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10月24日报道，在该报委托下，锐智阳光咨询公司对北京大学等六所北京高校的183名博士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九成以上博士生在读博期间被学校要求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六成以上博士生要为发表论文交纳发表费。
事实上，不管各高校的规定在细节上有何差异，把发表论文作为衡量研究生学业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这是共同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又是学校考核教师的通行标准的延伸，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教师和研究人员同样被要求在一定时段内有一定的发表量，以此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
用发表数量来衡量学业成绩和学术成就，其荒谬性显而易见。已有论者指出，只要稍做计算便可知，如果全国的研究生都按规定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现有的学术期刊即使拿出全部版面也远远供不应求，何况它们主要刊登的是学者的论文。于是，为了学业通过，多数研究生不得不花钱让期刊扩增版面以满足其需要。同样，学者花钱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的情况也十分普遍，比学生幸运的是，他们所花的往往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国家的钱，可以用课题经费、出版补贴来支付这笔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期刊上充斥着花钱发表的、专为学业通过和职称评定而写的所谓论文，出版社制作了大量花钱出版的、专为职称评定而写的所谓专著，其中许多质量低下，永远无人阅读，又有什么奇怪呢？如此劳民伤财地生产出许多学术垃圾，其价值仅是维持现有学业和学术评价机制的运转，岂非一件荒谬的事？
荒谬性不止于此。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做法中隐含着一种奇怪的逻辑，就是把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当成了评判学业和学术水准的权威。一篇论文能否发表，一本书能否出版，决定权当然在期刊和出版社。且不说经济利益、私人关系等因素会发生作用，即使编辑是公正的，他们在总体上是否有这个评判的能力？本来事情应该是，学生的水准由相关的教授来评判，学者的水准由相关的同行来评判，然后，在尊重和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出版单位选择高水平的论著予以发表。现在事情颠倒了过来，出版单位接受与否成了评判水准的主要指标，而专家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能默认，因为他们敌不过支持这种做法的体制。有一些大学甚至设立奖金制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奖以数千元至一万元的奖金。大学本应是学术的权威机构，竟在学术问题上如此谦卑地仰视出版机构，真是天下奇闻。
前不久，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因为不能忍受学校对发表论文的要求，在网上贴出退学申请，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对他的举动持完全同情和理解的立场。现行学业评判机制迫使学生疲于应付考试和写论文，这种做法对于年轻的心智是一种压抑甚至摧残，而禀赋优秀的学生对此的感觉必定格外强烈。在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和发展独立研究的能力，能够怀着浓厚的兴趣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可以写论文，但也可以不写。写了论文当然可以发表，但也可以不发表。探索的成果体现在博士论文中，而博士论文是否能发表，仍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总之，自始至终要把发表放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上，不让发表的考虑干扰探索的过程。对于一个正在潜心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的人来说，花费精力去写那些必须立即发表的论文，乃是一种可怕的耽误。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后，不肯留校做研究，也不读研究生，而是在专利局找了一份实际工作。他解释其理由是：“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他在专利局一干就是七八年，在业余时间埋头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为此感到极大的幸福，因为这正是他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毫无疑问，如果爱因斯坦在我们的大学里读研究生，他一定也会退学。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发表不能成为标准，我们该用什么来衡量一个研究生的学绩呢？我的看法是，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尺度，只能根据他的整体情况包括学位论文所体现的思想学术价值进行考察，着重看他的独立研究的能力和贡献。谁来考察？当然是他的老师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如果他的老师缺乏这个水平，或者偏袒他，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荒唐的，或者，如果它是有道理的，则说明我们面临的现状是荒唐的。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对自己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并且能够给予符合实际的评价，否则就不配当老师。因此，关键在于老师的才和德，老师自身必须拥有真才实学和高尚人品。怀特海指出，拥有一支充满想象力地探索知识的教师队伍，使学生在知识和智力发展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有了这样的教师队伍，学生的学业就有了合格的指导者和权威的评判者。没有这样的教师队伍，无论采取什么别的办法都不能达到培养大批优秀人才的目标。
那么，我们的大学里拥有这样的教师队伍了吗？情况恐怕不容乐观。问题在于，在教师中发生着作用的是同样的机制，即用各种量化指标衡量教师的优劣、决定地位的高下。这里我暂且不去说更糟糕的权力腐败的因素。在这种体制下，教师素质的平庸化是一般趋势，还有多少人能够充满想象力地去探索知识，并且以此影响学生？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又不得不回到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必须改变现行教育体制，实行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大学的校长应该是知人善任的教育家，其使命是招才纳贤，组织起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为他们提供自由的环境，使他们拥有治学和影响学生的充分权力。校长是真正懂教育的，教授是真正优秀而且有权威的，如今行政化体制下的这一套量化管理办法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了。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