凝滞、暗哑，如同古典雕塑中大理石的裸体少女，她们面无表情，眼神单纯无害，与隐藏着邪念的相机镜头没有接触。
冯·罗森对待其他更加火爆的色情杂志可没有如此小心谨慎，因为他觉得只要模特穿上点类似于衣服的东西，她们就能更自由地做表情，例如对镜头眨眼啦，抛媚眼啦，扭动臀部，或者半张着嘴微笑。
他最成功的色情杂志在1951年创刊，不久休·海夫纳就加入其中。这本杂志叫《摩登男性》，它创刊号上的封面女郎是女星简·拉塞尔，她微笑着坐在围栏上，穿着边缘磨损的短裤、紧身运动衫和皮靴。虽然《摩登男性》采用窥淫狂式的拍照视角，冯·罗森倒不认为自己是个色情狂，他觉得自己是敬业的商人，给一个渴求漂亮女人照片的市场注入效率。这种效率很超然，和他将练习曲卖给学钢琴的学生、把《阐释者》与《布道文评论》卖给传道士没什么两样。在《摩登男性》中他首要面对的编辑问题不是男人想要看什么，而是想要读什么。同时他还得想法讨好审查员，在杂志的正文部分加入但愿能挽回社会价值观的东西，以求中和杂志中过多的乳房和臀部。
决意不在淫秽读物和政治异见的边缘走钢丝，《摩登男性》的正文内容中规中矩，和与性无关的户外男性杂志（例如《真相》和《大商船》）的内容非常类似。在它的创刊号中，有关于热爱登山运动的文章；有在演员达纳·安德鲁斯的小船上对他的采访，他提供了许多如何驾帆船的建议；有介绍时髦的定制车（例如捷豹1913）的栏目；有一个关于巴黎皮加勒广场的附图随笔；还有一个针对经典枪支收集者的购物指南。读者对这个购物指南的热烈反馈，加上对之后几篇写收集枪支和打猎的文章的反馈，最终促使冯·罗森又创办了另外一些只讲这些题目的杂志。在《摩登男性》中唯一谈得上创新的也许是冯·罗森决定既登载活泼可人的半裸美女，也登载严肃的全裸艺术模特。海夫纳后来在《花花公子》中也效仿了这种组合。
冯·罗森在《摩登男性》刊印的第一年花了数千美元来买安德烈·德迪耶奈什——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摄影师——的作品，以求展现最体面的裸体艺术摄影。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曾在30年代拍摄了一系列在杜乐丽花园、卢浮宫和其他大博物馆中展出的欧洲艺术和雕塑作品。战前《时尚先生》刊载了杜乐丽花园的很多古典裸体雕塑摄影，但在冯·罗森创办《摩登男性》时，《时尚先生》的编辑们已经逐渐取消了这种“小骚动”，尽管自1933年创刊以来这些就是杂志中重要的调味料。不只是因为《时尚先生》的编辑们觉得男性杂志在战后的美国马上就会过时——很多老兵已经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接受了高等教育，也因为杂志社已经厌倦了在法庭上为自己的风流形象辩护。尽管它赢得了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杰出的天主教徒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提出的淫秽案起诉，打官司却是既费钱又费时，从1942年一直持续到1946年。
此前，《时尚先生》的管理层就已经受到过教会成员的威胁。在其下属的另一本杂志《肯》中曾刊载了一篇贬损天主教会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将军的文章。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这篇文章一付印，教廷就鼓励神父们在礼拜日布道时抨击《时尚先生》的出版物。不久，大范围的抵制活动就在销售《时尚先生》《皇冠》，尤其是《肯》的报刊亭展开，加速了《肯》的早早停刊。所以1951年时，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的裸体照就刊载在了《摩登男士》而非《时尚先生》上，此时美国最大胆的出版商毫无疑问是乔治·冯·罗森，直到海夫纳在1953年后以《花花公子》超越了他。
从某些方面看，海夫纳和冯·罗森非常相像。都是在中西部的清教徒式的家庭里长大，父亲都是有日耳曼——美国血统的会计；两人都井井有条、野心蓬勃、沉迷自我。冯·罗森比海夫纳大11岁，精瘦活跃，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健壮整洁的仪表看起来像一位海军司令官，他也确实像管理一支舰队一样掌控着自己的杂志。他要求下属们绝对守时，办公隔间里要绝对整洁，要以正式礼节对待他。公司里的气氛几乎是死气沉沉的，他雇佣的那些来自中西部的保守男女职员对裸体照、排版等感情上都是漠然的——冯·罗森自己就是这样，这点休·海夫纳就很不一样。对冯·罗森来说，杂志仅仅是一种高效、有利可图的商业运作；对海夫纳来说，杂志是他个人的热情。
假如冯·罗森没怎么看出来这种区别的话，原因大概是他们共事时他并不了解海夫纳，而就他了解的那点儿来看海夫纳只是等闲之辈。他觉得海夫纳的漫画非常平庸，于是一张也没有在杂志中发表，而有天海夫纳拿着个包裹进办公室说这是一部非常棒的色情电影时，他还多少有点儿震惊。海夫纳亲切地提议为员工放这部电影，冯·罗森断然拒绝了，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想看这样的电影，也对海夫纳竟然在上班时间提议放这种电影感到恼火。尽管海夫纳在营销部干得还不错，但他给人一种不安于一个职位、总有很多公司外的兴趣和冒险的印象。这种态度不招乔治·冯·罗森的喜欢。要是冯·罗森完全知道海夫纳是如何全神贯注于他的“兴趣”的话，他会感到迷惑多过烦扰，大概也会确信海夫纳在性方面确实有点儿古怪。
在这段时间米尔德丽德·海夫纳怀孕了，他们也终于搬出了父母的房子，住进了芝加哥海德公园社区中一栋迷人的公寓。但是海夫纳对婚姻生活仍旧不满，与一个护士发生了婚外情，他不久之后就会和她拍一部性爱影片。这部影片在海夫纳一个男同事的公寓里完成，他把它当作个人的一次历险，完全是为了乐趣和体验拍的，没幻想着将来自己会成为专业电影制作人，甚至是色情电影制作人。但是，他倒是知道自己未来的职业肯定和性有关，因为性越来越占据他的头脑。他拓展自己的好奇心，对别人的性生活几乎和对自己的一样兴致盎然。他继续读了很多关于性法案和性审查的书，古代的社会习俗与仪式，还有国王、教宗，以及像加尔文这样的神权领袖是如何宣称某些给人快感的个人行为是被禁止且会受到惩罚的，以此达到控制大众的目的。他读了很多经典的小说，例如薄伽丘和亨利·米勒的——很多退伍老兵在“二战”期间找到这些书，把它们偷运回了美国。海夫纳在艺术书中研究大师们如何再现裸体画，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安格尔、雷诺阿、鲁本斯、马奈、库尔贝，以及很多其他人经常画出裸露的性器、公然袒露的乳房，眼睛更直接地看着观赏者，比冯·罗森在他的摄影艺术杂志里允许印出的更甚。冯·罗森的杂志里是否出现过这么挑逗的形象令人怀疑：比如马奈1865年画的几乎是淫荡的年轻裸女；库尔贝画的两个肉感十足的裸女相拥而卧；或者戈雅的《裸体的马哈》，斜倚在枕头上，双手扣在脑后，她的眼睛紧盯着观赏者，阴毛裸露。
当然这些作品和男性杂志里图片的不同之处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艺术。但是什么被提升为艺术，什么被贬低为淫秽，在不同时代总是根据受众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大博物馆里悬挂的裸体艺术是专为委托画家作画的贵族和上流阶层创作的，但杂志里的照片是为街上的一般人印刷的，他们的博物馆就是街角的报刊亭。
就是针对后者，审查者们希望能够保护一般人免受淫猥的侵害，当然也为了控制他们。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针对出版商卢·罗森的有罪判决，他的期刊《百老汇》中的女性照片被定义为“淫秽低俗”。这是在“考姆斯托克法案”下的第一个联邦判决，此法案得名于美国历史中最可畏的审查官安东尼·考姆斯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