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便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其中，作为新文体和新文学的负载工具的现代汉语（白话书面文字）在输入外来概念、语汇时，所采取的是意译而非音译的方式，便是一例。这是其他语言文字中所非常罕见的现象，在使巨大的汉民族容受外来文化上所起的积极功能，颇值注意。有如一位论者所指出：
当一种异体文化进入到本体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震荡、排异的反应。排异愈激烈，进入的过程往往愈痛苦，而使本体文化留下大而深的创口。意译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大大缓和这个矛盾：一方面它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采取了顺应的态度，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语言的存在、符号的存在，以至文化的存在，就是为了交往；同时，它又以本体语言——文化的材料对来自异体文化的进入物进行改造。或者说，把那种有可能引起的震荡引导到本体文化——语言的深处，释放它，消解它。这样，本体语言——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1]
（这）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及社会行为规范——汉语词汇库中原有的材料提升起来，作为这些外来者的形式—符号能指；让它们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汉语的能指出现，流通于中国社会—汉语人群中。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汉语既接受了大量外来文化成分—外来语汇，增强了自身的生命力；同时又减少了两种文化—语言之间因形式—能指的不同而可能产生的冲突。[2]
“所指”是所输入的西方现代文化，“能指”是改变了的传统的汉字、汉语。“能指”是形式、工具、“用”，与深层心理结构直接相关。“所指”是内容、目的、“体”，是表层文化结构（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经济体制）的输入。[3]意译承续了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或思想定势，充分实现了汉字的理解性特征，免去了可能发生的情感抵触。这既不是“保存国粹”，又不是“废除汉字”，而恰好是一种对情理深层结构的适应与创造。不是过分西化，不是鲁迅的“硬译”，也不是林纾的古文，不是传统章回体，看来也未必是当今流行的各种佶屈聱牙、晦涩难通的文体，才能促进表、深层结构的改换。近代成功的新文体常常是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是合为一体的。
哲学家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现时代的本体存在通过这语言寓所而呈现。但我以为存在毕竟不止寓所于语言，存在所居住的心理寓所更为重要和根本。在走向现代化所必须进行的转换性的创造中，中国“乐感文化”的深层情理结构，当然不仅存留在文学领域，而且也存留在其他各种领域中。因此，在严格区分情、理，以理性的法律为准绳（即以现代化法治替代传统人治）的转换中，如何重视人间和睦、人际关怀、重调解、重协商而并不一切均诉诸冷冰冰的是非裁定或理性法庭，便仍然是值得仔细探讨的。举一个例，今日的所谓“居民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在丢弃了“小脚侦缉队”的功能后，是否可能以“里仁为美”的传统观念为真正依据，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虽无法定权力，却可以在国家、法庭、政府部门之外主动地积极地做更多更好的协商调解工作、社会福利工作和老幼关怀工作呢？这也就是说，表层结构的儒学如所谓“八条目”所规定的伦理—政治—社会秩序，在为现代的法律制度所替代的前提下，由此表层结构积淀为深层心理的人际、感情和价值观念，如亲子之慈孝、朋友之信义、夫妇之恩爱、家国之联系等等，即前述的深层情理是否仍然可以自觉地认同于现代社会而保存承继下来，使人际温暖通过包括已改变的表层结构而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呢？
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恩、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为什么不去认真地感受、体验、领悟、探寻、发掘、“敞开”它们呢？……这就是生命的故园情意，同时也就是儒家的“立命”。“命”并非别的，它关注的正是这个非人力所能主宰、控制的人生偶然。[4]
钱穆说：
孔子的主要教义，乃从全心体来主宰全人生，由全人生来参悟天命真理。孔子主张以人参天，因心见性，并不单一从此心的纯理智方面来推寻真理，乃与西方一般偏重纯思辨纯理知的哲学家有不同。……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家思想，则更着重此心的情感部分……[5]
本文试图探讨的，正是这种并非纯理知而是“情理交融”的“哲学”。其中，情感占有重要位置。“哲学”一般很少注意这个方面，但我认为它才正是儒学特征和要点所在。人们爱说儒学是“生命哲学”，其实，生命哲学并不在那如何玄妙的高头讲章中，而就在这活生生的人们的情理结构里。这才是源泉所在。作为生命，作为人性，它们包含着情感，是历史的产物。如果要求哲学回到生命，回到人生，便也是要求回到历史，回到这个情深意真的深层结构。而这，也正是我所盼望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确认了人的感性生存；第二次文艺复兴则盼望人从机器（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再一次寻找和确认人的感性自身。面对当前如洪水般的悲观主义、反理性主义、解构主义，儒学是否可以提供另一种参考系统，为创造一个温暖的后现代文明作出新的“内圣外王之道”（由某种乐观深情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开出和谐健康的社会稳定秩序）的贡献呢？从而，儒学命运难道不可以在崭新的解释中获得再一次生存力量和世界性的普泛意义吗？
但愿如此。
这就是我想继续探讨、寻求的。
一九九六年四月
于Colorado College
【注释】
[1]俞建章：《意译——汉语的文化功能试析》，见《九州学刊》，第三卷第三期，第58页，1984年12月。
[2]同上，第68页。
[3]这里将“体”作为“表层”，是相对于作为“深层”的心理而言。注意此处的用语复杂性。
[4]参阅拙作《哲学探寻录》，见《我的哲学提纲》，第244页，三民书局，台北，1995。
[5]《孔子与论语》，第198页，联经出版公司，台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