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据报道，在过去十年，中国城市以年均10％的速度扩张，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了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了5.4亿。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可阻挡也无可指责。但是，中国城市化现行模式的弊端十分明显，已经引起广泛议论。如何使城市化按照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是摆在决策者和有关专家面前的严峻课题。
中国人似乎很习惯于大跃进的思维模式。一说大学现代化，就纷纷喊出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搞大校区、大编制、大资金、大项目，以为这就是一流。一说城市化，就拼命拔高城市定位，中国的城市包括小城市在内共661个，居然有一百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所谓国际化，也是在“大”字上做文章，无节制地扩大市区面积和人口，搞大广场、大马路、大CBD、大豪华楼等等。
一面是贪大求新，另一面就是盲目对老城区进行成片改造，城市的风貌遭到了灭绝性破坏。走遍中国的城市，到处是巨大的工地，到处标着“拆”字。在拆的热潮中，许多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及建筑群永远消失了，无数体现各地传统生活方式和建筑特色的民居也永远消失了。
消灭了城市的传统个性，取而代之的新建街区和建筑又毫无新的个性，结果便是城市的雷同化，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无论到哪一座城市，除了不得不保留的若干重点文物建筑之外，你很难再找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而那少数文物建筑也成了高楼密林包围中的孤零零的存在。你想逛一逛本地风味的老街，对不起，没有了，它已被中央大道和豪华商场取代。你想看一看先人建造的城墙，对不起，也没有了，它已被环城公路和立交桥取代。所谓的标志性建筑或者与城市的传统毫无联系，或者只是仓促建成的假古董，不但不能显示城市的特色，相反证明了城市的无名。事实上，当你徘徊在某一个城市的街头时，如果单凭眼前的景观，你的确无法判断自己究竟身在哪一个城市。
多年前，我曾如此写道：“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个性，它们源于这个城市的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样的城市无论多么繁华，对于它的客人都丧失了学习和欣赏的价值，对于它的主人也丧失了家的意义。其实，在一个失去了记忆的城市里，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居民都只是无家可归的外乡人而已。”这是我的真切感受，我相信也是今天许多城市居民的同感。
现在的城市建设是逐级模仿，中小城市模仿大城市，省会模仿首都。大城市模仿谁？据说是模仿西方。然而，往往是舍其精华、取其糟粕式的模仿。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亲眼看到，那里许多城市是多么珍视本地的文化传统，在更新城市建筑的同时，把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几近于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在新老建筑之间，在街区和街区之间，在城市和自然环境之间，十分讲究和谐，讲究风格的协调和自然过渡。诚如美国建筑师Kohn所言：建筑应当就像是从它所在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一样。这种对传统的热爱，对和谐的追求，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东西，却遭到了最严重的忽视。街区规划的杂乱无章，建筑形态的抵牾冲突，是比比皆是的现象。许多建筑平庸而丑陋，常常是把西方古代、现代、后现代的表面样式和局部细节取一点儿过来，作为点缀，或者与中国古代样式拼接起来，弄得不伦不类。有人打比方说，结果产生的不是漂亮的混血儿，而像是黄种人染了金发和做了鼻子整容手术。凡此种种，反映出的是文化内涵的贫乏和混乱。
在城市建设方面，我们早已有极其沉痛的教训。众所周知，建国之初，梁思成就力主把“北平城全部”作为全国重要建筑文物加以保护，提出保护明清古城、在郊区另建新市区的方案，终因敌不过无比强大的长官意志而失败。在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的规划支配下，北京的城楼和城墙先后被拆除，旧城风貌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过，不幸之中的万幸，当时尚无财力改造民居，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保留下来了，旧城整体性极强的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住了。令人心痛的是，在这些年的城建开发热潮中，大部分胡同和四合院终于未能逃过劫难，旧城风貌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我们并非没有听到清醒的声音，吴良镛院士多年来一直为抢救旧城残存风貌大声疾呼。他曾经愤懑地写道：“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转引自王军《城记》，三联书店2003年10月）观点不可说不鲜明，言辞不可说不尖锐，但是，就像五十多年前的梁思成一样，他的呼吁也未被听取。
为什么未被听取？因为仍是长官意志决定着城市面貌，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最近的谈话中称之为长官意志造成的“权力审美”。地方最高长官拥有制定和修改规划的绝对权力，规划师、建筑师处于必须服从的地位。为了显示政绩，长官们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旧貌换新颜。在许多地方，“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已成惯例。问题在于，“形象工程”确实被视为政绩，往往使主事者得到晋升。因此，要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仍绕不开体制的变革。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将给子孙留下什么？我们是否消灭了该留下的东西，又制造了不该留下的东西？我们把祖宗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宝贵遗产糟蹋掉了，把大自然赠与的肥沃田野鲸吞掉了，盖上了大批今后不得不拆的建筑，它们岂不将成为子孙的莫大难题，一份几乎无法偿还的账单？建设的错误是难以弥补的，但愿我们不要成为挨好几代子孙骂的一代人。
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