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补充说过，还有一些情况是，他们的无知是与回避付出努力同时存在的。这些情况被莱维·布律尔先生归结到“忘恩负义的病患者”这一标题下。曾经接受过欧洲医生医治的原始人类对这些医生们不存任何感激之情。不，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他们甚至还要向医生们索要报酬，好像他们成了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人员了。但是，对于这些原始部落群体的人们来说，他们不懂得医学科学的概念，他们不知道这是一门与艺术相结合的科学。而且，他们只看到，医生远远不是始终给患者看病。因而，他们最终认为，他们付出了时间和麻烦，他们怎能不认为医生暗中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某种利益呢？为什么这些原始人类不很自然地采取他们思维中首先产生的解释，来代替他们摆脱无知的各种努力呢？他们是可以从自己思维中首先产生的解释受益的啊！
我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了《原始思维》这本书的作者。这将引发我对一些往事的追忆。虽然不会比我们之间的友谊还久远，但这的确是一段很久的往事了。当时我还只是个小男孩，得了牙痛病。家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不停地带我去看牙医。牙医对那颗讨厌的牙齿毫不留情，直接把它拔了下来。私下说，那实际上一点也不疼，因为那颗疼痛的牙齿会主动掉下来。但是，我刚刚在牙医的椅子上坐下，就因为他们要拔掉我的牙齿这一原则问题，冲着他们高声叫喊起来。我的家人最后想办法让我安静了下来。医生故意做出一些响声，把一枚50生丁的硬币投到将用来清洗我牙齿的杯子里（在那么遥远的年代里，还没有听说过无菌消毒术）。这枚硬币在当时可以买到10根大麦糖。我当时已经有六七岁了，我的智力也不比多数同龄的孩子差。我当然能够猜想到这是医生和我的家人联合设计的小圈套，来哄骗我安静下来的。但我知道他们共同想出这一法子也是特意为我好。但是，我要想不改变自己对于把我的牙齿给弄没的牙医的态度和看法，那可能需要费点事。我本来就比较懒惰，所以我不可能费那事去想这个问题。我就这么一直不去想它。我对牙医必然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一看法，在我脑子里，像一团怒火，自发地凸显并燃烧起来。我似乎清晰地感到，牙医这个人天生爱把别人的牙齿给拔下来。为了把我的牙齿给搞掉，他甚至宁愿付出这50生丁。
关于这段追忆，我们就说到这里。现在对我们所表达的观点进行一下总结。在我们正在研究和讨论的信仰的根源处，我们发现自然对于来源于理智阻力的一种抵御性反应。这一抵御性反应在理智本身激发起一种想象和观念，这些想象和观念抑制了令人压抑的表现，或者阻止了这种令人压抑的表现的具体化。那些未必具有完整个性品格特征的实质于是呈现出来。这些实质若能具有明确的意图，或者说如果它们与一定的意图相符合，这就足够了。那么，信仰就意味着一种基本的信任。它的根源不在于恐惧，而是在于对恐惧的防御。另外，这种信仰未必始于把一个人作为具体目标，它也可以满足于拟人观，即赋予事物以人的特性。这两点是我们在思考人对于未来的自然态度时，突然想到的。人之所以思考未来的问题，是因为他具有理智。而且，如果他仅仅局限于理智单独呈现出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对未来充满恐惧感。因为他发现未来中存在诸多未知因素。
而且，当我们所思考和讨论的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现在正面临的问题时，当人类被远远大于或超过自己本身力量的自然力玩弄于股掌之中时，我们同样会注意到上述两点。这些自然力表现为地震、洪灾和龙卷风等。一种古老的理论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由类似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恐惧。人们常说，世界上最初的上帝来自于恐惧。科学在对上述说法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时，做得未免有些过分了。当人在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时，他的情绪体验对宗教的产生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我们再次强调，宗教绝不是一种恐惧，而是对恐惧的一种防御性反应。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种对于上帝的信仰。我们未尝不可对这一说法进行一下双重检验。这不仅能够确认我们前面进行的各种分析，同时可以使我们对那些实质内容产生更加明确的观念。我们在前文中说过，那些实质内容包含一种人格因素。当然，它们未必是指具体的人。从这些观念中，可能产生各种神话上帝。当然，这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但是，这些实质内容在经过一定的消耗和贫瘠化过程后，很容易形成一种非人格化力量。据说，原始人看到，在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潜伏着这一非人格化力量。
现在，我们按照通常的做法来思考这一问题。假使我们把自己意识中后天得来的东西全部清除掉，使它恢复到原初的简单水平。这时，我们再问一下自己的意识，它如何对来自于自然的侵害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的观察和研究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许多重大事件往往在突然间产生。而且，我们能够对自我进行全面彻底观察的机会实际上也少之又少。但是，如果这些研究由心理学大师通过对自己的观察而完成，那么，他对过去经历事物的某些印象也许会变得更加明了，他也许能感到这些印象还能呈现出更加清晰可辨的形态。但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对这些过往经历的印象，只能保持一些模糊的追忆。而且，对我们来说，这些印象当时会变得十分肤浅和朦胧不清。在1906年4月，加利福尼亚发生严重地震灭害期间，威廉·詹姆斯正好在加州。那次地震给加州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下面是他关于这一经历的记载：
“去年12月，当我离开哈佛大学前往斯坦福大学时，我接受了我在加州的朋友B的道别，这几乎是我在加州接受的最后的道别，B说：‘我想你到那儿后，会体验一下地震的感觉，以便你能对这所位于加州的大学有所了解。’”
“后来，大约在4月18日早晨五点半左右，我当时正醒着躺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狭小的公寓房间里的床上。我猛然间感觉床开始来回摇摆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满怀欣喜地认识和体验了地震带来的自然震动状态。我自己心里想：‘天哪，B好几个月以前所说的地震，竟然真的在这里发生了！’后来，随着震动逐渐增强，我又对自己说：‘这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奇妙感觉啊！’”
“在48秒钟后，当我得知里克天文台已经宣布发生地震时，一切都结束了。尽管别人都说，他们感觉地震好像持续了远远不止48秒，但我却感觉地震也就持续了48秒钟。对于我来说，自己当时的感觉和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可能在地震发生时短暂的48秒钟内进行什么思考、反思，或做出什么选择、决定。”
“我当时的情绪完全由欣喜和羡慕组成。我感到欣喜的是，当诸如地震这种抽象概念或口头用语，转变成可感知的现实和可以具体验证的事实时，它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形象和逼真。我感到羡慕的是，尽管发生如此强烈的震动，那看起来脆弱狭小的木质房屋却能完好无损地立于原地。当时我也没有感到丝毫恐惧，我的心情就只有愉悦和
“我几乎要大声高喊：‘加油啊！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一从地震带来的惊喜中回过神来，就回忆起自己的意识在地震中所呈现出的各种独特表现方式。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本能，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
“首先，我用拟人的方式，把地震形象地比喻为一种永恒的单一实体。它实际上就是我的朋友B所预言的地震。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深藏不露，它有序地压抑和克制自我。它终于在4月份某一天的一大早，借助黎明的光亮，侵袭到我的房间里。而且，它表现出活力四射、得意洋洋的神态。它进而直接向我走来，从我的后背偷偷地溜到我的体内。它一旦进入我的房间，就把我给控制住了，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从来没有任何人类行为像它这样，把自己的意图和目的表现得如此昭然若揭；也从来没有任何人类行为像它这样，如此明确地指向一种有生命的行为者，作为它的力量来源。”
“在地震现场，我所咨询过的人，都一致同意自己体验到地震的共同特征。‘它表现出一种意图’，‘它极其的险恶’，‘它一心要搞破坏’，‘它要显示自己的能量’等等。它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对我而言，它只不过是要表现它的名字的全部内涵。但这个‘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显然，对某些人来说，它指的是一种模糊的魔力。对我而言，它指的却是一种个体存在物，也就是B所说的地震。”
“有一位提供消息的人士把它解释为世界的末日和最终审判的开始。这位提供消息的人士就是圣弗兰·西斯克大酒店的一位女士。直到她走到街道上，有人向她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以后，她才相信是发生了地震。这位女士告诉我说：对这一现象的视觉解释，使她脑子里没有产生任何恐惧感，并且使她对于地震能够泰然处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地壳内部的张力达到暴发点，地层之间力量平衡发生改变时，地震只不过是所发生的一切裂变、震荡和混乱的统一名称而已。这时，发生的这些现象就是地震。但是，对于我来说，地震是引发混乱的原因。因此，把它看做一种有生命的因素，这一点是我无法抗拒的。它具有压倒一切的戏剧性感染力和说服力。”
“现在，我比以前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对这种灾难的早期神学解释形式或版本是多么的不可避免啊！我同样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后来的科学为我们养成的某些习惯是多么的虚假做作，是多么的与我们本能感觉的火种背道而驰啊！对于原始的野蛮人来说，在他们心里，不把地震当做超自然的警告或报应，简直是不可能的。”[1]
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威廉·詹姆斯把地震说成是一种“个体存在物”。他指出，他以拟人化的方式把它比喻为“一个永恒的单个实体”。但是，他没有说，有一种要么像上帝、要么像魔鬼的完整人格来完成各种不同的行为。他也没有说，地震是这种完整人格的一种特定表现。相反，这里所提到的实体就是现象本身。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永恒存在的，它的外在表现体现了它的全部实质；它的独特功能就是地震；它也有一种灵魂，但这一灵魂只不过是其行为中普遍存在的意图。[2]如果作者告诉我们说，“人类行为也没有更加明确地指向某种有生命的行为者，作为其力量根源”，他的意思是，就像某一有生命的行为者所实施的行为似乎属于行为者本身、而我们所说的行为者则处于这些行为的背后一样，地震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目的和意图似乎也是属于地震本身的。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有生命的行为者就是地震本身、它不产生其他任何活动、它也没有其他特征、因而它的本质特征与它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等等，这一切都能在我们所做的整个阐述中得到证明和支持。这样一种实体的存在与它的外表是统一的，这一点与一种特定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同时，这样一种行为的意图也是这一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它只是它的预设和知觉意义。这样一种实体正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人格因素。
还有一点我们肯定会想到，圣弗兰·西斯克地震是一次可怕的灾难。但对于突然面临这样一种危险的威廉·詹姆斯而言，它看起来更像某种令人熟悉的恶作剧。“天哪！这就是我们几个月前提到的地震！”其他到现场的人，也有与这完全相同的印象。这地震是个“缺德玩意儿”，它有自己的思维，它专门制造破坏。这正是我们评价某个我们尚未与之完全断交的纨绔子弟的方式和语言啊。但是，真正造成混乱和瘫痪的恐惧，是人的思想上感受到的恐惧，即认为这些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即将在我们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把我们挤压成肉泥。对纯粹理智而言，物质世界也是同样的令人恐惧。只要使我们对危险有清醒认知的科学，还没有为我们提供各种逃避这类危险的手段，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最后几行所提到的地震的科学概念，就有可能对人们意味着最大的危险。为了与这一有关地震的科学概念抗衡，更广泛地说是，为了与地震带给人的更加确切的思维想象画面抗衡，在巨大的突发性危险来临的时候，人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防御性反应。我们所要应对的各种混乱，或许会把一种“厄运”融入到某一突发现象当中。当然，所有这些混乱都是机械方面的。这种突发现象与我们人类非常类似，但绝不是我们人类中的一员。他也不是一位局外人，我们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友谊关系。这对于消除恐惧感，甚至对于防止恐惧感的产生来说，就足够了。
一般来说，恐惧感像其他各种情感一样，有自己的作用。所有对恐惧感一无所知的动物，不会有什么逃离或抵抗的概念，它很快就会在生存的抗争中屈服。但这说明像恐惧这类情感是存在的。这样，恐惧感应该与相应的危险对等也就可以理解了。恐惧感阻止我们前进，它把我们搁置到一边，不予理会，它甚至迫使我们倒退。因此，恐惧感实际上就是一种抑制力量。当危险很严峻时，当恐惧感接近暴发并造成瘫痪时，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抵御性反应，来与这一恐惧情绪抗衡。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我们自身的情感能力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它还应该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受本能驱使，并使情况发生改变的理智，能够唤起一种鼓舞人心的形象。理智赋予这种突发现象一种凝聚力，赋予它一种个性。这种凝聚力和个性使它似乎成为了一位恶作剧的制造者，成为一个邪恶不拘的纨绔子弟。但它仍然是我们人类中的一员，它具有社会性特征，也具有人类的特征。
请读者搜寻一下自己对往事的记忆。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一定会对威廉·詹姆斯的分析和判断持肯定态度。不管怎样，我要冒昧地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两件事情进行一下追忆。第一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因为当时年龄还很小，我特别喜欢运动，尤其喜欢骑马。有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正骑在马上玩耍。突然，我在路上遭遇到一位最意想不到的幽灵，一位自行车手骑着一辆高大的自行车迎面走来。我的马因突然受惊而脱缰了。这类事情的确有发生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采取某些应急措施，或者我至少应当尽最大努力采取一些措施等。这类在马术学校学习时所学的知识，我可以说，我和所有的马术学校学生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除了那些抽象的知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发生其他意外情况的可能性。这一事件会真的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节点和空间位置发生，而且就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其他人身上，让我禁不住想到，这意味着这一事件对我本人的偏爱啊。
那么，是谁选择了我而不是别人呢？这肯定不是马所做出的选择，这也绝不是某一完整的存在物所做出的选择。不论这一存在物是什么，不论它是善良的天使还是邪恶的魔鬼，它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做出这种选择的是事件本身。它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个体存在物，它只不过是各种条件的结合，但它有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个非常初级的灵魂，它与各种条件显而易见地表现出的意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伴随着我纵横驰骋，像个淘气鬼似的观察我如何应对这些情况。我的一种想法将向它表明我会采取什么行为。如果说我根本没有感到恐惧的话，那正是因为，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这样一种想法上了。当然，或许还因为，我的这种奇怪的恶意相伴，也并没有预示着某种友好关系的到来。我经常想起这件小事，并对自己说，如果自然在赋予我们“恐惧”这一有益情感时，其用意在于当我们不得不向恐惧屈服的时候，它能使我们免受其害的话，那么，它可能再也无法想出一种比这更好的心理机制了。
我刚才引述的例子中，突发事件中“善良友好”的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现在我再讲述一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或许能够更加明确地表达出它的凝聚力、它的个性特征以及它如何在连续不断的现实中，清晰明了地为自己开拓出相应的位置。1871年，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在普法战争的次日，我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想到在随后的12年到15年之间，会有另一场战争降临。后来，这样一场战争立马显得既有暴发的可能性，也有不暴发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复杂和矛盾的想法，这一想法一直持续到那最致命的一天的到来。实际上，它并没有在我们心中产生什么深刻印象，我们只是口头上说这场战争会降临。这样一种抽象特征一直持续到冲突明显地必然要发生的可怕时刻，一直持续到我们还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的最后一刻。
但是，当1914年8月4日，我打开晨报，从上面的大标题中读到“德国向法国宣战”时，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无形幽灵的来临。所有过去的岁月，都是迎接它来临的准备和预言，这就和影子要出现在产生它的躯体前面是一个道理。这更像是某种传奇动物，从描述它的故事的书本中，溜了出来。它悄悄地占据了整个房间。当然，我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具体人物，它能产生某种人格化效果就足够了。它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它突然像一位家人，在某个座位上就座。它在这一时刻、这一地点的介入，与我的生活经历似乎有某种说不清的联系。
过去萦绕我43年的、难以言表的一切不祥之兆慢慢拉开了帷幕。房间里陈设着各种家具，桌面上摆着纸张，我自己则若有所思地站在桌子的前面，战争的情景弥漫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和缝隙。尽管我感到惊恐万分，尽管我意识到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即使是一场能够打赢的战争，也毫不例外地是一场灾难，但是我的确体验到威廉·詹姆斯所表达的那种羡慕之情。那种对于战争的印象，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利过渡，真是太令人羡慕了。谁能想象如此可怕的事件，可以如此安然地来到现实之中。这种轻而易举的印象是与之有关的所有印象和感觉中最突出的。反思一下这一切，人们就会意识到，如果自然想要抗拒对恐惧的防御性反应，并且防止造成无数严重后果的、灾难的过度理智性表现引发意志的瘫痪，它就会在我们和事件之间建立这种简化为基本人格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将使我们获得轻松愉快，将减轻我们的疲劳，并引导我们非常容易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我们的远古祖先们的某些情感遗迹的话，我们就必须搜寻这些瞬间即逝的印象。这些印象很快就会在我们的反思和追忆中被清除掉。如果我们头脑中不是充斥着某种预设观念的话，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这里所说的预设观念就是，人类的道德和理智所得是通过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给我们的。人类的这些道德和理智所得嵌入在有机体个体的实质内涵中。那样的话，我们天生就应当与我们的祖先完全不同。但是，遗传本身并不具有这样一种美德。它无法从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染上的习惯中，产生自然趋向。如果它对习惯有什么约束的话，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约束，是一种偶然和例外；又或许它对习惯什么约束也没有。那么，今天的自然所呈现出的面貌，还仍然是它始终保持的样子。的确，事物的演进似乎会发生许多改变。因为，社会所获得的一切把它给覆盖了。同时还因为，社会通过人自出生开始就从未间断的教育，对人类个体进行塑造。