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战争
博塞蒂：我想，我们应该用如下的观点开始这次访谈：在你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曾经完整呈现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的核心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在你1945年的巨著中，清楚了解了你的思想体系，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必须要强烈抨击从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以降的“假先知”（false prophets）？
波普尔：这个问题得回溯到好久以前，1919年7月吧，那时我还没满17岁。当然啦，距离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那本书里形成的观点，还有好大一段距离。但是，在1919年7月，17岁生日过后没有几天，我决定从批判的角度，重新衡量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没过多久，1920年2月，影响我一生的看法，其实已经隐隐成形。你看嘛，这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敢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当时的事情了。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刚刚结束而已。
博塞蒂：你对战争的态度为何？
波普尔：我自幼就是和平主义者，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打。我的父母也主张和平。我父亲在他的图书馆中收藏了很多和平主义者的作品，他个人强烈反对奥地利的军国主义。战争一爆发，我只觉得害怕，而且发现我身边的许多人——我家的朋友，诸如此类的熟人——态度突然有了180度的大逆转，变得支持起战争来。1914年7月底，我的父亲从维也纳寄了一封信给我，信里面说，他没法来跟我们会合了，因为很不幸的（他在信里就是这么说，“很不幸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这封信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写好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战争就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开打。他在几个小时前，就预知战争终将难免。没过多久，我返回维也纳，发现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支持战争。
博塞蒂：你受到当时气氛的影响吗？
波普尔：我当然也不能完全免疫，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我只希望欧陆能尽快恢复和平，当然啦，我是认为同盟国（Central Power）[1]终究会获胜的。同时，我也独排众议，认为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
博塞蒂：你是否还清楚记得，当时究竟对战争保持着怎样的看法？
波普尔：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写了一首诗，现在还记得几句，题目叫“庆和平”（“The Celebration of the Peace”）。我在诗里面希望敌人全部回家，我们终获和平；但是，诗里面不敢说和平就是胜利，也没有类似的大话。我还记得那首诗是在1914年10月前后写的，不过到了新年，我就发现我们取得的胜利，根本不能击溃敌人，让他们回家——诗里面其实就暗藏了这层意思。没过多久，我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战分子，不再认为会有战胜敌人凯旋这种事了。
博塞蒂：什么原因让你变成一个激进的反战分子？
波普尔：我记不清楚是1915年还是1916年，我与父亲长谈良久，讨论未来的局势。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正义的一方，终将获胜——这当然是很天真的看法。不过，早在1915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之后，我就觉得德国不遵守条约，同盟国不是正义的一方，迟早要尝到失败的苦果。
博塞蒂：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些，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十月革命”的理念？
波普尔：大概是苏俄与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商讨和约的时候。[2]我那时候大概15岁，对于俄国人在那里发表的演说，印象格外深刻。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当然是首席发言人。奇怪的是：当时几场重要的演说词提要，竟然可以在奥地利印行（好像是德文的，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共产主义。我有一个俄国朋友，1905年革命的时候是学生领袖；他就警告我说，共产党人为了党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那时对这番话有点儿怀疑，就是因为我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演说深信不疑的缘故。
博塞蒂：共产主义吸引你的地方，是不是演讲中提到的和平以及痛斥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态度？
波普尔：我那时已经面对一个日后深深吸引我的核心课题：共产主义，好还是不好？
博塞蒂：你就因此成为共产党员了。
波普尔：1919年，大战结束后没多久，我跑到共产党的办事处，对他们说，我可以替他们跑腿。那儿除了一群领导人之外，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的三个孩子也在那里——格哈特（Gerhardt）、汉斯（Hans）、费绿蒂［Frirri，埃尔弗丽德（Elfriede）的简称］。费绿蒂那时好像已经离婚了，但依旧冠夫姓弗里德伦德尔（Friedländer）。格哈特日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驱逐出境。他的弟弟汉斯是民主德国赫赫有名的音乐家。费绿蒂·弗里德伦德尔则化名露丝·费雪（Ruth Fischer），是德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博塞蒂：在你的自传中，好像没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只概括称呼他们为“共产党朋友”，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他们的名字交代得那么清楚？
波普尔：我跟他们相处的那段日子，其实很有意思。他们对我很好，甚至于有点儿宠我。起初，我也信赖他们。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只要莫斯科来一通电报，他们的态度就可以有180度的转变；前一天才说过的话，到第二天可以整个倒过来。对人的态度也是这样。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坚决支持莫斯科，不容一丝一毫的动摇。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对共产主义就产生了信心危机。
博塞蒂：据我了解，艾斯勒兄弟都有点儿知识分子的坚执。所以，他们善变的行为，迫使你绕开个性上的缺点，直接归因于幽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你思考的终点，那么，当时就是你怀疑的起点吗？也许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解释一下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波普尔：没错，你说得对。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我在这里先不区分两者的差别）终究会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态出现。只要研读历史和经济学，就会明白这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进程。这番道理是可以证实的。共产主义终将降临。
资本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社会形态；它必须终结，要被共产主义推翻。
共产革命一定会发生，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就会享受完美的生活，拥有崭新的社会：人人互信互爱，世上永远没有战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主要诉求。所以，我把这种主义称作“陷阱”“捕鼠器”，而我就是那只老鼠。
博塞蒂：在你的自传中，你说你终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要”。“包括了，”你是这么写的，“历史预言和一个隐隐约约的道德律（moral law）：携手共创历史的必然！”[3]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你所谓的“陷阱”？
波普尔：共产主义预言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它的哲学基础来自于所谓的历史法则。很明显，这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我这种痛恨战争与暴力的人，更是责无旁贷，应该加入共产党，早日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而且不管发生怎样的周折，共产主义都是终将实现的。如果你意图抵抗，那么你就是罪犯。因为你抗拒一个终将实现的梦想，你就会成为帮凶，让共产主义在创建过程中，无法摆脱自己所憎恶的暴力和死亡。
共产主义终将诞生，共产主义社会终将稳固。他们只希望在这过程中，抵抗越少越好，牺牲越少越好。
所以，只要大家明白，社会主义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历史演进铁律，就会自然而然投入革命的行列，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会做一大堆怪事的缘故。他们再怎么颠三倒四、自我矛盾，都可以找到解释：创建共产主义政权，是历史的核心重点；他们的行为、选择，都要以这个目标为依归。大家心里都清楚，就算是领导者，难免也会犯错，但这都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共产党员的奋斗重点，是终将实现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谓的捕鼠陷阱，而我当时就掉到陷阱里去了。
博塞蒂：也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你的心思就改变了。除了你的共产党朋友言行游移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
波普尔：好几件事情，我都觉得蹊跷。
在维也纳，几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警政大楼；共产党决定号召示威人群，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参加游行的多半是年轻人。警察开枪了，6名年轻的示威群众死亡。我目睹了全过程：我在现场。于是，我开始想，那些共产党领袖是故意把情势说成那么坏的，其实不然；但是，把情况说得糟一点儿，群众的情绪才会激动，这是革命、大革命必备的要素之一。看到悲剧发生，他们不会后悔；可是，我觉得那6个年轻人的死，我应该负一些责任。
博塞蒂：不管是在你的自传中，或是在刚才有关你个人早年经历的描述里，有一件事情你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你说，你之所以与共产党逐渐疏离，是因为6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维也纳警方射杀。但是，在这起悲剧中，共产党员是被害者，不是开枪杀人的人，而你却因为这样的理由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波普尔：我觉得我有些责任。我觉得牺牲自己、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这没问题；但是，我们是在鼓动别人置身险地，甚至被人枪杀，我们没有这种权力。政党领袖也没有权力叫别人牺牲，叫别人冒生命危险。这些年轻的示威者是工人，他们相信我们对情势的判断，相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们是学生，读得懂很厚的书，自认有权利告诉群众怎么做：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共产主义终究会实现，我们应该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负责任之后，我扪心自问，事情真的是我们说得那样吗？我怎么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是真的呢？
马克思思想我弄明白了，我可以跟你们保证，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的，他的理论没错。共产主义终将实现，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只要共产主义革命成功，我们就会拥有美好的社会！
博塞蒂：接下来，你怎么做呢？
波普尔：我决定把马克思的著作彻底读一遍，我以前没有痛下决心。我引用过他的说法，我也必须要引用他的说法，但那都是很肤浅的知识。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弄明白他的理论到底有没有根据。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等国所组成的盟国组织。——译者注
[2]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俄政府上台之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同盟国单独谋和，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割让大片领土。——译者注
[3] K. Popper,Unended Quest,London:Routledge,1992,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