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印象
我还清楚地记得与崔健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是十多年前，他的《一无所有》刚刚开始被年轻人传唱，在我也是结识不久的梁和平家里，中央乐团的一间小小的宿舍。我先到达，他进门后，把与他同来的刘元向我作了介绍，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两伙伴年轻得还近乎是孩子。第一眼的印象是朴实，有些腼腆，话语不多。我也是话语不多的人，只问了一个有关写歌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文化不高，写词比较费劲。后来，当我一再惊讶于他的歌词的异常表达力之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说的这话。他还告诉我，他不喜欢读书，却喜欢读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他的搞摇滚的朋友们也都喜欢。那天有一个摄影家在座，表示要给他照相，做国外一家刊物的封面，他谢绝了，说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劳。摄影家强调，他应该意识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着时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宁可轻松些，按自己的心愿唱。”寥寥几句，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天夜晚，他弹着吉他，低吟浅唱了几支歌，脸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样快乐，像农夫那样淳朴，这些歌日后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中的名曲。
在那以后，我作为一个观众出席过1989年3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也在私人场合见过几次面，印象一直很好，感觉到他是一个内心非常严肃的人。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过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选这样一个人来做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幸运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质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辉煌之后的寂寞。
三年前，我们合作出版了《自由风格》一书。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么想到要和崔健做这个对话的。这当然有我一贯对崔健的欣赏为基础，不过，写书的想法则产生于一次餐桌闲聊。1999年一个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刘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当时，刘雨田正在筹备横穿克拉玛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谈话就很自然地围绕着他的这次探险旅行。他喝多了一点，反复说，在告别生命之前能够与崔健和我在一起，够了。他说，崔健给他生命的冲动，我给他放心和祥和。我觉得他的醉言很可爱，但不赞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头，责问他：“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眼睛盯着你，媒体盯着你？你是为了他们去探险的吗？”崔健则精辟地指出：“没有一个厌世的人会去探险。”刘谈到为民族争光，我又表示异议，说：“这与民族有什么关系？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个人面对上帝的事情。”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起来：“从下面往上看，我们觉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来，从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觉得，谁真正理解我，谁就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管他是什么民族的。”餐桌上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但这些片言只语使我感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头脑里有思想的宝藏，便建议他写东西，我乐意做一回他的秘书。
当我们坐下来为写书进行一系列交谈时，崔健已不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而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人了。他朴实依旧，多了一些沧桑感。然而，他依然是富有激情和活力的。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一旦谈论起感兴趣的话题，便江河滔滔，精彩纷呈。我自己从这次合作中获得了极大教益，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面对一个人生道路和事业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的优秀者，聆听他对生活的认识。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