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儒学”之前，首先似乎应该做却一直没好好做的，是“正名”工作，即尽可能地澄清一下“儒”、“儒学”（或“儒家”、“儒教”）这些语词、概念在使用中的意义。在澄清的尝试中，也许可以看出儒学在近代中国的某种处境和变迁，并引出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然，这里不可能作分析哲学式的细致讨论，而仍然只能粗略地看看这个语词的一般使用情况。这似乎可分出以下几种：
（1）“儒”（家、学、教，下同）是与“墨”、“道”、“法”、“阴阳”等思想、学派相并立、并称而言。这是最早（先秦）也是最广泛的一种用法，[1]至今仍然如此。不但在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中，而且也在日常语言中。但在这种使用中，并未明确“儒”的标准，因之也无法界定和回答“什么是‘儒学’”、“哪些人算‘儒家’”等等问题。
（2）在“现代新儒家”等学术圈子里，“儒学”、“儒家”尽管也未给予定义式的规范，但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儒学命脉”或“儒家精髓”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这一思想传承和理论线索，认为这条“道问学”、“尊德性”即以心性论为主干的“内圣”哲学，才是“儒”的根本特征。依据这一标准，其中一些比较彻底者把董仲舒排斥在儒家正统之外（如劳思光），有的则明确指出叶适是孔子的“敌人”（如牟宗三，由此叶适之不属于儒门“道统”自不待言）。有的则没有这么极端，含含混混地承认荀子、董仲舒以至叶适等人也是值得谈论的儒家。
（3）但实际上“儒”、“儒家”、“儒学”在两千多年的使用中，范围要比上述两种含义广泛得多。自汉以来，读书人一般便被称作儒生或儒士，因为他们所诵读的典籍主要是《五经》，宋代以后是《四书》；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基本上或至少在表面或口头上遵循、承认、认同“周孔之道”或“孔孟之道”。即使其中好些人接受或掺杂有其他思想学说的影响或成分，因而有时被称作道家（如陶潜、李白）、法家（如王安石、张居正）、佛家（如王维），这仍然是由于儒学在先秦以后的不断发展中，包含、吸取了各家学说，因此使许多人常常是亦儒亦道、亦儒亦佛、亦儒亦法，甚至亦儒亦墨的缘故。好些人出门做大官，在家称“居士”。但除了那些真正去做了和尚、道士、术数家者外，他们基本上所崇奉、履行的仍然是儒学，他们基本上仍然是儒家。曾国藩便曾明确自承：“细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2]但这丝毫没妨碍曾国藩是典型的“儒家”。因此程、朱、陆、王讲的固然是儒学，王安石的《三经通义》（不传）、叶适的《习学记言》，以及王船山、戴震等人的论著，又何尝不算“儒学”？而且程、朱、陆、王这种标准的“儒学”不也从佛、道中吸取了许多思想成分么？可见，所谓“儒学”、“儒家”、“儒”这些观念、概念、语词，实际上正是这样粗略而含混地被长期使用着的。
（4）大概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发生了问题。如上所述，古代士大夫尽管大量吸收道、法、墨、阴阳各家思想，但一般仍然主要诵读儒学典籍，基本以儒学为本而吸取别家，而且经常是自觉地认同“儒家”，承认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近代西方思潮的猛烈冲击下，数千年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断挫败，传统儒学的负面作用被不断揭露，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成立，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近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只读而且还可以不读儒家经典，同时也可以不再以儒学为根本，不再信仰、崇奉、服膺“孔孟之道”。即使接受或继承了某些“孔孟之道”（包括“内圣”要求的立身处世，和“外王”抱负的济世救民），好些人却并不认同儒家，而宁愿认同于更为含混模糊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之类的观念或词语。于是“儒”（学、家、教）这个概念、语句的适用性便大为缩小。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这一代，我们便很难用传统的“儒学”、“儒家”来描述或概括他们，更不用说陈独秀、鲁迅、胡适、毛泽东[3]、郭沫若等下面几代人了。特别是从“五四”到今天，对“儒”（家、学、教）的充满情绪性的论争和批判纷至沓来，各种肯定、否定的价值判定，使这一概念更增添了纠缠不清的纷乱。于是，什么是“儒”、“儒学”、“儒家”成了问题。
（5）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儒”（家、学、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一定系于人们是否自觉地认同和承认它，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已化入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包括所谓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关注国事民瘼的济世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重视立身处世的道德修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等，便至今仍然影响着或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活动中。比较起来，佛的出世（佛也济世救人，但主要拯救灵魂）、道的超脱（道也独善其身，但否定人事）、法的阴狠、阴阳的术数、墨的摩顶放踵，其影响和作用反而远居其次。因此，如果在这样一种层次上来理解“儒”，则可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观念或概念，即它主要指积淀在人们（主要通由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意识、心理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特质和性格。只要不是去出家当和尚，或是彻底不问世事的颓废派或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便可以在他们身上（意识观念上、生活行为上、思想情感上、理论学说上）发现“儒”的内涵和特质。我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便是在这层宽泛的意义上讲的。这层意义涉及了我所谓的儒学深层结构的问题。
【注释】
[1]关于“儒”的本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可参阅陈来《说“说儒”》，见《原道》，第二辑，1995。
[2]《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74页，岳麓书社，1986。
[3]我不能同意金观涛等认为毛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