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介绍和研究尼采，自王国维始，已经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了。事实上，中国的进步思想界，对于尼采的思想，一开始就有着较为公允的评价。最显著的例子是鲁迅和茅盾。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7）中赞扬尼采“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尊个性而张精神”，以反对十九世纪文明“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的通弊，可谓得尼采思想之精华。人们常说鲁迅后期与尼采思想彻底决裂，此见大可商榷，其实鲁迅对于尼采思想中的积极面始终是肯定的。茅盾在《尼采的学说》（1920）中着重分析了尼采的道德论和超人说，认为“多少含有几分真理”，“尼采的学说，诚然是驳杂不醇，有些地方很危险；然尼采仍不失为大哲人。”对尼采的评价较为冷静而客观，却不失其公正。在翻译方面，解放前已有梵澄、高寒等人译出尼采的多种著作。遗憾的是，介绍和研究尼采的工作后来中断了很久。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全面检讨尼采思想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尼采思想，当是我们的责任。
本书不敢自命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它充其量不过是阅读尼采著作的札记和感想的汇集。由于长期以来全盘否定尼采的意见在我国学术界占据着支配地位，所以本书更多地论述尼采思想中的积极面，意在纠偏。尼采思想包含着复杂的矛盾，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理应作正反两面的分析和正本清源的探讨，这一工作只能留待来日了。
本书脱稿后曾请我的导师汝信同志过目，他认真阅读了全部稿子，并且在原稿上作了二十几条批语，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的意见，包括三类：一是指出我对尼采的某些评价偏高、欠当；二是指出若干事实上的出入；三是提出某些学术上的异议。根据他的意见，我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所作修改不能尽如人意。深入研究和重新估价尼采思想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非一年半载所能完成。我愿在我的导师指导之下，详细占有材料，潜心研究，争取在这项严肃的工作中真正取得发言权。
最后我要提一句，本书是在我的朋友方鸣催促下写的，若没有他的一番热心，恐怕在很长时间内我还不会动笔。在这本书里也凝聚了他的心血。
周国平
1985年5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