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近日在乌鲁木齐发表谈话，断言中国大学的教育非常成功。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一片反对声。有趣的是，以杨先生的巨大名望，也几乎无一人真正为他辩护，至多只是以他说的是“客气话”替他解嘲。我把这看做民意的一个可靠检测，表明国人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普遍和不可调和的地步。
杨先生赞美中国大学教育的理论依据是他对大学责任的看法。虽然他宣称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但我不认为全世界在如此复杂的价值观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因此宁可视为他的个人看法。他把大学的责任归结为三项，即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和为社会服务。我想稍微做一点儿分析。
杨先生说，他先后在美国和中国为大一学生上物理课，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努力，比如三角方程式能够脱口而出。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根据这个“亲身体会”，他断言：“中国对学生的中学时代基础教育是成功的”，又进而断言：“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杨先生显然是在赞美中国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当然有其效用，即知识的灌输量大，知识的短时记忆牢固，可是，据此怎么能证明基础教育的成功呢？应试教育所牺牲掉的那些因素，比如好奇心的保护和培养、享受智性快乐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应是基础教育更重要的方面，都被杨先生忽略掉了。因此，即使把“教育年轻人”这个角度局限于智育，杨先生对智育的理解也有舍本求末之嫌。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来说，其科学研究水平与基础教育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基础教育的缺陷必然会在科学研究中反映出来。智育的目标定位于特定知识还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内在的自由、怀特海所说的在知识面前拥有自由的能力，结果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实赖于对于人的智力品质的尊重，对于超越于功利的纯粹智力活动的热爱。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的差距悬殊，杨先生无法否认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由于他回避从文化传统上寻找根源，便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了。
关于大学为社会服务这个责任，杨先生笼统地断言：“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这一点不容置疑。”恰恰这一点遭到了最多的质疑，质疑集中在中国大学教育的不公平性上，尤其是学费猛涨导致的对于贫困阶层的歧视，这种歧视每天都在制造悲剧。我还想从另一角度提出质疑：与社会的尺度相比，教育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大学诚然要为社会输送人才，问题在于输送怎样的人才。杜威有一个著名论点：教育即生长，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这就是说，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应是受教育者天性和能力的健康生长。事实上，倘若坚持这个标准，大学就能为社会输送本质上真正优秀的人才，无疑是为社会提供了最好的服务。相反，如果用急功近利的近视眼光看待为社会服务，结果就会像今天这样，把大学办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场。
其实，上面所说的道理皆是常识，杨振宁先生长期受西方文明熏陶并做出了巨大成就，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因此，我宁可把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赞美看做一时失言。他的失言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的现状，未必不是好事。我的感觉是，他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人文精神是大学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人文精神的大学是最不负责任的大学，因而不再是真正的大学。
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