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说一遍，哲学家都是一些大孩子，因为他们童心未泯，几乎终生都保有儿童一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他们又都是些很成熟的大人，因为他们大都经过刻苦学习，掌握了比一般大人还要多的知识。不止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像孩子一样爱智慧，而且像阅历丰富的老人一样有智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写下这么一句诗：“我像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像村里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我以为这句诗很可以作为真正的哲学家的写照。泰戈尔自己就是一位很有哲学家气质的诗人。
然而，除了上述的共同点以外，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千差万别就跟普通人之间的千差万别没什么两样了。他们有的胆大，有的胆小，有的潇洒，有的拘谨，有的机敏，有的刻板，有的慷慨，有的吝啬，甚至有的高尚，有的卑鄙……总而言之，在为人处世上你很难把他们划归一个类型。
有两类哲学家：硬心肠的和软心肠的
至于讲到哲学家们的生平经历，一般就比较平淡无奇了，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思想，惊涛骇浪都发生在思想历程之中，生活中遭遇的事件与变化自然就会比较少。著名哲学家康德甚至说：“痛苦就是被迫离开原地。”
泰勒斯的名言
“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所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当然，这里指的是西方哲学史，这句话就是从一个名叫罗素的英国哲学家所写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引出来的。
泰勒斯是古希腊的米利都人，米利都在当时是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位于小亚细亚，濒临地中海。泰勒斯出生和去世的年月离我们太久远，所以人们很难准确地说出来。但人们知道他曾预言过一次日食，而那次日食（据天文学家推算）发生在公元前585年，由此可以认定他的活动大致是在那一时期。
泰勒斯是古希腊著名的“七贤”之一，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得到这种称号的人。据说有一次人们用渔网打捞到一只三脚鼎，决定把它献给当时希腊最有智慧的人，结果一致同意献给了泰勒斯。古希腊“七贤”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句流传于世的名言，泰勒斯的那一句是：“水是最好的。”我想，他这样说是因为他长年生活在海边的缘故。我自己是在山区长大的，从小就对海抱有一种向往之情。少年时期有一位朋友得到一次去海边的机会，当时就很让我羡慕。不想他从海边寄来的信中却说：“我道海是什么，海原来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水。”后来我自己也有机会去看过海，在海边竟同时想起泰勒斯的名言与我那位朋友的“傻话”。刹那间我觉得我已理解了泰勒斯。你想，那样常见、那样简单的东西（水）居然能汇聚成那样伟大的景象，你还能不说它“是最好的”？再想一下，地球表面有71％的面积被水覆盖着，而人体的构成成分中有80％左右是水，你还能认为泰勒斯这句话没有道理？
其实，泰勒斯说这话是出于他对世界的一种看法，他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这话的意思是说，万物都是从水而来，是水的变形，而最终又会复归于水。或者说，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按我们前面的说法就是，水是万物的“本来样子”。他有这种看法，显然是由于他观察到水对生命的重要性。前面提到的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这样评论：“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科学的假说，而且绝不是愚蠢的假说。20年以前，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是：万物是由氢构成的，水有三分之二是氢。”罗素写《西方哲学史》的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说，直至20世纪初，人们的看法距泰勒斯的看法仍并不太远。另一位叫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家则评论说：“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我想，黑格尔的意思是说，泰勒斯这句话表明了泰勒斯已开始提出哲学问题，即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设计一个“泰勒斯喷泉”
泰勒斯是古希腊时期非常博学的人，他研究的许多学问（如天文学、几何学、物理学、航海学和工程学等等）在今天已划归科学。但在古代，科学与哲学并没有被严格区分开来，都属于“爱智慧”，也就是在哲学名下。不过，把泰勒斯看成第一个哲学家（而不是看成第一个科学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显然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在所有这些学问背后，他还想追寻更为根本的东西。另一位古希腊的哲学家曾记载过这样一个关于泰勒斯的故事：
人们指责他的贫困，认为这就说明了哲学是无用的。据这个故事说，他因为精通天象，所以还在冬天的时候就知道来年的橄榄会有一场大丰收，于是他以拿出自己的一点钱作为租用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榄榨油器的押金。由于当时没有人跟他争价，他的租价是很低的。到了收获的季节，突然间需要许多榨油器，他就恣意地抬高价格，于是赚了一大笔钱。这样他就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那么，泰勒斯的“雄心”到底是怎样的呢？“去寻求唯一智慧的事物吧！去挑取唯一优美的东西吧！”泰勒斯用这样的话表明了哲学家的态度。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毫无疑问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人，他一辈子生活在古希腊最伟大的城邦——雅典。他生于公元前470年前后，肯定死于公元前399年。就因为他的死，公元前399年成了一个人们永久纪念的年份。
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雄辩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辩论中度过的。他从不著书立说，只是在雅典街头聚集起一帮爱智慧的青年人，探讨“天上地下”的各种问题。有时候还会拦住过往的行人，提出问题，展开辩论。据说他也常常会独自站在街头沉思，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的妻子桑蒂普觉得他简直就像个游手好闲之辈，因而时常对他大发雷霆。这使得他的妻子也成了历史名人，以至于桑蒂普（Xanthippe）这个名字在西语中竟与“悍妇”一词同义。苏格拉底好像对他的妻子也抱定了一种哲学家的宽容态度，有一回他的妻子一边叫骂一边将一盆水泼在他头上，他却慢条斯理地说：“我说嘛，桑蒂普一打雷，天就要下雨。”
苏格拉底喜欢在雪地里思考
桑蒂普哪里知道，她的丈夫用他自己的辩论为西方哲学开创了一种最基本的方法。有哲学家说过：“也许我们可以把‘哲学’定义为用柏拉图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讨的总和。”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其方法是直接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下来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苏格拉底，大部分是出于柏拉图的记载。
苏格拉底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无非是无拘无束的辩论或讨论。参与辩论或讨论的人不必有任何顾虑（不因为对方是你的老师、长辈或上司什么的就不愿或不敢有话直说），而只遵从一条原则，那就是谈话必须有逻辑性。你不要被“逻辑”两个字给唬住，它的意思无非是要你说话不能前言不搭后语。比如说，你的老师要求你每天晚上按时睡觉，却又经常布置了多得你不做到深夜就做不完的作业，并且说：“做不完就别睡觉！”如果你不害怕，也就是可以和老师无拘无束地谈话的话，你就会质问：“那我怎么可能按时睡觉呢？”老师如果不用发脾气来作掩护，他就肯定无话可答，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发出了两道互相矛盾的指令。实际上，你在生活中会经常运用逻辑，只要谈话的确是无拘无束的。要是你喜欢玩电脑，就更容易明白逻辑是什么意思。电脑是最讲求逻辑的，不合逻辑的指令它总会拒不执行。
苏格拉底在辩论中总能牵着别人的鼻子走
这样来看，苏格拉底的方法就确实不难懂。用通常的话说，它不过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辩论双方谁也不压制谁，谁也不胡搅蛮缠，（比如耍无赖说：“我偏要这么说，你能把我怎么样？”）辩论就有可能顺理成章（也就是符合逻辑）地深入下去。这大概就是苏格拉底之方法的要点所在。为了让你更清楚一些，我可以试着模仿苏格拉底的风格编写一段对话。我假设它发生在能无拘无束地进行讨论的一个学生与一个老师之间。
老师：同学们，你们应该爱护动物。
学生：老师，老鼠是不是动物？
老师：是。
学生：那我们为什么要消灭老鼠呢？
老师：我说的是，你们应该爱护好的动物。
学生：什么样的动物才是好动物呢？
老师：对人类有益的动物就是好动物。
学生：猪和羊是不是对人类有益的动物呢？可我们为什么要杀死它们？还有，老虎是会吃人的，为什么现在又要保护它们呢？
…………
接下来你可以想象，老师必须向学生解释什么叫对人类有益和有害，而学生还可以继续追问，讨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这样的讨论不一定会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却可以把我们平时没有好好想过的许多问题加以澄清，使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再那么笼统和似是而非。苏格拉底使用这样一种方法逼使对手自己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让他自己得出结论。所以，人们常说他的方法很像一种“接生术”。
我为什么这样不厌其烦地向你介绍苏格拉底的辩论方法呢？因为他所倡导的无拘无束的讨论不仅对于哲学，而且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都太重要了。这其中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只服从真理”的精神，而真理只有通过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才能获得。苏格拉底的一生都表现这种精神。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强迫，也从来不强迫任何人。他的这种精神对后来的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影响很大。在他之后有一位古希腊的大哲学家就说过：“我爱我的老师，可是我更爱真理。”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秉承苏格拉底的这种精神，哲学将不成其为哲学，人类思想也将不成其为人类思想。
苏格拉底是怎样表现这种精神的？除了终其一生都在进行自由辩论以外，他更用自己的死为这种精作出了见证。苏格拉底是被当时的雅典城邦开庭审判处死的。法庭加给他的罪名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换句话说，他的罪名就在于他坚持并教导别人要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天上地下”的任何问题。在法庭上，他为自己作了辩护，然后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去死”。为什么说“去死”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按照当时雅典城邦的法律，他本来可以自己提出一种法庭认为适宜的处罚（代替死刑），可是他提出来的却是处以30个米尼的罚金。这笔罚金数量太小，以至于法庭大为恼怒，更加坚决地判了他死刑。他无疑已预见到这种结果，但并不想以看来是承认自己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读过他的辩护词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一选择。他在辩护词中说，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是他的天职，他当过兵，懂得什么叫忠于职守，放弃职守就无异于做了逃兵。如果以不再继续他以往所做的那种思考为条件而允许他活命，他就宁愿选择死。他还说：“只要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和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当法庭宣判了他的死刑之后，他又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表明了自己对死亡的安详态度。他说：“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
接下来是死刑的执行，法庭决定让苏格拉底饮鸩（毒酒）而死。苏格拉底的朋友们来到牢房，给他带来了一条易如反掌的脱身之计，但被他拒绝了。“振作起来，”他对陷于悲痛中的朋友们说，“告诉人们，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说完这句话后——还是让我们来听柏拉图把这个故事讲完吧。
说完这句话后，他站起身来，叫我们稍候，就和克里同一块儿走进浴室去了。我们一边等候，一边说着话，大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就像一位我们正在失去的父亲，而我们就要作为孤儿去度过自己的余生了……太阳落山的时刻临近了，他在里面已经待了很长时间。终于，他出来了，又和我们坐在一起……大家只是相对无言。很快，狱卒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边，说道：“苏格拉底，在所有来过这里的人当中，您要算最高尚、最温和、最善良的一个了。我每次服从当局的命令，吩咐其他犯人服毒，他们就像发了疯似的把我骂个狗血淋头，您是不会和他们一般见识的。其实我明白您不会生我的气，因为您知道错在他人，不在我。我这就向您告别，死生有命，请您尽量想开点。我这份差事，您是知道的。”说罢，只见他眼泪夺眶而出，转身出去了。
苏格拉底望着他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听您的吩咐。”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这个人多可爱呀，这些天来，他没少来看我……看看刚才他向我表示遗憾时是多么慷慨吧。我们必须按照他的吩咐行事。克里同，看看鸩酒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准备就绪，就叫人端来。”
“可太阳还在山头上呢，”克里同说，“许多人都是一拖再拖，就是在宣布叫他们就死之后，他们也要大吃大喝，寻欢作乐一通才肯罢休。您又何必这么忙，还有的是时间哩。”
苏格拉底回答说：“是的，克里同，你说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拖延可以有所得。不过我不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不认为晚死一会儿自己就能得到什么。我吝惜和挽救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要是那么做，我只能感到自己可笑。请按照我的话去做吧。不要拒绝我。”
听见这话，克里同朝仆人做了个手势。仆人走进内室，过了一会儿，便和端着一杯毒鸩的狱卒出来了。苏格拉底说：“您，我的好朋友，是有经验的，就请教教我这事儿该怎么进行吧。”狱卒回答说：“您只要来回走动，等到走不动了，再躺下来，那时毒性就发作了。”说着，他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轻松自如、温文尔雅地接过杯子，毫无惧色地说：“您说我可以用这杯酒来祭奠神灵吗？能还是不能？”狱卒回答说：“我们就准备了这么多，苏格拉底，再也没有了。”“我明白了，”他说，“不过我可以而且必须祈求众神保佑我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中一路平安——但愿我的祈求能得到满足。”说完，他把杯子举到唇边，高高兴兴地将毒鸩一饮而尽。
至此，我们尚能节制自己的悲哀。然而，当我们眼见他一口气把鸩酒喝完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我用双手捂住脸，泪水却像泉水般从指缝间涌流出来，我是在为自己哭泣。因为我确实不是在为他而哭泣，而是一想到自己就要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便使我悲恸不已。不独我是这样，克里同也止不住泪如雨下，忙起身躲到一边去了。这时，一直在一旁悄然啜泣的阿波罗多罗斯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于是大家顿时都失去了勇气。只有苏格拉底泰然自若：“这么哭哭啼啼是干什么？”他说：“我不让女人待在这里，就是怕她们来这一手。你们也许知道人应该在平静中死去这个道理吧。那就安静耐心一点儿吧。”听见这话，我们都感到羞愧，于是便忍住了眼泪。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起步来，直到走不动了，才遵照指示，躺了下来。给他送来毒鸩的狱卒不时地查看着他的双脚和双腿。少顷，他使劲在苏格拉底脚上捏了一把，问他有没有感觉。苏格拉底回答说：“没有。”就这样，狱卒顺着脚踝一路捏上来，向我们表明苏格拉底已经僵硬冰凉了。苏格拉底自己也感到了，他说：“毒鸩一到达心脏，一切就结束了。”他的下腹周围开始变凉了，这时他撩开盖在身上的被单，露出脸来说——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克里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能记着替我还清这笔债吗？”“我一定替您还清，”克里同说，“您还有其他吩咐吗？”没有回音，一切又复寂静。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动弹了一下，狱卒掀开被单，只见他目光已经凝滞了。克里同替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巴。
没有人能比柏拉图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了，这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篇章之一，可一点儿也不难懂。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愿意，你完全可以直接去读那些伟大的作品。
笛卡尔的沉思
笛卡尔被人称作“近代哲学之父”，异议不多。他是法国人，生于公元1596年，死于公元1650年。从苏格拉底到笛卡尔，我带着你一下子跨越了一千多年时间。难道这一千多年中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哲学家了么？当然不是。但我不是想给你讲授哲学史，而只是想让你了解一下哲学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选了几个哲学家，自有我自己的理由，只不过这些理由无须在这里啰啰唆唆地向你诉说而已。
从柏拉图以后到笛卡尔之前，哲学家们大都是教师，18世纪以后，哲学家们又多半是教授。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却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他以发现者和探究者的姿态执笔，文章写得平白易懂。他的书不是供学生们读的，而是给一般明白事理的人看的。他的文笔还异常出色，哲学家罗素因此评论说：“近代哲学的开拓者有这样可佩的文学感，对近代哲学来讲是很可庆幸的。”
1619年11月10日，正在军队当兵的笛卡尔在军营中一夜连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梦见一群鬼怪向他扑来，夹着一股旋风；第二个梦是梦见一声巨响，有如惊雷，使他猛醒；第三个梦是梦见面前摆着一本诗集，书页上写着：“我今生要走哪条路？”他觉得这三个梦简直就是一种启示，启示了他的使命。按他自己的理解，第一个梦的含义是：邪说横行，处境危险；第二个梦的含义是：一旦猛醒，决不回头；第三个梦的含义则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
笛卡尔只有坐在壁炉前才能进入沉思
他做这三个梦的时间是在冬天，军队驻扎在德国南部，天气十分寒冷。据他自己说，他早晨钻进一个火炉子（德国南部当时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火炉，人可以钻进去烤火），整天待在火旁沉思默想。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哲学已成了一半。当然，也许他故意把事情说得这样富于戏剧性，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不是成于一朝一夕的功夫。不过，在落笔写他的名著《方法论》的时候，他确实是从火炉中的沉思开始的。
笛卡尔的沉思是从“怀疑一切”开始的。他说，我能不能怀疑我正穿着晨衣坐在这儿的炉火旁边？能，因为也许我正赤身睡在炕上却梦见自己正坐在这儿。而且，一个精神病人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幻觉，我也许正处于与精神病人相同的状态。
用这种怀疑的眼光来看世界，就没有什么事物和知识是不可怀疑的了。例如，我们看见天上有许多星星能不能怀疑？能，因为它们也有可能是我们梦见的，或者只是我们的一种幻觉。同样，天文学家发现的星星以及有关这些星星的知识也是可以怀疑的，因为那可能是出自天文学家的幻觉。物理学家也一样，他们对某个物体运动的描述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幻觉。
比较起来，数学知识好像要确切可靠一些。比如说，我眼前出现一块方形的石头很可能只是我的梦，但方形有四条边、四个角却与我是不是在做梦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说方形有四角四边，这不能怀疑。笛卡尔自己是一个出色的数学家，坐标几何就是他发明的。他的确认为数学知识比其他知识更确切可靠，但不认为数学知识就无可怀疑。你说方形有四条边、四个角，你怎么知道你没数错？你说你每次数都是四条边、四个角，所以不会错。那也不见得，你怎么没有可能每次都数错？这听上去像是有些强词夺理，但笛卡尔有笛卡尔的道理。他想，会不会有一个狡猾的恶魔在我身边使了障眼法，让我每次都数错了方形的边与角，而且每次都错得一样，时间一长，我便信以为真了呢？你可能会觉得笛卡尔想得有些荒唐。我却觉得有必要替他辩解一下。假如孙悟空想捉弄一个洞里的妖怪们，他就有可能让妖怪们每次都数错了方形的边与角。比方说，他让妖怪们每次都数成了五，时间一长，这个洞里关于方形的知识是不是就会有“方形有五条边、五个角”一说？你可能会不服气，说：“可是世界上并不是真有孙悟空呀！”我想提醒你的是，笛卡尔是在怀疑，你也可以认为他坐在炉火边正在疑神疑鬼。他并不认定真有什么恶魔，只是怀疑有，为什么他不可以怀疑？其实，换一种表达，笛卡尔的怀疑就不仅有理，而且十分重要。他怀疑的是：我们所有一切知识的来源究竟可靠不可靠？这个问题横在整个近代哲学的面前，后来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回避它。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哲学家们想些什么问题”一章里已经讲过一些话，这里不再多说。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按现代物理学的观点（笛卡尔当然还不知道有这种观点），一个物体在以光速或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时，该物体的形状在我们眼里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想象，当一个方形物体以这种速度向我们奔来时，我们看见的它就不会是有四条边、四个角的形状。那么，哪一种形状才是方形物体的本来样子呢？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还是它在以光速运动时所呈现出来的？所以，笛卡尔并不荒唐。
然而，要像笛卡尔这样怀疑下去，别说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就是一句肯定的话都不能说了呀！你别急。哲学家虽然是从大胆怀疑开始的，却并不一定以全盘怀疑告终。笛卡尔在炉火边有这样一个发现：“我可以怀疑一切，却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这话你听上去也许会觉得有点绕，但笛卡尔的意思却是再清楚不过了：我在想，眼前这一切都有可能不是真的，但“我正在想”却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从这个发现，笛卡尔引出了第一个肯定的结论：“我思故我在”。他把这个在他看来是清楚明白的结论作为基石，一砖一瓦地营建起他的大厦，也就是全新的体系。你可以认为，他用他的怀疑先清扫出一片空地（在他眼里那地方原先堆积着各种邪说谬见——想想他的第一个梦），然后另起炉灶，重新放下基石，开始建设新的体系。这可是从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以来未曾有过的事。
你也许不完全明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的意思，更不明白它何以会成为一个全新体系的基石，对于现在的你来说，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我想要让你了解哲学家的这种怀疑精神和从头开始的勇气。
斯宾诺莎的信念
哲学家们敢于怀疑，但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们都成了怀疑主义者——对什么都不肯相信。相反，有许多哲学家都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一旦相信了什么，往往会坚定不移。斯宾诺莎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斯宾诺莎是犹太裔荷兰人，生于公元1632年，死于公元1677年。他的生平十分简单，先在阿姆斯特丹，后来在海牙平静度日，靠磨镜片维持生活。他的物质欲望少而简单，一生当中对金钱都表现出一种罕有的淡漠。与所有哲学家一样，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沉思默想。不过，据说他磨镜片的手艺十分出色。磨镜片固然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但学会磨镜片却是因为遵循了他的犹太祖先们的教导。犹太人有一句古训说：“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学会一门手艺，最终会变成一个无赖。”
你可以想见他是怎样过日子的。他住在一个僻静的阁楼上，经常闭门谢客，在房里一待就是两三天，连简单的饭菜也是由房东夫妇送到他房间里。有一个为他写传记的人说：“斯宾诺莎每个季度都要仔细算一次账，以便能够把钱不多不少正好花到年底。有时他还对房东说，他就像一条蛇用嘴咬住了尾巴，意思是说到年底他剩下的只有一个零。”磨镜片的钱只要够换饭吃，他就不再多磨。斯宾诺莎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却自得其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有时候我会发现靠我天生的理解力所采集到的成果并没有实惠，但我对此只感到心满意足而别无他求，因为我喜欢采集，它给我带来安宁和喜悦，使我不用唉声叹气地过日子。”
斯宾诺莎想要“采集”的东西是什么呢？让我们再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经历使我懂得，日常生活的忙碌是徒劳无益的；我发现，我所害怕的一切和害怕我的所有一切，除了影响情绪之外，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于是，我决心至少要去探索一下究竟有没有什么事物是真正的善，并能够把它的善传达与人，使人能够排除一切杂念。我是说，我决心要看看自己能否发现并获得那种永享极乐的本领。……我并非看不到荣誉和财富给人的诸多好处，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希望去探索一种新事物，就会与上述东西无缘。……但是，对于这两种东西，人得到的越多，便越觉得快乐，便越想得到更多，而一旦欲望受到挫折，又会觉得痛苦不堪。对名声的追求也会碰到这种不利，也就是说，为了出名，就必须投人所好，不说他们不爱听的话，专拣他们听着舒服的讲。……只有对一个永恒和无限的事物的热爱，才能给人以一种不受任何痛苦威胁的乐趣。……最大的善就是认识到心物合一。……人的知识越多，就越清楚地知道自身的力量和自然的秩序，就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并为自己立法。人对自然秩序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挣脱毫无用处的俗念。这就是全部的方法。
斯宾诺莎的信念在这里已经展现出来。他相信万事万物（整个宇宙）都有着固定不变的秩序和法则。由于这些秩序和法则，万事万物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宇宙）。人始终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只有自觉地遵从这些秩序与法则，使自己与宇宙整体合而为一，才有可能过上幸福美好也即是善的生活。而要自觉地遵从这些法则和秩序，首先必须认识到它们，然后依照它们来为自己的生活订立法则与秩序。斯宾诺莎想要“采集”的，就是关于这些法则与秩序的知识。
这里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人既然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自然只能服从宇宙间的法则与秩序，为什么还非得认识到它们不可？比如说其他动物，它们也在服从自然法则，但它们显然并没有认识到它们所服从的法则，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恰好是斯宾诺莎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说过，他“决心要探讨一下”的事情就是“究竟有没有什么事物是真正的善”。换句话说，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在承认了人的能力有限之后，人怎样才能过一种高尚的（也即幸福的和善的）生活呢？如果我们只能像动物一样盲目地服从自然法则，我们便活得跟动物没有两样了，这种活法当然是谈不上什么高尚不高尚的。然而我们是人，人是有理性、有智慧的，完全有可能过一种有理性、有智慧的生活。在斯宾诺莎眼里，有理性、有智慧的生活才有可能是高尚的生活。
举一个例子说，人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害怕死亡。可是有理性、有智慧的人却会想：凡是人办得到的事情没有一件会使人长生不老，所以我们为自己必有一死而恐惧、而悲叹就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徒劳无益。想通了这一点，就有可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必然要来的死亡，不为它烦心，不为它恐惧，而让自己的生活多一分安宁，少一分烦恼，多一分从容，少一分狼狈。这样，人的生活当然也就多了幸福、高尚和善了。你不要说这其实办不到，古往今来有许多智者的确曾经用很平静的态度面对过死亡。前面讲到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例，斯宾诺莎自己也是一例。他在死前的最后几分钟还在与别人安详地谈话，仿佛死亡与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事没有什么两样。你还应该记住的是，他死的时候才44岁。
对待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其实与对待死亡一样，态度上也能有很大的不同。只知道追名逐利、求福避祸的人永远生活在希望与恐惧之中，他们得不到安宁。有理性、有智慧的人则能知道什么是可避免的，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可求到的，什么是不可求到的。因此，他们懂得引导和节制自己的感情，免受希望与恐惧的折磨。斯宾诺莎自己也做到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斯宾诺莎倡导一种高尚的生活，也就是不单纯顺从我们的欲望、感情和激情，而是用我们的理性去统治、驾驭和节制它们的生活。他认为我们应该成为欲望、感情和激情的主人，而不是反过来成为它们的奴仆。他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坚信人类理性不仅能发现和认识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而且能依照这些秩序和法则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感情和激情。他的这一信念，在近代西方世界被表达为：“理性能使人自由”，并且曾经一度成为西方世界许多人共有的信念。然而，在他身上这一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时时处处身体力行，不仅这样想，而且这样做，用自己的一生作出了有力的证明。因此，有哲学家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
假如斯宾诺莎穿上印了字的文化衫……
说他“温厚可亲”，当然不是指他对万事万物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哲学的平静（那也许会冷得可怕），而是指他也能理解和尊重平常人的生活。他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行为准则，并且也是一辈子身体力行的。这个准则是：“1．用一种人民能够懂得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替他们做一切与我们的目的并行不悖的事情。2．只享受那些有益于健康的乐趣。3．不贪财，只要能维持健康的生命即可；不落俗，只遵守那些不妨碍我们事业的风俗习惯。”
从这个准则看，他自己也在过着一种平常人的生活，只不过少了一些平常人的那种自寻烦恼罢了。
康德的忧虑
康德是德国人，或者说，他是一位德国教授，因为他几乎终生都生活在学院内，而且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学院式生活。1724年他出生于当时属于东普鲁士帝国的柯尼斯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此后整整80年，也就是一直到1804年逝世时为止，他都一直住在这个城市里。他在柯尼斯堡大学上学，又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平平稳稳、无风无浪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然而他却用自己的思想与著作在人类思想史上掀起过巨大的波澜，至今都未曾平息。有人说他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有人不同意，但无论如何，他是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之一却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康德这个人，哲学界以外的人知道得最多的有两件事。一是他说过的一句名言，“有两件事物，我们越是对它们沉思默想，就会越加敬畏。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另一件事是，康德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下午只要他身着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外出散步，当地的居民就知道时间准是三点半了。其实他年轻时并不这么刻板，大约是在50岁以后才养成了生活严格有序的习惯。他说，他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有许多主要思想都得自他每天散步的那条路。因此，他散步的那条路至今仍被人们称为“哲学之路”。
建造在沙堆上的房子
康德早年并不曾想到，他会在57岁时写出一部震惊整个世界的哲学书。他早年的著述大多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他写过《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提出了有关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又写过《人类学》，提出了人类可能起源于动物的观点。此外，从1755年到1797年，在长达4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讲过“自然地理学”、“理论物理学”、“自然法”以及“教育学”等等，总而言之，他所讲授的课程远不止于哲学范围。当然，他也讲授哲学，但他对学生们反复强调：你们跟我学不到什么哲学，而只能学哲学思考。他的意思是：哲学不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是永不停息的思维活动。“自己思维，自己探索，用你自己的脚站着”——这就是他对学生们提出的忠告。
这一忠告显然也是他自己奉行的原则。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曾经从“独断论的美梦”中被唤醒。他所说的“独断论”是指他的前辈哲学家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的学说。这种学说的内容是什么，在这里无关紧要。我要说的只是，康德认为自己曾躺在这种学说上睡过大觉，停止了“自己思维，自己探索”的活动。一旦醒过来，他就开始努力“用自己的脚站着”。
是什么使他醒过来的？是英国哲学家休谟写的一本书。那本书名叫“人类理智研究”，是休谟对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最初出版于1739年）进行简缩后写成，时间是1744年。康德读到它的时间却是1769年，也就是在20多年之后。这本书的观点使康德感到震动和忧虑。他不敢也不愿相信休谟的观点会是对的，却又觉得必须面对它，不能轻轻松松地斥之为荒唐后便继续睡自己的大觉。也就是说，他觉得休谟说得很有道理，却又使人难以相信。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康德为此寝食难安，从此便一门心思地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这一头扎进去，花去了康德整整12年的时间，他终于写出了那本震动世界的书——《纯粹理性批判》，算是对休谟作了回答，也算是对自己的思考与研究作了初步总结。
那么，休谟究竟提出了什么观点，竟然使康德如此震惊呢？说实话，要对你说清楚还真不容易。这样吧，我试着给你讲讲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不能完全依照休谟自己的论述方法。这一个部分是休谟讨论知识的部分。他的观点大体如下：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我们的经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知识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当然，有些知识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并不一定要我们自己亲身经验到。比如说，你没有到过北极，却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北极，而且知道北极那地方长年冰雪覆盖，有北极熊和海豹等。这些知识是从书本和电视中学到的，和你自己的亲身经验无关。不过，休谟要说的是，你通过学习得到的知识最终也是人从经验中获得的，只不过是他人的经验而已。你不难同意这一点。那么，经验是什么意思呢？经验无非指人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等等，一句话，经验无非是由人的各种感觉印象组成。本来这些感觉印象都是单个的，但我们常用思维把它们连成一体，形成知识。用休谟自己举的例子说，我们看见太阳光照在一块石头上（这是一个感觉印象），又用手摸摸石头，觉得石头是热的（这是另一个感觉印象），然后我们想了一下把两个印象联系在一起，说：“这石头是被太阳晒热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这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这石头怎么会热？”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传授这条知识。可是，休谟却对这条知识提出了质疑，他说：你只感觉到太阳晒和石头热（你只有这两个感觉印象），却并没有感觉到太阳晒热了石头（你不可能有这种感觉印象），而只是把前面两个印象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太阳晒热了石头是你推想出来的，你的推想真的可靠吗？你也许会回答说：我每次看见太阳晒时，摸到石头都是热的，因此我知道石头热是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休谟的反驳却是：你一共看过和摸过多少次呢？你怎么敢肯定你以前和以后没有看到太阳和摸到石头的时候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太阳晒的时候石头并不热？更重要的是，就算每次我们看到太阳晒时都能摸到石头热，你也没法断言太阳晒就是石头热的原因，因为很有可能每次太阳晒的时候，石头自己也恰好发热了。时间一长，我们就误以为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人跟你开了个玩笑，他把一只闹钟拨到早晨8点钟时响铃，然后把钟藏在你听得到而看不到的地方。你自己也有一只闹钟，却没有上响铃的发条。可是，后来每天早晨你的钟一走到8点，那铃声就响了。时间长了，你会不会误认为是你的闹钟在响铃，或者说，你的闹钟走到8点是铃声响的原因？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让你想象一下，太阳和石头有可能像两只同步的钟，早已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好，凡太阳晒的时候，石头自己就开始发热。你不要以为这个论辩荒唐，休谟要求我们拿出证据来证明，“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这条知识是确实可靠的。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他的质问也是有道理的。因此，他一下子就困住了康德。问题当然不在于太阳晒和石头热这样一件事的判断，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关于事物的原因和结果的知识都不是确实可靠的，那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变成可疑的了。近代建起的科学大厦岂不是要因此土崩瓦解吗？要知道，我们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在陈述某种因果关系呀！举例说，我们看见太阳东升西落，是因为地球在自转的缘故，我们看见水结成冰，是因为气温到了0℃的缘故……如此等等。
你大概快要知道康德忧虑的是什么了吧？他是一个热爱科学、热爱知识的人，当发现整个知识大厦都好像建在流沙之上时，怎么能不担心呢？他花了12年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后人一直有争论。他的解决办法说起来很难懂，你也没有必要现在就弄懂它。我想告诉你他的一些主要结论，目的则在于让你了解他更深一层的忧虑。
康德强调了人的认识能力（他称为纯粹理性）在获取知识方面的主动性。他说，人的认识能力并不像一块只能被动接受印象的蜡版（把什么东西往上一按，就留下一个痕迹），而更像一个活动着的装置，能够把感觉材料整理、铸造成形（知识）。与此同时，他为纯粹理性划定了界限，说只有在某种范围内，它才有可能取得对它有效的知识。超出这个范围，它就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知识。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休谟提醒了他，必须探讨和指出人类理性的限度。前面我已经讲过，近代西方世界曾滋长出一种强烈的信心，相信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便有能力认识世界和自己并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这种看法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人不再相信有高于人、大于人的力量，而只相信自己。康德更深的忧虑正在于此，因为他认为人还应该有信仰。什么叫有信仰呢？那倒不一定是要烧香拜佛、上教堂做弥撒。一个人只要相信世上有比自己更伟大、更崇高的事物并对之怀有敬畏之心，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做事，不会只想“我要这样”，而会想“我应该这样”。因此，在给人的认识能力划定界限之后，康德就开始寻求一条通往信仰的道路。为此他又写了一本书，名叫“实践理性批判”。他把信仰建立在“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这个基础之上。什么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简单讲就是我们心中存在着的那种向善的强制性力量。康德认为那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否则我们不会一做坏事就感到内心不安。尽管他关于道德的论述在后来遭受到很多质疑，但他那句关于星空和道德律的名言却响彻了几个世纪。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也曾这样发出共鸣：“头顶有群星璀璨，心中有道德法庭。”
你越长大就越能明白，康德的忧虑绝不是出于庸人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