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65]人类的灵魂及其局限，人类内在经验迄今为止所及的范围，这些经验的高度、深度、广度，灵魂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枯竭的可能性：这对天生的心理学家，对酷爱“大捕猎”者来说，是预设的狩猎区。然而他不得不无数次绝望地自言自语：“只有一个人！啊，孤家寡人，却面对这一大片林子，面对这原始森林！”他期盼有几百名狩猎帮手，有训练有素的精明猎犬，使其在人类灵魂的历史中驰骋，在那里围追捕截他的猎物。全是空想罢了，他不断地尝试，彻底地、苦苦地尝试，不少东西使他好奇，但要为此找到帮手和猎犬谈何容易。要将饱学之士派往那危机四伏的，必须胆大心细、精明强干方能涉足的新狩猎区，但是问题在于，恰恰那“大捕猎”也是大危险开始的地方，他们根本派不上用场：——恰恰在那儿，他们敏锐的视觉和嗅觉全都失灵了。比方说，为了推测和确认宗教人[2]灵魂中知识与良知的问题有着一段怎样的历史[3]，或许自己内心就得深沉、博大、伤痕累累，就像帕斯卡[4]的理性良知一样：[66]——不过，然后还是需要绷紧的天幕，那天幕上遍布着澄明而狡黠的才智灵性，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拥挤成一团的危险遭遇和痛苦经历，进行整理、归纳和公式化的硬性表述。——可是，谁会帮我做这事？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为他效劳的人出现呢？——显然，这种人太罕见了，在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出现！最后人们还是得自己动手，自己来获得若干知识：这就是说，要做的事可多了！——不过，我的这种好奇，仍然是所有恶习中最令人愉快的，——抱歉！我其实想说：热爱真理，会在天上获得回报，而且在地上已经获得回报了。——
46
信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要求的、并且不时达到的信仰，置身于一个怀疑主义的、南部自由精神的世界里，那里几百年来不断地有哲学流派之争，还有罗马帝国[5]带来的宽容教育，——这种信仰可不是那种忠心耿耿、脾气不好的臣仆信仰，后者是路德[6]、克伦威尔[7]之流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北方野蛮人赖以依附于其上帝和基督教义的信仰；倒不如说是帕斯卡的信仰，它以骇人的方式与理性的慢性自杀相似，——一种顽强的、长命的、蠕虫般的理性，不是一次或一下就能弄死的。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牺牲：牺牲了所有自由、所有自尊、所有精神的自我确定性；同时还是卑躬屈膝，是自我嘲笑和自我伤害。这种信仰里包含着残酷无情和宗教的腓尼基主义[8]，或许只有松软的、多重的和极为挑剔的良知才会承受这种信仰：它的前提就是对精神的压制会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67]这种精神的所有过往、所有习惯都是抵制极度荒谬[9]的，而此刻来到这种精神面前的“信仰”正是极度荒谬。现代人对基督教的整套术语已经麻木不仁，对那可怕的至高无上者再也无力体会，而后者依照古典品味，正体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公式的悖论中。无论何时何地，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胆的颠倒乾坤，还从来没有什么像这种表达方式一样令人畏惧、乐于提问而且值得疑问的了：它预示了一切古典价值将被重估。——是东方，是深沉的东方，是东方的奴隶，以此报复了罗马及其优雅而轻率的宽容，报复了罗马“天主教”信仰：——始终不是信仰，而是摆脱信仰的自由，是那半斯多噶派微笑着的对信仰严肃性的无动于衷，是主人身上的这些激怒了奴隶，促使他们揭竿而起。“启蒙运动”激怒了他们：因为奴隶总想要绝对的东西，他们只懂得暴君的专制，在道德上也是如此，他们的爱便如同他们的恨，没有细微的差别，直到最深处，直到变成痛苦，直到因此生病，——他们有许多掩藏的痛苦，这使他们愤怒地反对优雅的品味，因为后者看起来是在否认这痛苦。对痛苦的怀疑，其实只是贵族道德的态度，和最近那次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奴隶大起义并无丝毫关系。
47[10]
迄今为止，无论世上何处出现了宗教神经官能症，我们都会发现，它总是与三项危险的约束规定相联系：独处、斋戒、节欲，——不过并不能下断语，说不清在此何为因，何为果，或者究竟是否[68]存在因果关系。使人有理由产生后一种怀疑的是：无论野蛮的民族还是温驯的民族，他们最常见的症状中都有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顾忌的纵欲，纵欲又同样突如其来地转变为忏悔的痉挛以及对世界和意志的否定：这两种症状或许都可以解释为戴上了假面具的羊痫风？不过，无论在哪儿也不能放弃解释：还从来没有像在此类症状周围一样出现过这么一大堆荒唐和迷信，也没有什么曾经让人，甚至让哲人，更感兴趣的了，——或许是时候了，得变得冷静些，学会小心些了，或者干脆掉转目光，掉头他去。——在最近冒出来的叔本华哲学[11]的背景中，还有着这种宗教危机和顿悟的可怕问号，这几乎就是问题本身。怎么可能否定意志？怎么可能出现圣徒？——这看起来确实就是叔本华的问题，他以此成了哲人，以此起步。一个真正的叔本华式结局是：他最虔诚的门徒（或许也是他在德国的最后一位门徒——）理查德·瓦格纳[12]正是在此完成了毕生事业，最后还把那可怕的、永恒的典型孔德丽[13]搬上了舞台，真实的角色[14]，和他本人一模一样；同时，几乎全欧洲的精神病医生都有理由近距离地研究他，哪儿有宗教上的神经官能症——或者按我的话说，“宗教性的本质”——像“救世军”[15]似地最后一次爆发流行开来，那儿就有这样的理由。——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整个圣徒现象里，究竟是什么使各种各样各时代的人，也包括哲人，如此不可遏止地感兴趣呢？毫无疑问是其中出现的奇迹，即灵魂中对立面的直接衔接，是所得道德评价完全相反的那些灵魂状态的直接衔接：人们以为只消举手之劳，[69]便可将“坏人”一下子变成“圣徒”，变成好人。迄今为止的心理学都在这里翻了船：之所以会这样，不就是主要因为它使自己受道德支配，相信各种道德价值的对立本身，并且在观察、阅读和解释时将这种对立植入文本和事实？——什么？“奇迹”只是一种阐释错误？是语文学素养不足所致？——
48
看起来，相对我们北方人与整个基督教的关系，拉丁种族与其天主教的关系要内在得多，因而在天主教国家，不信神这件事有着与在新教国家中完全不同的含义——即意味着一种反对种族精神的暴动，而在我们这儿却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向着种族精神（或非精神——）的回归。我们北方人无疑都来自野蛮种族，即使在宗教天赋方面也是如此：对宗教而言，我们的天赋实在糟糕。可以将凯尔特人[16]除外，他们因而为基督教在北方的蔓延提供了最佳土壤：——在法兰西，只要北国惨白的阳光还能恩准，基督教的理想之花就盛开了[17]。对于我们的品味来说，即使这些最后的法国怀疑论者，只要他们身上流着凯尔特祖先的血液，也会显得多么奇怪地虔诚啊！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18]以及其中本能的罗马式逻辑，在我们看来是天主教味道十足，非德国味道十足！而那可爱的、聪明的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的西塞罗，也就是圣伯夫，又显得是耶稣会味道十足，哪怕他十分仇恨耶稣会！[19]甚至是欧内斯特·勒南[20]：对我们北方人来说，这位勒南的语言是多么难懂啊！在他身上，每时每刻都有某种宗教张力的虚无使他的灵魂失衡，使他那雅意上纵欲的、惬意地卧床的灵魂失去平衡！若是有人跟着他说下面[70]这些美妙的话——那么，在我们可能不那么美、比较硬、就是说更有德国味的灵魂中，马上就会涌起怎样的邪恶和狂妄，作为对此的回答！——“我们却说，宗教乃是普通人的产物；在虔心信奉宗教并知晓无尽命运的时候，人最接近真理……当他向善的时候，他就有意让美德与一种永恒的秩序联系起来；如果他对事物漠不关心，他就会感到死亡是可恨和荒谬的。我们为何就不能想见，人恰恰在那个当口看到的是最好的东西呢？”[21]……对我来说，这些话太逆耳，太不符合习惯，简直像对跖一样截然相反，所以我一看到它们就愤怒起来，在边上写下批注：“完全是宗教的天真！”[22]——愤怒到最后，我却喜欢上了它们，喜欢上了这些颠倒真理的话！有自己的对跖者（Antipoden），这正是太美了，太出色了！
49
在古希腊人宗教生活中，最令人惊讶的便是从中满溢出来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感激之情：——这是一类极为高贵的人，如此立于自然与生命之前！——后来，下等平民在希腊占了上风，宗教里就滋生出了恐惧；基督教也整装待发了。——
50
对上帝的热爱：有乡巴佬式的，忠心耿耿，纠缠不休，就像路德那样——整个新教缺乏南方式的柔软细腻[23]。这种热爱中有一种东方式的忘乎所以，就像一个奴隶无功受禄、意外蒙恩时那样，比如奥古斯丁[24]，[71]他的举止和欲望就全无高雅可言，而如此全无高雅是相当伤人的。这种热爱中还有一种女人的温情脉脉和贪婪无度，忸怩而无知地追求一种神秘和实体的统一[25]：就像盖恩夫人[26]。她经常假扮成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显得十分古怪；不时又表现出老处女的歇斯底里，以及老处女最后的好胜心：——而教会曾多次将这类妇人封为圣女。[27]
51
迄今为止，那些最有权势的人都满怀敬意地拜倒在圣徒面前，就像拜倒在自我抑制（Selbstbezwingung）与有意为之的最后清贫这个谜团面前。他们为何如此卑躬屈膝？他们在圣徒身上——仿佛在其衰老悲惨的外表这一问号背后——预感到了以克己而小试牛刀的非凡力量，预感到了意志的强大，他们在其中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强大与统治欲，并懂得对此表示尊敬：他们尊敬圣徒，其实就是在尊敬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此外，仰望着圣徒，他们心中也不由得疑惑起来：这样一种否定和反自然的庞然大物，总不会让你白白地追求吧？他们这样说，这样问自己。这大概是因为，苦行僧想要借助秘密的对话者与探访者，更确切地了解某种巨大的危险？简言之，世上那些掌握权柄的人在他面前学到了一种新的恐惧，他们预感到一种新的权力，一个陌生的、尚未制服的敌人：——是“权力意志”[28]迫使他们停留在圣徒面前，他们必定向他发问——
52
[72]犹太人的《旧约》乃是一本讲神性正义的书，其中有许多人、事、言，都是气魄宏大，那些希腊和印度的文字，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人类的往昔遗留下如此非凡的残余，在其面前，人们感到震惊和敬畏，也将因此对古老的亚洲以及它前伸的小小半岛即欧洲，对那在亚洲面前充当“人类进步”角色的欧洲，产生一些悲哀的想法。当然：谁若本身只是一只瘦弱听话的家畜，也只晓得家畜那点需求（就如我们今天的那些有教养的人，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圈子里的信徒——），谁在那些废墟下就不会感到惊奇，更不会觉得忧伤——对《旧约》的鉴赏力是一块试金石，能试出人是“伟大”还是“渺小”——：也许，他还是依照自己的心（在他心中，散发着许多正派、温顺、沉闷的气味，那终日祈祷者和渺小灵魂的气味）来对待《新约》这部恩典之书。《新约》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一种洛可可趣味[29]，把这样的《新约》和《旧约》硬拼成一本书，唤作“圣经”，看成“书中之圣”（das Buch an sich）：鲁莽放肆，莫过于此，对这“反精神的罪孽”，尚文的欧洲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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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今有无神论？——上帝作为“父亲”的说法已被彻底驳倒，他也不再是“审判者”和“奖赏者”。同样如此的还有他的“自由意志”：他听不见，——即使他能听见，他也不懂得伸出援手。最要命的是：他好象没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他自己也不明白吗？——这就是我在各种谈话中，通过询问和倾听获得的发现，是欧洲有神论走向穷途末路的原因；[30][73]在我看来，虽然宗教本能还在茁壮成长，——但它却怀着深深的猜疑，将满足有神论的要求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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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近代哲学其实都做了些什么呢？从笛卡尔[31]开始，所有哲人——更多地是在抵制他，而不是基于他——都打着批评主谓概念的幌子，谋杀古老的灵魂概念，——即是说，谋杀基督教学说的基本前提。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上持怀疑立场[32]，或明或暗地是反基督教的：虽然，说得好听一点儿，并不是反宗教的。从前人们相信“灵魂”，就像相信语法和语法上的主语：人们说，“我”是条件，而“思”是谓语，受条件制约——思是一种活动，必须设想有一个主体为起因。于是人们以一种令人赞赏的顽强和狡猾劲儿进行尝试，看看是否能从这张网里钻出来，——是否完全颠倒的说法才是真理：“思”是条件，“我”则受条件制约，即“我”只是一种由思来实现的综合。康德其实意在证明，从主体出发是无法证明主体的，——客体也一样：单个主体即“灵魂”可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对他来说或许并非始终是陌生的，该想法在吠檀多哲学[33]中早已有之，而且曾经权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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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宗教的残酷犹如一架天梯，它有许多的档次，其中至为重要者有三。从前以活人祭神，而且可能奉献的就是自己的至爱，——这包括一切史前宗教的长子祭，以及卡普里岛密特拉窟里的提比略皇帝[34]的人祭，那是古罗马犯下的诸多时代错误中最骇人的一种。之后，在人类的道德时期，人们奉献给神的是他们拥有的最强大本能，是自己的“天性”；这种节日的欢乐在苦行僧和狂热的“反天性者”残忍的目光中闪烁。最后：还剩下什么可以奉献的？人们是否最终要献上一切慰藉，一切神圣的、起死回生的东西，一切希望，一切对隐匿着的和谐、对未来的幸福和公正的信仰？是否必须将神本身也当作祭品，并且出于对自己的残忍，在顽石、愚蠢、艰难、宿命和虚无面前顶礼膜拜？将神献给虚无——这最后的残忍，充满悖论的宗教神秘仪式，是留给正准备登场的那一代人的：我们大家对此都已略知一二了。——
56[35]
谁若和我一样，带着某种谜一般的渴望，长期来致力于对悲观主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想让它从本世纪里它借以展现自己的那种半基督教、半德意志的狭隘和幼稚中，也就是从叔本华哲学[36]中解脱出来；谁若真以亚洲的和超越亚洲的眼光，洞晓和明察所有可能的思维方式中最否定世界的那一种——谁若置身于善恶的彼岸，而不是和佛陀[37]与叔本华一样，囿于道德的魔力与幻想——，谁便可能因此[75]大开眼界，看到了完全颠倒过来的理想，虽然这并非他的初衷：这理想属于最放纵、最鲜活、最肯定世界的人们，他们不仅接受了过往和当下的事物，学会了与之相处，而且还希望再次拥有那些事物，如同它们曾经和现在的那样，直至永远，永不满足大叫“从头再来”[38]，不单单对自己，也对整出戏，整场演出，不单单对一出戏，其实也是对那个恰恰需要这出戏的人——使这出戏变得必要的人：因为他不断地需要自己——使自己变得必要——；怎么？这不就是——上帝恶性循环[39]？
57
凭借精神的识别力和洞察力，能达到的距离日益增长，仿佛人四周的空间扩展了：他的世界变得更为深远，不时有新星球、新谜团和新图象进入他的视野。也许，精神目光用来训练其锐利性和深刻性的一切，都只是它训练的一个起因，是一项游戏内容，是小孩子和幼稚者做的事情；也许有朝一日，那些无比庄严的概念，那些无数人曾为之苦战和受难的概念，也就是“上帝”和“罪恶”的概念，在我们看来并不比儿童的游戏和儿童的痛苦对于老人而言更重要，——也许，然后那位“老人”需要另一种玩具，需要另一种痛苦，——还是个孩子啊，永远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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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注意到了，对于一种其实是宗教性质的生活（无论是对于自省这项最爱做的、犹如显微镜下一般微观的工作，还是对于那种温和而沉静、被称为“祈祷”、始终期待着“上帝降临”的状态——），一种外在的闲适或者半闲适在何种程度上是[76]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由来已久、问心无愧的闲适，贯穿在血脉中的闲适，这对贵族情感而言并不怎么陌生：工作是耻辱[40]——即是说，工作使灵魂与肉体粗鄙化了？因而，勤劳，那种现代的、喧嚣的、分秒必争的、自豪的、自豪得有点愚蠢的勤劳，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容易成为“不信神”状态的培养基和铺路石？比如，在如今那些游离于宗教之外的德国人中，我就发现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思想”[41]，尤其是在多数人身上，一代又一代的辛勤劳作已经消解了宗教本能，因此他们完全不理解宗教有什么用，只是惊得发呆，发觉世上竟然还有宗教存在。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人觉得自己太忙了，忙工作，忙享乐，“祖国”、报纸、“家庭义务”这些个东西更是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看起来，他们没什么剩余时间能花费在宗教上，何况他们也没弄清这玩艺儿到底是一种新工作呢，还是一种新享乐，——他们对自己说，进教堂，却只败坏了自己的好心情，这算哪门子事呢。他们并不是宗教风俗的死敌；有时候，比如国家要求他们参与这种风俗中，那他们也会遵命，他们平时经常遵命行事——，而且耐心，谦虚，严肃认真，既不好奇不已，也无浑身不适：——他们置身度外，对这种事情，甚至都不屑表示一下同意或者反对。目前德国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新教徒都是这种满不在乎的人，特别是在繁忙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属于此列的还有绝大多数勤奋的学者和全部高校员工（除了神学家，他们的存在与存在的可能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成了一个越来越难解的谜）。[77]人们很少从虔诚者或仅仅是教会人这一角度来设想，一位德国学者严肃地对待宗教问题时，带有多少善良的意志，或者说，多少专横的意志。从他这一行手艺出发（以及从上述手艺人的勤奋出发，他的现代良知使他承担勤奋的义务），他面对宗教时倾向于采取一种带优越感的、几近善良的欢快姿态，其中时而混杂着一丝对精神“不洁”的鄙视；他认为，哪里有人皈依教会，哪里就必定存在这种精神“不洁”。学者们借助历史（也就是说，并非从他们个人经验出发），才得以对宗教产生敬畏之心，以及些许胆怯的顾虑之意；然而，当他进而将自己的感情提高为对宗教的感激之情时，他本人也并没有向着尚以教会或虔信形式存在的东西靠近一步，或许正好相反。在他出生和受教育的环境中，人们对宗教事物满不在乎，这种实用主义的淡漠态度通常会在他身上升华成一种谨慎小心和洁身自好，使他怯于与宗教的人和事为伍；可能正是他深深的宽容和人道，使他对宽容自身带来的微妙窘境避之唯恐不及。——每个时代都有其与神性相关的幼稚，并以此发明令其他时代羡慕不已：——有多少幼稚，有多少可敬的、孩子气的、愚蠢得不着边际的幼稚，栖身于这种学者胜人一筹的自信，栖身于他问心无愧的宽容，栖身于他虽不知情却就是满有把握的心态！他本能地把教徒当作低等人和下贱者，而他自己便脱颖而出，一跃而起，高踞其上了——，对，就是他，是他这狂妄的小侏儒和小平民，是他这以“理念”、“现代理念”为业的勤勉伶俐的劳心者和劳力者！
59
[78]若能深刻地洞察世事，便不难猜出，人类的浅薄之中隐藏着何等智慧。是人类的延续本能，教会他们变得粗率、轻浮和虚伪。处处可见哲人、艺术家们热情洋溢、夸张做作地对“纯粹形式”顶礼膜拜：但愿无人怀疑，谁如此急需对浅薄的崇拜，谁就已在某时某刻在这浅薄的表面底下做了要命的手脚。被烧伤的孩子们，天生的艺术家，只有在歪曲生活的形象（仿佛是对生活进行持续不断的报复——）这一意图中才能找到生活的乐趣；对这些人而言，大概还有一种等级秩序吧：或许从他们希望歪曲、稀释、彼岸化和神化生活的程度上，就能看出他们厌烦生活的程度，——或许可以将宗教人[42]一并归入艺术家范畴，而且作为其中的最高等级。是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的深深疑惧，迫使人们数千年来咬定宗教不放松，坚持以宗教诠释存在：那是本能的恐惧，因为预感到，人类在变得足够强大坚定之前，在足以成为艺术家之前，就有可能过早地攫获了真理[43]……。如此看来，虔诚之心，“为神而生”，似乎是这种对真理的惧怕之情最后的、也是最考究的怪胎，是艺术家在这一切始终不渝的伪装面前表现的爱慕与陶醉，是希图不惜一切代价颠倒真理导致谬误的意志。也许，要替人类涂脂抹粉，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手段能比得上虔信：人有了虔信，便摇身一变，变成了艺术、浅表、华彩、善良，所以尊容过得去，看着不难受了。——
60
[79]看在上帝的份上爱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有情感中最为优雅、也是最为遥远者。爱人，这要是没有某种神圣的意图背景，倒不如说是一种蠢行或兽行；这种爱人的癖好是从一种更高的癖好那里获得自己的尺度，自己的成色，自己的盐粒和龙涎香粉[44]的：——无论是谁首先对此有所感受和“体验”，无论他的舌头在试图表达这种温情如何不听使唤，他都永远是我们眼中的圣人，值得我们尊敬，和那些迄今为止飞得最高、错得也绝的人一样！
61[45]
在我们看来，在我们这些自由的精神看来，哲人肩负的责任最为重大，他们具有为人类的全部发展考虑的良知：这样的哲人会使各门宗教服务于人类的培养和教育事业[46]，就像利用各种政治经济状况一样。遴选和培育的影响，即始终又破又立、又毁坏又塑造的影响，借助宗教之力的影响，它们因人而异，对受其迷惑和保护者的作用五花八门，各不相同。那些强大、独立、注定要和准备好发号施令的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统治种族的理智与艺术，对他们来说宗教不如说是另一种手段，用来消灭反抗、实现统治：就像一条纽带，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系起来，将后者的良知，将后者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再臣服的想法，全都透露给前者，任由他支配；若是[80]出身如此高贵者中有些人由于崇尚精神，更倾向于一种远离喧嚣、安逸静思的生活，只愿（通过百里挑一的门徒或教士团兄弟）保留统治中的精华，那么宗教本身便可当作一种工具，以此在粗暴统治的吵闹和辛劳中求得平静，在一切政治行为里必不可少的肮脏中求得纯洁。婆罗门[47]便是一个例子：通过宗教组织的帮助，他们赋予自己权力，为人民任命国王，而他们自己置身事外，自感十分超然，负有更崇高的、凌驾于国王之上的天命。间或也给予某些被统治者引导和机会，让他们准备迎接未来的统治和命令，那是些缓慢上升、相对强盛的阶级和阶层，他们通过幸运的婚俗，意志的力量和乐趣，以及自制的意志，都在不断增长：——宗教提供了足够多的动力和诱惑，让他们走上通往高尚精神的道路，体验伟大的克己、沉默和孤独：——一个种族若想要克服自己的下贱出身，向着未来统治者的地位奋力爬升，那么禁欲主义、清教主义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教养与改良工具。最后是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其存在就是为了效力，担任寻常的劳作，而且惟有如此，才允许他们存在；宗教给予这些芸芸众生的，是价值不可估量的知足常乐，对自己处境和身份的满足，各种各样的内心平静，一再改良的逆来顺受，同一类人的幸福与痛苦，若干带着光环、经过美化的东西，一些为所有平庸、为所有卑微、为他们灵魂中所有半人半兽的贫乏辩白的正名之辞。宗教，以及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都像闪耀的阳光，照在这些长年受折磨者的身上，让他们感觉自己看起来尚可忍受，宗教起的作用，一如伊璧鸠鲁[81]哲学在更高层次的受苦者身上始终起着的作用，它给他们提神，使他们优化，仿佛在充分利用苦难，最后使之完全神圣化、正当化。对于基督教和佛教来说，大概没有什么比其教化等而下之者的艺术更值得尊敬的了，这种艺术要求卑贱者通过虔信将自身置入万事万物那更高层次的表象秩序之中，并因此始终对他们艰苦度日于其中——正是这种艰苦是必需的！——的真实秩序表示满意。
62[48]
最后当然还要跟这些宗教算一笔坏帐，把它们骇人的危险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倘若宗教不是被当作培养和教育的工具而掌握在哲人手中，而是自行自主地运作，倘若它将自己看作最终目标而不是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那必定会让人付出高昂惨重的代价。人类和其他任何动物一样，群体中都有大量的失败者、卧病者、退化者、衰老者以及必然受苦者；成功者对于人类来说也总是些特例，考虑到人类还只是尚无定论的动物，甚至可以说是极少的特例。更糟糕的是：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类型越是高级，其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就越是增加：人类大家庭内的偶然性事件和无意义法则，其最可怕的表现就是摧毁高等人，摧毁那些其生活条件优越、多样、难以估算的高等人。上述两个最大的宗教如何对待这大量的失败者？它们力图保持、在生命中存留一切能保存者，是的，它们原则上站在[82]那些失败者一边，是受苦人的宗教，支持那些活在世上就象缠绵病榻的人，并想让大家相信，生活中除病痛之外的任何感受都是虚假的，不可能的。它们一如既往地关怀所有类型的人，包括最高级的、迄今为止也是最受苦的人，但无论你怎样高度评价这些有养护和保存之功的关怀，总帐算下来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的自主的宗教，正是使“人”这一种类还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们保留了太多本该任其东流的事物。人们应当感谢它们提供的无价之宝啊；谁心中不是洋溢着感激之情，以免一无所有而愧对比如基督教的“教会人”迄今为止对欧洲作出的贡献！不过，当它们给予苦难者以安慰，被予受压迫者和绝望者以勇气，给予无法独立者以支柱时，当它们诱使那些内心陷入崩溃、变得野蛮的人脱离社会，走进修道院，走进灵魂的监狱时；它们就是在心安理得地致力于原则上保留一切疾患和苦难了，实际上就是促使欧洲种族堕落了，难道它们还必须再做些什么，方能达此目的？颠倒所有价值判断——这就是它们必须要做的！击跨强者，弱化厚望，怀疑美的幸福；使一切独断风格、阳刚气魄、占领欲和权势欲，使一切为最高级、最成功的种类“人”所独有的本能都被迫折腰，变得心里不塌实，良知受折磨，开始自我毁灭；也就是就是把一切对尘世的爱、一切主宰大地的欲望，都转变成对大地、对尘世的憎恨——这就是教会赋予自己的任务，它必须以此为己任，直到它估计“去世俗化”、“去肉欲化”和“高等人”最终融和成一种感觉为止。假如[83]你能像一位伊璧鸠鲁式的上帝[49]那样，带着嘲讽地冷眼俯视这场异乎寻常地痛苦、既粗鄙又雅致的欧洲基督教喜剧，我相信，你必然感到无尽的惊奇和好笑：看起来难道不是，一个意志统治了欧洲一千八百年之久，将人类变作了一种精彩的怪胎？谁若带着与此相反的需求，不再效仿伊壁鸠鲁，而是手执一柄神性之锤[50]逼上前去，直面这种几乎是任意使人蜕化和萎缩——欧洲基督徒（比如帕斯卡）便如此了——的行为，谁就难免会带着愤怒、怜悯和震惊大吼起来：“你们这些蠢才，自以为是、卖弄同情的蠢才，都干了些什么！这难道是你们的手能做的事么！你们把我最美的玉石都乱雕乱刻成了什么！你们真是太放肆了！”——我想说：基督教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一种自负。人类还不够高级、不够厉害，没资格充当塑造人的艺术家；人类也不够强壮、不够有远见，不能以高尚的克己意识任凭那遮掩着千百次失败和毁灭的表面法则为所欲为；人类仍然不够优雅，无法看到人与人之间在等级上的云泥之别：——这样的人，带着他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头禅，迄今为止一直掌控着欧洲的命运，直到最后变成一种萎缩了的、几乎可笑的种类，一头群居的牲口，被教养得听话，柔弱，平庸，就是今天的欧洲人……
[1] [译注]本章标题是Das religiöse Wesen。在德语中，“wesen”一词有“本质”、“性格”、“生命体”、“人”等多种含义。根据本章内容，尼采对该词的使用相当灵活，不限于“本质”一义（比如第47节），然而汉语中难以找到一词能完全对译，几番权衡，仍旧只保守地译为“本质”。对于这个标题的讨论，可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的《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一文（载于《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12年，页234-256，特别是页239-240）。
[2] ［Pütz版注］宗教人：homines religiosi[被神性攫住的人，神秘主义者]（主要在中世纪拉丁文中使用）；但religiosi的最初含义是：充满疑虑的，在宗教上可疑的。尼采利用这个模棱两可的词玩弄文字游戏。
[3] [KSA版注]原为：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需要有几百名学者，可以将他们像猎犬一样赶进灌木丛——我指的是赶进人类灵魂的历史，赶进其过去与未来——，在那里截捕我的猎物。现在我明白了，勉勉强强地明白了，为了那些使我好奇的东西去找帮手谈何容易，甚至猎犬也不好找。要将饱学之士派往那危机四伏的，必须自由、精明、果断方能涉足的狩猎区，但是问题在于，恰恰在那危险开始的地方，在真正的捕猎开始的地方，他们视觉和嗅觉全都失灵了。比方说，为了推测和确认知识与良知的问题有着一段怎样的历史 Vs（W I 6）
[4] ［Pütz版注］帕斯卡：Plaise Pascal（1632-1662），法国哲人、数学家、物理学家；提出“帕斯卡六边形”定理，发现静压传递原理，证明高度与大气压强之间的关系，研究概率论。在经历了一次神秘的顿悟之后，帕斯卡于1654年经常隐居在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参见第五章188节注释“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转向詹森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詹森主义是以荷兰神学家詹森（Cornelius Jansenius，1585-1638）命名的教派，以奥古斯丁的信仰学说（参见本章50节注释“奥古斯丁”）为出发点，力图调和加尔文教和天主教：通过严格的道德原则和宗教禁欲的内化，使得人的堕落意志和邪恶欲念臣服于最终更为强烈的善良（仁慈）欲念。作为第一个科学的批判者，帕斯卡借助“心灵逻辑”（logique du coeur）将“心灵”视为宗教判断力真正的和最高的器官，视为获得对超验的直接经验的真正的和最高的器官。他的代表作《思想录》于1670年首次发表，但遭到曲解。
[5] ［Pütz版注］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拉丁文）。
[6] ［Pütz版注］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起初是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修士和阐释《圣经》的教授。他关于赎罪符有效性的95条论纲（1517）引发的争论导致了一场宗教和教会的革新运动，并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1530）导致了帝国政治和教会的分离。
[7] ［Pütz版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清教徒政治家。在国会和查理一世（1600-1649）的权力之争中，克伦威尔率领国会军队战胜了与查理一世结盟的苏格兰人（1648），随后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1649）。
[8] ［Pütz版注］宗教的腓尼基主义：参见第七章229节：“在宗教意义上自我否定，或者像腓尼基人或是苦行僧那样自残……”另参见第七章229节注释“腓尼基人”。
[9] ［Pütz版注］极度荒谬：absurdissimum（拉丁文）；指被误以为是奥古斯丁说的话：“我相信它，因为它是荒谬的”。（Credo，quia absurdum est.）
[10] [KSA版注]Vs（W I 1） 初稿：独处、斋戒、节欲——宗教神经官能症就是从这典型的形式中产生的。极端纵欲和极端虔诚相互交换，针对自身的怪异观察：似乎它们是玻璃或者是两个人。
[11] ［Pütz版注］叔本华哲学：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叔本华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章中指出，只有克服充满苦难的邪恶世界的意志，我们才能得以解脱。不同于之前对叔本华的高度评价，尼采自《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以来，指责叔本华为否定生活的悲观主义者代表。叔本华节欲主义的理想，其目的在于取消一切个人意志并最终走向虚无，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则是一种特殊的意志，它恰恰在克服某一他者或是自身的过程中得到确认，甚至在无我中得到升华。
[12] ［Pütz版注］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乐队指挥、作曲家、作家。瓦格纳创作《漂泊的荷兰人》之后推出了德意志特色的歌剧，区分咏叹调和宣叙调的意大利—法国歌剧形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吟诵的台词和贯穿首尾的音乐主旋律。尼采从1868年起与瓦格纳结下友谊。在《悲剧的诞生》中，他从祭祀酒神仪式的合唱群舞中发现了希腊悲剧的来源。他发现，自从苏格拉底发动启蒙以来，艺术日益衰落，却认为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能辨认出音乐精神孕育的悲剧的再生。在《不合时宜的沉思》（1875/1876）的第四部分，尼采尽管对瓦格纳的音乐大加赞赏，却仍批评他的文学能力及其担任未来文化先驱的要求。1876年起，瓦格纳的音乐节项目在拜罗伊特市得以实现，他和尼采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约从1878年起，尼采完全断绝了和瓦格纳的往来。在尼采的后期作品中，瓦格纳的作品被视作文化颓废的表现。在《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驳瓦格纳》（两书均成于1888）他论证了《道德的谱系》（1887）中建立的观点，比如瓦格纳在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1882，参见第八章256节注释“通往罗马之路……《帕西法尔》的音乐”）中向基督教靠拢。尼采在此影射的《帕西法尔》，是瓦格纳唯一一部纯粹源于叔本华精神的剧作。它问世的时候，尼采早就和叔本华分道扬镳了。
[13] ［Pütz版注］孔德丽：瓦格纳1857年开始酝酿，直至1882年才完成“舞台神圣节日剧”《帕西法尔》（参见第八章244节注释“……瓦格纳……”及256节注释“通往罗马之路……《帕西法尔》的音乐”）。这部晚期作品以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70-1220）的骑士史诗《帕西法尔》（约1210）为蓝本。孔德丽是剧中一个被七情六欲俘虏的灵魂，她曾嘲笑背负十字架的耶稣，自此被判不断转世再生。她以另一种形象服侍圣杯努力赎罪，但在找到使自己摆脱魔咒的那个人之前，她还是巫师克林佐的奴仆，后者与圣杯骑士团有不共戴天之仇。巫师吩咐她去引诱骑士偷吃禁果。他们若是中计，就会听凭巫师摆布。孔德丽的恩人是一个名叫帕西法尔的骑士，这个无知的愚人却以博爱悲悯的力量拯救了孔德丽，拯救了被巫师指使下的孔德丽诱惑并受伤的安福塔斯，他是禁欲基督教的圣杯骑士之王。叔本华的悲悯学说和基督徒的博爱学说在此融为一体。
[14] ［Pütz版注］真实的角色：type vécu（法语）。
[15] ［Pütz版注］救世军：卜威廉（William Booth，1829-1912）1865年建立的准军队化的宗教团体，旨在消除社会贫困，总部在伦敦。
[16] [译注]公元前2000年活动在中欧的一些具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特征的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
[17] [KSA版注]此后删去了：法国的自由精神，整个法国启蒙战争，都带有一种宗教运动的激情。黑暗的颜色总是让我吃惊 Rs
[18] ［Pütz版注］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88-1857），法国哲人，实证主义（参见第一章10节注释“实证主义”）创始人，首次提出“社会学”的名称，首次使社会学具备了科学体系性。遵循实证主义的口号“认识为了先见，先见为了预防”，社会学研究每个社会制度稳定的生存条件，研究进步的自然规律，从科学发展中可以推导出这些规律。社会学通过传播秩序原则和进步原则，最终创立了一种科学政治。除此之外，作为科学哲学的组成部分，社会学试图取代神学和形而上学对世界的阐释，并决定工业社会这实证的“第三阶段”。孔德的代表作《实证哲学教程》（六卷，1830-42；德译本1883）以及《实证精神讲话》（1884；德译本1958）对现代科学概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9] ［Pütz版注］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仇恨耶稣会：Cirerone（意大利文），滔滔不绝的导游，与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前106-43）可有一比，因而在此是戏称。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de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史专家和作家，在其五卷本《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史》（1840-59）中把传记手法运用到文学史里，因而可称为“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的西塞罗”：讲述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参见第五章188节注释“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历史的方法，就是圣伯夫的典型套路。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在17世纪是反教会特别是反耶稣会（参见序言注释“耶稣会”）的、信仰虔诚的詹森主义改革运动的中心。
[20] ［Pütz版注］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宗教学家、东方学家、作家。受德国批判神学和哲学的影响，他放弃了神职，转而从事一种把实证主义（参见第一章10节注释“实证主义”）方法和相信进步的文化乐观主义相结合的科学。在宗教学领域，他撰写了《基督教起源的历史》（1863-1883），在首卷即《耶稣的一生》（1863）中，他试图从历史、地理、社会学、伦理学角度解释耶稣的形象，将耶稣视为宗教—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21] ［Pütz版注］我们却说……最好的东西呢？：Disons donc hardiment que la religion est un produit de l'homme normal，que l'homme est le plus dans le vrai quand il est le plus religieux et le plus assuré d'une destinée infinie ... C'est quand il est bon qu'il veut que la vertu corresponde à une ordre éternell，c'est quand il contemple les choses d'une manière désintéressée qu'il trouve la mort révoltante et absurde. Comment ne pas supposer que c'est dans ces moments-la，que l'homme voit le mieux？（法语）引文来源不明。
[22] ［Pütz版注］完全是宗教的天真！：la niaiserie religieuse par excellence！（法语）。
[23] ［Pütz版注］柔软细腻：Delicatezza（意大利文）。
[24] ［Pütz版注］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神学家，起先在塔加斯特、迦太基、罗马、米兰等地教授修辞学，387年皈依基督教，并自395年起任北非希波教会主教。其著作影响了整个西方神学和哲学。尤以《忏悔录》影响为大，书中以宗教眼光记录了自己从出生至受洗的发展历程。他的《上帝之城》将历史描述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斗争。在1885年3月31日致奥弗贝克（Franz Overbeck）的信中，尼采称奥古斯丁哲学为“群氓化的柏拉图主义”。
[25] ［Pütz版注］神秘和实体的统一：Unio mystica et physica（拉丁文）。
[26] ［Pütz版注］盖恩夫人：Madame de Guyon，全名Jeanne-Marie de Guyon（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和法国寂静主义（源自拉丁文quies，“安宁”）的主要代表人物。寂静主义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以被动献身的内心基本态度，有意识放弃对自身此在的主动塑造，追求与上帝的融合。
[27] ［Pütz版注］教会曾多次将这类妇人封为圣女：不少基督教神秘主义圣女都有过和上帝举行婚礼的生动设想，比如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锡耶纳的卡特琳娜（Katharina von Siena，1347-1380）以及阿维拉的特雷莎（Theresa von Avila，1515-1582）。
[28] ［Pütz版注］权力意志：和叔本华一样，尼采在禁欲中看到了意志的自我否定，但却不认为禁欲是对意志的拯救，而是认为禁欲是作为权力意志（参见本章47节注释“叔本华哲学”，与《前言》“生命”和“权力意志”及以下）的意志的一种危险的强化形式。因此在尼采看来，西方基督教宣扬克己伦理，以便到达离上帝咫尺之遥的彼岸，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权力意志的表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症状。
[29] ［Pütz版注］洛可可趣味：参见第二章28节注释“洛可可品味”。
[30] ［Pütz版注］无神论……欧洲有神论……：无神论一词可能约在16至17世纪之交时开始传播，指在理论上否定上帝或所有神灵的存在，或者至少怀疑神的可认识性，因为科学无法确认神的存在，也不需要神。相反，有神论则信奉一个超世俗的人格神，他从虚无中创造世界，并使其延续，左右其发展。有神论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些宗教的一个元素，那些宗教中有一个或多个与尘世有别的神出现，作为活生生的人对尘世产生影响。此外，定义趋于细化的概念为各自对神的设想服务。“欧洲有神论”指的是基督教不同的表现形式，是无神论者尤其抨击的对象，因为正是它们供奉独一无二的、与造物世界对立的全能之神。尼采摆脱了虚假的神灵即“偶像”之后，就认为无神论正是人类升华的前提，是一种新人类产生的必要条件。
[31] ［Pütz版注］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人、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现代理性主义、数学、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觉得传统的中世纪形而上学（关于超越形而下的存在的最终基础的学说）站不住脚，于是力图通过一种方法论的怀疑为科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我怀疑着意识到我自己（cogito，“我思”），从而我直接确定我的存在（cogito，ergo sum[我思故我在]），这是一切知识不能再怀疑的基本原则。对怀疑的意义所在，是不能再怀疑的。因此，笛卡尔在其《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之二中把“我思”这一行为当作基本确定性，从中推导出主体的存在。自笛卡尔提出sum cogitans（“我在因我思”）以来，自我确定性的思想就成了近代主体哲学的“直接确定性”。当尼采揭露了主体思想的条件制约性时，他从语言哲学角度提出的批评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模式的无比剧烈的撼动（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我思”）。
[32] ［Pütz版注］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上持怀疑立场：近代哲学的特征在于它不再如古希腊和中世纪那样，直接追问事物的本质，而是探究对事物本质的思索，也就是对认识的主观条件进行发问。这一转变导致了批判地限制认识的可能性，因为它正如在康德哲学中那样，虽然原则上不否定普遍知识和必要知识意义上的认识，但却将那些并不受经验条件制约的认识对象，如灵魂、上帝、自由和不朽，从可能的认识范围内排除了出去。
[33] ［Pütz版注］吠檀多哲学：参见序言注释“吠檀多学说”。
[34] ［Pütz版注］卡普里岛密特拉窟的提比略皇帝：提比略（Claudius Nero Tiberius，前42-后37），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继子，公元14年继位。公元26年隐居卡普里岛。岛上的石窟在罗马皇帝时代被扩建为女神和温泉圣地，还有为了向印度—伊朗的米特拉神表示敬意的石窟，米特拉神集多种性格和作用于一身：他本来是契约之神（波斯语：mithra），后为日神和战神。米特拉祭祀仪式不得有女性在场，其影响波及罗马，穿越阿尔卑斯山。仪式夜晚举行，人们在洞窟和地下大厅里如痴如醉地供上动物祭品。波斯宗教领袖扎拉图斯特拉（参见尼采著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米特拉斗争。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参见第五章195节注释“犹太人……塔西陀”）和苏埃托尼乌斯（Sueton，约70-125）笔下，提比略的形象消极而阴暗：他不善交际，生性多疑。
[35] [KSA版注]Vs（W I 3） 的标题：上帝恶性循环
[36] ［Pütz版注］叔本华哲学：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对叔本华而言，意志的自我否定同时也是摆脱世界的邪恶和弊病。意志的净化也使得神圣者的愉悦、恬静和淡然联系起来。
[37] ［Pütz版注］佛陀：释迦·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a Gotama，前560-480），人称佛陀（梵文“觉悟者”），想通过禁欲抵达冥想中顿悟的境界。他创立的佛教起先是一场改革运动，拒绝婆罗门（参见本章61节注释“婆罗门”）的等级特权和吠陀（参见序言注释“吠檀多学说”）的权威。根据佛教的教义，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逝的实体；所有本质都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规律，因而在宇宙中生生息息循环往复，个体改变其存在方式。这个再生的循环可以被基本真理打破：基于易逝性，世上万物皆充满苦难，其根源在于生命意志，可以通过禁欲和克制所有情感而得以克服。伦理禁欲的管束和专一这条小径会导致一种使人解脱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直觉体验的结果。它经历了以下阶段：对自身之前的各次出生的记忆，对规律性发展和“高贵的真理”的认识。解脱则导向涅磐（虚无），涅槃摆脱所有世俗概念，是唯一永恒和独立的，或少可以设想为对所有规定的不断否定。
[38] ［Pütz版注］从头再来：da capo（意大利语）；关于音乐作品从头重复的指示。
[39] ［Pütz版注］上帝恶性循环：circulus vitiosus deus（拉丁文）。
[40] [KSA版注]此后删去了：因此德国贵族身上还是有不少虔诚，在有些等级的女人那里同样如此，那些等级将女人视为闲适的更高贵的一半Rs
[41] ［Pütz版注］自由思想：参见序言注释“十分自由的思想者”及第二章44节注释“‘自由思想家’、‘自由精神’、‘自由思想者’”。
[42] ［Pütz版注］宗教人：homines religiosi，参见本章45节注释“宗教人”。
[43] [KSA版注]人会驳斥上帝，却不会驳斥魔鬼 Vs（N VII 2）；参见第12卷，1[110]
[44] ［Pütz版注］龙涎香粉：原为抹香鲸排泄物，用作香料。在此指一般意义上的香味。
[45] [KSA版注]Vs（N VII 1）初稿：宗教的意义是多样的：对比较强大和独立的人而言，宗教是一种手段，用来实现统治，或者即使在统治的辛劳中也为自己求得平静（就如婆罗门那样）。对逐渐成长起来的比较强大的那种人而言，宗教给予他们坚定意志、学习斯多噶主义的机会，或者也使他们变得柔韧（就像耶稣会会士那样）。对平常的人而言，宗教提供他们可靠的前景、休戚与共的安慰，通过所有过程都是重要的说法使他们平庸的生活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美化。
[46] ［Pütz版注］培养和教育事业：这样宗教就成为了人类在精神道德领域的纽带和礼拜，同时也是一个炼炉，使情绪和欲望的等级在人身上固定下来。在此尼采延续了他在《朝霞》中就已提出的思想（对比《朝霞》45、114和207）。通过宗教以及哲学思想大厦进行的培养和教育被视为是“权力意志”的表现，能促进人的高贵化；在宗教中，卑微病弱的生命当然会因其尊重道德和美德而优化为主导的生命形式。
[47] ［Pütz版注］婆罗门：印度种姓制度最高等级的成员，自认为是雅利安上层贵族的后裔。雅利安人于公元前约1500年占领了印度文化，并引入了基于宗教的等级制度以巩固其统治。婆罗门在各个领域都享有崇高的社会和宗教声望。只有他们能担任神职，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国家、学术和艺术方面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的名称和统治头衔均源于“梵”，这是印度宗教史上一个多义的的核心概念。梵最初被当作咒语，在《奥义书》（参见序言注释“吠檀多学说”）中又被理解为具有创造性的原道、绝对者、人类的精神自我，之后又被人格化了，成了造物神梵天。婆罗门理想的成长过程包括几个阶段，先是研习吠陀的弟子，成为家主，然后是禁欲者和化缘僧，通过神秘体验深入梵中。
[48] [KSA版注]Vs（N VII 1）中的初稿：安慰受苦的人，鼓励受压迫者和弱者，引领那些不独立自主的人，使无节制的人反省和守规矩，——但也击垮强者（至少让他们感到不安），弱化厚望，怀疑洪福怀疑美，自信，更为阳刚、更为自豪的统治欲的本能：这些就是迄今为止基督教的任务。
[49] ［Pütz版注］伊壁鸠鲁式的上帝：参见第一章7节注释“伊壁鸠鲁”。
[50] ［Pütz版注］神性之锤：如果说尼采在此将“抡锤子的哲学”隐喻中的锤子还理解为一种建筑或是毁坏的工具，那么他在后来的著作《偶像的黄昏或如何用锤子从事哲学》（1889）中则暗指另一个语义场：在那里锤子仿佛就是心理学家的音叉，借助它可以听出神学和哲学建立的理想和权威的基础是如何不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