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致即将产生的神秘主义各种尝试性努力中，异端神性主义的某些方面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我们自己不要被神秘主义这一术语引入歧途。实际上，大多数神秘主义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些神秘主义都与既有的宗教有关。既有宗教认为，神秘主义与宗教共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些神秘主义美化和颂扬相同的上帝，或美化和颂扬起源于同一神话创造功能的上帝。它们只是强化了新入教的信徒们的宗教精神。它们给这些新入教的信徒们增加某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人们在一个大的社会群体中形成小的团体或组织时产生的。同时，它们还借助于入教仪式的神秘力量来把某个团体的成员确立为享有最高特权的神秘超人。这些封闭团体的成员们感到，只是因为这些神秘表演比其他公共表演仪式发挥的作用更大，自己仿佛更加接近他们所呼唤的上帝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是存在的。这些新入教的信徒分享了上帝的一些神性。因此，他们可以期望在来生得到比信奉一般的民族宗教更多、更好的报答。
但是，这一切或许都不过是从异域引入的一些既有观念。我们知道，古代埃及人是多么的专注于人死后的命运啊。我们一定还记得，希罗多德所提供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定，依洛西斯神秘主义中的德默忒耳和俄耳甫斯主义中的迪奥尼索斯，都是伊西斯和欧西里斯的转型。因此，神秘仪式，或者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神性仪式的情况，并没有揭示出与一般公共崇拜仪式的明显不同之处。那么，一开始看的时候，一种宗教与另一种宗教之间的神秘主义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这一个方面。这也许是多数新入教的信徒唯一最感兴趣的方面。我们必须问一下自己，至少某些这样的神秘主义是否不具有某种声称其灵魂可以复活的伟大人格的印记。我们还应当注意，大多数作者对于宗教热情情形的重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认为心灵可以被它所乞求的上帝真正占据。实际上，这些灵魂当中最明显具有活力的，那些最终把依洛西斯吸引到它们轨道上的，是迪奥尼索斯和它的继承者俄耳甫斯的灵魂。
作为一个来自色雷斯的外来神灵，迪奥尼索斯以它的暴力形象与奥林匹亚山上众神的安宁形成鲜明对比。他原来并不是酒神，但是由于人们对他所创造的灵魂的痴迷和陶醉无异于对酒的痴迷和陶醉，因而他很容易就变成了酒神。我们知道，当威廉·詹姆斯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把人吸入过氧化氮以后的情形描述为神秘，或至少把这种情形作为神秘看待时，人们是如何对待他的。人们把这看做一种对神秘主义的亵渎。如果哲学家已经从人的“内在启示”中得出一种与过氧化物引起的反应相对应的心理状态的话，人们把这视为对神秘主义的亵渎也许是正确的。正如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所说的，这将是所产生的结果的充分有效的原因。但是，在威廉·詹姆斯的眼里，这种痴迷和陶醉只是被认定为一种情形，而不是原因。这一心理倾向，或者还伴随其他心理倾向，已经存在，它只是在等待某一信号，从而把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具体行为中。它也可能是由其自身精神层面的努力而引发的，它也可能是由对某种阻止力量的抗拒或者由对某种障碍的排除而从物质层面被引发的——这一后果就类似于由毒品引发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后果。心理学家往往更喜欢利用后者所产生的作用。这样，他就能随时获得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也许当其结果被比做迪奥尼索斯狂热时，与酒相关的意义对这一心理倾向来说，就没有什么重要作用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想要弄清的是，在我们的回顾和追忆中，一旦神秘主义登上舞台，这种狂热是否可以被视为预示着某种神秘状态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古代希腊哲学的演化过程。
这一演化过程是纯理性的，它把人的思维提升到抽象和概括的最高水平。它对人脑的辩证思维功能增加了如此强烈的动力和灵活性，以至于今天我们还要到希腊人的学校来接受这种思维培训。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点是在这一伟大成就的根源中，蕴藏着一种不属于哲学性质的冲动和震荡。第二点是，被这一哲学运动推向顶峰的信条，当然也是把古希腊思想推向顶峰的信条，宣称超越了纯粹理性的层面。毫无疑问，迪奥尼索斯狂热继续发展，就变成了俄耳甫斯主义。俄耳甫斯主义再继续发展，就变成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实际上，后来的柏拉图主义的灵感就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主义或者俄耳甫斯主义。我们知道，柏拉图神话曾经被裹胁在一种什么样的神秘主义氛围之中。我们同样知道，柏拉图的理念论本身是如何通过一种隐含不露的亲密感，倾向于毕达哥拉斯数论的。的确，在亚里士多德及紧随其后的继承者们那里，这种影响的存在并不明显。但是使希腊哲学发展到顶峰的普罗提诺哲学，无疑是属于神秘主义的。普罗提诺哲学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如果说这一哲学也经受了亚历山大统治地区的东方思想的影响的话，这是在普罗提诺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他认为，自己为了实现用这一哲学抵御各种外来信仰的总体目标，只是集所有希腊哲学之大成。
因此，总的来说，在经历了最初俄耳甫斯主义的潜移默化影响后，辩证法最终成了神秘主义的变形。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是一种特殊的理性力量导致了这种理性发展，并把这种发展推向了超越理性的顶点。同样，我们唯一可以看得到的缓慢、稳固的积淀现象，是一种无形的震撼力量造成的结果。这一震撼力量，在某些时刻造成地壳隆起，从而按照某一特定方向开启了积淀活动。但是，也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存在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们可以假定，希腊思想的发展只是理性作用的结果。我们还可以假定，与理性作用同时存在，并且独立于理性作用之外的，是在某些具有预先倾向的心灵中，会产生一种猛然出击的努力。这一猛然出击，将超越理智的限制，去探索和发现某种远见、某种联系、某种超越现实的启示。这一努力也许永远无法实现其目标。但是，每一次，就在这一努力即将耗尽时，它把自己依然保留下来的本质传递给辩证法，而不是完全消失殆尽。因此，在付出同样的能量和努力时，一种新的尝试必定会到达更远的目标。理智在哲学发展到更高的程度时，又一次被赶超。哲学在这期间，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并在更大的程度上显示出神秘主义特征。
实际上，我们的确看到了第一次思潮。在这次思潮中，纯粹的迪奥尼索斯主义融入了具有更高度理性特征的俄耳甫斯主义；我们可以把第二次思潮称为俄耳甫斯主义。俄耳甫斯主义又被引向毕达哥拉斯主义。也就是说，它被引向了另一种哲学。同样，毕达哥拉斯主义又把其精神实质传递给了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在接受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精神实质后，最终自然地发展为亚历山大神秘主义。两次思潮中，一次为理性化思潮，另一次为超理性化思潮。但是，不论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想象这两次思潮之间的关系，只有把我们人类放在这两次思潮的终点时，我们才可以称后者为超理性的或神秘主义的，并把产生于神秘事物之中的某种冲动视为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