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获得性经验已经覆盖原有的自然经验时，我们又如何找到这些最简单的原初设计呢？如果要求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这会让我们对回应这一要求感到不知所措。实际情况是，我们也不得不摸索着前进，我们也要进行各种尝试，要系统地进行复核，要同时采取几种方法。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方法也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能性或概率。通过这些可能性的相互交错，我们获得的结果会相互中和、相互强化，最终得到修改和验证。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和考虑“原始民族”，而且不要忘记，在“原始民族”中同样有一层获得性经验覆盖了自然经验，只不过这一层获得性经验比我们文明人的获得性经验厚度要浅一些。我们还要对儿童进行观察和研究，但同时不要忘记，自然已经事先考虑到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的不同情况。儿童的本质未必完全等同于人类本质。最重要的是，儿童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我们看起来是本能的东西，经常不知不觉地成了儿童效仿的对象，从而对他们产生影响和教育效果。但是主要的信息来源还应是人类对过去的回顾和追忆。我们应当探寻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基本原则。如果已经存在的社会尚未赋予我们适应这一社会的习惯和内在倾向，那么我们的知觉意识就可以感知到这一基本原则。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或在瞬间内，我们才可能很少再觉察到这一原则层面。我们必须重新捕捉到这个瞬间的洞见，并服从和坚持这一洞见。
我们首先说，人类的原初设计就是为了适应小的社会群体形式而存在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群体的规模都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补充一点，人的原始心理状态潜伏在习惯下面而被保留下来了。实际上，如果这些原始心理状态没有被保留下来，也就不会有文明的产生。虽然被驱使到内在层面，而且也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但这种原始心理状态继续生存在人的心灵深处。如果说它的作用已经无力决定人的行为，但它可能通过语言来表现自己的作用。在一个较大的国家，某些地区可能被管理得相当不错，从而得到多数人的满意认可。但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感到如此满意以至于一致拍手叫好的政府在哪里呢？当民众们说这个地区被管理得不比其他地区差时，他们认为，这就是对政府足够的赞赏了。甚至说这些地区被管理得最好，也只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的。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固有的不满。事实上，对于管理一个大的种族的艺术来说，绝对不会存在相应的技术培训或有效的教育措施。尤其是当一个人位于最高领导岗位时，更是如此。具有一定才能的政治领导人极度缺乏的原因在于，他们要随时应对一些棘手问题，并做出具体决策。这些问题对于规模不断扩张的社会来说，几乎是无法解决的。研究一下一些现代化大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在这些国家的各行各业中，有众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军事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但杰出的政治领袖又有多少呢？
然而，为人类设定小规模社会群体的自然，却为这些小型社会群体预留出了扩张和膨胀的出口。因为她也为人类预定了战争，或者说她至少为人类制造了不可避免要发生战争的生存条件。这样，战争的威胁使一些小型社会群体团结起来抵御来自共同敌人的威胁。的确，这样的联盟很少能够维持长久。无论如何，这种联盟促进了与某一单独的社会群体处于相同规模等级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集中与联合。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战争还是帝国产生的根源。帝国的产生是大国对小国征服的结果。即使战争在最初阶段不是征服性的，但它最终会变成一种征服。因为获胜的一方会发现，对他们来说，占领被征服者的土地，劫掠被征服国家的人口太方便了；他们甚至可能通过对被征服者进行奴役而获利。古代的东方大帝国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帝国最后都走向了衰落。但实际上，真正导致衰落的原因在于，这些帝国都太过庞大了，它们在管理起来就显得笨拙，显得非常缺乏灵活性，因而无法长久存在下去。
当获胜者给予被征服者一种表面上的独立性时，这种稍显宽容的国家组织形式就可以维持得长久一些。罗马帝国就见证了这种情形。但是，毫无疑问，人类的原始本能还照样存在，它在不断地对规模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组织起拆解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一个社会的政治架构就会趋于坍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封建制度在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条件和不同事件的促成作用，而最终形成。这些国家形成封建制度唯一的共同因素是，它们都存在一种抑制力量。这一抑制力量的作用是防止社会走向解体，但社会的解体最后还是自动发生了。如果说现代时期，大国可以稳固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的话，这是因为，古代帝国用于防止国家解体的抑制和约束力量，已经逐渐让位于产生于组合在一起的基本社会群体中心的一种一致性原则。古代帝国的抑制和约束力量是产生于外部和整个国家综合体之上的一种凝聚力量。而现代大国的一致性原则却产生于威胁国家统一的破坏性力量的中心地带。对于这种破坏性力量，必须有一种相反的抵抗力量与之抗衡。这里所说的一致性原则就是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这种一致性原则是唯一可以对破坏国家统一的趋向发挥中和、消解作用的力量，这一力量就是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古人也深知爱国主义的重要作用，他们都深爱自己的国家。古代一位诗人曾经说，为自己的祖国而死，是一件甜蜜的事情。但是，古人对城市国家的这种依恋之情远远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团体，古代城市国家忠诚于在战争中为它提供保佑和支持的战神。而爱国主义既指一种爱好和平的德行，又指一种好战伦理；它可能带有一些神秘主义色彩；它也可能没有考虑任何宗教方面的因素；它可以超越某一大国的疆域，并唤醒一个民族的崛起；它也可以吸引和凝聚最美好的心灵；它渐渐地、虔诚地从人类的记忆和期望中散发出来，从人的诗意和爱情中萌生出来，像刚刚从花蕊里采撷的蜜露，弥漫着天下一切道德魅力的淡淡芳香。
那么，刚刚摆脱自然束缚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很可能开始于分散和独立的家庭组织，但这些家庭组织只能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胚芽状态。就像博物学家不能仅仅通过研究植物的胚芽来研究物种的习性一样，哲学家也不能仅仅通过研究这些最初的家庭组织来研究社会生活的基本趋向。我们必须研究完整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团体应当具有自我防卫能力。不论这个社会团体规模多么小，它都应当能够被组织起来应对外来战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政府的自然组织形式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不是把下面的词语用于野蛮人的政府组织状态，从而亵渎了这些希腊词语的话，我们就应该说，这种政府的自然组织形式应当采用君主制或寡头制。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在初期阶段，这两种政府组织形式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必须有一位最高长官。所有的社区都应当有一位享有特权的人，这位享有特权的人从长官那里获得授权，充当社区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也授权长官作为整个集团或国家的管理者。或者，正如他通常所做的，他直接从某种超越性力量中获得授权。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中，一方面，存在着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绝对的服从。我们已经强调过多次，人类社会和膜翅类昆虫社会分别位于两大生物进化路线的终点上。上帝禁止两者合并到一起；人类是理性的、自由的。但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就像蜜蜂群体的组织形式一样，社会生活是人类组织形式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不会完全依赖我们的自由意志；因此，自然应当保证，一个或几个精英分子应当向其他成员发布命令，而所有其他成员都应当服从这些精英分子
在昆虫世界，群体功能的多样性与群体组织形式的差异性密切相关。昆虫的群体组织形式是“多态性”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二态性”的呢？当然，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二态性”不像昆虫世界那样，既表现在生理方面，也表现在心理方面；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二态性”只表现在心理方面。我们同意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二态性”这一说法。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这种“二态性”并没有把人类硬性区分为两大固定不变的类别：天生的领导者和天生的被领导者。尼采的错误就在于，他坚信人类应当这样被区分为两大类别，即“奴隶”和“主人”。事实上，这种“二态性”划分方法通常使我们每个人既成为一名具有控制和管理天才的领导者，又成为一名愿意服从指挥的被领导者。不过，第二种倾向，即愿意服从指挥，一般占主导地位，致使绝大多数人仅仅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种倾向。
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二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昆虫的群体组织形式相比较。因为所谓“二态性”就是指两种组织形式、两种不可分割的品质系统（在道德家的眼里，这些形式或系统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在选择某种品质系统时，不像染上某种习惯那样，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同自然的二态性发生时的情形一样。这也类似于生物胚胎在两性之间做出选择的瞬间情形，突然间冒出一支“万花筒”。在革命爆发的时刻，我们可以对人类组织形式的这种选择情形有清晰的认知和想象。一直到这一刻，一向卑微驯服的谦谦市民，这一天终于觉醒了。他们大胆地主张权利，要求成为人类的领导者。这只形态稳定的万花筒，突然转动了一个等级。这时我们再看一下万花筒内的五彩世界，与刚才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改变有时会产生良好效果：它可以产生伟大的活动家。他们自己也未曾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才能，但这也常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诚实、温和的人，其内心深处可能喷发出残暴的本性。这是一位政治上失意的领导者的通常表现。这里，我们可看到人类这种“政治性动物”的本质特征。
但我们还不至于说，残暴是蛰伏在我们中间的具有领导才能之人的一种本性。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自然必定为人类提供领导者的话，这个可以在片刻内毁灭一切个体生物，创造一个新的生物物种的自然，必定会驱使一些领导者变得残酷无情。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见证了这一切。那些肆无忌惮地残酷下令对人进行痛苦折磨，然后再令人难以置信地进行集体屠杀的暴君，还要把他们的血腥记录镌刻在石碑上，流传后世。人们也可能争论说，这都是发生在遥远古代的事情了。如果说血腥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基督教已经结束了一些暴行，或者至少做到不再把残忍施暴这类事情作为炫耀的资本，那么，对于玩弄政治来说，谋杀虽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手段，但通常是最基本的手段。毫无疑问，这类恶行只能归罪于自然和人类。因为自然既没有对实施这类恶行的人采取关押手段，也没有对他们采取流放手段，她只知道对他们判处死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段往事。
我们曾经碰巧遇到一些来自遥远异邦的杰出人士。他们的穿着和打扮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同样也说法语；他们十分善良友好地往来于我们中间。但是，不久以后，我们从一份报纸上获悉，这些人刚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刚一回到各自所依附的敌对党派中，他们中的一位便动用全部的司法手段，把另一位绞杀了。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除掉自己可怕的竞争对手。报纸上这则新闻的旁边还附上了这位对手被处死的绞刑架的画面。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所谓成功的政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着半赤裸地角逐和争斗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本来都是受过文明教化的人，但是人类原初的政治本能已经把这些文明教化给吹得烟消云散了。因而，裸露出来的只是位于最底层的自然本性了。自认为能够依法量刑的人，在惩处罪犯时，甚至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杀害无辜者。同样，在蜜蜂群体中，当工蜂认为雄蜂对于群体的存在已经失去作用时，它们就会把它残忍地杀死。
现在我们先搁置一下领导者的残酷本性这一问题，讨论一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自的心态。在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但还没有对“原有的自然社会”进行重大改变的社会，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更加明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心态表现得也更明确。统治阶层往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招募和选拔。如果存在国王的话，他的招募和选拔也是如此。但无一例外的是，统治阶级总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优越种族。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我们对于社会性的人的“二态性”不了解，更令我们感到吃惊的可能是，人们自己可能就认可统治阶层的这种内在的优越感。毫无疑问，统治阶层的寡头们也在有意促成这样一种心态。如果这一心态来源于战争，他就会坚信自己具有军事才能，并迫使其他人也相信他是天生的军事家，而且他的军事才能是世代相传的。实际上，他之所以能保持优势力量和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强行施加给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同时也是由于他采取措施阻止了较低阶层组织起来反抗他。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会让被统治阶级知道，统治他们的人实际上是和他们完全一样的。但是人的服从本能却与这认识背道而驰。只有当上层阶级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这种本能削弱时，它才会真正开始动摇。有时候是由于上层阶级明显的无能，而不知不觉地导致了人们服从本能的动摇，甚至是由于统治阶级遭到人们的痛骂而丧失信任造成的。
有时候，这种服从本能的动摇是被故意促成的。统治阶层的一些成员有时出于个人野心，或出于正义感，起来反抗。他们会屈身接近下层阶级，消除由于彼此的隔阂而造成的错觉和误解。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贵族阶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联合起来，废除了上层阶级天生就享有特权的观念。一般而言，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人们反对不平等的积极性反而起源于上层阶级，起源于富裕阶层，而不是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起源于下层阶级。因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抗不平等的积极性看成是由阶级利益的冲突引起的。因此，在旨在反对富有阶级特权的1830年和1848年革命中（尤其是1848年革命），起主要领导作用的是中上层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后来，也是受教育者阶层为全体公民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事实上，如果一位贵族自发地、虔诚地笃信其天生具有优越性，他所激发出的这种高贵感绝不亚于自发和虔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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